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乘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经律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反映

小乘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经律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反映
　　出处：《龟兹学研究》第一辑 作者：李瑞哲
　　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最早主要流行于印度的北部和西北部，由于高僧的传教活动，传播到中国西域各地，龟兹地处丝路要道，逐渐发展形成了西域小乘佛教的中心。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内容，大多反映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Sarvstivdin)的经律，某些本生、因缘、佛传故事壁画仅见于说一切有部经律。石窟无论从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都是围绕释迦牟尼佛展开的，是小乘佛教“唯礼释迦”思想的反映。罽宾(Cachemire，今克什米尔)一带流行的戒律为《十诵律》略本，由于高僧的传播活动，龟兹地区早期自然地受其影响。经过对照，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壁画内容是根据小乘佛教经典来绘制的，克孜尔石窟的佛传故事大多出自《毗奈耶》(Vinaya)及其诸事，尤其是表现与佛涅槃有关的场面。古代龟兹早期除了流行《十诵律》以外，后来还比较流行曾在印度西北部地区一度流行的《毗奈耶》及其诸事，即说一切有部律藏的广本。从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与曾经在龟兹出土的文献来观察，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占主导地位，禅法在当地也非常流行。
　　一小乘佛教经典内容在中心柱石窟主室的布局和反映
　　关于起塔和中心柱的关系，《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三记载：“尔时世尊，以神变力持佛发、爪与邬波斯迦。彼得发爪，便立窣堵波。时彼逝多林天神，便以百枝伞，插窣堵波中。白言：‘世尊，我常供养此塔’，作是言已，便依塔柱。时诸人等号为宅神塔，或呼为薄拘罗树中心柱。”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3，《大正藏》第24册，第t4页c~15页a。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有渊源关系，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但性质和功能上都是为了满足僧徒绕柱礼拜这一需要。
　　中心柱石窟的壁画内容大多集中在主室、甬道和后室，主要表现的是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画，以及佛涅槃壁画。此外，还有供养人、伎乐、弥勒菩萨、天众、纹饰等，也是围绕释迦牟尼佛展开的。前室前壁多绘龙王像，两侧壁绘大型说法图，画面以佛说法为中心，佛两边绘众多胁侍人物，听佛说法。主室券顶中脊绘天象图，券顶两拱壁绘菱形格本生故事(Jtka)和因缘故事画(Nidna)，这些故事画被合理地安排在菱形格中，每个菱形格中绘一个故事情节。主室正壁开圆拱龛，龛内立主尊释迦牟尼坐像，龛上部塑绘菱形格山，左右两侧壁绘因缘佛传故事，又称说法图。前壁门上部圆拱部位绘弥勒(Maitreya)兜率天宫(Tusita)说法图，门两侧绘供养人像。兜率天宫壁画的建筑用椽、枋及拱形图案表示，居于中央的弥勒交脚坐于方形座上，着菩萨装，身材消瘦，有头光，无背光。弥勒周围的听法天众也是交脚坐势，神态各异。左、右两甬道及后室绘佛塔和与佛涅槃有关的场面。佛教徒在中心柱窟内礼拜的顺序是：先观主室正壁龛内的主尊佛像，看券顶本生、因缘故事以及两侧壁的佛说法图，然后右旋进入右甬道，到达后室、观佛涅槃(Nirvna)，经后室继续右旋出左甬道到达主室，这样绕中心柱三匝，最后出来时看到主室前壁上方的弥勒菩萨。
　　中心柱窟主室与弥勒说法图相对的正壁开拱形龛，龛内塑释迦牟尼主尊坐像，龛外两侧绘帝释天(akra)与乐神般遮翼(Pacasikha)，龛上方浮塑菱形山，象征佛教的须弥山(Sumeru)；有的洞窟在龛上部绘出菱形山，在克孜尔有20多个，这一内容反映的是帝释闻法的场面。姚士宏《克孜尔石窟探秘》，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李崇峰《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壁画题材及有关问题》，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09~233页。