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探究

　　《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探究

　　赵红卫

　　关键词:原道　道　自然之道　儒道

　　摘　要:对《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阐释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深入理解刘勰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潮流及刘勰的个人身世遭际、思想倾向等因素,加之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是理解《原道》之“道”的有效途径。沿此思路,可证《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是在魏晋玄学的背景之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又与其他佛玄道等多种理论体系互为交融的一个独具特质的理论范畴。

　　《文心雕龙》“原道”篇因其对“道”的阐释幽微,致使后人各持一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对“原道”之“道”的阐释,如果仅限纠结于《文心雕龙》的文本,是很难追寻到确切的解释的。深入理解刘勰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潮流及刘勰的个人身世遭际、思想倾向等因素,是理解“原道”中“道”的含义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或许能对“道”有一个全面深入的阐释。在“原道”中,刘勰几乎吸收了《周易》、老庄、魏晋玄学、佛学关于“遭”的各种论说,鲁迅曾评价《文心雕龙》“篇章既富,评骘遂生……解析神志,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刘勰一生命途多舛,曾栖止佛寺十余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又心怀立功立言的理想,并身处官场多年,具有浓厚的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同时,刘勰生活于思想活跃的魏晋南北朝时代,魏晋时期融合各家思想而居于主流思想地位的玄学,也给予刘勰及《文心雕龙》以深刻的影响,然而在多方面思想影响的合力中,纵观刘勰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可知儒家思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原道”之“道”又非儒家思想所能范围,可以说,“原道”之“道”是在魏晋玄学的背景之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又与其他佛玄道等多种理论体系互为交融的一个理论范畴。

　　罗宗强在《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一文中认为:“刘勰文学思想的内涵颇为复杂。自其主要之倡导言之,是宗经;然考察其文学思想之各个侧面,则又非宗经所能范围。自其思想之主要倾向言之,属儒家:儒家的文学观,儒家的哲学思想基础。然考察其思想之渊源,则又非儒家思想所能范围。”《梁书-刘勰传》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刘勰在佛寺研读佛经,是没有疑问的。他撰写的佛教论文《灭惑论》更为我们提供了明证,灭惑论即是为消除攻讦佛教的言论而写的。其中所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等理论,与《文心雕龙·原道》中“幽赞神明”、“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孔子“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等对“道”的阐述,与《文心雕龙·夸饰》“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甚极”、《文心雕龙·宗经》中“天道难闻”等对“道”的体察方式的描述,与刘勰对佛理的阐述方式非常相似。“道”与佛法一样微渺难求,体会“道”最深刻的圣人代表孔子,其言“道”之“文”的辉光,如佛光之普照万物,“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虽然我们从中仍无从得知《文心雕龙》中“道”的具体内涵,却可见佛家唯心主义宇宙观对刘勰“原道”的影响。

　　刘勰“原道”篇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把文一圣—道三者联系起来,就刘勰对“圣”的推崇而言,“道”为儒家思想似乎没有疑问,但是,一方面,刘勰并未直接对“道”做出具体的阐述,二是刘勰生活的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观点已被佛、道等思想所冲破,而融入魏晋主流思想“玄学”,刘勰虽力奉儒家的圣人和经典,但对佛道玄诸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有所吸收,这从《文心雕龙》诸多篇章中可以看出。“原道”对“道”的阐述,一开始即吸收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引出“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文”的重要意义,正如日月之于天空,山河之于大地。是自然而然的。道,正是这种符合自然规律的道。“傍及万品,动植皆文”,世间万物也无不存在此自然而然之文,符合自然而然之道;而于天地之间,“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的人。是天地灵秀之所钟,人心有所动,发而为言,有了语言,也就有了文章,刘勰在这儿所引出的“文”,亦是自然而然之“道”。这与老庄《庄子·知北游》中所云:“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对“道”的阐述颇为近似,可见道家思想,或说融合了道家思想的魏晋玄学对《原道》之“道”的影响。《文心雕龙》全书虽贯彻“征圣”、“宗经”的基本思想,但同时又不乏对“自然之道”认同。如“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声律》),“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等从不同方面论证了“自然而然”的自然之道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些观点都证明了“文”本“自然”,尊重客观事物自然规律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原道”之“道”直接认为就是“道家之道”,或“易道”。然而《文心雕龙·原道》中的“道”又显然不完全等同于道家或玄学中的“自然之道”。刘勰“思想中理想圣人,一方面是‘法道’,是‘德合自然’(这是道家的),然而另一方面又并不废弃儒家名教,相反,而是‘以自然(老庄)为体,以名教(儒学)为用的”～。

