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中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互动中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成建华

　　人类的一切交往，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向来都是双向互动的。人类历史表明，当一种文化传入到另一种文化氛围中时，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一是外来文化为了迎合或适应当地文化环境的需要而使自身有所变形；二是当地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也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中国佛教，尤其是隋唐时期发展起来的禅宗乃至于此后的宋明理学，就是这种文化对话背景下的产物。确切地说，是中印异质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历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由接触、依附、冲突到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能够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包容的胸怀，而且还由于佛教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开始是以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形式而传播的。佛教传入初期，正是黄老方术在中土盛行之际。所以，一些来华弘教的外国僧人，出于传教的需要和便于佛教自身的流传，不断地吸收并依附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方术迷信，以佛法附会黄老，以神通吸引信徒，使得当时的人们误以为佛教也是道家方术的一种。早期佛教徒在译经时还攀附道家术语，用流行的道家思想如"自然"、"无为"和"无极" 等名词概念来传译佛经。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安世高及稍后的支谶，在翻译时都曾大量借用了老、庄道家的术语。如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中用"气"来概括"四大"，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他甚至把"安般守意"这类的数息禅法解释成"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在支缕迦谶译的《道行般若经》中用"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般若"和"性空"。 三国吴时的支谦，因为取《老子》"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中的名词概念，而把《般若道行品》译成了《大明度无极经》。这种为了方便佛教自身的流传而做出的不符合佛教本意的牵强附会，无疑是致使当时人多以黄老之道去理解和认同佛教的主要原因。

　　佛教对儒家文化更是一种依附关系。佛教主张并宣扬出世精神，与儒家的纲常名教、齐修治平的思想难免对立。由于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立国之本，所以佛教在这种的背景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与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相妥协、相调和。佛教徒以佛教"杀、盗、淫、妄、酒"五戒来比附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异号而一体"的 。三国吴时的高僧康僧会，在被问及到有关佛家的因果报应等一类的伦理问题时，则巧妙地以《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来作答，以此来比附佛教的因果学说。其实，儒家的报应说是建立在其所谓的"天道观"上的，报应的主体不是行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孙后代。而佛教主张自作自受，一切善恶后果由行为者自身承担。所以两者并不相同。康僧会还通过编译佛教的《六度集经》，用印度大乘佛教的慈悲观去比附儒家的"仁爱"思想，提出"仁道"说，以配合儒家政治伦理观念。佛教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甚至不惜改变自身，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加入儒家名教的内容，说什么"儒释皆宗之，其为孝道矣" ，把"孝"说成是儒佛共同奉行的宗旨。魏晋时期的"格义佛教"，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老庄玄学来说明佛教教义。如以《周易》中的"元、亨、利、贞"四德类比佛教的"常、乐、我、净"。更有甚者，如南朝的高僧竺法鸦、康法朗等人都是用格义来理解佛教的。他们经常把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作为理解和解释佛教的媒介，经常把佛经与儒道经典进行交替讲解，以解释佛经中的疑难。这便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理解和解释佛教的基本方法。

　　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佛教逐渐从表面层次的对儒家纲常名教的妥协调和发展为深层次的对儒家思维特征与思想方法的消化吸收，从而又反过来影响着传统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在儒家重视主体、重视个人的思想影响下，大谈佛性论、心性论以至发展到了"出世不离入世、强调自我实现"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宗的"即心即佛"与儒家的"反身而诚"，天台宗的一切众生本具空假中三谛性德与儒家的信善论，无论从哲学理论上，还是从思想方法上，都可以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

　　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先后传入并被系统的翻译出来，佛教一改过去的一味依附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开始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quot;沙门应否敬王者"、"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应有无"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论。

　　"沙门应否敬王者"是一个涉及到僧俗之间的宗教礼制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两汉以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支柱是"事君至上、孝亲之上"的政治伦理观，为国效力、扬名显祖的价值观。由此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宗族第一、国家本位"的普遍观念，自然就与佛教"出家无家、不拘礼法、遁世逍遥"的习惯相抵触。在儒家看来，佛教是"脱略父母，谴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唐代，结果以佛教失败而告终，佛教徒接受了"人王即法王"的思想，被迫放弃?quot;沙门不敬王者、不拜俗亲"的传统。