帝释闻法这一题材，内容大体如下：帝释天获悉佛在摩揭陀国(Magadha)王舍城庵婆罗村北(Ambagma)毗陀山(Vediyaka)因陀沙罗窟(Indasla—guh)入定，帝释天与般遮翼及其他诸天前往，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佛为帝释一一解答。据壁画内容与佛经对照，帝释闻法这一题材所依据原典是《长阿含经·释帝桓因问经》。这一题材绘于中心柱窟内，并置于显要位置，可能与外道势力兴起有关。众所周知，在印度，除了佛教外，还有其他的许多宗教，其势力一度相当强大，甚至压倒佛教，也许有一段时间外道势力在中亚、西域一带有所抬头，从中也可以感觉到宗教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克孜尔第80窟主室正壁圆形拱龛两侧绘帝释闻法的场面，上部绘有释迦牟尼降伏六师外道的场面。除此之外，在克孜尔第97、114两个窟的“降伏六师外道”壁画中出现了过去六佛。赵莉《克孜尔石窟降伏六师外道壁画考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贤愚经》记载过去六佛在尸罗伐城显现过大力神通，说明释迦牟尼继承了过去六佛的神力降伏六师外道，以显示佛法无边。另外，将印度古代宗教的神祗帝释天，借用到佛教中，并听佛说法，目的是要把佛教抬到很高的地位，对小乘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出土的很多梵文写本，都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经典，该派别主要流行于印度西北的罽宾和犍陀罗一带，“西域出土的梵文佛典，使人形成一种最初西域地区的书籍仅用于佛教寺庙的思想，最著名的是它所包括的说一切有部的(Sarvstivda)的《十增经(Daottarasūtra)》、《结集经(Sagiti—sūtra)》、《四众经(catuparīatsūtra)》、《大譬喻经(Mahvadnsūtra)》、《大般涅槃经(Mahparinirvnasūtra)》和一些长阿含经(Dirghgama)的写本。”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经律传人龟兹后，逐渐发展，并且成为主流，有自己的经律论三藏。
　　二甬道、后甬道(后室)与佛涅槃有关的壁画
　　涅槃题材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克孜尔中心柱窟每窟都有。与涅槃题材有关的壁画一般绘中心柱窟左、右两甬道以及后甬道(也称后室)，后甬道后壁下部有时凿出涅槃台，台上塑涅槃像；有的不凿出涅槃台，直接绘出涅槃场面。克孜尔石窟佛涅槃形象皆作“北首右胁卧，枕手累双足”，主要表现佛在拘尸那城(Kusingr)双林间涅槃，梵天、帝释天以及拘尸那城力士围绕在佛体的上方，佛的脚后为阿难、迦叶等弟子。与佛涅槃有关的画面，从佛履三道宝阶下赡部洲(Jambudipa)开始，包括度化善爱犍闼婆王(Gandhabba)、须跋陀罗(Subhadda)身先入灭、焚棺荼毗和五百罗汉第一次结集，以及梵天、帝释天与拘尸那城力士前来供养等，是涅槃内容的扩展，这些题材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长阿含经·游行经》及《中阿含经》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经律中。
　　阿阇世王出现在克孜尔石窟第4、98、101、178、193、205、219、224等八个洞窟当中，壁画都位于右甬道的内侧壁这一固定位置。第205窟后室有被德国人于20世纪初切割去的一幅阿阇世王(Ajtasattu)壁画，画面行雨(Vasskra)大臣双手拿着一块画布，画布上绘有高度概括佛陀一生事迹的“四相图”，即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和涅槃等“四相图”，阿阇世王在罐中双手上扬，旁边的另一个澡罐旁绘有牛头和盛檀的盆，下部绘有伞杆折断、华盖落地、高山崩裂、日月坠落的场面。《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八记载：“仁今知不，佛已涅槃。未生怨王信根初发，彼若闻佛入涅槃者，必呕热血而死，我今宜可预设方便。次作八函与人量等置于堂侧，前七函内满置生酥，第八函中安牛头檀香水。”经过对照，阿阇世王这些题材是根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这一律典所绘制。〔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8，《大正藏》第24册，第399页b~c。这一记载还见于《伏法藏因缘传》卷一，但是使用的急救器物是大铜池，“时有一臣名曰雨舍，智慧渊广，善于方便。造一铜池纵广数仞，以净香油盈注其内。令阿阇世王坐斯池中，而复更以鲜净白氎，图画如来本行之缘。”〔魏〕吉迦夜共昙曜译《伏法藏因缘传》卷1，《大正藏》第51册，第299页b。这种根据小乘佛教经典而绘制的壁画，不见于龟兹其他诸石窟群中。而同样属于龟兹石窟的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有一幅阿阇世王题材壁画，却是与十六观分别绘于观无量寿佛经变的两侧，在构图形式上与敦煌莫高窟阿阇世王题材相似，题材出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是反映大乘思想内容的。
