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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佛教史(七)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1日
来源:不详   作者: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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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阇耶跋摩七世在登位时已五十多岁,约1219年顷死,死后谥号“伟大最高的佛教徒”。
  阇耶跋摩七世去世后的二百多年,安哥王朝中渐渐式微。先是占城叛离,接着是单马令(Tanbralinga,后来的六坤)。泰国的日渐强大,对衰落中的安哥王朝尤具威胁。公元1225年,宋赵汝适所撰《诸番志》卷上真腊国条说:“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Grahi)今猜耶)……其地约方七千余里,国都号禄兀(Angkor)……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有神曰婆多利(Bhadra),祠祭甚严。”可知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盛行。
  公元1296年,元周达观随便使至柬埔寨,将所见所闻撰成《零点腊风土记》,所记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是安哥王朝最灿烂的鼎盛时代。关于当时宗教方面,记有三种僧籍:“为儒者呼为班诘(Pasndita);为僧者呼为苎姑(古暹罗语称僧人为Chau Kou);为道者呼为八思惟(此名学者解释不一,有认为是禁欲者和苦行者Tapassin,有认为是巫术者或妖术者)。班诘……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以此别其为儒耳。……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暹罗语称佛Phra或Prah),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菇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国王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按即陵伽Linga)……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修佛事。”“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
  周达观一行在1296年8月抵达安哥,停留大约十一个月。《真腊风土记》一书,为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所记宗教的情形,虽然作者对印度式的宗教欠少认识,及记神佛之像混乱,但仍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廊。可知当是柬埔寨的宗教,仍对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却更为盛行,深入民间农村。
  其中值得注意的,所记僧人的生活,只供释迦佛教,不供其他诸佛菩萨像,可见这时柬埔寨的佛教,似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这从其他几件事情,也可获各证实。
   柬埔寨的佛教,由大乘佛教转变为南传佛教,并没有确实历史的记载,无法可知中南传佛教是怎样传入的。不过时间大概不出公元十三世纪后叶至十四世纪初叶。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从斯里兰卡引进僧团,推行佛教改革;十三世纪后叶泰国也引进斯里兰卡佛教。
  约在公元1277年,泰国有一碑文记载,泰可泰坤蓝甘亨王(Kum Ramkamheng,元史称敢木丁,公元1277-1377),造寺供养来自六坤的僧王。当时六坤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来统治;而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六坤,是在公元1256年以前。据泰国佛教史记载,有一位斯里兰卡罗亩罗论师,从蒲甘游化至六坤(当时称丹眉流),成立了斯里兰卡僧团,甚为发达,后来传入泰国及柬埔寨。(陈明德:《泰国佛教史》(泰文)第9及第10节。)
  至于传入柬埔寨的结果,则没有记载。
  到了公元十四世纪,东南亚印度化国家中,石碑已很少再用梵文。占婆最后的梵文石碑是1253年,柬埔寨最后的梵文石碑是在安哥东北迦苾拉城(Kapilapura)出土的,时间约在1330年代。在这时期中,湄公河及湄南河流域地带的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都逐渐地趋向衰亡,而代兴的是自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59页,240页。)
  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可能是在安哥王朝阇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Ⅶ,公元1243-1295)时已经开始,因周达观于公元1296-1297年在安哥所见的已为上座部佛教。1295年,阇耶跋摩八世让位与女婿,是为室利因陀罗跋摩(Xrindravarman,公元1295-1307)。1307年,室利因字母罗跋摩舍弃王位进入佛教出家,让们与一个亲戚,称为因陀罗阇者跋摩(Indra-jayavarman,公元1908-1327)。
  室利因陀罗跋摩的出家,一定致力提倡上摩部佛教,柬埔寨最早的巴利语碑文,作于1309年,作者就是室利因陀罗跋摩。这时安哥巴利语的上座部佛教已在全国发展,婆罗门教只在宫廷中保有象征形式而已。(《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0页。又今日泰、柬、老挝王室外的典礼仪式中,仍存有婆罗门祭师主持仪式,但已没有宗教的力量。)
  公元13400-1350年之间,老挝的法昂王(Fa Ngoun,公元1353-1373)自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礼请高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等二十二位比丘、三藏圣典、金佛像等至老挝。(详见本书《老挝佛教史》第1章第2节。)这可确实证明柬埔寨在此前已信仰上座部佛教。
  公元1350年以后,泰国的大城王朝已取代过去的素可泰王朝,对柬埔寨的威胁更大,不断向安哥侵占,据泰国历史记载,曾至少有两次占领发哥:第一次是在1352年,第二次是在1394年。其后三十年历史情况不明。到了1431年,泰人又再围攻安哥城,柬埔寨人尽力抵抗,由于内部叛变,王城终告示陷落,国王被杀,其子庞哈耶特(Ponha Yat,公元1432-1459)继位。次年,泰人退出,但安哥王城面临强敌,防守困难,于是放弃安哥王朝,迁移至百囊奔(亦称金边)。
  第二节  安哥的艺术
  安哥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暹粒省,离暹粒市北面约五千米,距首都百囊奔约二四0千米,为公元802-1432年安哥王朝的都城。其主要的遗迹,自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很多宏传的石构建筑及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1432年,泰人入侵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1432年,泰人入侵攻陷安哥,遭大肆劫掠和破坏,此后遂迁都至南部的百囊奔,安哥从此荒芜,雄传壮丽的建筑物渐为热带丛林所淹没,竟被后代人遗忘了。十九世纪初,《零点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零点腊风土记》,嘬早法文译本出版于1819年,译者为Remusat。)没有人想念有这个古城的存在。直到1860年,法国有位博物学家亨利莫科(Hernri Monkot)到安哥探险,次年发表了游记,才揭开这被淹没四百多年在丛莽中的古城。同时经过伯希和等学者翻译、注释、考证《真腊风土记》一书,以及亲往安哥实地勘察,研读碑文,才渐了解安哥王朝过去的历史。安哥古迹的发现,经过清理和修复后,又重新成为举世著名的胜迹。
  安哥遗迹的建筑群,估计共有大小六百余座,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累积四百年的经营。有些建筑物已经成为废墟,有些部分仍保存完好。现在选其著名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简述如下:
  公元879-893年建造的罗卢奥斯,现在留存有三座庙,是安哥王朝最早期的建筑群,都是以砖为主以石为副的结构。石门上及其他附件刻有浮雕,又有石刻神像、石狮、石牛、石蛇等。这里有一个人工凿的蓄水池,供灌溉之用,长宽为3.8×3.8千米。
  巴肯庙建于九世纪末,近安哥城。本是当时都城的中心,后因安哥城改建。位置变动,而变为城外南郊的一座庙。它也是以砖为主石为副的建筑群,建在六十米的山丘上,庙基为一高台,约十三米,分为五导,高台上建有五座砂岩砌成的尖塔。在高台的四周有砖塔三十六座,有其上每阶层各有小塔十二个,台基每边中央有一道阶磴,噔的两侧有石狮。当时在城东开凿一个人工池,称为“东池”;后来在池中心又建一座塔庙,称为“东弥朋”(Eest Mibon),公元952年建成。这里还有一头用整块巨石雕刻的石象,象身上刻有精美的装饰物。
