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实际寺与东瀛的联系

坐落在西北大学校园的唐实际寺遗址纪念亭

实际寺纪念亭碑

　　每年新学期伊始，西北大学的老生总要对新来的师弟师妹们点评校园内的各处“名胜”，当说到“唐实际寺遗址纪念亭”时，点评者们总是说：“那是座唐代的寺庙遗址，现在有座纪念亭。”顶多再加一句：“可以来这里晨读，夏天乘凉也不错。”然而大多数学子们并不知道，小小的一方亭子后面，藏着有关中日交往的很多故事。

　　实际寺大唐名僧藏在西大校园深处

　　走进西北大学的校园，想找到“唐实际寺遗址纪念亭”并不是件难事，随便问几位学子，他们都能指出遗址的方位并说出个所以然。物理系读大四的张博说，他一进校，就从各种渠道听说了实际寺，师兄师姐和老师们都会提到这处“西大名胜”。很多同学记住实际寺，是因为“实际”两个字叫着特别顺口，其实，实际寺的“实际”一词是佛教用语，它与法性、实相、真如等含义基本相同，指的是唯一绝对的、不变的本性，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实际”的意思。

　　与陕西师范大学鲜为人知的天坛遗址不同，实际寺遗址就在西大的校园内，整个寺庙的遗址范围大约占去了西大1/7的面积。1993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考古专家们在留学生楼北边的草地上开了4个探沟，对唐代实际寺遗址的一小部分进行了系统发掘。“遗址保存得非常好，只是发掘规模太小，校园里的房屋、水泥路面都不能开挖，所以搞不清寺庙的形制和结构，我记得当时挖出了一些小块壁画，所以推测此处是个大殿或者长廊。”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冉万里教授参加了16年前的发掘，当时他还是一个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当年参加实际寺发掘和资料整理的老教授们都已过了古稀之年。柏明老先生曾是西大佛教研究所的所长，实际寺遗址发掘工作结束后，他负责主编了《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一书。今年已经年近八十的柏老先生叙述了一段有关实际寺的尘封往事：实际寺遗址发掘完毕后，日本佛教大学曾通过西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给学校捐赠了100万日元，以期能在唐实际寺的遗址之上修建一座“唐实际寺纪念亭”，然而由于西大随后的校长换届，建亭之事便拖了下来，直到2000年，西北大学在日方捐赠的基础上又筹集了36万元，在当年发掘实际寺的工地上，修建了“唐实际寺遗址纪念亭”，由国学名家启功先生题写，并刻碑立于亭中，纪念这座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唐代名刹，同时也将中日共同集资建亭一事刻于碑上。

　　由启功题写的“唐实际寺遗址纪念亭”牌匾

　　西大文博学院博物馆开辟展厅展览实际寺出土文物

　　大唐名僧从中国到东瀛

　　为何日本佛教界人士对实际寺如此重视？因为实际寺不仅是大唐享誉长安、闻名国内的佛寺，在国际上的名声也不小，尤其在日本佛教界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何出此言？这还要从实际寺的历史说起。

　　话说唐长安城皇城西南角，有座太平坊，它与皇城仅一街之隔，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太平坊又临近大唐的国际商贸市场——大唐西市，乃是商业繁华之地。不仅如此，太平坊内有长安城重要的供水线清明渠、漕渠穿坊而过，小桥流水、夹岸杨柳，景色宜人，所以当年太平坊这块地皮被“炒”得火热，从隋代起，太平坊就是许多王公大臣的理想宅地，隋唐两代居住于太平坊内的达官显贵不可胜数。如隋尚书左仆射赵士茂宅，隋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宅，唐户部尚书尹思贞、王源中宅，京兆尹罗立言宅，国医彦伯宅等。唐代，太平坊0.35平方公里的面积内，竟居住着6000左右的人口。唐代天宝年间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就曾在太平坊购置豪宅，宅院中导水于亭上，然后从檐上飞流四注，形成“雨亭”，“不知其价”。王鉷因罪被赐死后，其家产被没收，主持的官吏竟数日统计不完，可见其家产之巨。

　　就在寸土寸金的太平坊内，坐落着唐代的名刹实际寺。早在隋代，实际寺便已经是著名的佛寺了，根据北宋史家宋敏求所撰《长安志》的记载，实际寺之地本是隋初名臣长孙览妻子郑氏的宅院，后来改建成实际寺，隋炀帝则将实际寺列为四道场之一。转眼到了唐代，唐朝皇帝崇佛重僧，佛教大兴。唐高祖时，“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居于实际寺内，收徒弘法，其学不仅传布于中华大地，还远布日本(古称东瀛、扶桑)，吉藏的高丽弟子慧灌在公元625年到了日本，当时的日本佛教尚未形成宗派，慧灌传习的大唐三论宗很快便在日本传播开来，颇有影响。此乃是实际寺与东瀛交流的第一个回合。

