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蕃僧进京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蕃僧进京

　　主讲:陈庆英研究员

　　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现象，或者有一些规律，还需要我们更深入更细致的考察研究，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从元朝以后，北京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首都，延续了差不多700年，除了少数年代以外，北京都是中国的首都。而从元朝以来，我们看历史文献的记载，不管是汉文的，藏文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元、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有很多藏传佛教的高僧或者是僧人到北京来，他们为什么到北京来，来的目的是怎样的，这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些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刚才两位教授也谈到了，汉藏佛教的交往可能起源于唐代，佛教传入藏族地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可以说是汉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吐蕃人在接受佛教的时候，向印度佛教学习，也向汉地佛教学习。这个期间，汉传佛教应该是藏传佛教的老师，在开始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在唐代的时候，吐蕃曾经要求唐朝派汉传佛教的僧人到吐蕃去传教，去讲佛，两年一轮换，有这种记载。但是在元朝以后，我们看到这种人员上的交往，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不对称的交往，就是说只有藏传佛教的僧人到内地来，而没有看到内地哪些著名的和尚、大师到西藏传法，没有见到这种记载。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我觉得还是需要研究的，特别是我们看到藏传佛教的僧人进京实际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历史文献上记载，有很多著名的人物，像元朝的八思巴到北京来，后来受封为帝师，这是著名的一个。明代的大宝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也是到南京、北京来。到清代的时候，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到北京来，这些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但是另外还有很多到北京来，而且驻在北京的各个寺庙，在这里长期活动的，他们是一个什么规律，在汉藏佛教交流当中起着什么作用，这实际上还是值得研究、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里面我只讲一点，就是说，这些藏传佛教的僧人，他们在北京的生活、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文化认同，跟在藏族地区，跟在蒙藏地区有什么不同。这些藏传佛教僧人的身份，还是值得考虑的，我们知道从元代以来，元、明、清三朝的中央政府都在北京建过很大的藏传佛教寺庙，而且这些寺庙里也住了很多藏族的僧人，但是这些僧人在北京的生活与在蒙藏地区的生活，以及他们和寺院的关系，又有什么不同，其实是值得考虑的。

　　我们知道蒙藏地区建立一座寺庙，是从民间募集资金，或者是某位高僧建起来的，然后这个寺院就有一个僧团，这个寺院就是属于这个僧团，这一个教派的，如果它被毁掉以后，还会尽量按照它原来的样子给修复起来，它在民间有很深刻的根源。那么北京的这些藏传佛教寺庙是由皇室出钱，为了政治的需要建起来的，规模很大。但是，如果出现改朝换代，出现战乱，这个寺庙被毁了以后，就很难再照原样恢复起来，也就是说，这些寺院是属于皇家的，不是属于寺院僧团的，就像雍和宫，是乾隆皇帝把他父亲的府邸改建的，但是雍和宫不属于雍和宫里面这些僧人的，而是属于清朝中央政府的。包括白塔寺，是元朝建的，它是皇室的，到明朝、清代，都是皇家继承它。所以这些僧人，他们到北京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做什么事？这实际上是在汉藏佛教交往当中，值得考虑的问题。我思考的是，藏传佛教的僧人来京城，可能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目的。

　　一个目的是到朝廷来担任职务，供职于朝廷，为什么？因为元、明、清三朝在北京建立寺庙，都是从蒙藏地区，要求他们派僧人来，或者是请僧人来，或者有的自己来，来了以后，都是住在皇家的寺院，他们担任着各种职务，按皇室的安排，进行法事活动。为皇室祈福，满足皇室的宗教需要。所以我们看元朝有都功德使司，清朝有中正殿念经处，都是管理这些藏传佛教僧人的。因此，他们的活动，跟在蒙藏地区的法事活动是不一样的，他们到北京来实际上担任职务来的。我们看到很多文献上，这些来北京的僧人，他们得到的级别，得到的封号，高于他们在寺庙的职务。由政府每个月给他们提供多少银两，多少粮食，就好像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样，这是一个它跟蒙藏地区不一样的特点。

　　再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僧人来了，他们是到东土到京城来传佛法的。这个就牵扯到，前面两位教授也谈到，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的关系，在藏传佛教初期，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的老师。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元朝以后，藏传佛教的僧人，刚才沈卫荣教授也讲了，藏传佛教僧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佛教，汉传佛教是和尚教，我们看藏传佛教，不管哪一个教派，像萨迦派、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他们到内地来时都是满怀信心，还带着一种自豪感，好像是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地区去教化，去传播真正的佛法，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来的，我们看很多藏族僧人的传记，这是他们到内地来活动的真实情况。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交往当中，有这样一个衍变的过程。这种现象，对现在来说，也有着影响，凡是藏区的一些僧人就喜欢到内地来，为什么呢？他是带着一种自豪感，觉得是来传播佛法的，传播真正的佛法的，所以呢，它除了供职以外，还有个传法的目的。

　　再一个目的就是化缘，也就是争取经济上的好处，我们看很多史书记载，对于来北京的这些僧人，特别是按照他们的级别，政府、中央、朝廷往往会给他们很多赏赐，也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特权。甚至于，像元代，可以从蒙古的王宫、大臣这里，得到很多资助、化缘。清代，满蒙的王宫，在北京也给他们很多。像比较典型的，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来一趟，收到很多布施，分几次派人送回西藏。像六世班禅更有名了，一共得到了几十万两银子的布施，后来回西藏，为了这些财产怎么分配，还闹出一场大事情来。简单一点的，像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样活佛的传记里面就有，他到蒙古、北京，到五台山转了一圈，他的传记上写到，他一共化缘了二十几万两银子。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回到拉卜楞寺以后到西藏，用这个资金把西藏当时能买到的书籍全部收集回来。在拉卜楞寺搞了一个图书馆。所以拉卜楞寺的藏书在安多地区最多，所以这些喇嘛、这些上师，他们到京城来，这也是一个目的。

　　平常我们讲，藏传佛教僧人进京，是为了向中央朝廷得到封号，得到政治的权利，这是对于少数高级的宗教领袖来说是这样，像达赖喇嘛、班禅、萨迦的法王。他们会得到中央朝廷的封号，给予政治的权利，可以回到藏区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对于大多数来说，这几个目的都是具有的，也是因为有这样经济上的、宗教上的，包括生活上的这一些原因，初始在元、明、清三朝，我们看到只有藏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到北京来活动，而没有汉传佛教的高僧或大法师到藏区去活动。这种现象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画册上的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往，包括艺术文化的交往，很多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碰撞、交流、互相吸收是在北京或者是汉藏交界地区进行的，造成了这样的特点。我觉得对于藏传佛教僧人，元朝以来的这些进京活动，为什么进来，怎么来的，起到什么作用，我们还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些资料还是很多的，我们要在其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认识历史上的汉藏佛教交融。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嘉宾介绍：

　　陈庆英

　　男，汉族，原籍广东省台山县，1941年10月2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市，文学硕士。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西藏通史》副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