　　佛教的"三世因果"学说是建立在"缘起性空"的理论基础上而提出的。佛教认为人由五蕴和合而成，没有单一不变的实体或灵魂。但由于中国人囿于传统的魂魄学说，以为佛教所主张的三世因果之说在于宣扬人死精神不灭，灵魂可以再生。这种对佛教教义的曲解，就连当时那些通达儒学而学佛的人也多半陷于此而不能自拔。由于中土人士的"佛之有无，寄于神理存灭"的理念 ，以东晋僧人慧远为代表的佛教徒主张"神不灭"，并大力宣扬和捍卫其神不灭的理论，以至于在南北朝时期围绕着神灭与神不灭，对生死、果报等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其中，慧远的神不?quot;三报论"和梁武帝的"神明成佛义"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轮回转生说，它们都是中印思想文化交融的产物。佛教的教义学说经慧远、梁武帝等人加工和发挥，糅合并掺入了许多中国的迷信思想，于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天堂地狱轮回报应说，并在中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特别是禅宗，并不强调这一套理论，它更强调的是当下解脱和顿悟成佛的思想。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和冲突更为激烈。由于二者在教义上的差异，致使在许多基本观点上的对立。如"佛法以有形为空幻"，"道法以吾我为真实"（谢镇之《与顾道士书》）；"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慧林《黑白论》）；释称"涅槃"，道言"仙化"； 释云"无生"，道称"不死"（《弘明集卷七》。）为了争夺宗教地位，经常辩论佛道先后高下。如两晋道士编造《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游化胡成佛，创立佛教，以释迦牟尼为弟子。佛教徒针锋相对并以编造《清净法行经》大势渲染，说佛派三弟子教化震旦，儒童菩萨是孔丘，光净菩萨是颜渊，摩诃迦叶为老子。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唐末。

　　唐宋之际，佛教开始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出现了三教合流的局面。东晋高僧道安认为，"三教不殊，劝善义一，教迹虽异，理会则同?quot;宋代智圆以"修身以儒，治心以释"，主张儒释共为表里。佛教调和儒道的思想趋势越来越强烈，"三教合一"已成为当时的普遍社会思潮。儒家吸收和融合佛教，形成宋明理学；道教吸收和融合佛教，形成全真教、太一教等新的道教。同时佛教也完成了它的中国化进程，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佛教在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化的同时，无疑也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佛教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交互影响，推动了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宋明理学受佛教的影响最深。理学中的由"纯心"、"诚心"、"养心"到"心泰"以及"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到"理一分殊"等哲学概念的提出，明显地是受到了中国佛教如"明心见性"、"即心即佛"以及"性体圆融"等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与佛教的佛性论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改变自己，但同时佛教也不断地影响并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我们知道，早期的佛经翻译受到了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庄化的译经因此又反过来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六家七宗时代的般若学则又是玄学化的产物。同样，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是在儒家和道家等思想传统的影响下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而它又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禅宗等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融合儒道思想才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成千上万的脍炙人口的梵文佛经被陆续翻译成汉文，推动了中国文学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新发展。《法华经》、《维摩经》以及《百喻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经》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歌；变文和禅宗语录与中国的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汉语中的反切就是在受梵文拼音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由于佛经的汉译，输入了多达三万五千余条的外来语和专有名词，因而扩大了汉语语汇，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佛教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中国佛教寺塔的建造风格，充分体现了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学的影响。如河南嵩山嵩岳寺的砖塔、山西应县的木塔以及福建泉洲开元寺的石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作为古代雕刻艺术宝库的敦煌、云岗和龙门石窟都是在充分吸收了古代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并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像艺术。敦煌的莫高窟，这座屹立在沙漠中的艺术宫殿，更是体现了古代印度石窟艺术、西域地方风格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有机融合。佛经故事常常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家绘画的题材，中国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有关。中国佛教梵呗音乐的形成与流行，就是在充分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的基础上创建而成。佛教对中国的天文学、医学等科学技术的贡献和影响也是卓越的。佛教《大藏经》中存有大量医学和药学的内容。据隋唐史书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书就有十余种。可见佛教在中国文化各领域中的影响。

　　宗教大国 印度观感

　　印度，这个古老而又充满宗教神秘的名字，千百年来，吸引着多少对它抱以崇敬、景仰、向往和好奇的人们，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寻找人类文明的底蕴和佛法真谛。伟大的旅行家法显、玄奘和义净便是这其中最为杰出灿烂的一员。他们终于以自己大无畏的精神和坚贞不拔的毅力，在人类文明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沟通中印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史上，可谓业在千秋，功不可灭。

