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二法门”与“拈花一笑”

　　“不二法门”与“拈花一笑”

　　作者：魏鸿雁

　　关键词：“不二法门” “拈花一笑” 解理方式

　　摘 要：禅诗的艺术技巧在唐宋时期有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白居易和苏轼分别运用了“不二法门”和“拈花一笑”的解理方式，体现了不同的禅诗结构艺术，对佛与诗的结合，哲理诗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佛诗以其睿智的佛理诗思和独特的言说方式，形成了颇具哲理性的审美意蕴，引起了中土文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开始模仿创作佛诗，形成了禅诗创作的高潮，促进了佛理和中国传统诗歌文学的结合，为诗歌的新变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在醉心于禅的文人中，白居易和苏轼是最具特色的两位诗人，代表了禅诗发展的水平，从白居易到苏轼体现了禅诗汉化的历程。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明了禅诗的艺术化和成熟的过程。白居易和苏轼的一生和佛教关系密切，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白居易本身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号香山居士，与佛教僧侣往来密切。专门记载禅宗派族谱的书籍《五灯会元》卷四就记录有他的事迹：“杭州刺史白居易，字乐天，久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元和中，造于京兆兴善法堂，致四问。十五年，牧杭州，访鸟巢和尚，有问答语句，尝致书于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复受东都凝禅师八渐之目，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之深，犹贯珠焉。凡守任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后为宾客分司东都，罄己俸，修龙门香山寺。”①这段文字说明白居易曾拜数位禅师为师，并曾进行偈诗的创作。苏轼也出生于一个世代信佛之家，父子三人皆礼佛信佛，苏家佛教气氛十分浓厚。苏轼被贬谪期间与佛印、参寥等禅师往来密切，对佛禅境界领悟极深。由于苏白与佛教的深厚渊源，他们也写下了大量的参禅、悟佛的诗歌。但细较他们的禅诗，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禅理的解说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出禅诗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的特征。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禅宗思想已经开始广泛地影响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自六祖慧能创立禅宗后，禅宗的“顿悟”说也成为达到涅槃境界的不二法门。慧能反对一切形式化的修习，指出人们只要破除自性的执著，通过顿悟就可成佛。他在《坛经》中具体提出了一套悟佛的方法，在去世前传授给其弟子。“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②“三十六对法”包括三十六对对立的概念，如：明与暗对、动与静对、烦恼与菩提对、性与相对等。在慧能看来，“三十六对法”中包含着大学问，凡夫不了解其真实相，迷在三十六对里，也就不能真正地悟道。慧能因此同时提出了解决执迷的方法：“此三十六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没即离两边。”这是一种同时否定事物双方从而达到悟佛的方法，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非色非空”等。如果我们追溯“三十六对法”的本源，其实际来自《维摩诘经》第九品的“入不二法门”，经中通过维摩诘与诸菩萨的争论，在对对立概念和事物的双重否定中达到消除执著心，消泯分别念，进入佛的境界。“不二”本意是要解除语言的束缚，但在实际解经时，早期的禅宗客观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经体式。这种“出没即离两边”的解经方式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不A不B式”或“非A非B”式。禅宗形成的这套解经体式被广泛运用于“一花开五叶”时期，成为他们解经的主要方式。这一方式在佛体诗歌——偈颂中运用更为普遍。在禅宗典籍《五灯会元》的记载中，“一花开五叶”时期的偈颂诗大多使用了“不二”、对法的解佛方式。如牛头法融偈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曲谭名相劳，直说无繁重。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这种解佛方式形成独特的逻辑结构，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因此使得偈颂有了更深的哲理意蕴。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白居易和佛僧往来密切，他的禅诗受偈颂的影响很大，他的禅诗因此有明显的模仿禅宗宗师诗偈的特征。其《观偈》曰：“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又观，则辩真妄。” “心中眼”即心性，用佛性去洞察世间世相，则世间的真假一目了然。这其中就运用了“性与相对”。这类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读禅经》：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往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金刚经》中说：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一切皆空，一切诸相皆非相。人生本来是梦，我们的孜孜求取，无非梦中之梦，无非妄想执著罢了，都是假的。云门禅师偈曰： “昨日梦说禅，今日禅说梦。梦时梦如今说底，说时说如今梦底。昨日合眼梦，如今开眼梦。诸人总在梦中听，云门复说梦中梦。”(《大慧录》卷八)把双腿盘起，祛除杂念，以为这是入静，其实，这才动得厉害。假如你不求清净，也不求空，自然而然，这就形成了“不禅不动即如如”。白诗无疑是多对对法的阐释。白居易通过对法告诉世人，要想进入真如法境，就要忘却相与非相，无论梦里梦外，不知孰动孰静;当你不去纠缠法理，解除世间执著想时，你也就达到了顿悟的禅境。白居易由于运用了“不二”的逻辑解说，使其诗具有深刻的佛理。当然，由于这些诗在阐释时使用了“不二”的方式，通过对对立事物的双重否定脱离外在事物束缚，达到摆脱语言，表现“言外之意”的目的，这就使得语言表达更加抽象化。这种抽象化的解理方式确实有助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感悟，但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超现实性，也给一般人的理解带来难度，不容易被接受，故有人批评白居易的禅诗陷于理障，隐晦艰涩。其实“粗者用禅语，精者入禅机”，关键在于能否表达禅意，如果纠缠于论辩的窠臼，则会陷入话语的迷宫。对法的要义在于辨透禅机，展露自性，洞见禅理。对法式的禅诗是想通过泯除世间想，截断意路的方式引导进入自在境界。白诗的逻辑思辨性使他的禅诗具有很强的哲理，但哲理的内涵在于对生命本真的揭示，而理性的阐释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要通过众生对语言的消解，参悟人生的意义。后人的批评不无道理。但白居易的另一首诗《花非花》虽然也使用了“不二”的解理体式，却含蓄朦胧，很好地体现了诗人对禅的体悟，所以显得禅味十足。“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诗人首先借象喻禅。说花非花，说雾非雾，花有所指，雾有所喻。“花”在佛教意象中常常是现世外部世界的象征，是“色相”，它看起来千姿百态，色彩缤纷，似乎非常美丽，但它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这些色相终将归于虚无，所以花并非实实在在的花，其中隐含着佛性。但佛性居于本相，又并非本相，是一种自在本心。佛性正是在似花非花，似雾非雾中展现。“夜半来，天明去”，诗人似乎是在说一场梦，而这正像佛性的状态。它是不可用心求得，所以说“去似朝云无觅处”，它是捉摸不定，来去无踪的，不要刻意地去寻求。佛教称为“破除执著”，只有抛开了执著心，才能求得真佛。诗人通过对禅意的反复申说，营造出了朦胧、空寂、浑融的美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禅的最高境界。这首诗虽也不乏逻辑表达，但却隐含了迷茫沧桑的人生感悟，同时形象地阐明了佛性，别有一种诗趣。这首诗已经预示着禅诗创作艺术的转关。

