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维护恢复时期

　　近代西安佛教沿革之维护恢复时期

　　佛教在西安地区的流传，始于东汉末年，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盛于隋唐之际。

　　当其兴盛之时，西安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国际交往中心之一。其时，西安城内外名刹古寺林立，何止四百八十寺之数。我国佛教八宗，六宗以西安有关寺庙为祖庭；四大译经家，三家以长安各寺为译坊；欧亚各国僧侣，争来西安取经。西安佛教之盛，由此可见一斑。真可谓龙吼西安，象蹴秦川，实与西天可并驾齐驱。

　　隋唐以降，国都东迁。西安虽渐失两个中心地位，然仍为我国佛教胜地之一。故佛日恒辉，法轮常转，龙象辈出，代不乏人。如宋代的云峰和尚、维果上人；明代的源净法师、文理老人、莲池大师；清代的止水禅师、奇峰上人、赤山老人、冶

　　开大师和东霞长老等，均系道行高洁，朝野共仰的一代高僧。他们或继往，或开来，或苦修，或济世，在大德日稀、圆音渐杳的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新篇章。

　　清代末年，国家腐败，佛教不振，遂使外教乘虚而入，西安佛界因循守旧，高德缺乏，寺庙破烂不堪，讲寺大多荒废。特别是咸同而后，西安叠遭兵火，佛教频历劫难。清廷既无暇顾及，唐僧又滥收徒众，于是乎，社会无赖恶人，往往托身佛门，争田夺地，累德败行，致使西安佛教衰败达于极点。

　　人民国后，西学东渐，西安佛界为之一变，从前抱残守缺，不知权变之旧佛界，在时代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倡导革命，力谋复兴，遂一变而为欧亚思潮汇合的新佛界。

　　近代西安佛教的复兴，主要不是表现在慈恩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的东LLI再起，各宗教义的继承发展以及各派的分门立户等方面，而是表现在深研佛学、著书讲经、校勘经典、创办佛刊佛校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而最能说明这一特点的，则无过于民国时期西安佛教的发展了。

　　现以民国时期西安佛教的发展为重点，将近代西安佛教的沿革分期简要叙述如下。如有不妥之处，敬希佛界及各界识者雅正。

　　维护恢复时期(1912.1—1926.11)

　　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西藏喇嘛教而排斥汉地诸宗，致使全国佛教各宗日益衰颓。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一些新派人物极力主张破除迷信，打倒宗教，提倡庙产充公，解放僧尼。于是乎，一倡百应，全国各地群起响应，风声鹤唳，佛界惶恐不安。

　　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西安佛界和全国佛界一样，不得不挺身而出，群起抵抗，自谋维护恢复。

　　1912年4月，浙江天童寺方丈寄禅大师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举起了维护恢复中国佛教的大旗，9月，西安佛界在卧龙寺聚会，宣告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以卧龙寺为会址，选举了全和尚为支部长，定慧、空定和尚为副支部长。从此，西安佛界跨入了维护恢复时期。

　　民初，西安佛界处境极为险危。这正如西安释道代表在《敬告各界文》中指出的那样：“年来革命新潮弥漫环宇，各教进行均受障碍，甚或牵动教产，涉及信徒，各教皇皇，恐怖不安。”因此，这一时期，西安佛界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护法护教，重兴佛教。

　　为此，西安佛界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活动和不懈努力。

　　(一)重建佛教各种组织，恢复各宗佛事活动

　　1912年9月，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后，着手重建陕西各级各种组织，逐渐在西安及各县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分部及各种有关组织，截止1926年底，陕西各市县已成立分部20多个，并建立其他相应组织十多个。即以西安市而言，不仅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西安分部，而且还设立了佛门请经处、巡行讲演团、普通僧校、佛学研究会和佛学图书馆等近10个有关机构，从而推动了近代西安佛教的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佛教总会秦省支部还大力恢复慈恩、净土和密宗等佛教各宗，并督促各宗进行了一些传统的佛事活动。西安的草堂寺系三论宗的导源地，而慈恩寺、净业寺、大兴善寺、青龙寺和光明寺，则系慈恩宗、南山宗、密宗及净土宗的祖庭。隋唐时，西安诸宗并隆，被化东亚。惜宋元而下，除密宗而外，其他各宗渐趋衰败，民国初年，净土宗稍振，其他各宗则几至销声匿迹。有鉴于此，秦省支部决定从复兴净土宗入手，以终南山各寺为道场，广招高德，重兴佛教。由于西安佛界的群策群力，这一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一两年内，终南山各寺庙已汇集僧尼50多人，并初步开展了水陆法会、纪念佛诞及盂兰盆会等佛事活动。接着，在居外陕籍高僧印光法师等人的指导下，净土宗在大兴善寺，慈恩宗在大慈恩寺也相继恢复了组织活动