　　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也有幸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片曾经孕育过大批思想家、哲学家的神奇土地。我是应美国华盛顿哲学价值研究会和印度德里大学的邀请，代表北京去印度参加一个名为"中国佛教印度探?quot;的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在印度一共二十一天，从99年11月30日起，我先后访问了新德里、瓦拉纳西、菩提伽耶、香提尼克坦、加尔各答、海德拉巴和马拉德斯。由西向东，由南到北，走遍了印度四分之三的土地，可算是踏着法显和玄奘的足迹，千里之行，作千年之旅的。我们一行十人，除我以外，有来自于华盛顿哲学价值研究会的麦克林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这个季节在印度如同我国春秋时节，到处鲜花翠绿，气候温暖宜人，印度人称之为"冬季"。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在它的北边还有一座与之相连的老城--德里。新德里很大，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口，可算是座大城市了。然而它的交通拥挤，杂乱无章，人口稠密，可谓堪称一绝。虽然是鲜花绽放的时节，但几乎没有一点让人感到欣慰喜悦的地方。大街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杂乱无序的车流，肮脏不堪的路面，会真正让人感到窒息和人口爆炸的恐怖。在我们驱车路过的一条不知其名的街道两旁，紧贴着一片又一片的窝棚，有半米到一米来高，矮小得只能容人爬进爬出，黑乎乎的，全是由垃圾牛粪搭成的。窝棚里的主人几乎都躺在地上息着，懒洋洋的，全然一副悠闲自得样子，倒算是满足了。穷人哪里都有，但印度的穷人之穷，已经成了世界旅游者触目惊心的景观。过去，中国人形容一个穷人，至多说是"家徒四壁"，但印度的穷人穷得连一"壁"也不见，真是穷得一贫如洗啊！除了有一块卷铺盖和一个编织袋等仅有的几件"家产"外，其它什么都没有了。他们露宿风餐，席地而坐，像似那些古代的苦行僧，遍布车站和街巷。人口之多，主要在穷人里膨胀。据统计，印度的穷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有五六亿，赤贫三亿多。除此以外，这里的水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统计资料表明，排入恒河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每年就有九亿升。这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死后还要把尸体或骨灰抛洒入恒河在内。

　　在德里，除了参观一些名胜古迹外，还参观了总统府、总理府和议会等建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著名的皇宫──红堡。红堡是一座用红沙石砌成的皇宫，是印度末代莫卧尔王朝第五代帝王沙杰汗（Shah Jahan）的宫殿。这座皇宫很大，有近一公里来长，半公里来宽，城墙很高，外有护城河，非常气派。宫殿建筑十分讲究，有的通体是用红沙石砌的，有的则是用一色的白大理石，到处都是精细的雕刻。皇宫内还有一座用白大理石建造的清真寺，通体洁白，在整个皇宫暗红色的基调中，它的圆顶、它的塔尖显得晶莹纯净，格外醒目。红堡的单纯，反映了这位末代印度帝王具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它既保存了印度艺术雄浑大气的一面，又汲取了伊斯兰艺术的精致美丽，把精细柔丽统一在一种色调里，达到一种浑然一体的整体气韵。

　　我们在德里总共四天，行程安排得很满，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参观游览，其它时间都是在不停的开会和讨论。我们先后拜谒了印度国家社会科学院、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和印度基督教神学院，分别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在由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的两天学术会议上，我曾就会议的主题"佛教与印度教"发表了一篇题为"佛教是否是通过反对或改革印度教而兴起的宗教？"的论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辩证地阐述了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指出了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别，提出了佛教并非印度教支派的观点。反应强烈，赢得了在场的印度学者一个个争先恐后、登台大抒己见与我辩论的机会。争辩虽然很激烈，但气氛却非常活跃。我的观点，最终还是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印度学者的认同和好评。在印度国家社会科学院，我们与印度的同行们就当前国际所关心的社会、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现况。在印度基督教神学院，我们广泛听取了印度学者就"甘地与非暴力"为题所发表的一篇篇长篇大论。

　　在新德里，碰到好多会说点中文的印度学者。一打听他们都是曾经在北京、上海学习生活过，自然与他们谈起来，也就比较轻松融洽。德里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精通梵文，在交流时，他们都能对吠陀经典倒背如流，可见他们的梵文功底。但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在谈到印度教以及与其相关的问题时，他们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理智了。自负的印度人，太过陶醉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宗教狂热、故步自封、思想僵化教条，是偏执、狂妄和贫穷的根源。与时代的不和拍，在他们中间尤显突出。有些印度学者甚至还认为，高科技给人类最终带来的只会是毁灭和灾难，回归自然，是人的唯一归宿。诚然，传统文化需要不断地在总结和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以浓厚的宗教感情去看待和谈论学术上问题，自然摆脱不了思想上的偏执和狂妄。印度人没有时间概念，开会做事也不守时间。在交流时，只要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闭上双眼谈上个把小时，挡也挡不住。这也许是我们一行人对印度学者的最深印象吧。