  班台斯利神庙,十世纪中叶建造,至968年完成。它在安哥城东北约二千米,是一座很精美的石庙。这时正是安哥艺术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从建筑的风格和方式上看,都显出它的特点,它既继承过去的一些传统,又有些创新的东西。建筑材料方面,改以石为主,砖退为次要。布局方面,开始放弃阶层式的高台,而筑在平地上,建筑群布局分散而疏朗,不像以前那样都挤在高台的各阶层上。庙的中心为三座并列的塔形神祠,四周围墙设有精巧的石门,门上刻着十分精美的浮雕,在门楣上有三角形的撑板,雕刻为精美化丽。石刻浮雕有神像、花纹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在台阶上安置有狮首人身像。
  非米阿纳卡(phimeanakas)是“空中宫殿”的意思,在安哥城中心稍偏北,原建筑于十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可能重新增建。现存的建筑物是一座三阶层的高台,台高约十二米,基部深二十八米,宽三十五米。平台四周建有回廊,都有石级可登,由平台中央可直达中心的涂金塔。这种回廊和塔上涂金顶,都是新出现的风覆盖。而且完全为石结构。
  巴普昂庙(Baphuon),在非米阿纳卡南面约四百米处,建于十一世纪中叶。《真腊风土记》中“有铜塔一座”,应指此塔。据学者研究,所谓铜塔,可能是一座木塔,高达五十米,外包以铜,便现在已损毁,仅遗留三层石砌台基及其中心的塔基四周有回廊。台基底层深九十米,宽一二0米,高约二四米。四周回廊壁上,刻有大量的浮雕,取材自《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故事,刻工精美细致,为柬埔寨艺术的新发展。
  安哥寺,普通又称“安哥窟”或“小安哥”,是安哥地区最伟大最杰出其不意建筑物。它的位置在安哥城南面,为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1113-1150)时建造。《真腊风土记》载:“在南门外一里放,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即提安哥寺而言。安哥寺是个巨大的构造,四周围绕着河沟,阔达一九0米,四周全长五点六千米,合十一华里多。全部建筑物,都是以石块重叠而成。中央是一座三层式的高台,台基底部为一八七米乘二一五米,台上筑有五个尖塔,成四方形,是间一塔特高,耸立地面高约六五米。三层阶台上,每层四面都有石砌的回廊,回廊石壁上,刻满著名的浮雕,据说每道回廊长达二百余米。其中以最低一层的浮雕最为精美。第二层回廊四角,各建一小塔,第三层即为主塔。各层的四边都有石雕门楼。上下层之间,都由加顶的回廊连系着。各层的此时期建筑的创新。
  安哥寺四面都有入口,各有一门,而主要入口正门则为西门。正门筑有宽敞的大石桥,跨越河沟,桥头的月台和桥基的台座,形成突出的大平台,两侧以石雕的九头那伽(那伽(Naga),译为“龙”或“蛇”。那伽柬埔寨人视同圣蛇,崇拜龙。柬埔寨有名的建筑物,如寺院、宫殿等,都以那伽为栏杆。安哥寺中央主塔中,供奉的佛陀像,就是盘坐在那伽身上,九头(也有七头或五头等)蛇首昂起,形成一个屏障,成为护卫等。)为防护栏杆,更配置许多对立或背立的石狮。过了河沟桥,即为安哥寺址外围的两道石砌围桥。转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围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可容数千人。东行沿着一条长达三四七米的大道,便达内围墙的入口。大道两侧各有一个藏书室及水池。内转墙深二七0米,宽三四0米。经由内围墙一个十字形平台的后边,有三道门直通寺塔。
  安哥寺的构造宏伟壮丽,规模庞大,设计均匀,精致庄严,不论寺塔、屋顶、回廊,以及门窗、墙壁、殿柱、石阶,都雕刻精美,装饰细致,极尽艺工的才智,达到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水准。回廊上的浮雕,四边合计长达八百米,墙壁高二米许,窗扇门框之处,莫不满布优美的浮雕,都是代表柬埔寨浮雕中的杰作。由于回廊有屋顶遮盖,风雨不能侵入,所以石雕都保存完好。浮雕题材是以《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为主,例如从西面正门进入,西回廊的浮雕是描写猴神助罗摩作战的场面。南回廊西级,是刻绘苏利耶跋摩二世骑象领军出阵战争图;南廊东组,是幅地狱变相图,叙说善恶因果报应,以受苦形象占多,善报才少。东回廊两面,是刻绘海中怪物搅海图,及毗湿奴与恶魔战斗情形。北回廊是毗湿奴与天神交战图。也有表现当时国王和人民生活的题材。这些著名浮雕,都是属于浅浮雕的技法,但人物生动,形象逼真,画面十分繁复,上下叠置,左右交连,精美绝伦,为优秀浮雕的创作。
  安哥城,亦称“大安哥”,是安哥王朝的都城,为十二世纪后半叶阇耶跋摩七世(公元1181-1219)时所建。(以前的安哥城可能为木栅,1181年阇耶跋摩七世登位后,将安哥城全部改为石造。见《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一文,载《考古》,1972年第二期。本节取材亦多自此文。)城墙都用石块构成,城门成用巨石叠置,四周围全长达十二千米,城外环绕城壕,壕上有一道广阔的石桥,两侧各有石刻巨蛇一条,蛇皆九头高举,各由五十四石巨人挽持着,形成石桥的栏杆。(石巨人分两边排列,每边各在五十四个,第一人较高大,为一多头神,分三层,每层头的四面各有脸孔。其余的石巨人,都为二点五米高。据说右为善神,左为恶魔。又在安哥城东北侧的普拉坎寺,东门口也有石人,但较小,每边约二十七年,且时间更早。)城有五座雄伟的城门,门高约二十米,各为两重,但东向开二门,其他都是一门。各门筑有三座石塔,每塔四面皆雕刻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含笑。城门两侧,各置一组三只巨象的高浮雕,象鼻向地拾采莲花。最后阇耶跋摩七世,在都城的中央建筑了重要的巴戎寺,以及其他几座石庙、石塔,又建筑了王宫,使安哥变成一个伟大的壮观的都城。(阇耶跋摩七世时,大乘佛教流行,盛信观世音菩萨。大乘佛教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安哥寺、巴戎寺等雕刻中,融合了湿婆神与毗湿奴神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些建筑物尖塔上的四面雕像,常被误认为婆罗门教的神像,后经证明,是观世间菩萨像。一次在修整巴戎寺时,发掘一尊观世音菩萨雕刻石像另外在安哥其他地方发现的碑文,都证明了当时柬埔寨人信奉大乘佛教的情形。)
  巴戎寺,意为“中山”,据说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全部建筑约由五十座石塔组成。寺门东向,中央为二阶层的台基,两层四周都有浮雕回廊。下层高出地面约一米,台基长一六0米,宽一四0米。上层高出下层台基二点四米,长八0米,宽七0米。台上四周罗列二十八座石塔,中央一座特大的主塔,塔顶高出平地约四十三米。如将两层台基上环绕的石塔计算在内,共达五十多座。每座石塔的四面,都刻有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低视微笑,注视四方。巴戎寺的石壁浮雕艺术,在台基作十字形的内回廊上,我数以神话故事为题材;但在外回廊上,有些题材是描写出国王事迹或人民生活,例如战争场面、市场情形、舞娘形像、狩猎图、斗鸡图等,而且都是高浮雕,人物特别显出圆浑,尤其是门神和音声天像,富于创造性,表现精神充沛。由此可以看出,从安哥寺到巴戎寺的艺术过程,风格更趋于写实,向技巧成熟的阶段发展。不过后者高浮雕装饰,有时过分繁褥,深凿显露,已不如前者浮雕构壮阔,不刻意于显露,较有含蓄之美。又巴戎寺有些建筑物已经塌毁,不如安哥寺保存完整。
  阇耶跋摩七世于1186年,在东池西南建塔普隆寺(Ta Prohm),纪念他的母亲。据说这座寺当年用了七万九千人工,用去金箔重达五吨,极为巍峨壮丽。寺中住有五千僧人,经费由3,140个乡村税收来维持。此寺已受森林侵毁很多,里面四周回廊幽暗,而廊壁上的浮雕,大部分取材于佛教。1191年又建普拉坎寺(Prah Khan),纪念他的父亲,此寺大部已经倾毁,四周围桥长共约三千米,外绕以约四0米河沟,河水与当时北池相通。寺前之东门路旁排列一行巨石人。在安哥城北的北池中心一小岛上,又建那伽般寺(Neak Pean译为幡龙寺),周围环绕石刻那伽,中有一七0米阔的蓄水池,四面又有四小池环绕,布局有如花形。东西南北四门,分别以牛首、马首、狮首、象首的石刻为装饰。
  《真腊风土记》中,对于当时安哥王城各种重要的建筑物,都有概要的叙述,所说是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形容安哥的富盛,为柬埔寨最灿烂的文明时代。书中许多叙述的地方,大多可以现在安哥的遗迹对照出来,记载翔实。
  安哥的建筑艺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虽然是出于吉蔑族的建筑家、艺术家、工作者,却具有承继印度建筑艺术的风格,而又能运用技巧纯熟的手法融合为自己独创的特色。柬埔寨的建筑艺术,肇始于公元第六、七世纪,最初以孤立的圣坛形式出现,受到印度芨多王朝时代艺术的影响。到了第十二世纪,经过五百年不断的发展,出现安哥的艺术,达到艺术的顶峰,姿态雄伟壮观,富丽堂皇。而安哥寺与巴戎寺回廊的浮雕,主题虽渊源于印度文学及宗教,但吉蔑族人却加以改变,揉合本土素质于其中,表现极为真实、活泼、和谐、匀称、生动、精美,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

第四章 安哥以后的时期的佛教
  (公元1432-1884年)
  柬埔寨用佛历。至于在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在南传佛教传入以扣,也可能是受泰国佛教的影响。柬埔寨至安哥以后时期,可说是逐渐走向衰落和崩溃的时代。佛教也是同样情况,但缺乏详细记载。