　　慧能虽提出了“顿悟成佛”的理论，但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一理论并未广泛运用于实践中，直到晚唐有宋才蔚成风气。黄檗希运为了启悟弟子，开始采用一种“当头棒喝”的方式，用暗示使人顿悟禅机。晚唐的偈颂中也开始禅悟体现禅意，“拈花一笑”式的顿悟成为禅诗解佛的常用范式。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门徒们不明其所以然，唯迦叶尊者默然神会，微微一笑。于是佛祖即称他已经得道。顿悟得道，原来只在一念之间。“拈花一笑”体现了成佛观念的变化，“花”是世俗世界的象征，佛性其实并不居于世外，并非通过修炼就可得道，佛性就在现世。所以佛教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要你摆脱现世羁绊就可遁入空门。“不二法门”是对对立概念的双重否定达到忘记概念的目的，而顿悟则是放弃概念。禅宗也因此形成了新的思维模式——“A即是B”、“B即是A”。“拈花一笑”用于禅诗中也形成了不同于前期禅诗的新的创作模式，即往往借助人们习见的客观外在事物蕴含佛理。如一首无名尼诗曰：“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这首诗借梅花喻佛性，自然景物与禅意巧妙融为一体，意蕴深厚，而又清新浅出，其清灵活泼的本性呼之欲出，禅意与诗意结合得浑然无迹。苏轼的禅诗就体现了这种新变：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这首诗借庐山之相来寓无行迹的形而上的道理，蕴藉深厚，又别有情趣。苏轼诗虽借用对法，但却寄托于眼前事物，以感触和趣味入诗，寓艺术技巧于无行迹中，寓佛理于不经意的生活中。苏轼诗善于从习见的事物、一般的生活中，提炼出生活的义理，使人获得普遍意义的审美经验，所以苏轼诗有理有趣，无痕有味，现相无相。黄庭坚曾评价说：“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口，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冷斋夜话》卷七《般若了无剩语》）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苏轼经常将禅宗直觉体验的感悟方式运用于诗歌创作上。他提到李之仪《兼江祥映上人能书自以为未工……》诗时说：“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一)他又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答谢师民书》)这样“了然于心”并用口与手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悟”。苏轼在《送参寥师》中总结写诗经验：“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中有色，色能寓空。诗语之妙正在置心于虚空中，才能洞察万物的风云变化，心虚含万象，冥心空静，才能写出“有至味永”的好诗。这些都是强调内心独特领悟，而此正是禅境。苏轼发挥了禅宗的体悟方式，提出了相当精深的澄观一心的艺术直觉体验方式。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庐山烟雨》)

