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宗教文化模式及其现代意义

　　东亚宗教文化模式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牟钟鉴

　　一

　　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研究东亚宗教，是长期被人们忽略的。西方人写的关于世界宗教的著作，大都以基督教为中心和模型展开论述。他们对于东方的宗教，所涉较多的是伊斯兰教，其次是印度教，对于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宗教，则附带论及，而且不知如何加以概括。英国学者尼尼安.斯马特讲到中国宗教时，说：“西方人经常会对中国的宗教感到困惑，他们以为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可以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划分”，结果无法纳入其分类体系，于是“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中国宗教实在是一个大杂烩。”［1］斯马特的观点在西方是有代表性的。而我们东亚人自己也没有从跨文化的角度认真研究和总结本地区的宗教文化，往往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反观东亚，使得东亚的宗教学从属于西方，在世界上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这种状态应该也能够加以改变。中国和东亚的宗教文化的模式和经验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日本、韩国的宗教研究和中国宗教学三十年的发展也为东亚宗教研究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如能合作加以推动，必能开创出新的局面。上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有识之士开始看到东亚宗教的特殊重要性。如秦家懿、孔汉思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宗教河系源出闪米特人，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即是亚伯拉罕系统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教河系源出印度民族，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第三大宗教河系是东亚宗教，源出中国，其特点是哲人宗教［2］。不论作者概括三大宗教河系的特点是否准确，能够把东亚宗教与亚伯拉罕宗教、印度宗教并列，是作者见识过人处。美国学者佩顿也指出：“在较大规模的传统宗教中，有三个重要群集可以被辨认出来：（1）起源于圣经的宗教；（2）起源于印度的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3）东亚宗教（比如儒教和道教）。”［3］他同样看到东亚宗教的重要性。

　　二

　　东亚（主要是中、日、韩、越四国）宗教从根源上看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多神崇拜和神人一体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因此，这一地区不单形成多神多教的传统，而且容易接纳外来的世界性宗教，包括一神教，並使之东方化。从现象上看，东亚宗教种类繁多、各教交错、内外並存，似乎杂乱无章，不成统绪。其实不然，在杂多之中有主导之脉存焉，在变动背后有一贯之道通焉。

　　东亚地区处在儒学文化圈、道家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之中，其宗教文化深受儒、道、佛三家仁慈、中和、宽厚、尚德思想的影响，形成独具东亚风格的多元通和模式，有四大特色。

　　第一，多样性的和谐。东亚地区除了儒、道二教源于中国之外，还有民族国家宗教（中国的尊天敬祖教、日本的神道教），还从印度传进的佛教，从更远的外域传进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历史上还传入过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还有古代传下来的萨满教和其他巫教，以及大量的民间信仰。从古及今，除政治势力介入而发生一些宗教冲突外，各教之间的主流关系是和谐的，能够相互包容、多元共生，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发生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那样流血的宗教战争，也没有出现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印度佛教是中国人西行取经请进来的，又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没有政治背景，是文化之旅与和平之旅，于是佛教成为联结中日韩友谊的黄金纽带。其他外来宗教只要爱国守法，不受外部势力支配，都有合法存在的空间，没有贵贱之别。宗教领域多元和谐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儒家的人文理性与贵和思想。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与“和而不同”，《易传》讲“神道设教”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朱熹讲“理一分殊”，都认为神道有益教化，多样性和谐是文化应有的常态。而儒学在很长时期里是东亚文化的主干，其贵和精神和尊重他者信仰的态度为各种宗教的生存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

　　第二，重礼义道德，以济生行善为教规之首，以残生害命为最大罪恶，把信神与救人结合起来。儒家宗仁崇德、重礼尚义，治国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做人要“仁、智、勇”兼备，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德，並把中庸视为至德。道家讲“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4］，道教讲修仙之道“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5］，佛教则谓“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6］。三教都不承认有一个超越了善恶的绝对唯一神，而认为人只要行善积德，便可成圣、成仙、成佛。这样一来，东亚宗教跨越了神学宗教而成为道德宗教，不易产生宗教狂热，不易发生借宗教名义迫害异端、残害生灵的现象。这种深厚的道德文明传统也优化了外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減弱了其“信高于义”的保守观念，树立起“义为正信”的观念。