　　《文心雕龙》全书所论之“文”,可谓道有道文,物有物文,人有人文。而刘勰所关注的重点在人文。刘勰在讲到“道”之文,“物”之文时,如上所述是自然而然客观存在之文,甚而讲到“人”之文时,也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提倡人文的个性化,客观性和必然性,是自然而然之文。然而,当刘勰论及道的具体内容时,即告诉人们怎么去求得“道”时,他以“圣”为桥梁把“道”与“文”连接了起来,刘勰说“天道难闻”(《征圣》),“道心惟微”,道是普通人难以体察的,而人对“道”的体察是通过圣人才能完成的。“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文心雕龙·原道》)圣人效法河图和洛书用蓍草和龟甲来占卜,观察天文以穷究各种变化,学习典籍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制定法制,治理国家,使文辞义理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种“天道”,即是对自然之道的学习,自伏羲到孔子。前者开创,后者加以发挥,并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他们都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钻研精深的道理来教化民众。“道心”、“神理”互文,均指天道、自然之道。根据这种推断,刘勰确立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基本观点。由此出发,要求“为文”必须“本乎道”,要“本乎道”,就必然要“师乎圣,宗乎经”,并在“原道”、“征圣”、“宗经”思想的指导下,去“正纬”、“辩骚”。只有这样,才达到了“文之枢纽,亦云报矣”的要求。从“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个基本观点里可以看出,“原道”、“征圣”、“宗经”三者是不可分割的,“道”是阐明在圣文里的,体现于“五经”之中的。

　　然而,“原道”之“道”,在刘勰推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过程中,有一个艰难的转换,即依据起初刘勰对与“天地并生”的道之文的理解,“道”是富有个性色彩的,具有普适性的、客观的自然之道,然而,当刘勰界定,这种“道”非常人所能理解,而且需要历代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时候,“道”变成了由圣人演绎的“神理”,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和非自然性,更缺失了事物本身自然而然存在的个性色彩和普适性,也即“道”在经过圣人的体察之后,转换成了刘勰所要着重论述的儒家之道。或许正因为刘勰在“原道”过程中逻辑上的不严密,导致后人对“道”的不同理解和猜测。但笔者认为不论行文逻辑如何,结合刘勰生平、时代思想背景及《文心雕龙》的文本,仍可以得出,刘勰论“道”,以儒道为主的结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描绘“原道”的目的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儒家思想最本质的思想内核即为“仁”“孝”,而刘勰概括圣人原道之目的也正是要依据玄妙的道心、神理来设置教令,宣扬“仁孝”的思想,使人们有效法的标准。其对“仁孝”的标榜正是“道”之为“儒道”的有力明证。正是因为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首篇“原道”中,既大量借鉴儒经之首《易经》的“观物取象”说、“八卦生成”说、“三才”说等多方面的理论,成为“原道”论形成的基础,而《易经》也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道通过圣人来阐明,圣人阐明“道”的工具既是经书,因此要以文明道就必需“征圣立言”,于是在“原道”篇之后,紧接着又有“征圣”、“宗经”篇。“征圣”、“宗经”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原道”篇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征圣”中也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六经》经由历代圣贤的发挥与发展,最后因孔子的删订而彰明,达到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至高水准,成为“群言之祖”,《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其理论主要针对“文”而发,征圣宗经,因文明道,目的是要求写出内容充实,富有文采的作品,以达到道在其中、“正末归本”的目的。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文风浮弱、言贵浮诡、穿凿取新、逐奇失正,创作上重形式而轻内容。为了救弊,他主张“原道”,而“道”正包含在经书里,所以他呼吁“还宗经浩”也是一种必需。

　　《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于儒家思想的格外推崇。又与刘勰个人生活遭际、家庭背景及时代政治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梁书·刘勰传》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刘勰之祖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弟,父亲刘尚,也曾任越骑校尉,刘勰“早孤”,家境中落,但却“笃志好学”,根据其家族的仕宦经历,他的所学自然主要还是提倡积极用世的儒家文化。从《文心雕龙》中也不难看出刘勰“树德建言”,成就一番功名的强烈愿望。又据《梁书·刘勰传》:“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南康王记宝,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从刘勰的生平中,可知他经历了十五至二十年左右的为官生活。从这些经历看,刘勰并没有完全遵循佛教徒四大皆空、避世遁迹的准则生活,反倒践行了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这一思想,同样表现在他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目的上,如上述“原道”篇:“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文心雕龙·程器》:“摘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按《梁书》刘勰本传载:“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宠于沈约。约时盛贵,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其作“文”是旨在以文干政,将其用于进身仕途,实现其人生价值。如《序志》所言:“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所以,刘勰在现实中的行为正验证了他在《文心雕龙·程器》中所言“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以及“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等儒家思想言论。这也充分证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所原之“道”非佛非道亦非玄,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元人钱惟善在所写《文心雕龙》序中说:“夫佛之盛,莫盛于晋宋齐梁之间,而通事舍人刘勰生于梁,独不入于彼而归于此,其志宁不可尚乎!”

　　无可否认,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及“原道”之“道”受当时魏晋流行的佛、道乃至玄学的影响,但通过对《文心雕龙》文本的细读及对刘勰生平遭际、时代文化状况的考查,就各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比重而言,“原道”之“道”基本上仍是儒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又与其他佛玄道等多种理论体系互为交融的一个独具特质的理论范畴。

　　作者简介:赵红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博士,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明清诗文、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

　　罗宗强等编著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曾概括为五说:(1)儒道说;(2)佛道说;(3)自然之道说;(4)既有儒家内容,又有道家内容;(5)《易》道说。蒋述卓等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则概括为六说(1)儒道说;(2)自然之道说;(3)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说:(4)佛道说;(5)“自然之道”与“儒道”并存说;(6)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理念或绝对精神说。其他阐释亦不一而足。

　　鲁　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梁书·刘勰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周汝昌:《(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52页。

　　刘　勰:《文心雕龙·序》,元至正本。

　　出自: 《名作欣赏·中旬刊 》 201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