　　苏轼虽非佛门中人，可是苏轼独步天下文采及于佛理禅道超凡的悟性，这首禅理诗自然有很高的价值。诗中暗示修佛悟道的三个过程，开始是见山是山，次而见山非山，最后回到见山是山。诗起始句和结束句都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暗示作者经过禅悟后得出“不以身外之物而乱”的一种大境界。《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曰：“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这就是摆脱外物的执著，超然自娱，而达到物我两忘境地的表现。胡仔在《笤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云：“东坡岭外归，其诗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苏轼的哲理诗吸取了华严事理圆融的表现手法，以华严的法眼观照世界，宇宙、人生、艺术之间的界限也就消失了，万法平等，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诗人因此而在大跨度的联想和多向推理中获得理性的自由，因而“事理之障，障他不得”。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诗歌中依然有“不二法门”的影子，但苏轼并不纠缠于逻辑的概念，正是禅宗那种透脱无碍的思维方式，使诗人对佛经的领悟变为活泼泼的心灵感悟，而非像佛经讲师那样拘泥于文字义理或名相因果的阐释。因此在这一点上，苏轼的禅诗显然比白居易的禅诗高明了许多。

　　通过白居易与苏轼禅诗创作方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禅宗创立之初，由于受佛教“不二法门”思想的影响，早期的禅诗注重义理的阐释，倾向于通过对法对举的逻辑结构方式体现成佛的境界，具有逻辑思辨色彩，使佛理抽象化。白居易的禅诗受其影响，运用了“不二”式的逻辑阐释结构，注重禅理的伸发。这样的诗歌我们称之为禅理诗。到晚唐宋朝以后，受禅宗顿悟的影响，禅诗创作手法主要运用“拈花一笑”式的结构形式，通过具体物象暗喻禅理。苏轼的禅诗虽然也有思辨的意味，但他把禅理巧妙融于日常事物中，把“色”、“空”之观内化为心灵的体悟，在悟禅的过程中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况味，其中蕴含了诗人人事沧桑的心理感受，是对禅理更高层次的感发。因此苏轼的禅诗不仅包含禅理，更具有禅趣。他的诗歌我们可以称为禅悟诗。由禅理到禅悟的变化不仅体现了白居易与苏轼禅诗的区别，也表明了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哲学不断融合，禅学思想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可看到文人尤其是诗人接受、融会佛教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文学创作，把佛理引入诗歌艺术技巧的有益的尝试过程。通过苏白诗歌的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禅与文学的结合对古代哲理诗发展的影响，对诗歌艺术技巧的开拓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魏鸿雁，河南林州人，硕士，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史。

　　①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② 郭 朋.坛经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