　　第三，把主体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结合起来，形成信仰上的求同与存异兼顾、差别与混血并在的态势。东亚宗教的主体性，在中国是儒、道、佛构成文化三角间架，在日本与韩国是儒、佛兼综。多样性则表现为多种宗教共生共荣。东亚宗教的民族性，在中国和韩国表现为以敬天法祖和五常之德为国民基础性信仰，在日本表现为以神道教为国民基础性信仰，但都不排斥国民同时信仰其他宗教。开放性则表现为接纳和平传入的世界三大宗教和其他宗教。很多东亚人的信仰以一教为主，兼信两教、三教或多教，並习以为常，此即是信仰上的“混血”、“重叠”的现象，这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是不可思议和绝不允许的。在美国和欧洲，也同时存在许多宗教，但各宗教之间、各教派之间界限分明，信徒不能交叉信仰。这也是东亚宗教矛盾少、西方宗教矛盾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东亚人不放弃自己传统信仰，同时包容以正常方式进入的外来宗教，形成极其广泛的多样性，东亚可称得上是“宗教的联合国”。

　　第四，人道与神道並重，哲学与神学互补，人文理性始终据有主导地位。儒学对东亚文化影响最大，而它是东方伦理型的人学，並非神学。儒学会在韩国作为宗教团体而存在，孔教在中国香港是六大宗教之一，但它在内涵上仍然以人为本，讲做人和治国的道理，孔子不是先知，而是哲人。康有为（中国清末民初的大儒）把儒学视为“人道教”，以表示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神道教”有所不同。当然，孔子和儒学又保留了对“天命”、“天道”、“天理”的崇拜，重视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作用，东亚历史上没有出现典型的神权政治，政治容纳神道，政权与教权有所分离，但政权大于教权。中国汉代以后的王朝只在敬天祭祖的活动上实行祭政合一，但不宣布它为国教；以儒学为政治意识形态，以孔子为先师，以礼治国，归神道于人道。韩国历史上的王朝长期以理学为官学，不以神权统驭政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度以神道教为国教，1945年以后废止国家神道教，神道教成为民族民间宗教。总之，三国在现代都容易实行政教分离。在思想文化方面，哲学与神学並立互动，使儒家、道家哲学保留某种宗教性，又使佛教、道教神学充满了人文的关怀和人学的智慧。东亚的哲学不易产生激烈反宗教的思潮，东亚的宗教也不易产生反理性的极端主义。

　　三

　　当代国际社会自冷战结朿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減弱，民族矛盾上升，宗教冲突加剧，西方基督教强势族群与中东伊斯兰教弱势族群之间、犹太民族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抗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单边主义引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彼此恶性互斗，极大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在欧洲，还有北爱尔兰的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冲突，在亚洲还有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冲突，而后两者皆有宗教矛盾交织在其中。能否实行宗教对话，进而推动文明对话，化解文明冲突与族群仇恨，关系到人类的安危和前途。所幸东亚地区虽有纷争却没有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二十多年来无战亊，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

