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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佛教来华刍议(释法成)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01日
来源:   作者:释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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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佛教来华刍议(释法成)

   佛教来华刍议

  释法成

  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人中国的呢?千百年来,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但在历史上较为广泛采用的一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人说。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今天,时人则又突然祭起“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人说”的大旗,而否决“东汉明帝水平十年传人”说。一时间,华夏大地,纪念佛教传人中国二千年的活动,此起彼伏,热烈异常。对此,学习教史的笔者,欲借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正法研究》创刊之际,就佛教来华问题,略述浅见,籍此以同教内外感兴趣者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人说”的情况。

  此说出自《佛祖统纪》,《历代三宝记》也有记载。“永平七年(公元64年),帝夜梦真人,飞行殿庭。旦问群臣。太史傅毅对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是乎?”于是,明帝刘庄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永平十年,愔等人于大月氏国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为其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此为中土有寺院之始,亦为中土沙门的肇始。其实,这不过是得到“官方”承认的一种说法而已。在这以前,随着中国与西域各国(包括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商),佛教就在民间开始传播了。可以说,早在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之前,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早已有了群众基础。这在“楚王英奉佛”一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

  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英系东汉明帝刘庄的异母兄弟。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为楚王,建武二十八年赴楚就任。英年少时,即好游侠,交通宾客;晚年更喜黄老,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当时,因好宾客而被人诬告谋反的楚王英,遣使献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赎愆罪”。帝即诏告:“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1],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2]。”从这段诏书中,可以看出:

  一、门下云集了不少伊蒲塞,桑门的楚王英,笃信“浮屠”之教,“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的汉明帝刘庄,起码对“浮屠”教是有好感的;说不定受其异母兄弟或他人影响,也是一个尚“浮屠”者。

  二、朝廷承认佛教流传的合法性。

  三、诏书本身否定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为佛教来华之始的说法;因为永平八年就已知道“浮屠”之教了。

  四、从“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中看出,楚王英是将“浮屠”教,当成一种“斋戒祭祀”——近似于“黄老方术”来信奉的。这说明佛教传华初期,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混淆流传,而无甚差别。同时,诏书中所使用的佛教名词“伊蒲塞”、“桑门”等,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有了翻译。

  五、从“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来看,说明佛教在当时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据此,笔者认为,佛教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以前传人中国的。而且,最初传人时,并不像许多教内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最上层——宫廷传播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人说”情形。

  《魏略·西戎传》载:“昔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这里的“复立”二字,在《世说。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等书中,均作“复豆”[3]。从这段文字中,虽看不出伊存向景卢所授经典的具体内容,但有几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一、大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经》的当是佛经。

  二、“浮屠”、“复立”等词是音译。

  三、是代表大月氏的使者口授译传,系官方交流。正因为是官方交流,所以才引起重视,载于正史。据史料记载,大月氏此刻正是国力日强,佛教盛传之际。使节传教,当是于情于理皆相符合。这是因为:一来与大月氏在汉哀帝执政时,其族早已归依佛教,其国已成为印度佛化东被枢纽的情况相符。《汉书·西戎传》、《哀帝本纪》载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匈奴单于,乌孙大昆弥来朝的事情,而且当时葱岭以西诸国都有使者东来。故此,景卢于汉哀帝元寿元年接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一事,当是可信的。纵然如此,汉哀帝元寿元年,也不是佛教来华的初始年代。

  《佛祖统纪》卷三十五载:“鸿嘉二年(西汉成帝年号,公元前19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历代三宝记》亦载:“余览典籍,往往见有佛经。”这说明佛教至少应在公元前19年传人中土了。而不是公元前2年的“汉哀帝元寿元年。”

  那么,佛教来华较为可信的时间该是什么年代呢?