  公元1434年,庞哈耶特王为避泰人的侵略而迁都至百囊奔。(“百囊奔”(Phnom Penh),意为“奔夫人山”。传说在五百年前,奔夫人在湄公河边淤泥中,发殃五尊佛像的奇迹,便在近处山上建塔供奉,遂得名为“百囊奔”。)在新都东南的一个山丘上,营造宫殿,建筑一座钟形的佛塔。1471年,越南击溃占城,占城沦为一个很小的国家,从此越南一跃成为柬埔寨的强邻,势力渐渐伸进柬国境内。公元1516-1566年,恩仓王(Ang Chan)在位期间,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曾数次击败泰国军队的侵袭,收复在他以前丧失的土地。恩仓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建筑很多佛塔来庄严的首都。(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128页。)
  公元1555年,葡萄牙基督教旦米尼克教派(Dominican)的传教师克鲁斯(Gaspar da Cruz),首先抵达柬埔寨当时的首都罗屋克(Llvek)传教,但遭到佛教团体的反对,不久离去。1583年或1584年,又有另一批葡萄牙传教师柬埔寨,也遭遇同样的情形,不久离去。其中只有一人为柬王所喜爱,留下学习柬语,组织一小型基督教徒团体。(K.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第233-234页。)
  柬埔寨也有少数伊斯兰教徒,这是约在四百年前,由马来族人传入,他们是自越南中部占(Cham)的地方移居柬埔寨之马来人后裔。(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一文,载《海潮音》第40卷4月号。)
  公元1587年,泰国击败缅甸的侵略,遂趁战胜之势讨伐柬埔寨的背盟毁约,原因是柬埔寨乘泰国与缅甸作战之危,侵占泰国的巴真。这次泰国除收复巴真,并举军追赶至柬埔寨的新都罗屋克,然后才退兵。
  公元1593年,泰国纳理逊王集合了十万大军,向柬埔寨进攻,宣布要惩罚柬埔寨在公元1586年背盟毁约。泰军分三路,很快就攻下了柬埔寨的马德望、暹粒、巴萨克等北部重镇,然后会师进击罗屋克,至闪年七月攻破,都城为泰军摧毁殆尽,国王萨陀(Satha)带着子女,逃去老挝,客死异乡。从此柬埔寨处于泰国控制之下,遂步走向衰微。(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3页。2.冯汝陵:《泰国史话》,第92-93页。)
  后来柬埔寨倚靠越南人的协助。才击退泰人。但为了酬谢越南,允许越南人定居在柬埔寨控制下的西贡。嗣后占人因受不了越南人的压迫,很多人拥到柬国境内,这不仅扰乱了柬国的安宁,也使柬国与越南的关系恶化起来。到了公元1691年以后,柬国两个王子为了争位,发生内战,遂给与越南和泰国介入的机会,柬国渐呈分裂,一个政权由泰人支持,都乌东(Udong);一个政权由越南人扶助,都西贡。双方常互相讨伐,战乱延持多年。
  到了公元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柬埔寨的领土,比起安哥王城废弃时代,已缩减了一半。公元1800年,越南兼并了整个南圻。大事移民。而西部的马德望、诗疏风、安哥等省,已被泰国占领。
  公元1812年,泰国责柬埔寨久不信贡,曾遗师问罪,柬王那坤暹(Nakuam Shan)遂奔南圻。后来藉助越南军得以复位,而泰人占据着柬埔寨北部诸省。公元1833年,越南在柬国的驻军,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并将柬国的省分易以越南名称,及采用越南的政治组织。至1847年,泰、越、柬三国订立协约,由泰人所立之柬王统治柬埔寨,而越南军退出柬国,割让嘉定、朱笃二州以谢越南。
  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柬埔寨的罗诺敦(Norodom)在位,这时柬埔寨国家已经面临危亡之时。他既受制于泰国,而法国已侵占越南的大部分领土,逐步建立殖民统治,于是便利用越南作为侵略柬埔寨的根据地,向柬国讨取宗主权。公元1863年,法国驻越南的总督拉格兰地耶派出使者团向柬埔寨提出建议:“法王愿将柬埔寨作为保护国,派驻节官一名长驻境内;柬国王未获得法国同意前,不得擅自让其他国家建置领事;溘 与柬国子民,均有权分别在柬埔寨与法帝国境内自由居住;法国愿意倾全力协助柬埔寨抵抗外侮,并负起维持境内的和平和秩序。”(崔贵强:《东南亚史》,第254页。)当时柬埔寨因面临泰国的威胁,国家濒临危亡之际,罗诺敦王便与法国签署了“乌东条约”。至此柬埔寨国脱离了泰、越的压迫,也结束了与泰国之宗主关系。但泰国仍保有柬国的马德望、暹粒、诗疏风及其他六个海岛。
  
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
  (公元1884-1988年)
  柬埔寨处于法人不断的压力下。公元1884年6月17日。法人又强迫罗诺敦签订了一个新条约。约中规定柬国王必须承认法国提出的一切有关行政、司法、财政及商业的改革;税务、海关及公共工程部门,须由法人主管;法国每年津贴柬王三十万法郎;柬埔寨在未取得法国同意前,不得向外借款。这样,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的文官被置于法国驻节官控制下,而且重要官员都为法人,甚至全国教育、军警组织,都受法人的管制,所以名义上虽为“保护国”,实际上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邦。
  1907年,法国向泰国索回了马德望、暹粒、诗疏同及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东北的地区。
  法国占领柬埔寨,前后共达九十年。年积极方面来讲,在法国“保护国”名义下,柬埔寨至少还保持了一完整的国体,避免被泰国逐渐吞没,而且向泰国讨回了东北部失土。1897年,法国宣布废止奴隶制度,因当时柬埔寨的奴隶,约占人口三分之一。大部分因债务而沦为奴隶。(《乐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此外法人强调立法公平、建立医院、铺设公路、兴造铁道、建设城市,发掘柬埔寨的光荣历史并做了大一整理工作,法人还极力提高国王地位,使其成为代表国家的象征。(崔贵强着:《东南亚史》,第255-256页。)
  在消极性方面来讲,法国对柬埔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与奴役,掠夺大量的田产,并通过各种苛捐杂税、物资侵占、贸易垄断、银行借贷、货币发行等,进行剥削。限制柬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尤其是教育的忽视,全国没有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教育不发达,文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法人还强迫柬埔寨学校教学法语,派法人充当教员;政府官方文件规定须用法文,推行愚民政府使柬人与法人同化。
  柬人在法国殖民统治压迫下,曾不断地激烈的反抗,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法运动,其中亦有多次由佛教徒领导,但教被镇压下去。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柬埔寨一位高僧阿查汗鸠,因宣传爱国思想,而被法国当局逮捕放逐。这件事引起柬人的抗议,在百囊奔集合数千群众和佛教徒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阿查汗鸠。(邵敏之编著:《柬埔寨风物》,第35页。)
  虽然每次反法运动都被残酷地镇压下来,但无疑也加深了柬人的警觉,使他们更加痛恨法国的殖民政策,以无比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1940年,日本进攻东南亚各国。至次年七月,日军已经完全从法人手中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日本与法国签订协约,同意日本使用印支的港口、城市及机场。在经济方面,又给予日本印支的工商业和关税优惠待遇。不久日本又胁迫法国将柬国的马德望、暹粒两省,以及老挝在湄公河西岸的土地割让给泰国。日本还对柬国进行物资掠夺,主要为大米、橡胶、胡椒等。强迫来人负担日本军费,使柬人受到极大的痛苦。
  1945年3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法国交出整个印支的统治权。但是不久,日本在同年八月就战败向盟国投降。日本战败后,法国又重新占领印支三邦。为了掩饰殖民政策,1946年1月,废除柬埔寨“保护国”的地位。同年11月,又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但当时法人在柬埔寨,实际上仍拥有行政、财政、经济和军事等很多权力。
  由于柬埔寨人热望争取独立,不断地反抗法国钳制,法人就逐渐地交出一些权力。直至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协议,与会各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作任何干涉,法国愿在协议规定期限内,撤退共驻柬埔寨的军队。从此,法人结束了柬埔寨前后九十年的殖民统治。