　　12月5日一早就驱车离开新德里，启程前往瓦拉纳西。在前往瓦拉纳西的途中，我们顺道去了离新德里二百多公里的阿格拉，去看泰姬陵。泰姬陵比想象的还要美，至少有一半是与反面铺垫有关。阿格拉这座城市太杂乱拥挤，仍然是满街小贩和乞丐，垃圾遍地，尘土飞扬，闹轰轰地搅得人心烦躁。穿过一扇由几个士兵把守的破旧大门，使人刹时感到，来到了另一个国度。大墙内外，判若两个世界。院内清静无比，令人心旷神怡。眼前迎来的是一座漂亮的古典建筑，红白相间，堪称华丽。再穿过一道安检，看到了这座古典建筑的门缝，参观的人们无不被里边的建筑所惊呆和折服。这就是世界第一流的建筑，以童话般地晶莹单纯完成全部征服。它与众不同，显得有点孤独，有点不和群，自成一种气氛，又掩不住外溢的光辉，任何人都无法模仿。我们脱掉鞋，光着脚板，沿着大理石台阶，小心翼翼的一级一级往上爬。走过一个如镜似砥的大平台，进门见到两具大理石棺材，中间一具是泰姬，左边的一具是沙杰汗国王。国王委屈了，但没有办法，因为陵墓是他为泰姬建的。

　　从陵寝回到平台，还绕一圈，看到了背后的朱木拿河，这才发现，泰姬陵建造在河滩边的峭壁上。据说，按照沙杰汗国王的计划，他自己的陵墓将建造在河的对岸，用纯黑大理石，与泰姬陵的纯白相对应，中间再造一座半白半黑的桥相连。这个最终没有实现的计划更象是一个成人的童话。从河岸的架势看，泰姬陵确实在呼唤对岸。据说，这个陵墓由二万民工修建了整整二十二年。有人说，由于沙杰汗过于沉迷于包括泰姬陵在内的豪华建筑，使国库消耗殆尽，致使莫卧儿王朝的盛极而衰，并最终灭亡。

　　离开泰姬陵驱车赶往五公里以外的火车站，乘火车去瓦拉纳西。经过一夜的颠簸，一大早就到了瓦拉纳西。

　　瓦拉纳西，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是母亲河，而且是看成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觉得自己终日就要降临时，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唯愿在它的身躯旁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将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正由于这条河，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的文人骚客纷纷移居这里，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了。

　　瓦拉纳西是迄今世界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老文化名城之一，保持着印度几千年的城市风格和布局。寺刹林立，街道曲窄，"神牛"遍街漫步，与人合流，形成了一道抹不去的颇具印度神韵的风景线。大街小巷，垃圾牛粪遍地，猪牛羊马，猴子乌鸦，乞丐摊贩，看似和睦相处，与世无争。也许这里就是佛经里所说的"五趣杂居地"吧。

　　瓦拉纳西还是印度教的大本营，全城几乎都是印度教徒。据导游介绍，凡是信仰印度教的家庭，都得养上一至两头牛。印度人拜牛的传统由来已久，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吠陀时期。印度人历来视牛如神，认为牛就象自己的母亲一样，以纯白的乳汁喂养了他们，因此，在他们眼里，牛是神圣而纯洁的，是不可不恭敬膜拜的？然而，这里的牛个个都饥肠辘辘，瘦骨如材，也许是数量太多，饲料有限，生态失衡，生活达不到温饱吧。据说，每一个印度教徒，还是一?quot;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地地道道的素食主义者。这大凡就是印度人能够与自然与动物和平共处的缘故吧。

　　我们下塌于瓦拉纳西大学耆那教研究中心招待所。瓦拉纳西大学很大，堪称亚洲第一大学，以一流的医学研究著称。我们是应瓦拉纳西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到那里与哲学界的同行们进行两天交流的。这里我们谈论的?quot;中国佛教与印度思想的关系"。交流得很成功，气氛非常融洽。使我们难忘的是，瓦拉纳西的学者们都非常热情友好。在那里我们也见到了不少留学过中国的学者，他们的汉语都讲得非常棒，对中国的宗教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很高，但宗教色彩没有德里的浓厚，自然交流起来也不那么地令人费解和心情沉重。