　　第205窟的焚棺荼毗场面，根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七记载：“以五百斤上纱絮以用缠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为装饰。于铁棺中满盛香油，王置内，然后盖棺以诸香木焚烧其棺，此洒香乳以灭炎火，方收王骨置于金瓶。”画面棺盖微启，露出棺内佛的身躯，四周多绘举哀弟子、天人，还有“剺面”的场面。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7，第394页c。第205窟“四相图”的涅槃图中绘有原来为拘尸那城外道的须跋陀罗穿着僧衣在佛前先行灭度的场面，这是他在灭度前向外道所作的五种加持之一，表示已经觉悟，与外道彻底决裂。这一题材在其他石窟中的佛涅槃图也经常出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八记载：“善贤将欲入灭，而作是念：我今应为五种加持方可灭度。诸来观者皆见我身，剔除鬓发，著僧伽胝，莫令彼见外道仪式。……又诸外道，不能烧我遗身，同梵行者，方令火著。作此五种加持念已，便入涅槃。”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8，第397页a。
　　度化善爱犍闼婆王出现在第4、7、13、80、98、163、172、179、224等窟，都绘在后室右端壁，即佛头的旁边。佛即将寂灭时，想起应该度化的天神中还有乐神善爱犍闼婆尚未度化，于是就变为犍闼婆与善爱犍闼婆比试弹箜篌，“其时善爱自持娇慢，于弹箜篌谓无过者。”当释迦牟尼与之比试之后，犍闼婆“知彼音乐超胜于我，礼佛足下坐听法要”，佛以技艺高超降服善爱犍闼婆，使之皈依佛法。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7，第395页b~c。
　　第一次结集出现在克孜尔第98、114、178、219、207、224窟中，第114窟位于后甬道后壁，第98、178、207、219、224窟位于左甬道外侧壁。《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记载：“时具寿阿难陀既欲说法。五百阿罗汉各各皆以僧伽胝衣敷其座上。时阿难陀四边顾望，于诸有情发悲愍念，于正法中极生尊重。于梵行者起敬仰心，右绕高座低头申敬。于上座前依法敬礼作无常想，以手按座正身端坐，次审观察诸圣众，犹如甚深湛然大海。便作是念，我于佛所亲闻是经，或有传说、或龙宫说、或天上说，悉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应说。时诸天众互相谓曰，仁寿当知，圣者阿难陀，将欲宣畅如来所说经法，当一心听。”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9，第406页b。第178窟的这一题材由两个并列平行的画面组成，右幅中间老比丘为迦叶；左幅中间坐一年轻比丘，应是阿难。
　　涅槃是佛教的最终觉悟境界，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一。佛陀在阐述第三个真理灭谛时提出了作为人生的归宿亦即佛教最高理想的涅槃，意译作圆寂、灭度等，不过小乘佛教注重无余涅槃，这与大乘涅槃思想不同。《毗婆沙论》卷三十二中说：“问何故择灭亦名涅槃，答：槃名为趣，涅名为出，永出诸趣，故名涅槃。”五百大阿罗汉等造，〔唐〕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第32册，《大正藏》第27册，第163页a~b。《宋高僧传》卷二记载：“释若那跋陀罗，华言智贤，南海波陵国人也，善三藏学。麟德年中(664~665年)，有成都沙门会宁欲往天竺观礼圣迹，泛舟西游，路经陵波，遂与智贤同译《涅槃后分》二卷。此于《阿笈摩经》内译出，说世尊焚棺，收设利罗(舍利)等事，于《大涅槃》颇不相涉。”〔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27页。另外，《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无行禅师传》记载：“曾因闲隙，译出《阿笈摩》经，述如来涅槃之事，略为三卷，已附归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183页。阿笈摩(agama)又译作阿含、阿含暮、阿伽摩、阿笈多等，相传在释迦牟尼入灭后，最初集结形成的法藏，今根据汉译《大藏经》文字长短及内容特点，分为《长阿含经》、《杂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四个部类，被认为是小乘佛教的经典。《阿笈摩经》即《长阿含·游行经》，和《大涅槃经》相比较，在焚棺、收舍利方面与大乘涅槃的含义是不相同的。
　　将与佛涅槃有关的壁画内容集中绘在左、右甬道和后甬道，是克孜尔中心柱窟壁画布局上的一个特点，从内容上分析，是依据小乘佛教经典而绘制，这是小乘佛教注重涅槃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石窟艺术的一个主要标志。
　　三小乘佛教在古代龟兹地区的流行情况
