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弥勒信仰

　　浅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弥勒信仰

　　作者：果波法师，闽南佛学院讲师

　　弥勒思想在中国，始自南北朝时期，逐渐盛行。由于《阿弥陀经》至唐代后的之译出，发愿往生西方净土者开始越来越多，故阿弥陀佛信仰超越了弥勒信仰，但弥勒思想并未消失，一直影响到中国近现代。中国的弥勒信仰通常分为二派，一派为上生信仰，信仰现今于兜率天说法之弥勒菩萨，而欲往生兜率天；另一派为下生信仰，相信弥勒将来下生此世界时，于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以救渡众生，而自己亦能生于此世界，于龙华树下听受说法而成佛，故有龙华三会之说。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的传入与弘扬就必然要适应中国人的需要。随着弥勒信仰在民间的流传，中国弥勒信徒也对弥勒信仰方式进行了改造，使之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和需要。弥勒信仰渐渐改变了原来的形式，走上了民族化，世俗化的道路。民族化是指弥勒信仰中掺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弥勒由一异域菩萨变成为中国化的菩萨；世俗化是指弥勒信仰的目标趋向实用化，宗教色彩减少，世俗成分增多。

　　弥勒信仰在中国的弘传是一个不断世俗化、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信仰内容和信仰对象在形象上的改变。

　　从现存的早期的弥勒的造像我们可以看出其仍然保持着印度的风格，多是菩萨装，带宝冠，裸上身，披巾长裙。这中间经过不断的发展而成了现在的大肚弥勒佛像。

　　中国人对现实利益的关注超过来世，于是人们希望能看到弥勒下生来解脱众生。如此愿望就被不法之徒所利用，而打着弥勒旗号作乱。这类人大都是白衣长发之面目出现，白衣长发是当时经中的菩萨居士形象，弥勒作为一个居士形象出现中土，这可说是信仰的一个变化。

　　弥勒信仰在中国兴起到了南北朝的梁代时出现了一位傅大士。其见识不凡、行为卓异，非佛非道亦非儒，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师。相传为弥勒佛化生，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宗教狂热。天台九祖湛然在其所著《止观义例》中说，设使印度一圣（达摩）来仪，未若兜率二生重降（傅大士），故东阳傅大士，位居等觉，尚以三观四运为心要。傅大士虽是出家人，却是行在家行，崇拜弥勒下生的信仰被中国人实用化的利用了，而世俗化、民间化了，于是弥勒从印度的佛菩萨形象而过渡发展成了一个中国的弥勒佛降生东土的傅大士的形象。

　　弥勒信仰的下生思想适应了群众对社会不满而力求改变的要求。但乱党的形象毕竟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傅大士焚身，卖妻布施等也不能为众人所接受，但是通过白衣弥勒却拉近了弥勒跟群众的距离，增加了双方的亲和力。

　　弥勒到了唐代时又有武则天为了当皇帝而伪造《大云经》言其是弥勒佛下生，以制造她当皇帝是天命所授。这又在群众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却不为佛教徒所认同。

　　二、弥勒信仰在中国的影响

　　1、在社会上形成的影响

　　弥勒地位、身份的变化性为某些人塑造自己的形象、装扮自己提供了契机。不同的人为了达成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可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变化性。即把自己装扮成弥勒下生的化身菩萨。

　　弥勒信仰的传入，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在他们看来，弥勒不仅是未来世界的教主，也是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往往自称弥勒化身，以此论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有北魏的文成帝和唐武则天。北魏文成帝即位初即诏令：“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转引自张文良《弥勒信仰述评》第548页］在所造之像中有一弥勒像脚上即嵌有黑石可见其竟以弥勒自居；而武则天以女人位居人极，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相冲突。为了论证其即位称帝的合法性，而利用佛教大造舆论。用薛怀义等伪造《大云经》来宣扬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为自己作第一个女皇帝作宗教上的依据。并且武则天即位后在证圣元年又给自己加上了“慈圣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称号，俨然以弥勒自居。在其执政时石窟造像出现空前绝后的盛况并且所塑之弥勒像就是以其自己的形象来塑造。这种崇下生成佛的弥勒信仰已完全实用化功利化了。统治者借重弥勒未来下生成佛的地位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本来是出世的弥勒信仰，被用来达到完全是功利性的治世目的。统治阶级极力利用弥勒信仰，就是为了把信徒对现实利益的关注引向对弥勒净土的向往，从而维护现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

　　2、与诸宗及祖师的影响

　　佛教各宗相继成立，而在各宗中弥勒所处的位置又各有所不同，弥勒信仰的兴盛自然会与各宗产生影响。

　　奘师弟子中持弥勒的据记载还有大乘灯禅师，窥基弟子义忠等。玄奘大师在当时影响是何等之大，有三藏国师之称。在法师及其弟子窥基大师等的提倡之下，弥勒信仰可以说影响深远。但是法相唯识学过于深奥，在唐盛极一时，到智周之后就日渐没落了。法相宗的沉寂，弥勒信仰也就少了一条得力手臂。

　　而相反净土宗的崛起却使得弥勒信仰的日渐衰微。这在前面我们已有提到，由于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的主要内容都是净土信仰，于是自然就会有人对此进行比较，这就涉及到了二个法门的信仰之争。法相宗赞天宫而抑西方，净土宗反驳之。正是在优劣的比较的弘扬之中，弥勒信仰日渐衰微。而且弥勒信仰内容太庞杂，为众人所共信，不像净土有慧远、道绰、善导等诸师大力提倡，形成了有师承的专宗，而影响日甚于弥勒。至唐以后法相一宗衰微，弥勒信仰就日趋衰微而不显。

　　近代的太虚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往生兜率净土法门，宣说兜率净土的殊胜。1922年武昌佛学院初创时，太虚大师便规定晚课诵《弥勒上生经》及念弥勒菩萨，回向兜率。以后但凡是太虚大师所开创的道场，皆奉行这一做法。他于1924年2月5日，在武昌佛学院编定《慈宗三要》，以《瑜伽师地论•瑜伽真实义品》明境，《瑜伽菩萨戒本》次轨行，《观弥勒上生经》以明果。

　　1932年12月25日，太虚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借演说《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机缘，发起成立“厦门慈宗学会”，设立慈宗坛尊奉弥勒菩萨。此后，太虚大师于1936年在奉化雪窦寺开讲《弥勒菩萨上生经》，刊行《兜率净土与十方净土之比观》，在第四节《慈宗的名义》里，略释了慈宗的举设，源流、影响、作用，以弘扬慈宗。他1935年在上海、1937年在无锡都修弥勒静七过年。1938年冬季，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计划建“太虚台”，大师说：“纪念台，如未做勿做，已做易名慈氏。自惭福德凉薄，望勿以名之。”从而以弥勒为尊。

　　综上可见弥勒信仰影响之深，古代、近代持弥勒信仰人数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