  至于柬埔寨近代的佛教,先是因为国家受法人的统治,自然不会注意佛教的提倡,但佛教文化是柬埔寨传统的信仰,深圳特区入普及民间,佛教仍在全国各地流行。在旧式的教育制度下,寺院就是学校,僧人担任教师。同时,佛寺也是广大人民宗教活动的中心,对三宝有崇高的敬仰。就是后来在新教育制度下,也有很多学校由佛寺主办,僧人兼任教师。公无1914年,在首者百囊奔创立了“高给巴利文学校”,给予青年出家人四年教育,并传授现代一般知识。后来这所学校改制为学院。1933年成立初级巴利语学校,三年制课程。这种学校现已发展为四百所,他布全国,每年约有二千学生毕业。(1.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430页。2.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
  1925年,在政府支持下于首都百囊奔成立一所王家图书馆,提供宗教指导的计划;1930年,创立一佛教研究院(Buddhism Insti-trute)。数年后,又由政府指定成立一个“三藏委员会”,包括许多位高僧和著名学者,编印巴利圣典及翻译成柬埔寨文。两利语文如果编印出版,共约110册,1955年,已经出版55册。除此,不编印其他多种柬文佛教典籍,约有187册。(同上。)
  1957年佛涅盘2500年纪念,柬埔寨全国举行热列庆祝,掀起热潮。
  1959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Buddhism University ,柬名Preah Sihanur Raja)落成,是柬埔寨佛教高等学府。僧人考入学习三年,可获一般文凭;再四年经考试及格者,可获得学士学位;继续深造,通过答辩后,可获得博士学位。1960年招收四十名学士僧,产逐年增加。1965年一般学僧一百名,学士僧二十一名;1970年分别增为一二九名和四七名;1972年达到一五0人和五四人。学习主要课程为佛学理论、语言知识、西方科学知识,并配合日常禅修活动,培养行解并重的优秀佛教人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4-155页。)
  柬埔寨的佛教僧团,分为二个宗派:一、大宗派(Mahanikaya);二、法宗派(Dhammayuttika-nikaya)。依1957年统计,全国有2,800所寺院,82,000多比丘和沙弥。传统的大宗派,寺院占94%僧人占90%。这派是公元十四世纪初期自泰国传入。法宗派原是泰国曼谷王朝拉玛四世蒙骨王(公元1851-1868)在未即位前所创立,实行佛教改革,提倡严持戒律。后来这派也传入柬埔寨,此派僧人和寺院虽属少数,但多为贵族出家,并获得王家的支持。(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87页。2.Rob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east Asia,第66页说,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与老挝。)
  1968年,编篡翻译近四十年的柬埔寨文佛教三藏,终于全部完成出齐,共112卷,其中律藏13卷,经藏63卷,论藏43卷。1969年4月1日,国家与佛教为此举行隆重庆祝。1970年,柬国统计有僧侣65,034人,其中大宗派62,678人,法宗派2,385人;寺院3,369所,其中大宗3,220所,法宗派139所。(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页。)
  柬埔寨全国人口85%信仰佛教,因此,在柬埔寨宪法上,人民有“信教自由”,并且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宗教维护者的象征,也是佛教最有力的拥护者。(《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252页。)全国青年男子大多数都要至少一次出家,接受佛教优良有训练,经过一段时期,然后还俗;就是国王也常暂时放弃王位,过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
  此外,柬埔寨有两个较大的佛教社团组织:一是“世界佛教友谊会一柬埔寨中心”(W.F.B.Cambodia Center),负责与世纪各佛教国家有关国际性佛教活动之联系。1961年,第六闪世界佛教友谊会在柬埔寨首都百囊奔召开(11月14日至22日),有二十五国派代表参加,共107人,另旁听者300余人。一是“居士巴利学会”,负责佛教宣传工作,协助在家佛教徒学习巴利语,以及其他国家语文的研究。(《佛教大年鉴》(1969年版),第267页。)
  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废除君主立宪制,改名为高棉共和国。新政府继续奉行佛教为国教政策。但佛教僧侣对新政府明显的有两种看法,即大多数佛教徒,主要是住在乡村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支持西哈努亲王,为此遭到压制;住在城市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知识僧侣,对新政府表示欣赏。朗诺政府为了安抚佛教界,宣称尊重佛教在民族传统的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军队也公开表态支持佛教在宪法中立为国教。1971年1月,朗诺晋封两派僧长为僧王,给与特殊礼遇;中一方面对僧伽施加压力,强调僧人必须服从国家政府的领导。(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156页。)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人民解放军解放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忽视佛教在人民生活中重要性,佛教受到致使的打击。据西方学者统计,1975年柬国原有僧侣约65,000人,至1979年所剩无几,佛寺受到严重的破坏。不久,越南军队入侵柬国,扶植韩桑林政权,政府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严格限制佛教活动,紧密控制在国家管理之下。这时国内估计约有僧侣一千人,交还或修复的佛寺二千余所,也有些宗教活动举行。越南的僧人也开始进入柬国,积极活动,试图将佛教实现“越南化”。因此很多僧人及佛教徒投奔到解放区或逃亡外国。后来民柬人民武装力量节节胜利,洪森政府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对宗教政策作了一些调整,1985年允许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家,规定必须效忠政府,面青年人一律不得出家,这是违背佛教传统精神的。1988年宗教政策又作了一些修正,国家电台开始播放一些佛教的的节目。同年四月三十日,国会召开会议,对宪法作了修改,第六节规定:“佛教是国教。宗教活动要遵守国家宪法,禁止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团体和人民利益之活动。”柬国终于回归传统,重新确认佛教的作用和地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8-159页。)
  至于中柬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1956年9月柬国僧人参加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盛大的欢迎。闪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应柬埔寨政府的邀请,赴柬国参加佛涅盘2500年纪念盛典,产进行两周的访问,参观安哥胜迹,受到热忱的接待。1961年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六届大会在金边召开,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喜饶嘉措率领的代表团前往金边参加,受到高格的接待。同年,柬国政府将新编出版柬埔寨文藏经一部五五册,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也回赠一批汉文和英译佛经给西哈努克佛教大海陆空。(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4页。)1970年自朗诺政府建立后,不断发生战争,两国佛教交流就减少了。
  柬埔寨与越南两国因历史遗留的关系,在越南的南部有高棉族人,仍保留上座部佛教信仰,信徒约有八十万(亦有说150万)人,寺院四百座,僧侣约一万人。此上座部佛教早期由柬埔寨传入,与柬国佛教关系密切。(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5,192页。)又因柬国近二、三十年战争不断,有部分僧人逃至泰国及西方国家流亡,也有留学国外读书建寺弘法的,但因背后缺少支援,影响力不大。
  总之,柬埔寨自获得独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都在力求改革和发展,佛教也逐渐复兴起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近几年内,由于外力的干预,内战不数据,进步已经停滞了。不少佛教文化古迹,也遭到无法避免的破坏。
第五章 老挝佛教史
作者:净海


  第一章 老挝早期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老挝(Laos)位于中南半岛的中部,为一内陆国家。北连中国云南省,东邻越南,南接柬埔寨,西南与缅甸接壤及与泰国以湄公河为界。地理位置,自东经100至107.30度,北纬13.50于22.30度。地形南北狭长。全国面积共237,000平方千米。境内多山和原始森林,海拔一千多米,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