　　公元1世纪，中亚月氏人建起了强大的贵霜王朝(Kūshna)，曾控制印度北部与西北部，贵霜王朝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Kanika)大力提倡佛教，在其王朝势力扩展下佛教得到巨大的发展。针对当时佛教各部派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在迦腻色迦的支持下于罽宾举行佛教史上第四次结集，由说一切有部论师胁者(Prva)主持，集成论藏《阿毗达磨大毗沙论》(Abhidharma Mahvibhasa sastra)，这实际上是说一切有部的结集。此后，僧徒沿着丝绸商路将佛教传入了古代新疆地区，龟兹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佛教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遂成为北道佛教的文化中心，克孜尔中心柱石窟的开凿与壁画内容的选择，都反映和体现了古代龟兹地区小乘佛教的兴盛情况。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记载：“外域诸国，或偏执小乘，最后涅槃，显明佛性，而犹执初教，可谓胶柱鼓瑟者也。……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惟礼释迦而已。”〔梁〕释僧祐著，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232页。同卷引长安睿法师《喻疑》云：“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衅流于秦地，慧导之徒，遂复不信大品。”僧祐著、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235页。当时大乘教徒称小乘为迷学，是对小乘佛教的贬低。唐代惠英编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引圣历年间(698~699年)于阗三藏实叉难陀(Siksnanda)的话说：“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云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唐〕惠英撰、胡幽贞纂《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大正藏经》第51册，第176页c。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54页。玄奘于公元630年来到龟兹，先是因为“三净肉”问题与国王发生了误会，后在阿奢理儿寺(Acharya)阿奢理儿寺也称王寺，为龟兹国王白纯所建，在库车县城西北5公里处，现在称作克孜尔尕哈石窟，有46个石窟。与高僧木叉毱多(Moksagupta)的对话，反映出小乘佛教在当地的流行情况：“食讫，过河西北阿奢理儿寺，是木叉毱多所住寺也。毱多理识闲敏，彼所宗归，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而《声明》最善，王及国人咸所尊重，号称独步。见法师至，虽以客礼待之，未以知法未许。谓法师曰：‘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法师报曰：‘此有《瑜伽论》不?’毱多日：‘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唐〕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26页。《大杂心》即《杂阿毗昙心论》，是北天竺人法救(Dharmatrata)因为《阿毗昙心论》过于简略而增注的一部著作，《俱舍论》是北天竺人世亲(Vasubandbu)所著的《阿毗达磨俱舍论》(Abhidhamakoa)，此二论为新有部佛典，《毗婆娑》即《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是第四次佛教结集时形成的广泛解释经义的重要论藏。
　　开元十五年(727年)，慧超从印度回国经过龟兹时记载：“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唐〕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159页。说明到了公元8世纪初，当地僧人还信仰小乘佛教，而从内地来的汉僧多信大乘。唐代义净在印度时记载：“凡此所说，皆依根本说一切有部，不可将余部事见糅于斯。此与《十诵》大归相似。有部所分，一法护，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于五天，唯乌长(Udyna)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着。”〔唐〕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44页。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在龟兹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它最早是从上座部的化地部中分离出来的，又称萨婆多部(Sarvtstivdin)，约形成于公元前250~前185年间，开始主要流行于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后传入西域。在有部佛教流行地区，在佛教艺术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具有某种一致性，克孜尔中心柱窟壁画所反映的小乘佛教思想内容与小乘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流行有密切关系，说明小乘佛教在印度西北地区与克孜尔石窟之间存在一种传承关系。