　　当我们深究激烈冲突地区和东亚地区不同的原因时，便会发现这种不同与它们的宗教文化模式与传统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其发展模式是一元分化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圣经《旧约》，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先祖，信仰绝对唯一神，渐次分化出三大教和众多教派。由于一神教的排它性，三教之间渐行渐远，不仅难以和谐共处，而且冲突不断加剧，成为当代宗教矛盾最激烈的领域。印度教是多神教，源于古代婆罗门教，其发展模式是一元蝉变式，在延续中有变革，但婆罗门至上、吠陀神启、祭祀万能是不变的，佛教的出现成为一段插曲，终于被排挤出印度。中国和东亚的宗教，其发展模式是多元通和式，即多元起源，不断汇聚为主体信仰，又不断吸纳外来宗教与哲学，在发展中保持神人一体、多元和谐、互通共荣、有因有革，因此它是有内核的又是开放的。亚伯拉罕系统的一神教，排他性和独占性最强，最容易引起宗教对抗。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尼特所指出的，“世界已经证明了暴力多么容易以宗教的名义得到辩护和执行”，而“任何宣称拥有‘唯一的和仅有的’或者‘最后的和优越的’真理的宗教”，“容易导致暴力。”［7］他主张基督教信仰要容纳“宗教的他者和苦难的他者”［8］，开明的基督教神学家正在做这种努力，但困难重重，很难改变基本教义派的信仰上的傲慢。到目前为止，基督教还没有真正放弃“唯一真理”的理念和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目标，到处进行扩张性传教，难免不与其他宗教发生冲突，也使得东亚地区的稳定受到一定的冲击。印度教是多神教，本应当多一些宽容，但它与种姓制度有密切联系，故难以与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相容，在外部它也没有形成与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和锡克教）和谐相处的传统，所以印度内部和周边地区教派冲突还是很多的。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东亚宗教模式的价值就突显出来了。多元通和模式容易创造文化宽松氛围，促使民族国家内部的各宗教和教派之间建立和而不同的健康关系，也容易营造文化开放环境，促使民族国家的宗教与外部世界的宗教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一神教进入这个模式结构之后，受到东亚传统的和谐文化、人文理性和道德宗教的影响，特别受到儒家仁和学说的熏陶，淡化了一神教的排他性，增强了文化的包容性，使自己成为东亚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基督教在中国通过本色化的努力，逐渐具有中国特色；伊斯兰教在中国与儒学相结合，更加理性、稳健、宽和。它们能够成为佛教、儒学、道教的好邻居。当然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例如在中国的基督教如何摆脱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与中国文化深度结合还不理想。东亚是世界各种文化重要的交汇地区，东亚宗教的多样品类堪称世界宗教的博览馆；东亚能够将世界三大宗教、各种民族宗教与民间信仰聚拢在一起，各得其所，相安合作，为什么其他地区不能够做到呢？只要一神教改变其“唯我独尊”的心理，排除各种政治势力的插手利用，不捲入民族矛盾之中去，努力发扬博爱、平等、自由的精神，肯于与其他宗教对话，善于向其他宗教学习，求同存异，尊重他者，就能够化解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对立，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成为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当然所有的宗教都要增强宗教理性和宗教宽容，抑制极端主义和宗教狂热，展示宗教崇高救世的精神。东亚能够做到的，世界也应该做到。现在人类已进入“地球村”的时代，相互依赖的共同性早已超出彼此的排斥性，和则共赢，斗则俱损。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引用宋代大儒张载关于“和解”的思想后指出：“‘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又说：“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9］民族宗教冲突不能继续扩大下去，否则人类将面临灾难，因此，“仇必和而解”是世界宗教和人类社会唯一的选择。

　　东亚地区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挑战，我们要研究、继承和发扬东亚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的优良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扬儒、佛、道三教的伟大智慧和道德力量，防止周边地区民族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宁和繁荣。同时广泛开展世界文明对话，使“东亚模式”、“东亚经验”走出去，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化解文明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

　　--------

　　注释：

　　［1］尼尼安.斯马特：《世界宗教》第二版中文版，第106页、第1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2-3页，三联书店，1990年

　　［3］佩顿：《阐释神圣---多视角的宗教研究》，第110页，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4］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

　　［5］葛洪：《抱朴子.对俗》

　　［6］《增一阿含经》

　　［7］保罗.尼特：《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致中国读者”，第3页，王志成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8］同上书，第5页

　　［9］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253页、第2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