　　(二)延请高僧赴陕弘法，开展各种讲经活动

　　民国初年，西安僧界弘法会乏才的问题十分突出。当时，“陕省研究佛教诸人，通系初心者，即皮毛尚未窥见，何能宣传真谛?”针对这一落后状况，陕西当局和西安佛界多次派人或去函延请外省高僧赴陕弘法。

　　陈树藩督陕后，曾委派定慧和尚赴浙江普陀山法雨寺，敦促陕籍高僧印光法师返陕弘法。法师因当时正患眼疾，故未成行。冯玉祥督陕后，在西安城内南院门建造洗心所，约请各教高人轮流讲演，以示信教自由之诚意。西安佛界无人可以担此重任，故陕西佛教会遂致函太虚大师等高僧，恳请他们西上弘法，振兴陕西佛教。当时，太虚大师因主编《海潮音》月刊并忙于创办武昌佛教学院，故亦未成行。1922年春，陕西佛教会公推李桐轩居士为代表，专程赴汉口恭请太虚大师赴陕弘法。大师虽因正在创办武昌佛教学院难以脱身，但盛情难却，遂推举妙阔法师代劳。4月26日，妙阔法师赴陕弘法首开近代外省高僧赴陕弘法先例。翌年6月，山西五台山月泉法师亦应邀赴陕弘法。妙阔、月泉两法师到达西安后，先后在西安僧俗欢迎大会上，在陕西佛教会和大兴教寺等处宣讲佛典十多次，对振兴陕西和西安佛教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西安的一些僧侣居士，也纷纷开展各种讲经活动。对恢复和振兴西安佛教发挥了积极作用。早在民国初年，西安终南山各寺庙就开始恢复了各种参禅讲经活动。大茅蓬和小茅蓬成为当时两个著名的讲寺。1921年4月后，陕西佛教会在西安创立陕西胜业学社，邀请省内僧伽、居士宣讲佛经。翌年春，西安佛界著名居士冯迢如、高戒忍、李桐轩、杨叔吉等人，开始轮流在南院门洗心所讲演佛法。1923年后，西安高僧宏纯、定慧、聪慧和名居土康寄遥、高戒忍等人，先后在大荐福寺、寂园和各难民收容所宣讲佛祛。凡此，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挺身护法，呼吁信教自由和保护庙产

　　北洋政府成立后，中央和各省军阀出于筹款扩军，争夺地盘的目的，无不千方百计在庙产上打主意。历届北洋政府均三令五申，规定全国寺庙除僧伽募修或用私产修建者外，均属官产公产，一律没收。于是，各省逐僧占寺事件不断发生，庙产纠纷案件时闻。在此情况下，全国佛界只得团结起来抵抗，以护其家。中华佛教总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立的。它成立于1912年4月，会长为寄禅上人。该会虽以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保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但究其主要目的与活动。则是乞求各级政府保护庙产。

　　全国形势如此，西安岂能独安！1912年9月，中华佛教总会秦省支部成立后，西安佛界便立即投入了这场护教护家的斗争。这一斗争，在陆建章1914年督陕后表现得尤为激烈。1914年6月后，西安城内外的许多寺庙，均被陆建章下令改作兵营、学校、机关，迫使僧伽不得不屡兴诉讼。1917年初，关中道尹李根源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历年以来，政府遵照约法保护宗教，已不啻三令五申。本部亦经先后制定《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及《管理寺庙条例》，并陆续施行。各地方官吏，其能切实奉行者固属不少；而沿袭旧惯，假借兴办公益之名，收取寺庙财产者，亦所在多有，以致各属关于僧道案件层见叠出。”所谓“政府遵照约法保护宗教”云云，只不过是官话而已；而“假借兴办公益之名，收取寺庙财产”，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事实正是这样。1914年6月后，周至县没收天台寺庙产，长安县侵占旃檀林及西安大荐福寺驻军等教案接连发生。为此，西安佛界屡次上书呈请，甚至上诉各级政府，呼吁信教自由，保护庙产。1914年11月2日，当中华佛教总会联合各省支部上书袁世凯，要求保护佛教，发还庙产时，陕西支部长了全和尚即列名其上。

　　20年代后，西安佛界的护教护家斗争仍未停止。1921年9月，陕西佛教会会长显安联合省道教会会长陈园静致函陕西督军冯玉祥和省长刘镇华，请求信教自由，保护庙产。1923年8日，陕西佛教会又致函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要求刘军立即撤离大荐福寺，并将该寺交还省佛教会创办普通僧校。但是，由于军阀统治，刘镇华围城及僧界不振等因，西安佛界的这一努力并未收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