　　经过两天的紧张会议，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匆匆赶到恒河，去看举世闻名的"恒河晨浴"。因为患感冒，我原想不去的，后来由于复旦大学的俞吾金老师的再三建议，才痛下了决心，与大家一道前往恒河。我们在靠近河边的路口下车，沿着一条脏乱不堪的小道步行过去。此时，河边已经非常拥挤，集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穿过一堆堆人群，跳上旅行社事先为我们租来的小船，猛然撑开，算是浮在恒河上了。

　　从船上看河岸，着实让人吃惊。一路是肮脏破旧的各式房屋，没有一座古老建筑，也没有一所新盖的房子，全是那些潦潦草草建了几十年的劣质水泥房。每个房子都有大大小小的台阶通向水面。房子多数是廉价小客店，有为了来洗澡住上一两天的，也有为了来等死住得较长久的，因此房子和台阶上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挤满了各种人。更多的人连小客店也住不起，尤其是来等死的那些老人，在既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又没有钱住店的情况下，只能横七竖八的栖宿在河岸上。他们不会离开，因为照这里的习俗，死在恒河岸边，就能免费火化，把骨灰倾入恒河。

　　此刻，天还未透亮，气温比较低，黑呼呼的人全都浸泡在水里了。男人赤膊，女人披纱，什么年龄的都有，在水里浮来游去；河面上人很多，但没有一个说笑的，全都一声不吭地在水里浸泡、喝水，似乎是想把往昔的罪业和陈年的污秽，一洗而尽。

　　与洗浴的地方相隔数十米，是一处浓烟四起的焚尸坑。焚尸坑紧贴着河面，已成为河床的一部分。按印度人的习俗，焚尸都在清晨天亮之前进行。焚烧一直未停，恶气扑鼻，气味让人窒息。这一切不仅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成了恒河岸边最重要的景观。这里，听不到亲人的哭喊，看不到送葬的队伍，也没有什么告别仪式，一切是那么的平静！人们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人死了，裹上一块蓝红相间的金丝布，置放于柴火堆上，浇上一勺勺香油，点把火烧了就是。焚尸坑周围，很大一片陋房，全被长年不断的烟火熏得乌黑油亮。

　　回到住处，赶紧换洗衣服，稍事休息，下午又去了位于城北十几公里的佛教胜地──鹿野苑。

　　鹿野苑是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地方，苑内一片林木葱茏。据说，释迦牟尼成道后首先来到了这里，寻找曾与他一起在尼连禅河畔苦行六年的五位伙伴。就是在这里与他的伙伴们讲授了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听后当即开悟成了佛的第一批弟子。

　　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25米的讲堂，高约1米，以古老的红沙石砖砌成，讲堂边有几个坐墩。讲堂四周，绿草茵茵，草地上也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的听讲坐。讲堂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所建，有几跟断残的阿育王石柱。佛教在印度早以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静。这里没有香烟缭绕，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淙淙流泻。

　　鹿野苑的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据说是在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才发现的，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

　　12月8日上午，我们驱车前往位于比哈尔邦境内的菩提伽耶。这里距离菩提伽耶有二百来公里，一路坑坑洼洼，黄尘满天，经过十二小时的疯狂颠簸，终于在夜里11点左右到了目的地。我们下塌于印度大菩提会。大菩提会很清静，是佛教的总部，由斯里兰卡的僧侣管理。我也碰到了几位来朝圣的斯里兰卡朋友。在这里非常好，环境卫生、舒适，让人感到亲切，饭也比较容易吃，不那么腥辣。

　　菩提伽耶是一座佛教文化名城。据传，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这里，在一棵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菩提伽耶因此而得名。

　　菩提伽耶很热闹，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满街都是销售佛教文物的小摊，有一半是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的。这里的西藏喇嘛很多，据说此时北方特别寒冷，喇嘛们就纷纷前来这里修行避寒。街上还有很多欧美的喇嘛，身披袈裟，手捻佛珠，在街上晃悠，看起来非常有趣。

