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密宗有传人

　　中国密宗有传人

　　魏峡/文

　　密宗即密宗教，是佛教教系中由大乘教一部分派别和婆罗门教相结合而成的一个重要教派，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特征，主张摄宇宙万有而俱众生心中，三密相印即可成佛。密宗教于唐开元（714～755）年间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印度法师来华传播。由于密宗教礼仪复杂，只传两代即告衰微。后世许多有识之士，试图复兴中国密宗教，皆力不从心，贡献卓著者，当推民国年间的大勇法师。

　　乱世出家

　　大勇法师俗名李锦章，1892年生于四川巴县（今属重庆市的巴南区）。李锦章自幼好学对道家诸作，多有涉猎，精通扶乩、催眠、勃关等道家法术。清朝末年，四川保路风潮骤起。在新思潮的冲击下，青年李锦章的思想起了较大变化，开始走出悟道求仙的小天地，立志救国救民。他通过亲友关系，进入新成立的军政府，当了一名陆军执法官，还被聘为《国民公报》主笔。辛亥革命的失败，封建帝制复辟，军阀战争叠起，使李锦章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在那个政治的闷葫芦中犹豫起来。彷徨和苦闷之后，他们中间有的主张教育救国，有的主张实业救国，而更多的是冲出夔门，飘洋过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锦章与众不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认为天下不宁，人民涂碳，是由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行为不轨；要改变世人争斗、兵连祸结的社会现实，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普正佛法，使人“正性自悟”，变“五浊诸恶世界”为“普渡众生的极乐世界”；而要救世，必先救济佛道，昌明佛法。于是，他弃军出家，毅然东下，于民国八（1919）年五月潜赴宁波归原寺，求大虚法师剃度，于金山受戒,得法号“大勇”。

　　大勇所从太虚法师，乃中国佛教界知名高僧。太虚法师时任《佛学月报》主编，深谙佛学理论，著有《楞严经摄论》、《佛乘导言》等多种佛学著作。大勇从太虚勤研佛家经典，严持佛门教律，不到三年时间，即修完经、律、论“三藏”及戒、定、慧“三学”等基本课目，精通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基本理论，并开始讲经传法，从理论上阐释教义。大勇对佛学的造诣，很快受到佛学界尊崇，连五台山广茅佛学讲习所也要聘他去讲授《遗教经》。

　　致力密宗

　　大勇研习教典，常为中国自唐以降，密宗教几乎全部失传而感到惋惜。他对密宗教传入中国而后失传的历史和当代密宗教道场作了认真研究，决心使密宗教在中国再度昌盛起来。

　　他了解到密宗教在唐代传入日本的历史及日本当代密宗教的发展情况，把研习日本密宗教作为复兴中国密宗教的第一步。他的研究计划，得到了众多僧侣和居士的支持。在佛门僧侣及众多居士的赞助下，大勇于民国十一年东渡日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密、察两部**，得传法灌顶之法，获阿诸黎位。

　　民国十三（1924）年一月，大勇法师从日本归国。他首先到上海传授一印明及十八道，拉开了传授密宗的帷幕。接着，大勇法师离沪赴汉，任武昌佛学院监院，讲授密宗，就学者多达230余人，培养了第一

　　批中国密宗教僧侣。大勇法师传授密宗，在佛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有识之士皆谓中国密宗自此可以复兴。

　　但是，大勇法现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复兴中国密宗，必须深研博采，仅得日本密宗，还不能达到复兴中国密宗之目的。他指出：早在公元八世纪，天竺僧人即进藏传显、密两宗佛教，从前弘期到后弘期，历千百年不衰，其密宗佛教胜过日本十倍。因此，他立下宏愿，要将日本密宗与西藏密宗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密宗教。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大勇法师又把进藏学法提上了佛道日程。他很明白，欲学西藏密宗，必须先过语言关，不会藏语，一切都是空谈。适时，北京居士陈圆白、胡子易等在北京筹办佛教藏文学院，招生二班，共30人，聘康定充宝边琳先生任教，讲授藏文。大勇法师得知此事，喜出望外，立即离汉北上，前往北京，加入佛教藏文学院，随班上课，学习藏文。佛教藏文学院原定一年半结业，后因担心军阀战起，时局动荡，受到影响，故提前结束。大勇法师借此良机，提议将藏文学院改为“留藏学法团”，组织藏文学院学生进藏学法，复兴中国密宗教。

　　大勇法师的提议，得到藏文学院学生和佛教界同仁的支持，一致推举大勇法师为留藏学法团团长，全权主持留藏学法各项事宜。大勇法师迅速制订出留藏学法计划和《规约》，初定留藏时间10年以上，其基本宗旨是：依投喇嘛，访寻知识，参学丛林，退住茅蓬。按照《规约》，他从藏文学院学生中挑选了20多名作骨干，并向社会广泛募集，筹措进藏路费、食宿和着装费用，很快准备就绪。民国十四（1925）年四月十三日，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从北京启程，沿京汉铁路南下，抵达汉口，再由汉口乘船，溯江西上，在重庆稍事停留，然后直奔佛教圣地峨眉山。按照大勇法师的计划，留藏学法团在峨眉山度夏，打点行装，秋天到康定，再修藏语，拟于次年四月从康定出发，挺进西藏。