　　四说一切有部律典在古代龟兹地区流行的背景和原因
　　佛教主张轮回报应之说，第175窟左甬道内侧壁的五趣轮回图，属于“观察世间”这一题材。《大智度论》卷十记载：“佛亦不分明说五道，说五道者是一切有部僧所说。婆蹉佛妒路(犊子部)僧说有六道。”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10，《大正藏》第25册，第135页c。《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四《展转食学处》记载：“尔时薄伽梵在王舌城羯阑铎迦池竹林园中，时巨寿大目乾连，于时时中常往奈落迦、傍生、饿鬼、人、天诸趣，慈愍观察。于奈落迦中见诸有情备受刀剑斩斫其身，尸粪煨塘，猛焰炉炭烧煮等苦。于傍生中见其更互相食啖等苦。于饿鬼处见为种种饥渴所逼等苦。于诸天处见将坠堕爱别离苦。于人趣中见有种种艰辛，求觅资生、衣食、杀罚等苦。即见是已，于四众中普皆宣告：诸人当知，如我所见五趣差别苦乐之极，皆悉不虚，汝等应信，勿致疑惑。”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4《展转食学处》，《大正藏》第23册，第810页c~811页a。然而，在众多佛经中多为六趣轮回，只有小乘有部讲五趣轮回，即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人道和天道，六趣为五趣之外另加一阿修罗道。小乘说一切有部不但专讲五趣，还要将之绘在石窟中，以供僧徒观瞻。
　　表现佛陀一生事迹的佛传故事画大多绘在克孜尔石窟的方形窟内，方形窟平面近似方形，有的方形窟在中间设坛基，坛基上塑佛像，壁画内容多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破僧事》和《杂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七载：“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又于一面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作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老宿比丘宣扬要法。”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17，第238页b。这种形制的石窟，除了僧人修行、讲经说法外，可能还具有布萨堂的性质。《十诵律》卷二十二记载：“佛语诸比丘，从听二种布萨，一十四日，二十五日，一食前二食后，一昼二夜。”〔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22，《大正藏》第23册，第158页b。布萨就是每隔半月僧徒的一次集会，讲说戒律，以便使僧徒处于高度的自我约束之中。
　　说一切有部的特点，就是在修行方法上主张出家学道，在幽静的山林中开窟，注重禅修，这种修行方法比较艰苦，因为重禅必须重视戒律，用戒律来约束僧徒的言行，以便控制自己的情欲，最终达到阿罗汉果。《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卷十记载龟兹境内的寺院时说，比丘“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兰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五依止。”〔梁〕释僧祐著，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410~411页。比丘尼“用法自整，大有检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无师一宿者辄弹指之。”僧祐著，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411页。此戒本是公元4世纪末由中原僧人僧纯、昙充从龟兹得到的，当时一些中原僧人到龟兹求戒本，说明龟兹佛教十分注重戒律。
　　小乘佛教的经为“四阿含经”，律为《毗奈耶》及其诸事、《十诵律》二部，论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和《法蕴足论》。近代在新疆库车附近发掘的萨婆多部《波罗提木叉》残卷，即为月氏人用吐火罗语(Tukhra B)书写的佛经，这为贵霜帝国流行萨婆多部即小乘说一切有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更能说明龟兹地区也使用这种经典，这个残卷，即为鸠摩罗什(Kumarajiva)翻译的《十诵比丘尼戒本》。〔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2页。早期来龟兹传教的高僧多来自罽宾，如盘头达多(Bandhudatta)、卑摩罗叉(Vimalksa)、佛陀耶舌(Buddhayasas)和昙摩密多(Dharmamitra)，他们在龟兹地区所传播的教义也是流行于罽宾一带的小乘说一切有部，卑摩罗叉当时在龟兹传播的律藏，也是流传于罽宾一带的《十诵律》。