  全国人口,依公元1996年估计,约4,600,000人,政府在首都永珍,王城于古都琅勃拉邦。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约有三十多个民族,但主要的有老挝族(Laos)、卡族(Khas)、苗族(Meos)三种。老挝族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分布于湄公河及其他河流沿岸平原地区;卡族原为土著老挝人,散居在全国各地山区,在部分在南部下寮的沙拉湾、阿都坡一带。苗族人居于上寮各地高原,以川圹为集中。其他有华人、泰人、越人、徭、孟、满等民族。语言以老挝语为主。
  老挝与中国云南省接壤,老挝族本属中华民族,同属于泰族(Thais)。后泰族分数支大量向南方迁移,抵达老挝境内定居的一支,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交通不便,遂渐少与中国文化接触,后来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受泰国、柬埔寨等国的影响。这在以下章节中再说。
  老挝,也称“寮国”。据历史学者考证,老挝族系自百越系自在越民族演化而来,以僚人为其主要血统,古称“哀牢夷”。《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已有“哀老夷”之名。传说在周秦时,有九龙族创国,王名九上为隆(1.《后汉书.西南夷传》。见徐松石《泰族僮粤族考》一文。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4-225页。)这个记载虽不能确信,但可证这哀牢夷九龙族在中国历史上为古代西南夷的一个部落,原居于永昌郡(今云南省内),以保山一带为中心。后来哀牢民族沿湄公河南下,移殖于现在的泰、缅甸、老挝地区。到达老挝境内的哀牢,就渐形成以后的老挝。又哀牢(夷)或僚族,亦有称为老挝话的。(1.徐松石:《东南来民族的中国血缘》,第47页。2.宋哲美:《中寮文化关系》,载新加坡版《东南亚研究》第1卷。)
  《后汉书.哀牢传》:“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哀牢王贤栗等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隽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时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作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1.《后汉书.哀牢传》。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5页。)昭帝时,“……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考博南山在今云南省永平县西南四十里之地,兰仓水在湄公河上游,为湄公河发源处。可见后汉时汉族已进入今日的寮北。
  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或谓曾达老挝。晋代中国发生外患,扶南崛起,哀牢曾臣属扶南。扶南(即高棉、或称柬埔寨)在哀牢之南。
  唐代有“南诏”兴起,自称为哀牢后裔,建都在今云南的大理。至五代时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南诏改称国号“大理。”(在泰文历史上,以及有些西方学者写东南亚历史,每多夸大泰族人古代建军国辉煌的历史,称自汉代哀牢、唐代南诏而迄宋代大理。其实广义的泰民族,包括范围很广,哀牢、南诏(后改称大理),向为中国云、跚两省边区民族,有时独立,有时直属中国;这与分支南迁的泰族、掸族、老挝族,古代虽有血缘关系,但与以后各国建国本部的历史,各有不同渊源,不可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哀牢、南诏的建军国,是国云、贵边区的泰族;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掸部,是南迁的泰族。)
  宋理宗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忽必烈南征攻来大理,置大理、善阐等路宣尉司,并进兵顷甸和越南。这时在先前移民泰境的一支泰族,已日渐强大,于公元1257年,由泰族酋长室利因陀罗(Sri Intaratiya)建立素可泰(中国史称速古台)王朝。另一支进入老挝境内南乌河流域,以猛骚(Muong Swa,即今琅勃拉邦)为根据地,建立川东川通国(Xieng Dong Xieng Tong),初隶属于柬埔寨吉蔑王朝,公元1277年为素可泰所征服,降为属国。
  素可泰王朝到公元1353年,开始衰落,老挝遂脱离泰国臣属而独立,建“南掌国(Lang Chang),都城琅勃拉邦。建军国始祖为法昂王(Fa Ngoun,公元1353~1373在位), ②(D.G.E.Hall:A History of Sorth-East Asia,第121、165页,伦敦,1964年版。)将国土扩展至湄公河东岸,以湄公河与泰国为界,土地包括今日的川圹(亦称线款)、永珍、他曲、南他、百细等地,奠定老挝立国的基础。

                  第二节  从柬博寨传入佛教

  前面说老挝族人源出中国西南边区,据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的学者考证,自唐代南诏兴起,至元朝忽必烈征灭大理,六百多年间,这些地区固深受中国文化的感染,同时也受到东南亚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些地区曾信奉佛教,但它是一种混合中印文化兼含着地区民族色彩的信仰。分支南移后的民族,像散居于现在老挝境内的老挝人,由于山岭隔碍,就渐少接触原有文化的机会,所以此时老挝人纵有佛教信仰,也不普遍。
  从民俗来说,古代老挝民族多数是奉祀鬼神,祭拜祖先,崇拜精灵和自然,佛教也话仅属少数人的信仰。加以老挝人未建军国前是属部落民族,常常战争,或受他族征代,很少有机会注意宗教的信仰。(Kavivaranana:《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刊《佛轮》第19卷12期。)
  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佛教信仰的,是从法昂王建立“南掌国”以后开始。
  法昂王为川王之孙,父名法蒂,不容于父川东王,遂披驱逐,携子法昂同流亡于柬埔寨的吉蔑王朝。法昂年幼,为一位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长老所教养。法昂十六岁时,吉蔑王见他雄伟英俊,于是就将女儿娘高乐(Nang Keolot)嫁他,招为驸马。
  公元1340-1350年之间,法昂希望恢复父亲的故土,获得吉蔑王之助,统率一支强大军队,沿湄公河北上,先进攻巴塞,大获胜利。再经甘蒙夺取孟富春(今川圹),杀其酋长而立其子,收为属地。继进兵化邦,直抵十二版纳(今云南车理)。回师再战川东,击败其祖父川东军。祖先自杀死,遂自川东王。又进兵攻破泰国清迈驻军。并在附近征服卡族。最后攻下斐南(Phai Nam,今永珍)。因攻斐南,曾用黄金诱敌。为纪念胜利,改名永金,后又改称永珍。1353年,法昂遂在川东建国独立,号称“南掌国”,意即“万象之邦”。因老挝产象,象是有用而重要的动物。土地包括今日老挝中部和北部,泰国的清迈和缅甸东部之地,使老挝真正成为统一强盛的国家。(1.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210-212页。原为法国研究南亚史著名学者George Coedes所着之Les Peuple de la Peninsules Indochinoise,Histoire Civisations,巴黎1962年版。亦有英译本为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H.M.Wright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6-227页。)
  
  法昂王的妻子娘乔乐为柬埔寨王女,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受持在家五戒。当她随夫到了老挝,国家是安定了,可是人民和官员,多数崇拜鬼神、祖先、精灵等,更屠杀牛、象等动物祭祀鬼神。非常迷信和残忍,她心中生起悲悯。同时身居老挝,很难实践佛教徒的生活。于是她请示夫王法昂从柬埔寨引进佛教,不然就让她回国去。(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210-212页。)
  法昂王幼年随父流亡柬埔寨时,曾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的教导,有很好的佛教基础,就很欢喜的答应了。他随即慎重选派使节,写好国书,准备贡物,有银三十万。黄金三万,各种珠宝,呈献给柬埔寨国王岳父,请求派遣有德学高僧及携带三藏圣典等至老挝弘扬。柬埔寨国王非常欢喜,于是礼请摩诃波沙曼多和摩诃提婆楞伽(Mahadevalanka)两位长老,率领二十位比丘,三位通达三藏学者,即门罗辛哈(Manrasinha)、门罗摩达(Manramad)、门罗沙达(Manrasad)前往。赐珍贵金铸佛像一尊,名“勃拉邦”(Phrabang),及三藏圣典、菩提树芽枝等,供老挝人民礼拜供奉。又派铸造佛像技师、金匠、铁工、建筑寺塔雕刻艺师等。又命令遣派四个村落人民,共五千人,给以种种不同装饰,护送佛像、经典、高僧、学者至老挝。而且这五千人民就留居老挝,为佛教的护持者,并成为王后、学者的侍从。(《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20卷2期。但依郭寿华著《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7页,记为摩诃波曼多长老及四位比丘、四位沙弥至老挝。)
