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佛山

　　千佛山

　　作者：马玉亮

　　“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仔细考究起来，是名山僧占，还是山因僧名？有时还很难说得清楚。事实上，名山大多是先有僧人建起了佛寺，引来众多的善男信女，而后所谓名山才得以知名。即使是摩崖石窟，因为沾了佛气，也就成了圣地。这好像与禅宗学说有关，佛教禅宗主张从“物我同化”、“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寻求佛缘，禅宗一派的僧人，大都在“幽涧泉清、高峰月白”的山林中建寺坐禅，陶冶性情，修心养性，体悟禅境。受禅宗影响，唐代以来，名寺古刹多依山而建，同秀丽的山色融为一体。位于盂县苌池镇南兴道村南的这座小山，比起周围那些巍峨高峻的山峰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它就是遐迩闻名。原因无它，就是此山有石佛龛三处，内有摩崖石刻佛像1100余尊。于是，山以佛名，成为邑人心目中的一块圣地。

　　春末夏初，盂县文联组织文友去程子岩，顺路看了千佛山摩崖石窟。

　　据一些资料介绍，这些石刻刻于北魏永熙元年（532年）至唐开元年间（741年），历时二百多年。看着不足十平方米的石佛龛壁上拥挤着的那一群石佛，仿佛还能听到那久远年代传来的丁丁斧凿声。

　　自公元前531年释迦牟尼在菩提迦耶那棵菩提树下开悟而创立佛教，历2500多年。令这位佛法无边的先知先觉者始料不及的是，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佛教的诞生地鹿野苑，除了那根断残的阿育王柱和讲坛旁的一些石墩外，已经没有了香烟缭绕，没有了钟磬交鸣，也没有了庄严的佛像、蒲团和信众如云。而在中华大地，佛教之树却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鲁迅把“舍身求法”者誉为“中国的脊梁”。在佛教东传过程中，那些不畏艰难险阻的舍身求法者功莫大焉。有资料说，东汉永平三年（公元609年），明帝感梦，遣蔡愔、秦景、王遵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永平十年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滕、竺法兰，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阳。明帝建白马寺供摩滕、竺法兰住持，译出《四十二章经》。在去西天取经的“求法”者中，，有三人其功甚伟，他们是三国时代的朱士行、东晋时代的法显和唐代玄奘。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从洛阳出发，向西穿越大漠荒原和崇山峻岭，“视日以准东西，识人骨以标行路”，辗转奔波来到于阗国，找到了大乘经典《放光槃若经》梵本。太康三年（282年），让其弟子送回洛阳。朱士行终身滞留异域，80岁时病逝西域。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法显以67岁高龄，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到达佛教圣地犍陀罗国。先后于北、西、中、东天竺获《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部律》等梵本；于狮子国（斯里兰卡）获《弥沙塞律》、《长阿含》等梵本；并由海路经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义熙八年(412)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青岛崂山）。历时14年，游历29国。他80岁时回到建康（今江苏南京），翻译带回来的佛教经典，并写作《佛国记》，直到86岁去世。200多年后，玄奘也循着法显的足迹到达犍陀罗，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经17年，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译出经、论75部，凡1335卷，并编译《成唯识论》，撰写《大唐西域记》。这三位求法者，特别是法显和玄奘，其翻越的那些山脉，即使是现在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也是很难逾越的天险，但是，都被他们踩到了足下。他们翻译的大量佛教经典，成为佛教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他们撰写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成为佛教史的主要篇章，并成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对佛教的发展，有一个特殊群体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那就是皇帝后妃、王公贵族。从汉明帝到唐太宗、武则天以及北魏的冯太后等，崇佛佞佛的帝王后妃可以开列长长的一串名单。东汉初年，楚王刘英在其封地彭城招聚西域沙门，诵经打坐，祭神祈福，使彭城成为第一个佛教传播中心。汉明帝于永平七年（64年）在洛阳建白马寺，先后引来安世高、支谶等高僧译经传教。梁武帝萧衍不仅以巨资修建同泰寺，而且四次舍身“皈依我佛”，称“皇帝菩萨”，身穿僧袍，主持“四部无遮法会”，向5万善男信女讲“涅槃经”，群臣凑了四亿钱，四次为武帝“赎身”。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记》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则天为佛祖塑大像，建天枢，与和尚修欢喜佛；德宗、宪宗和懿宗先后从扶风法门寺奉迎佛骨。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沙门，洪武元年（1368）,他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丗院管领佛教，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州府县都建立了成套管理机构；明成祖朱棣得和尚道衍协助而登基，在南京建报恩寺，亲撰《神僧传》九卷；英宗朱祁镇修大兴隆寺，赐号“天下第一丛林”；武宗朱厚照自号“大庆法王”，经常身披袈裟，宣讲佛法，正德年间，“法王、佛子、禅师、国师之号，充满京师”。灭佛的帝王也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令清除沙门，焚毁佛经佛像；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六年（577）毁佛，4万佛寺充公，300万佛教徒还俗；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佛，全国毁佛寺4万多所，还俗僧尼260多万人。但是，与众多的崇佛佞佛的帝王相比，其对佛教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东汉末，佛教走向民间。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经过两千年的风雨洗礼，佛教的大智慧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肌体和血液，成为我们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

　　近年来，人们对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整体性坍塌而中华文明一枝独秀的现象猜想甚多，而从中华文明对佛教的吸纳和弘扬来诠释，似乎更能获得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知。古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源远流长中，吸纳了无数的支流细流，终于汇成了浩瀚无垠的大海。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通过对佛教的艺术性、世俗性的选择和改造，使佛教在神州大地获得了勃勃生机。

　　我轻轻地摩挲着那些佛像，想从他们的神态线条中追寻那些逝去的信息，但是，千年的风雨，人为的破损，已经很难辨识他们的昔日风采。北魏，这个偏安于一隅的只存在了48年的拓跋氏王朝，其文治武功早已烟消云散，但是，洛阳云门山和大同云冈石窟的那些栩栩如生的石佛像，记载了中华文明吸纳佛教文化时艺术化、景观化的取向密码，而具有了永恒的意义。一个蕞尔小县，尚且有这样一个摩崖石窟，有这样一群石佛像，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一旦被中华文明吸纳，其根系枝蔓的曼延，是何等的广泛和深入！

　　千佛山，我们心目中的圣地。

　　来源：阳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