　　时间转眼来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此时的大唐实际寺来了一位高僧——善导和尚，他是佛教净土宗实际的创始人(另一说为，净土宗始于东晋慧远大师，经唐代善导大师发扬光大)。善导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在实际寺的日子里，除了自我苦修、深研教义外，就是为人讲解净土法，为一代高僧。善导之后，其诸位弟子继续在实际寺弘传净土宗，而净土宗也因其简约浅近、容易普及而广传于世。与此同时，善导的著作陆续被传至日本，影响逐渐扩大，后有高僧法然将净土宗大加弘扬，使净土宗在日本不仅得到了朝廷和众多公卿、武士的支持，而且还被广大庶民所信仰，这便是实际寺高僧对日本的第二次深刻影响。净土宗至今仍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1995年，日本佛教大学校长高桥弘次先生就是“代表该校教职员、净土宗门下四十五人捐资壹佰万日元”。

　　说到实际寺与日本的第三次接触，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千古名僧鉴真。他为了弘法日本，在11年间六次东渡，经历了五次惨痛的失败，并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双目失明，尽管如此，这位意志力超人的高僧仍未放弃东渡，在第六次，也就是他66岁高龄时终于东渡成功，并在奈良广收弟子、讲律传戒，并将大唐的建筑、书法、中医等文化传播到日本，可谓是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位对日本影响颇深的高僧，20岁时便来到了都城长安，当他来到实际寺时，南山律宗高僧弘景为鉴真受了具足戒(出家者只有受过此戒才能成为比丘、比丘尼)，随后，鉴真在此学习一年多时间才离开，可以说，实际寺乃是鉴真比丘生涯的开始。经过这三个回合的中日交往，实际寺便在日本的佛教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然而自此之后，大唐由盛转衰，安史之乱使寺庙成了百姓的避难所。中唐以后，寺院与中央矛盾加剧，遂有武宗拆寺毁佛一事，实际寺(唐中宗时易名为“温国寺”，武宗后又称“崇圣寺”，为行文清晰，文中统一以“实际寺”称之)被拆，武宗死后，寺庙恢复，但实际寺再未恢复盛唐时的兴盛。唐末战乱，实际寺被焚毁，地面无一遗物。

　　一笔捐款从日本到西安

　　直到一千多年后的1993年，西大的考古专家们发掘了实际寺的一小部分，并将有关实际寺的研究成果编撰成册，实际寺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也引发了实际寺和日本的第四次“亲密接触”。在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于路爱老师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1995年3月14日身为日本佛教大学校长的高桥弘次先生写给当时西大校长郝克刚先生的信，内容大概是说明筹款的金额和捐款者的名单。柏明老先生前些年一直和高桥校长保持联系，他拿出高桥校长寄给他的一沓厚厚的明信片说：“佛教大学捐款的时候，高桥先生还是校长，亭子建造起来时他已卸任了，不过纪念亭剪彩时他和当时的校长都来了，之后的几年还一直有联系，但这几年也没有音讯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柏老先生打开一张张明信片，有的里面写着汉字，有的则写着英文祝福，不过署名全都是潇洒的楷书——“高桥弘次”。柏老先生一边收拾着明信片，一边感慨地说：“前些年，我还想将《唐长安太平坊与实际寺》这本书补充再版，将日本捐赠建亭一事的始末写在书中，为此还搜集了很多资料，但实在是年纪大了，身体和精力都跟不上，搜集的资料也因为搬家弄散了。”现在，也只有纪念亭当中的那块石碑能讲清楚建亭的大概经过了：“一九九五年，日本佛教大学校长高桥弘次率团来访，代表该校教职员、净土宗门下四十五人捐资壹佰万日元，我校筹资叁什陆万元，建亭立碑……二零零零年七月……”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博物馆内专门辟出一间展厅，展示西大校园内实际寺遗址出土的文物。管理博物馆的贾麦明老师也亲自参加了当年的发掘，每年的5·18博物馆日，他都要向同学们讲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新学期伊始，老生们又对新来的师弟师妹们点评校园内的各处“名胜”，在介绍“唐实际寺遗址纪念亭”时，可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是座唐代的寺庙遗址，现在有座纪念亭”，其实亭子后面的故事，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