  但另据记载说,娘乔乐到了老挝后,见到法昂王的性格变得凶暴起来,以致人民要谋害他。于是娘乔乐呈书至父王,柬埔寨王就命令法昂去朝见,请高僧给以教诲,授予五戒。然后与柬埔寨僧团同回老挞。老挝史都是依据前一种说法。(《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20卷2期。)
  公元1359年,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等全体人员,离开柬埔寨吉蔑王朝,向老挝进发。到达孟皆(Muang Kaa,不知何处,多数推测在今泰国洛刊拍农Nakhon Phanon),法昂王知悉,就派大臣前往迎接。
  继续再向龙蟠前进。龙蟠是古名,法昂王建南掌国定都于此。后因著名之“勃拉邦”佛像从柬埔寨迎至首都,尊为“护国佛”或“镇国之宝”,遂改龙蟠为“琅勃拉邦”(琅或銮是老挝文“王家的、伟大的”意思),即以佛教之名为首都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1.法文日本译《东南亚细亚》(石译良昭译)第100页,记为金泥涂的石造佛像。2.据D.G.E.Hall:A Sistory of East Asia,第238页所记,这尊著名佛像为早期斯里兰卡一位国王送给柬埔寨的礼物,被称为“勃拉邦”(Prabang)。)
  当时法昂王在永珍,于是摩诃婆沙曼多长老等往见,报告途中经过情形。国王与后在王宫之北,特为长老领导的僧团建筑一座佛寺,就以长老之名称为“波沙曼寺”(pasamanarama)。此寺今日仍存在,菩提树芽枝亦植于此寺中。从此长老领导的僧团,开始向老挝人民传布佛法,国王与后都是佛教的热心护持者,老挝人也都转信佛教。
  
第二章 老挝中期的佛教
  (公元1372-1893年)
  由于老挝缺乏佛教记载,有也是零散的,或从仅存的少数遗物加以推定,时间也不能上下连贯,因此无法了解佛教实际发展的情形。因为搜集的资料有限,只能作简略的叙述。
  法昂王于公元1373年去世,(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1页。但依郭寿华着《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7页所记,法昂自其妻乔乐死去,性情变为暴虐,且违背与柬埔寨和好承诺,进攻柬埔寨南部,公元1373年被放逐,1378年死于孟南。)其子继位。在1376年举行人口调查,得泰族人三十万,其他各族人四十万。因此遂被尊为“三十万泰人的领袖”(Phraya Sam Sene Thai),名拍耶三成泰王(公元1373-1416)。更由于人口调查,军队获得重编,军抛增强,邻邦诸国畏敬。拍耶三成泰王执政四古三年,政治制度大备,经济繁荣,将国内人民分为贵州、平民、奴隶三种阶级。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南掌获得中国的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此王曾建寺提倡研究佛学,(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39页。)并铸造一尊巨大青铜佛像,供奉于1372年所建筑的摩那兰卡(Wat Manoron)内。此寺现已被毁,青铜佛像只留存头部和胸部。(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1页。)
  1416年后,越南黎朝创立者黎利,与中国战争是,老挝军队曾助中国从后面攻击,自此以后五十年间遂给与越南干涉的口实。虽然老挝很慎重的防止越南的扩张政策和报复,但在公元1478年,越南圣宗时,仍攻击南掌,次年攻陷琅勃拉邦,沙提迦拍王(Sai Tiakaphat)不及逃亡,遂后去世。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先后为王,收复和复兴琅勃拉邦。至维苏王(Visoun,公元1501-1520)时,曾建有多种佛教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即冠以王名的维苏寺(Wat Visoun),建于公元1503年,供奉佛舍利。此寺建筑精美,木壁雕刻精妙,屋基向外侧伸张,形如老挝的棺状。(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2页。据著者过去留泰时所见,这是一种圆形坐龛,形似塔,贵族多为金、银、铜等制。到火化时,再移出尸体改为木鱼造从龛。)国王是一位忠诚的佛教徒,曾努力消灭国内一些灵魂论及巫术等的流行,但结果没有成功。
  维苏王之子福提沙拉(Phothisarath)继位后,为了利用地利通商,他将首都从琅勃拉邦迁至永珍。因他的母亲原来是昌莱(在今泰国北部)王之女,在1545年,清迈王位缺人,他主张由他兼位,三年后他又委任他的长子即位为清迈王。同年福提拉王遭受意外死亡。
  次子自立为王,但其长兄清迈王主张应由他继承父位,于是将清迈委托一个泰族王子主政,他急忙赶回琅勃拉邦讨伐其弟,自号悉达提拉(Sethathirath)。但在此时,缅甸王莽应龙扫灭群雄,统一全缅后,于公元1556年,攻伐北部掸邦,掸邦不敌,转向清迈求出援兵抵抗,结果莽应龙先后灭掸邦,再攻陷清迈。1560年悉达提拉与泰国大城王朝结晶盟。次年,柬埔寨军攻琅勃拉邦及巴莱;又二年迁都至永珍,建筑城垒防守。
  悉达提拉王以前由清迈琅勃拉邦时,曾携带一尊绿宝玉佛而回,这时特新建一座玉佛寺(Wfat Phra Keo或Emerald Buddha Temple)供奉,此寺为三层华丽建筑物,殿堂深奥,佛坛巨大。(玉佛在1778年被泰国战胜取走)。(玉佛略史,见净海《曼谷玉佛寺》一文,载《慈航》季刊第3期。)王又在距永珍北区二千米处,建造一座伟大的“大舍利塔”(Dhatu Luang,老语称为塔銮)。此塔建于1566年,是在原有的小塔基础上修建的一座大塔,占地数百亩,塔是方形,分为三层。底层为四面回廊,东西长60.30米,南北宽58.48米,各边中央有门入口,有石阶可上,在四面入口处又建有四个门楼。第二层的四周,建有三十座小形方塔环绕。第三层中央是尖高的大塔,这为方形;下部为莲花瓣形,中部为三级方形檀柱,上部为尖高的方瓶状,最高是尖长的塔顶。大塔上部贴渡金箔,远望金碧辉煌,华丽而庄严,为老挝历代最伟大的建筑物。在东南亚一般佛塔是圆形的,而大舍利塔却全部为方形,风格独特,因此成为著或的胜迹。佛塔经过六年才建成,大塔内供奉佛陀舍利骨,亦说是供奉佛发。此塔在1873年曾遭到庸奴(Yunnan)盗匪严重的损毁,后加修理,至公元1930年,再加重修,才恢复了它的雄伟。同时国王在国内各地修建其他六十多所佛寺。(1.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44页。3.Philip Rawson: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第158-159页。)
  公元1569年,缅甸军队攻入永珍及琅勃拉邦,悉达提拉王退入山林与之对抗。后缅军瘟疫发作,自动撤去。悉达提拉王死后,老挝国势更加衰弱。1574年,缅军再攻入永珍,执住悉达提拉王之子诺乔柯曼(Nokeo Kormane),而以悉达提位之弟主玫,至此老挝臣属绝缅甸。1594年,缅甸国内不安,诺乔柯曼获得释放而复位。之后,到泰美迦罗王(Thaimmikarat,公元1596-1622)时才有一段时间较为安定,此后十五年间就陷于政府状态。
  公元1637年,苏利那旺沙王(Souligna Vongsa,公元1637-1694)登位后,与越南黎朝神宗的公主结婚,并重新划定两国疆界。曾两次出征富春(川圹),而奠定五十七年长期的和平和繁荣。国家安定后,王注意提倡政治修明,亦重视宗教,使当时老挝竟成为东南亚佛教的中心,其光芒发射到邻近的国家,泰国和柬埔寨的出家人不少去永珍学习。(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58页。)
  在苏利那旺沙王时,有荷兰人属东印度公司的湖史多夫(Herit Van Wusthof,公元1641年至老挝),及意大利黎利亚(Jean Marie Leria,公元1641-1947在老挝)曾至永珍等地访问,为欧洲人至老挝之始,二人曾留有珍贵的游记。二人对佛教了解很少,但对当时老挝在苏利那旺沙王治下的隆盛,和佛教塔寺等优美卓越的建筑艺术,赞评很高。黎利亚神你并曾试传天主教,但受到老挝佛教徒的反对而未成功。(1.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4-215页。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 East Asia,第415页。)苏利那旺沙王死后,老挝又长期陷于国家分裂和外国侵扰的危机。国内琅勃拉邦,永珍、占巴塞分成三国,互相争压征伐。三国中的占巴塞先被消灭。1778年,泰国兵二万攻占永珍。另一琅勃拉邦也一蹶不振,先后沦为泰国的附庸。著名的玉佛和勃拉邦佛像,同被泰人取走。至1782年泰国仅归还勃拉邦佛像,(潘醒农编着,《东南亚名胜》,第256页。)据说此像面部已受损。
  公元1820年,昭阿奴王(Chao Anou)模仿曼谷大寺院的样式,在永珍建造室沙吉寺(Wat Si Saket),佛殿雄伟庄严,外面有二重回廊,供列一百二十尊佛像。(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6页。)1826年昭阿奴突然对泰国宣战,向曼谷进军,但遭反击而受挫。1828年泰军夺得永珍,破坏都市,居民十万人被流放至泰境,婚房屋六千多栋,佛寺佛塔等建筑物亦遭破坏很多,并将永珍改属泰国的一省。(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6页。)
  再说琅勃拉邦方面,自公元1707年,因为肯基沙拉(King Kitsarat)及因他苏(Int'asom)兄弟联合用兵而胜利。后二人分裂,先由肯基沙拉统治至1726年,其后因他苏夺得权力。统治至1776年。因他苏期间,缅甸曾于1752年侵入琅勃拉邦,受其支配,后与泰军联合击溃缅军。并与泰国结盟。至1778年,永珍和琅勃拉邦又都成为泰国的属国。
