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东蒙无处不建庙　祭天祭火祭敖包（2）

　　宗教信仰——东蒙无处不建庙　祭天祭火祭敖包（2）

　　宗　　教

　　萨满教　在古代，蒙古族与其他北方民族一样信奉萨满教。

　　在原始崇拜中，人与“神”之间，人与“鬼”之间，要有个中介，要有个代言入，这就是萨满（源于通古斯语，汉译“狂舞”之意）。在成吉思汗时代，把萨满教主称“帖卜·腾椿里”（即“知天意，懂天语”的人），也通称通天巫。

　　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早在远古就在蒙古族中盛行了。

　　萨满教最早产生于母系社会。布里亚特传说，最初有只大鹰，它受善神的派遣，来到人间与布里亚特女子婚配，生一孩子为最初的萨满。母系社会的萨满皆为女萨满，蒙古族供祭的古老的九个兄弟神中有一个“依达嗄·腾格里”即是：女萨满。据伍韧所著《萨满教中的萨满》考证；蒙古族称女萨满为“奥德根”（也记作“渥都干”），而和蒙古族同一语族的达斡尔族，把男女萨满统称为“雅德根”。“雅德根”与“奥德根”系同语译音（或同一词根）。从这里可以推断，蒙古族最初的萨满，女性称为吁奥德根”。后来到父系社会出观了男萨浦，称为“孛额”或“博”，和女萨满相区别，而达斡尔仍沿用原来的“雅德根”来统称男女萨满。由此可见，女萨满出现在男萨满之前。此点，产生于古代的萨满之《降神歌》也可以为证。歌云：

　　天昏室暗月不明，

　　女博击鼓伴歌声。

　　高梁铁橙空中挂，

　　塞向瑾户迹不通。

　　酒肉滂沱静几席，

　　筝琶朋捕烩膻腥。

　　暗中鉴然那敢触，

　　呼天叫地唤神风。

　　随着社会进展，人的分工细密了。根据人的需要，神的“分工”也细密了。蒙古族供奉的神也越来越多。有创造宇宙的神“布尔罕”，地的女神“于都斤”，火的女神“斡惕斤”，善神“捷格里”，牧神“宝木勒”、“吉雅其”；还有主管人间祸福的神“纳赤该”、命运之神“阿哈图里”……等等。但另一现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萨满教的发展，“天”这个主宰之神的属性和职能也变化了，它超越了一切神。于是萨满教由多神教向一神教发展。萨满成了天神的代言人，有了更高的权力。萨满既可宣布“天命铁木真当得国”，并赐他“成吉思”的汗名，萨满也可以神的名义置一皇族于死地。如1231年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患病，治疗，杀牲献祭都不见效时，萨满占卜说，这是金国山川之神因山川破碎，百姓受掳而作祟，要窝阔台亲族用生命代赎。结果窝阔台的胞弟拖雷竟愿为代身。这既看出了萨满的权力，也看出了这种原始宗教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喇嘛与萨满的斗争　恩格斯说；“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十二世纪以来，蒙古社会已由奴隶社会转为封建社会，它不能不影响着宗教。

　　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汗国在向中原和西方进军中，接触了其它民族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当然也包括了宗教方面。在这方面相比之下，充分暴露了萨满教的原始性和落后性。这就使得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不得不在保存萨满教的同时，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1240年窝阔台三子阔端在进军藏地时引入喇嘛教，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封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喇嘛教开始在蒙古传播。不过，这时喇嘛寺院多建于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应昌（元设路，治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岸）等地。而且喇嘛教多为上层统治者信奉。漠南、漠北广大蒙古族平民仍信奉萨满教。

　　元朝灭亡后，蒙古地区分裂为许多封建割据的领地，开始了长期的战乱，造成经济枯竭，人口大量减少，人民朝不保夕，动荡不安。此时萨满教又得以重新恢复发展起来。

　　十六世纪末阿拉坦汗占据青海，引入黄教（喇嘛教另一派别），迎来了宗喀巴的大弟子第三世达赖锁南嘉措来蒙古传法。喇嘛教宣传戒杀行善，因果报应，这对于蒙古汗及其部落首领很有利，于是极力推行喇嘛教，用它来教化部众。十六世纪中叶，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汗宣布喇嘛教为“国教”；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即《察津·必扯克》）中明文规定，萨满教的“博”为非法，予以杀戮清除。规定蒙古人一律放弃萨满教，毁掉各种“翁衰”的偶像。不服从的要抄没帐幕和牲畜。《蒙古源流》卷六载：达赖三世“将蒙古地方之龙、鬼、魅魑、马、牛、羊、猫、鹛，狼各项妖魔，尽行拘收镇服焉”，并且有的地方连同萨满一起烧毁。