　　我们首先来到气势不凡的大菩提寺。这个建筑一色净灰，直线斜上，雕饰精雅，如一座稳健挺拔的柱形方台。门户上方，一排古朴优美的佛像，殿内供奉着一尊两米来高的金佛。在寺庙的后面有一棵巨大茂盛的菩提树，树杆上有金饰，树下有两层围栏，里边的围栏全是黄金铸成。树的一侧有一个近4米的长方形金龛，布满了各色鲜花和哈达。据说，这座金龛是已故斯里兰卡总统普雷玛达萨捐赠的。菩提树的四周，有一大半是正在向佛塔行大礼拜的西藏喇嘛，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派别的佛教徒，盘着双腿，席地而坐，微襟参悟。

　　现在的这棵菩提树已不是佛成道当年的那一棵了。原来的那棵树几遭异教徒的人为破坏，早已不复存在了。这一棵虽然只有上百年的历史，却与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一棵有直接的亲缘关系。据说，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女儿僧伽密多在佛成道的菩提树上取了一株树苗，送到了斯里兰卡阿努罗达布拉栽种。现在这棵树是后来从斯里兰卡回请、栽种的。

　　在菩提伽耶我们还参观了日本寺、澳洲喇嘛研修中心，还参观了一处澳洲人正在筹建中的世界第一大佛，还参观了一些慈善机构。我们还与这里的摩揭陀大学哲学系的学者进行了座谈交流。大菩提会还为我们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有数十位学者、官员和僧侣参加，其中有印度的前文化部长。

　　12月10日乘火车前往西孟加拉邦，著名文学家、诗人泰戈尔的故乡──香提尼克坦。香提尼克坦比较偏僻，在印度的西北边，与孟加拉国遥遥相望。这里很穷，沿途到处都是一排排茅草房，道路虽然不宽，却非常平坦整洁。这里是印共在印度唯一统治的两个邦之一，虽然贫穷落后，但人个个都非常平和、热情好客。这里到处郁郁葱葱，鲜花异草，芬芳四溢。街面上没有垃圾，没有污水粪便，空气清新，一派宜人的乡村景色。香提尼克坦大学还特意在泰戈尔故居前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的人群载歌载舞，迎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都为这里的热情而深深感动。欢迎仪式后，我们参观了泰戈尔纪念馆，缅怀这位曾经在世界文坛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伟人。第二天一早便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quot;人与自然"。这里的学者学术水平都很高，为人谦虚诚恳，不夸夸其谈。也许是家承泰戈尔的学风吧。

　　12月13日，我们途径加尔各答，乘飞机前往印度中西部城市海德拉巴。按原计划是乘火车去的，由于路途遥远，乘火车需要38小时，加上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因长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有的因水土不服，已病得不成样子了。有鉴于此，领队麦克林教授果断决定，改乘飞机，让大家缓口气。

　　海德拉巴是印度的高科技城，位于孟加拉弯中东部，有印度"硅谷"之称。海德拉巴是一座新兴城市，街道十分干净，两旁有一些十几层的建筑，估计是宾馆、写字楼什么的，看似还算气派。大街上没有牛粪，也看不到一头牛，这到有点怪了。一打听，原来这里是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城市，市政府规定，不准在大街上放牛，一旦警察发现?quot;神牛"在大街上慢步，他们就会立刻把它抓了，扭送屠宰场。

　　我们下塌在海德拉巴大学数学研究所，这所大学很大，由几十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所组成。每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及图书馆等。这里的教授待遇很高，每月的薪水，有五六百美元。教授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轿车，他们很受人尊重，生活在上流社会，过得蛮舒适的。在海德拉巴也是两天，与这里的哲学系就"宗教与社会"问题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也应印方的要求，专门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和宗教政策。印度的朋友们非常满意，不时流露出对中国的钦佩和羡慕。

　　12月16日，又乘火车前往印度的南部城市──马德拉斯。马德拉斯是泰米尔奈都的省会。全城以泰米尔人居住为多，有"音乐之都"之称。泰米尔奈都是泰米尔人的故乡，全世界的泰米尔人都源自于这里，它还是印度境内最大的省份。此时的马德拉斯，是一年里最凉爽的季节，但温度还在二十八九度左右，比较炎热。时值这里的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整个城市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歌舞和音乐会，夜色降临的时候，到处张灯结彩，全城沉浸在一片音乐的海洋之中。我们首先到了城外五十多公里印度最著名的印度教古庙去参观，晚上到马德拉斯音乐学院听优美的印度音乐，看泰米尔舞蹈。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两天紧张有序的交流与讨论。我们讨论的主题?quot;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会后，两国学者一致认为，中印两国各自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印之间有许多可相互参照、学习、交流和互补的地方，两国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今后应加强和加大双向交流的力度，使两国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