  公元1793年,逃往曼谷的阿奴那特王(Anourout)回归琅勃拉邦,修复都市。1796年,将以前的越迈寺(Wat Mai)加以重修,安供两年从曼谷持归的勃拉邦佛像。此寺佛殿有七间梁及三层屋廊,前后两面两排圆柱支撑着。(同上,第217页。)佛像后来被移至王宫供奉和保护。今日在越迈寺的大佛像是另外铸造的。(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名胜》,第256页。)
  公元1839年,诏边殊(Souka Seom)被泰国推上王位,直至1850年。他在位时,因泰国与直南对立,政治比较安定。至其弟天达王(Tiantha,公元1851-1868)继位时,1861年,法国博物学者慕胡(Henri Mouhot)抵老挝访问;其后法人拉格尼(Doudart de Lagree)及格尼尔(Firancis Garnier)所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于1867年4月到达琅勃拉邦,因此法人得知老挝的情势。
  公元1873年,泰国侵入琅勃拉邦,获得宗主国支配权。但由于法国势和于1858年已先伸入越南,成为保护国;一面法人又向北伸展侵入柬埔寨,同时压迫泰国。以海军在曼谷附近海上炫耀势力,遂于1893年订立“法暹条约”,泰国退出波公河左岸,承认老挝为法国的保护国。(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8页。)至此越南、柬埔寨、老挝三邦(统称“印度支那”)都沦为法属。

第三章 老挝近代的佛教
  第一节  法属时期
  老挝近代史和佛教都是很不幸的。先是受法国统治五十年,表面上是保护国,实际上是推行殖民地政策;独立后又一直陷于政府分裂和战争中,国家所受的损失极大,人民的苦难不尽。
  法国自公元1893年“法暹条约”订立后,泰国放弃老挝的宗主权,法国遂于次年完全占领老挝。法人重新厘订老挝政治组织,将全国行政分为两区,上寮为琅勃拉邦,下寮为康埠,各委任武官一人分别统治。1899年,法国又将上下寮两区合为一个行政区,置于法国高级留守使管辖之下。高级留守使的官署初设在素旺(Souvasng),后移至永珍。根据1911年,法国总统所颁法令,规定留守使的职权:“留守使赋有在管辖范围内,决定对当地居民之管理权,并负责执行法国议院之议决条例、法国总统之命令及法国驻越总督府议定各案。”留守使官署并有维持公共秩序,动员片集军队,指挥当地保安部队的责权。同时,留守使为当地司法组织之最高主持官,有权征收各种赋税。甚至老挝王出巡也要获得留守使的同意,及补助费用。
  法人统治老挝期间,推行殖民地政策,老挝人民百分之九十五为文盲,政治经济都控制在法人手里,对老持宾文化,教育、宗教等从未重视,几无贡献,反受法人种种限制和压迫。佛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失去传统的国家保护和支持,自然难有发展机会。不过老挝自从公元十四世纪建国后,即引进佛教的信仰,而且四邻中国、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老挝在如此的环境中,直接和间接都长期接受了佛教文化,人民绝在多数信仰佛教,佛教早深入普及民间。
  老挝过去的旧式教育,佛寺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国民受教育的地方。过去老挝人受教育,教到佛寺;佛寺是学校,住持为较长,僧人是教师,有规定的课程,由浅入深,交授以佛教教义及有关伦理道德。这和邻国缅甸、泰国、柬埔寨是相同的。老挝成为法国保护国后,曾将教育权收归政府,但由于国民教育不普及,佛寺仍保留部分教育权,老挝人如要研究较高深的知识和佛法,都是到佛寺来跟有学问的出家人学习,法人也无法强加禁止。(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55-256页。)
  公元1902年,始设小学制度。1921年在永珍设立巴威初级中学,后来推及琅勃拉邦、川圹、他曲、素旺、百细等城市。等到初中毕业后,就在巴威学校增设高中部。据记载法人统治老挝五十多年中,老挝人只有五十名中学毕业生,没能大学,要受大教育须往越南河内。至于佛教在当时,亦有分层级的机构,全国之下分为州县,次为乡村,然后各佛寺,都有僧人专职管理。
  老挝人亦与泰、缅、柬埔寨风俗一样,男子青少年期间,不论贵族和平民,均流行一度入佛寺出家的习俗,研究佛经及守持戒律。出家时间长短或终生,随个人自愿。出家后住在佛寺里,接受教及受信徒供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战事于欧洲,日军南侵,于公元1945年3月,一度占领老挝。大战终尾
越南和老挝反日游击队崛起,法国虽欲再恢复保护国统治,但形势已难维持,遂于公元1949年7月,在巴黎订立“法老条约”,承认老挝在法国联邦下独立。可是外交、军事、财政、司法仍受制于法人。直至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后,老挝才获得完全独立。不过老挝国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国内也从这时候开始,一直陷于三角政府分裂的状态,背景复杂,始终不能完全统一。
   第二节  独立后的佛教
  老挝获得独立后,政治和军事就陷于分裂状态,主要分为右派、左派、中立派三个势力。在互相对立不得已的情形下,协议组成“联合政府”,而实际上是三头马车政策,不能合作,各派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时常发生政变和战争,更有外国势力的干涉,益使局势混乱复杂。
  1961年,老挝通过宪法,在前面序文中说:“此宪法,是老挝人民权利的基本诸原则,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对生存方式予以法的保护,并在规定范围内行使法律条件赋有诸种自由,特别是承认个人的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著作及出版的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又“此宪法,关于义务方面,课以对祖国的服务,信仰的尊重……。”本文第七条:“佛教是国教,国王是最高的保护者。”第八条:“国王须是热心的佛教徒。”(1.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253-254。2.《佛教大年鉴》(日文),第807页(1969年版)。)
  老挝人,特别是老挝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只有其他少数民族部分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中国的儒道。卡族祭祀祚祖先,苗族信奉精灵及自然,烽数泰族相信鬼神。老挝政府对于宗教的文化事务,是由国务院属下之宗教部负责管理,全国分十二省,每省设立一个教区。(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57-258页。)
  公元1959年5月,老持政府曾公布《老挝僧伽法例》,其中第三条:“老挝国内所有佛教出家人,即比丘和少弥,须遵守本国僧王所颁布的法令。”第十九条:“僧王有职权选封全国各省比丘,即由各省委员选拔呈请宗教部,再由宗教部长呈请僧王加封。”第二十条:“封立僧王,须依政府所颁之王谕,由宗教部长负责及备好僧王封爵证明,呈请国王加封。”(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21卷6-8期。
  僧伽行政职权分为五级:1.僧王、2.省级僧长、3.县级僧长、4.村(乡镇)级僧长、5.佛寺住持。另外又分僧爵为六级:1.phrayautgkao、2.phralukgkal、3.phralakkam、4.师尊、5.phrasa 、6.僧伽尊长。以上六级,如有缺额,均由各级升补。得到高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为僧省级僧长,得到中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县级僧长、村级僧长、佛寺住持。最高僧伽行政由僧王及五位僧伽委员组成。(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21卷6-8期。)
  老挝独立后,提倡本国文化和宗教信仰。人民普遍信仰佛教,重视生活实践,爱好和平,向佛教布施,进寺听僧人说法及受持斋戒。恭敬三宝及听受教诲,效力胜于政府官员的管理。独立后政府更协助佛教宣扬教义,劝导官民信奉佛教。政府每年有预算给宗教部,各宗教获得补助是按信仰人数的比例分配。(同上。)
  老挝虽然是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但自二次在战后,历经多年战乱,佛教发展的过程,或说非常艰辛曲折。
  老挝佛教僧团的组织,是仿照泰国的僧伽制度,由僧王至省、县、村、寺各级僧官,都加以制度化,便于统一管理。1961年在首都永珍成立的“摩诃菩提大会”,1965年成立属于摩诃菩提大会的“青年佛教会”和“新老挝佛教协会”,努力发扬佛教,获得进展,使在国家战乱之中人民不背离传统宗教的信仰。到1970时,老挝约有僧侣一万六千人,其中青年学僧四千一百人,比十年前略有下降。1972年僧侣增至一万八千多人,其中10-25岁占81.5%,25-55岁占8.9%,其余是55岁以上者,在学学僧5239人。1975年底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战争中僧人宣扬佛法及提倡受国热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年僧侣增至二万四千多人,佛寺2193座。新国家成立后,废除君王制,取消王国宪法,佛教不再是国教,不再有国王是保护者。(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168及173-174页。)