　　十八世纪末，东蒙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由游牧转为定居，经营农业或半牧半农，萨满教的大量杀牲、血祭，直接影响着台吉贵族的利益，萨满教所带有的奴隶制的残忍性，野蛮性，与当时所需要的封建秩序也不够协调。直到清末，在科尔沁还出现多次烧“博”的事件。1904年，科尔沁左翼中旗集中了全旗的萨满“博”，在场子里架起大火，宣布：谁跪倒发誓一辈子不当“博”的就退出。不发誓求饶的，自认为有道行的就进入火场行“博”。不进去就派人赶进火场。结果有很多人被烧伤、砍伤。这种镇压遭到各地萨满的反抗。蒙古族东部区流传着许多萨满和喇嘛斗争的传说。

　　其中一个说；当佛爷还没来到凡间以前，浩布格泰就是神通广大的“博”了。传说他是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地“博”的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萨满教主豁儿赤后代的徒弟。

　　浩布格泰有三件法宝；一件是两面蒙皮的红鼓，这是他的坐骑，骑上红鼓，他想到哪儿转眼就到哪儿。第二件是六十四条飘带缀成的“好日麦博其”（法裙），这是他的翅膀，穿上它就能飞。第三件是十八面铜镜，这是他的护身法器。他胆子大极了，什么都不怕。佛爷不让了，亲自带七个徒弟来收拾他。

　　恰巧，这时浩布格泰的母亲宾图·阿白病了。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浩布格泰虽然行“博”，却怎么也治不好自己母亲的病。佛爷喇嘛来时，浩布格泰不在家，便用宝剑把老太太劈成两半。半身贴在东墙上，半身贴在西墙上。等把血控净后，一施法术身体又接在一起，病就好了。老太太留佛爷喇嘛吃饭。喇嘛说：“不了，你儿子回来，告诉他是我治好的。”

　　老太太说：

　　“我儿子最恨喇嘛，我怎么能告诉他呢？”

　　喇嘛说：

　　“你照实说。我住在钢杜钦山上。

　　浩布格泰回家听说了，就去找佛爷喇嘛。他们斗起法来。浩布格泰用九九八十一个雷击佛爷喇嘛，没赢了，又用．三座山压佛爷，还没赢了，浩布格泰就飞上天去，结果被佛爷喇嘛抛出去的“敖其尔”（法器）打了下来。浩布格泰的双面鼓被“敖其尔”打破一面，六十四根飘带只剩了二十四条，十八面铜镜只剩了九面。经书《呼和索得日》也被佛爷喇嘛收去了。从此，“博”的鼓成了单面鼓，而且没有经书了。浩布格泰只好归顺了佛爷。

　　喇嘛教在东部区的发展　喇嘛教在蒙古草原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为了减少推行喇嘛教的阻力，喇嘛把萨满教中可接受的，加以改造，接受过来，如取消祭敖包的杀牲后，加入竖经幡，喇嘛念经等，把祭敖包接受过来。

　　从此，喇嘛教开始传到蒙古东部区民间。萨满教在蒙古族地区不仅失去了支配权，而且处在消亡中。不过在科尔沁、郭尔罗斯等地，萨满经过各种斗争，仍然把萨满教保存下来，还可以看到零星的萨满巫师。

　　清代，清统治者在征服蒙古之后，深知惟借宗教才可使蒙古人化强悍为驯顺，所以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特别提倡喇嘛教。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亲临东北加强东北边境，对兴建喇嘛寺很为关注。至今还言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民间传说。据调查，东蒙有些王旗的喇嘛庙都是在这之后陆续兴建的。阜新大喇嘛洞庙（即普安寺）建于1683年。郭尔罗斯黑帝庙（德寿寺）建于1685年，广庆寺建于1686年，杜尔伯特大庙（富裕正洁寺）也是在康熙年间奉敕兴建。据统计，到清末，内蒙古的喇嘛教寺约有一千所之多。而东蒙的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阜新），到解放前喇嘛寺庙竟达370余座，寺庙喇嘛盛时达五万余。

　　清政府对于喇嘛教设定种种奖励办法和完善的制度，并给了很大权力。规定：喇嘛不受扎萨克（旗长）王公等管辖，分别由各地活佛管理，统辖于呼图克图（活佛）。凡当了喇嘛的，除豁免其一切赋役外，并享有种朴特权。他们不服兵役，不纳赋税，他们除施主布施外，寺庙也有土地，牛羊，足够喇嘛一生衣食。在这种奖励政策和精神麻醉下，每户都育一至二人当喇嘛。