《出三藏记集》卷三记载鸠摩罗什9岁时到罽宾，“遇名德法师槃头达多，即罽宾王之从弟也。……仍师事之，遂诵《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凡四百万言。”僧祐著，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530页。又到沙勒国，“诵《阿毗县》、《六足》诸论、《增一阿含》。及远龟兹，名盖诸国。”僧祐著，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531页。鸠摩罗什翻译的有部律典，有《十诵律》58卷，通过鸠摩罗什的翻译，说一切有部律藏于公元4世纪以后，在龟兹地区极为流行。
　　《大智度论》卷一百记载：“毗尼……略说有八十部，亦有二分，一者摩偷罗国毗尼含阿波陀那本生有八十部，二者罽宾国毗泥，除却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经》卷100，《大正藏》第25册，第756页c。说一切有部的律藏有广、略两种，广本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及其诸事，有本生八十部，流行于印度西北的摩偷罗(Mathur)地区，又译作马图拉、秣菟罗，位于恒河中游，今新德里的西南面，贵霜王朝曾经占领过这里；略本为《十诵律》，删除了本生和譬喻部分，流行于罽宾地区。罽宾距离西域很近，僧侣来往是通过罽宾道，由此推测《十诵律》在龟兹的流行时间应该早于《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及其诸事。这两部律本虽然在流传的地区和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最基本的戒律和思想却是相同的。笔者认为，龟兹前期主要流行的是《十诵律》，后期流行《毗奈耶》及其诸事，这是由于龟兹与罽宾关系密切，早期一些罽宾高僧大多到龟兹传教。而到了公元5世纪下半叶，哒(Ephthalites)势力兴起，占领了印度西北的犍陀罗、秣荼罗地区，最后击败笈多帝国，由于哒人灭佛法，佛教在西北印度逐渐衰落，不少高僧东来传法，将广本律典《毗奈耶》及其诸事从秣菟罗地区传入龟兹。
　　说一切有部认为一切法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是存在的，坚持“法体恒有”、“三世实有”，主张佛不并出，过去有六佛，现世有释迦牟尼佛，未来有弥勒佛，尤其注重对现世佛释迦牟尼的崇拜。龟兹是西域的大国，地处西域丝绸之路北道要冲，佛教很早就传到这里，龟兹历代国王都推崇佛法，从而长期兴盛不衰，与王室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公元3~4世纪，佛教在龟兹已经非常兴盛，境内修建了很多寺院，僧徒众多，龟兹向以戒律严谨而著称，吸引葱岭以西各国僧尼前来学习，说明龟兹是处于当时西域小乘佛教中心的地位。
　　五结语
　　龟兹的小乘佛教经，主要受到了罽宾一带的小乘说一起有部的影响，在注重禅修的同时，还注重戒律，可以说是继罽宾之后形成的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另一个中心。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广、略两种版本在龟兹都流传很广，在对待佛体上，坚持“十方无佛，唯礼释迦”的观点。说一切有部经律的这些主张和观点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中具体地被表现出来，可见，龟兹佛教具有注重禅修和戒律严密的特点，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在古代龟兹地区一直占居主导地位。龟兹戒律严谨，这与在佛教内部派别众多，斗争激烈，僧团内部戒律混乱，加之西域小国林立，战火不断，僧侣不能很好地遵守戒律有很大关系。就戒律而言，许多僧人都喜欢从小乘说一切有部出家，学习这一部派的基本戒律。需要指出的是，也不能就完全否认大乘佛教在龟兹就不存在，公元4世纪后，龟兹出现了鸠摩罗什和达摩笈多(Dharmagurta)等大乘学者，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曾经由小乘转变为大乘，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发展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但他们在龟兹地区活动的时间很短，活动范围也仅限于阿奢理儿寺。鸠摩罗什于384年被吕光虏走以后，龟兹大乘佛教逐渐失势。另外，克孜尔石窟第13、17、123窟中还出现了密教的痕迹。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出现少数绘满千佛的反映大乘佛教思想的洞窟，但在克孜尔石窟当中不占主要地位。
　　（原载于《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
　　（作者单位：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