  1976年政府号召僧人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推行僧人再教育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佛法义理与社会主义都是消灭人民的痛苦,谋求幸福是一致的。经过再教育的僧人与一般乡村学校的老师,向人民宣传国家的热情,的确收到一些效果。但是由于政府过分强调佛教要统一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下,反而抹杀佛教自身的特征表现,招致僧伽的不满,厌倦学习过多的政治,产生反叛心理,纷纷逃避。据一位西方学者报导,在再教育运动中,有一万五千名僧人受到轮训,许多僧人离开寺院,僧伽人数锐减。尤其1979年3月,老挝法宗派八十七岁人僧王、佛教联合会名誉主席帕.坦雅诺乘船越过湄河逃至泰国。据说僧王是为了逃避把他送到苏联或越南去治病。安排一同出逃的秘书则说,僧王在朗勃拉邦已不能进行弘法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僧人的数目由过去二万人,下降到一千七百人。1980年政府对佛教的政策有所缓和,直到1988年才逐渐走上正规。(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177-178页)。
  柬埔寨佛教的大宗派,在公元十四世纪就传入老挝,因此柬、老两国佛教关系密切。老挝与泰国隔湄公河相望,历史上泰国佛教对老挝佛教曾有深远的影响。老挝佛教法宗派是由泰国传入,两国僧团保持密切往来。老挝的僧人要读高等佛教学校,都到泰国或金边就学。(同上,第174页)。
  1961年中、老两国建交。1963年3月在北京成立中国老挝友好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同月,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访问中国,曾专程至广济寺礼佛及参拜佛牙,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热烈的欢迎。再后中国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两国佛教暂时停止了交流。
  老挝的文化,多数同泰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湄公河的老挝人与湄南河的泰人是同一种族,语文亦相近,特具有同化的能力。在老挝人未到达湄公河以前,其先是柬埔寨吉蔑文化的进入,及特老挝人建立南掌王国,南部广阔地区,言语、宗教、美术仍多受柬埔寨文化的影响,且最初佛教是由柬埔寨传入,可惜早期佛教的作品已少保存。其次,已如第二章中所述,因一连政治上的原因,兰那王国(兰那(Lan Na),意为百万米田之国,公元1296年泰国北方泰族领袖孟莱王(Mangray)所创立,国都在清迈。清迈现在是泰国第二大城市,特具泰国北方文化及佛教色彩。)和缅甸亦给与老挝文学、美术、宗教上的影响。最后主要是受泰国的影响,特别是在永珍方面,公元十八、九世纪,很明显的是引进泰国美术的系统。(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218-219页。)南掌王国建立后数世纪的遗物,除了损毁的雕像,其他都已无存。如仅从建筑物而说,从古代损坏的材料样式考察,初期是被推定经由缅甸传入印度建筑物的造型。这种样式,为东南亚各地建筑物的萌芽要素。老挝建筑物的独创性,是大而且宽广的二层房屋,而在远东及其他东南亚地区,都为一层房屋。
  现在从琅勃拉邦、永珍到沙湾拿吉,沿湄公河岸的城市,都可看到老挝中、后期的文化保存下来的遗迹,包括佛塔、寺院、石窟,以及历史国王的宫殿陵墓。
  古都琅勃拉邦,多宏伟庄严佛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像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为老挝佛教中心,寺建在一个山丘上。寺中供有一尊斯里兰卡于公元十五世纪所铸之著名金佛像,重四七八公斤,老挝人亦尊为“护国佛”。王家图书馆内,收藏有写于贝叶上的巴利文、柬埔寨文、泰文、老挝文各种佛教经典。博物馆内有很多佛教遗物陈列。在距离古都北面二十千米的地方,有著名的“北墟洞”,洞中岩石上凿有很多佛龛,雕刻各式各样大小的佛像,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算,故有“万佛洞”之称,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数,故有“万佛洞”之称,据说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老挝著名的佛教胜迹,每年佛诞节,老挝国王要亲到那里举行“浴佛”盛典。(同上,第254-256页。)
  首都永珍,有大小佛寺九十多座,市区有四十三座。过去原有雄伟的普拉乔寺(公元1563年悉达提王建),即供玉佛之处,因王佛后为泰人携走,现仅留下断石残碑。现在最华丽的佛寺为“室沙吉寺”,是老挝僧王所居,寺内收藏各种铜、石、木造佛像三千多尊,极富艺术价值。帕乔寺现改为王家博物馆,内有很多佛像陈列。(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25页。)
  永珍最伟大的佛教胜迹,当然是“大舍利塔”,是老挝历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起源虽被认为有泰国素可泰王朝的特征,而形式多样,是建筑物最高的发挥。大舍利塔每年例行有一次隆重的庆祝大会,时间是在11月15日至17日,一连举行三天,全国休假,由国王率内阁官员主持揭幕,并在仪式中颁发有功勋章。大会期中,高僧云集诵经,全国各地很多佛教徒专程前往朝拜,香花供佛,听法施僧,认为是无上的功德。在佛塔周围和路途上,更有各种物品展览会,土产、洋品都有,交易热络。又有种种体育比赛和文娱节目。每日赶往参加的人们,从永珍到佛塔,沿途人潮和车辆非常拥塞,人人欢欢鼓舞,这是老挝传统性的庆典。(宋天明编著:《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108-110页。)
  关于老挝雕刻佛像的艺术,可说是平凡的。自从公元十四世纪末,佛陀的颜面就成了固定的形式,如摩那兰寺的佛像,发顶高耸,两耳垂长,表现高雅而非现实的,很明显得受了泰国素可泰王朝的影响。(《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20页。)至于老挝文学方面,可说是泰国文学方言的一个支流,多数作品著者不明,年代难分。佛教文学,多为《本生经》中的故事,叙述佛陀过去世修菩萨行种种的情形,并获得大果报,深具教训启示的意义,是间也有夹杂着印度一些民间的传说。除此,民族文学著名的有《五篇(寓言)》(pancatantra),其中四篇的编成,大部分是包含在著名的梵文故事中。从公元十六世纪起,产生不少长篇叙事诗,而宗教作用也越来越浅。到公元十九世纪初期,因法国殖民者侵入老挝后,老挝文学者许多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充满热忱爱国的情绪,揭发殖民地侵略的罪行,歌颂人民抗法英勇不屈的事迹。(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20-221页。2.宋天明编着:《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104-107页。)
  老挝在以前,有不少出家人多往泰国受僧教育,甚至国内教授巴利文和老挝文佛学课本,亦采用泰国的或再经改编。僧伽行政组织,亦类似泰国。独立后,老挝佛教才重视僧教育的发展。
  老挝的僧教育,获得国家支持,认为是本国教育的一部分。为了改变旧式教育,适合时代需要,在1964年1月,规定新制度,分为三级:一、小学:分初级小学三年,高级小学三年,共为六年,相当于国民小学教育。二、中学:相当初级中学,四年制。三、佛教高级教育:相当高级中学,三年制。上面三级教育,是与老挝国民小学和中学年制和课程相配合的。但初级小学三年,因为是国民义务教育,在年幼未出家之前已经受守,所以佛教不须举办,而直接从高级小学开始。小学和中学(初级中学),是由宗教部负责;佛教高级教育,是由教育部负责。沙弥和比丘受完各级教育,亦由学校所属之宗教部或教育部发给毕业证书。在受完佛教高级教育毕业后,如果是比丘身份,并加上“摩诃”(Maha意为大)之尊称。课程方面,高级小学业和中学有佛学、巴利文、老挝文、法文、英文、算数、史地、科学常识、卫生学、人类发达史、教师课程等。佛教高级教育课程有巴利文翻译及解释、宗教、佛教史、大乘佛教史、上座部佛教艺术史、印度及东亚哲学史、法文、英文、梵言语和中文、日文、及泰、缅、柬埔寨、老挝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天主教及及伊斯兰教史、宗教哲学比较学等。巴利文分为九级,由初级第三级考起,一直到最高等九级。因为老挝比丘可以随时自愿返俗,所以国家规定,凡读完佛教高级教育后,须经过二年以上为佛教服务,才可自由返俗,亦有资格投考国立大学。(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21卷6-8期。)
  在老挝境内,据未正式统计,约有华侨六、七十万人,多为潮籍,他们大多在都市经商,次为做工及种植,对老挝经济贡献很大。华侨多保持自己的文化,办有中文学校,且很多人信仰大乘佛教。在永珍有华侨近五百万人,华侨佛教徒曾创立“中寮佛教社会”一处,有普通华僧一位或两位,无中国佛寺。在老挝也有很多越侨,亦多信仰大乘佛教。建有一“邦廊寺”,(Wat Banglog),住有越僧领导信徒,宏扬佛法。总之,老挝自独立后,佛教虽谋求不断发展,也获得国家充分的护持,但因政府分裂,年年战争不退,人民经济生活困苦,受种种条件所限,佛教的发展和建设,是很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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