　　庙内扎萨克喇嘛和旗扎萨克（旗长）一样，也有领地和庙奴。寺庙也有一套组织系统。

　　庙内主要的宗教活动是经会。一年中举行的主要经会有“麦德尔”经会（农历正月初四至初九，六月初七至十五）；“玛尼”经会（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六，七月二十六至八月初一），“呼日乌苏”经会（五月吉日），“伊日乃”经会（六月十五至八月初四）；“当石得”经会（八月十四至十六）；新年经会（腊月二十六至三十）。

　　这些经会中，“麦德尔”经会规模最大。经会前段为诵经，后段要举行盛大的喇嘛“禅木”活动。“禅木”（也有的记译为查码）是藏语，汉语译为“跳鬼”，目的在攘除不祥，祈望平安。它由一些喇嘛扮演鬼神。有的头戴假面具，扮演阎王、滑稽神、“好和麦”（白骨髅鬼）、鹿神、狮神、豹神、凤凰神等。有的不戴面具，扮演菩萨，喀喇沁汗（多子女神）等。身着奇异服装，手拿各种法器跳捉妖驱鬼的舞蹈。许多牧民，扶老携幼，坐着勒勒车，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倾已所有，“布施”供品，求佛保佑。

　　喇嘛教的传入，当然在客观上给蒙古族人民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如天文、历史、医学、艺术等），促进了蒙古文学发展，但清政府大力在蒙古地区发展喇嘛教（几乎每户都有一人以上当喇嘛），它造成了蒙古族人口减少，经济衰退，消磨了蒙古人民勇敢强悍，富于进取的民族精神，给蒙古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清末，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天主教也传入了东蒙地区，1865年烈河、赤峰建立了两个教区，1883年进一步扩大宗教势力影响，把热河统划为“东蒙古教区”，不过它在蒙古人民中未产生更大的影响。

　　萨满教的幸存　萨满教与喇嘛教斗争失败后，在东部区并没有消失。原因之一是由于蒙古族固有的深厚信仰，二是因为改变为以治病为主的行“博”内容，便于藏于底层；三是萨满教改变了斗争策略。

　　在东部区蒙古族民间“萨满”之宅鲜为人知。人们通常都把“萨满”称为“博”。在东部区，人们有了久医不愈的病，有的灾祸，或为祈求太平，都要举行一次太平祭祀（祭吉雅其、宝木勒、朱勒加什），都要请“博”来行术。

　　“博”的分类，据郭尔罗斯七十五岁（1987年）的王·呼和少布说，主要分四种，一是“博”，其中又有白“博”和黑“博”之分。白“博”是投降了喇嘛的“博”，黑“博”是与喇嘛斗到底的“博”。二是“莱青”，它行巫时要身着盔甲（将军服）。三是奥德根（即女“博”）。四是额乐（跳安代的“博”，男女都有）。另据哲里木盟库伦旗八十三岁的老幻顿诺来说，幻顿也是“博”的——种。幻顿是世袭的，只有幻顿才能主持祭天，祭雷、祭吉雅其和重大祭祀活动。从这里看幻顿似是一个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萨满巫神。

　　这些分类，是一般通行分类。由于历史的发展，由于宗教内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菜青的盔甲服，据群众和菜青自身说，它是萨满的正统服装，然而莱青崇拜的是“达木丁·却吉”佛，行巫时念喇嘛经，降神的舞姿，主要是双手模仿鹿神风格的“鹿式指”（即中指、无名指弯曲与拇指相扣，表示鹿面、嘴和眼；食指、小指伸直，表示鹿角），又近似喇嘛教的“查玛舞”，它是当时喇嘛教传入东部区后的产物。而白博和黑博，虽有投降派与斗争派之说，群众也说请神时白博面向西或西南，是白方向，黑博面向东北，是黑方向，但现在却很少见到黑博，在科尔沁、郭尔罗斯见到的都是白博。

　　处于消亡中的“博”，纯宗教活动已经很少，所进行的多是以巫的面目出现的祭祀、占卜、治病活动。

　　蒙古族东部区近代行“博”治病一般都在晚间进行。行“博”时，“博”穿着法衣手持神鼓进入场子。神坛上有“博”信奉的神像，明烛，香炉里烧着把儿香。神坛的右侧悬挂着“博”的“翁裒”圣物，它们多为木制或毡制、布制偶像。还吊着牛、羊膀胱和晒干的牛、羊肋骨。“博”由厨房进入屋内，开始请神。神附体占卜治病，最后送神。东蒙，特别是科尔沁地区的行“博”跳神，一般都要进行三至五天，或更长时间。

　　解放后，随着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人们越不信奉行博活动，它和其他民族的行巫活动一样正在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