  《佛祖统纪》卷三十四载:“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带佛经来化。”此说原出于后入托“朱自行”名而作的《朱自行录》,被称为“伪录”。故此说一向被人否定。然而,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不得不对它重新考虑。其理由是:

  一、后人托名写录,所记历史未必即伪。

  二、古印阿育王(前272——前230年在位)派出许多高僧大德到国外弘传佛教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50——前240年。这与始皇在位(前246——前210年)“室利防等来化”之年(前243年)相契。由于阿育王的极力倡导,佛教一跃而成为跨国界的世界性大宗教。在这里,姑且将其称为佛教的第一次飞跃(就影响范围来讲,鼎盛时的唐代佛教,向周边诸国的传播,是佛教成为世界性大宗教的第二次飞跃)。在这次飞跃中,中亚、乃至西亚地中海等国,逐渐成为佛化国家。到我国的汉武帝刘彻执政时(前141——前87年),佛教已在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于阗、龟兹等中西亚国家广为盛行了。印度佛教虽系中国佛教策源地,但最初的传播途径却是间接的,即经大月氏等中介媒国东传中国。这点已为史界、学界所普遍接受。

  三、有人说,张骞通西域以前,西域交通阻塞,不可能有西域人来华传教。我们不妨从“张骞使西域”这件事情来分析一下。

  建元二年(前138年),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夹击经常侵犯汉疆的匈奴。但该国因满足于新迁之地的富乐生活,且与汉相距遥远,而无意联汉击匈,以报旧仇e。鉴于这种情况,张骞的第一次出使,未获预期目的。这是有史可查的汉人首次通西域,即中国与西域各国交往的肇始。敛而,史界认为:在此之前,西域不通。这个结论对不对呢?笔者还是认为,中国与西域交往的时间应该还要早一些。也许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也许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国的确还没有人像他那样,以朝廷名义堂堂正正地“远征”过。但据记载,早在阿育王祖父时(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古印度就有了中国的丝织品。《汉书》则载有张骞于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等地就看到从印度贩去的蜀布,邛竹等中国产品。数年前,更有《光明日报》发布的一则消息:“埃及三千年前,已有中国丝绸”。这是奥地利的一位研究人员从一具古埃及木乃伊的头发中发现的。据考证,该木乃伊与丝绸属公元前十到十一世纪。这说明远在地中海的埃及,很早就与丝绸产地I中国有了某种程度的贸易联系;并经专家们进一步考证,是经波斯到达地中海地区的。后来《人民日报》也类似地转载了这一消息。若张骞出使西域前,西域走不通,中国无法与中、西亚各国交往,那上述事实又怎样解释呢?这与汉明帝时佛教传人说一样,张骞出使西域,不过“官方”属性罢了。其实,在这以前,中国与西域各国已有了民间性的交通往来。商人为了赚钱,可以冒险西行。同样道理,佛教先驱,虽在西域交通未畅时,为了弘扬佛法,应当也可往来。因为这完全符合佛教徒的为法忘身精神。

  四、依《善见律昆婆沙》所载,阿育王曾派摩诃勒弃多来华传教;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阿育王时有大德善见到“支那”弘教的记载。这些记载,人名虽有出入,所记史事则一,是很有价值的。

  五、本世纪六十年代,在江苏连云港发现了孔望山石窟。据专家考证,系创凿于公元前二至一世纪间。根据现有史料,只有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传人说,对它从情理上才说的通。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汉武帝时的张骞,肯定不是交通西域的第一人。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应该比这早许多。极有可能追溯到始皇执政时期;而且最初的交往,应是间接性的边民之间的往来。西域人在与汉民交往中,他们一方面做物质生意;另一方面,肯定要做精神“生意”——传播佛教。因为只有这样,上述孔望山石窟等现象,才可以得到解释。而且派人四处传教的阿育王与秦始皇在位的时间基本相符,所以佛教在这个时期传人中国是可以成立的。传播的方式,是伴随着民间性的“贸易”往来进行的,并逐渐由边地向内地渐进。

  (作者释法成:1963年生,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佛教史硕士,深圳市佛协副秘书长,本所特约研究员。)

  注释

  [1]此中“仁祠”之“祠”,《后汉书·后汉纪》作“祠”;《资治通鉴》则作“慈”。

  [2]这里“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

  [3]“复豆”,是“浮屠”的音译,即今日所译的“印度’’。

  [4]据《史记·大婉传》记载,大月氏初居敦煌,祁连山,后被匈奴所败而西迁。

  [5]见于《光明日报》1993年3月21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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