　　大勇法师从日本学成密宗归国，先忙于讲经传法，后又加紧筹备进藏学法，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密宗理论。抵达峨眉金顶之后，在一个多月的平静日子里，潜心研究密宗理论。后应省城成都佛学界同仁连函敦请，将密宗理论研究告一段落，莅蓉讲经传法，同时筹集进藏经费。大勇法师于九月二十六日率留藏学法团从金顶下山，九月二十八日抵嘉州（今乐山市），将留藏学法团大部分人员安置在乌尤寺内学习藏文藏语，自带6名弟子于十月初四抵达成都，驻锡大慈寺。

　　大勇法师到达成都之时，正值军阀场森发动的“统一四川”之战结束不久。经受了战乱之苦的民众百姓，得悉大勇法师到来，犹如在大劫大难之时遇到了救世主，不仅佛教界盛情欢迎，敦请大勇法师设坛传法，许多业余信佛者也多次联名发起，请求大勇法师讲经说法；连刚刚进入成都的军阀要员，或亲自出面，或动用宣传机器，为大勇法师传教推波助澜。

　　大勇法师在成都逗留月余，一边讲经传法，一边为留藏学法作进一步准备，几乎没有停息过。大勇法师先后在大慈寺、文殊院、宝光寺设坛传法，皈依授戒10多次，受戒者每次一二十人，多则50余人，总计一二百人。大勇法师在成都讲经传法期间，为四川佛学会的成立奔走操劳，并登门为军政要员邓锡侯等授戒，争取刘湘等军政要员对佛教的支持。军阀政府不仅很快照准成立四川佛学会的呈文，而且有不少军政要员担任了该会的名誉会长。刘湘则表示：“对于佛学会之进行，及援助勇师等学法事务，无论公私方面，只要有一份力量，必有一番贡献。”对于大勇法师所做出的努力，正如四川佛学会主席黄肃方所说：“年来学佛人，以川省一隅而论，已颇不少，自大勇法师来川说法后，皈信佛理者较前愈众，成是有佛学会之组合”。

　　民国十四年（1925）十一月六日，大勇法师启程离蓉，回到嘉州乌尤寺，与留藏学法团的多数弟子们会合。他检查了弟子们学习藏文藏语的成绩，刻日启程，由嘉定出发到雅安。途中要经过好几处土匪横行的区域，自洪雅以西，就没有官兵敢做保障。大勇法师一方面请当地政府保护，一方面电请雅安孙总司令设法，利用土匪受招安的企望，以土匪作保商，才把留藏学法团三十几个人安安稳稳地护送到了雅安。在雅安休息了六七天，继续前进，抵打箭炉。这时西藏方面怀疑学法团有政治目的，多方阻挠，不允入藏。原来藏人将大勇法师误为国家特派大员，西藏政府发来一纸公文挡驾，并通知甘孜的商人，不准带汉人进藏。学法团只好在西康打箭炉（后改为康定县）停留下来，学习藏语，依大格西洁尊者修学藏文经典，为入藏学法再作准备。大勇在此段时间内，并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译为汉文。他于修学之暇，复为当地汉民演说中土佛教，使渐知敬信。

　　一九二六年春，大勇法师、朗禅法师和法尊法师同上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先学藏文文法《三十颂》、《转相论》、《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字书》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苾刍学处》、《菩萨戒品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佛教正式典籍，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四五月间，大勇法师移住甘孜对河的札迦寺。

　　一九二七年春季，大勇将留藏学法团一部分团员留在打箭炉，自率一部分团员启程，拟赴拉萨。大勇一行行至藏边甘孜，复为守军所阻，不得已在甘孜停留下来。甘孜有一位札迦大喇嘛，道隆德劭，为全藏人所崇仰。大勇领着学法团，依止札迦大喇嘛，穷研密宗，精进不懈，大勇并得札迦传以阿阇梨法位。是年冬，经雅安越大相岭到康定，住安却寺，特请一位邱先生教藏文。

　　大勇率学法团入藏，初期经费全由华北的护法居士支持。后因政局丕变，学法团的经费来源就中断了。在甘孜期间，以经费困难，团员间生活极为艰苦。且康藏苦寒，团员中有以气候不能适应，或水土不服而罹病及丧命者，已占十之二、三。到一九二九年间，健存者已不及二十人。大勇亦以生活艰苦、积劳致疾，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在甘孜札迦寺示寂，世寿仅三十七岁，僧腊十年。噩耗传到宁波归原寺，太虚法师闻讯，悲惋交集，专程赶往四川，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将留藏学法改为邀请藏区喇嘛到内地传授密宗。

　　学法团团员之中，法舫随团到甘孜，见入藏机缘未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返回武昌佛学院；随行的能海法师，一九二八年即离开甘孜，独身入藏，一九二九年到拉萨，礼康萨仁波切为师，留藏七年，于一九三五年回内地弘化。法尊于一九三一年进入西藏，学法于拉萨哲蚌寺，三年后取道印度回国，主持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十余年间，培育大批的汉藏佛教僧才。留藏学法团其他团员，密悟、恒演于一九三五年入藏深造，大刚留在西康未返。其余未入藏的，在西康学习多年之后，也先后返回内地，其中严定、观空二人入汉藏教理院任教，严定且任藏文系主任。在以上的诸人之中，以法尊、能海的成就最大，对沟通汉藏文化都有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