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重庆]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103-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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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对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分别作了论述，并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指出中日茶道既有共通之处，又各具特色；尤其是日本茶道因源于中国，所以无论其形式还是实质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经过几代日本茶人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茶道。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 茶神陆羽 日本茶道
　　众所周知，我国是茶的原产地。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发现茶树和饮用茶的历史已有3,000年以上，可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的周代。不过，当时的史料里还没有“茶”这个字。表示“茶”的字有很多，如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的“荈诧”，指的就是“茶”，在《神农本草经》中则称之为“荼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说法，如“诧”“茗”等。大多数学者认为“茶”字之源，始于
　　“荼”字，但“荼”字最初并不是指的“茶”，而是一种苦菜。“荼”字明确地包含着“茶”字意义是《尔雅?释木》中的“槚?苦荼”。据南宋魏了翁的《邛州先茶记》记述，将“荼”字改为“茶”字，是受了唐代陆羽的《茶经》和卢仝《茶歌》的影响所致。中唐以后，茶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才同时被确定下来，并被普遍采用。
　　茶在我国的原产地是西南地区，后来经水路和陆路逐渐向其它地区扩展。四川省是主要的原产地，自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起，已有巴蜀茶叶作为贡品的记载。而且，西汉时代籍隶今四川省的司马相如和杨雄，也已先后在《凡将篇》和《方言》中谈到了茶，这一点足以说明西汉时，文化较发达的四川饮用茶叶已十分普遍，而后才逐渐经水路、陆路扩展到其它省份。
　　我国古代饮茶之风大约在唐代得到了普及。并且，人们把茶从最初的单纯饮用、解渴、提神升华为通过饮茶获得某些精神上的需要、反映人生信仰、追求人生的崇高境界和寄托、表达对朋友的情谊等。
　　如著名诗人李白，他除对酒特别喜爱之外，对茶的感情也十分深厚。他曾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的诗中这样写道：
　　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眼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以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谁定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除了李白外，还有许多唐朝诗人曾写过咏茶诗歌，如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在他留世的2,806首诗歌中，就有60首左右是以茶为题或者涉及茶事的。在唐代以饮茶闻名的卢仝的《饮茶歌》也十分有名，堪称绝唱。
　　唐代以后的宋代，也有许多文人学士描绘过茶那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如宋代诗人苏东坡就曾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的诗里，将佳茗喻为佳人，他如此写道：
　　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除茶诗、茶歌外，在我国还有许多咏茶的茶谚、茶联、茶舞、茶曲、茶戏等。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人民对茶厚爱之深。当然，推动茶文化发展的，主要是中国的文人儒生们，因此，在中国的茶文化中随处可见儒家思想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它的主体。
　　众所周知，“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它要求人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在社会生活中和睦相处。儒家将这种思想输人中国的茶文化之中，主张在饮茶时，平和宁静，饮茶人互通思想，促进理解，增强友谊。宋人苏汉臣的《百子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人们从这张图中，可看到一大群小孩一边欢笑嬉戏，一边手拿小茶壶和茶杯品茶的情景。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主张“以天下为己任”，这种思想也溶入了中国的茶文化之中。文人儒士饮茶之余，常常不忘谈论国事以抒发自己的感慨，把饮茶看作是养廉、励志的手段。
　　除儒家外，中国的茶文化受道家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茶文化的自然观、哲学观、美学观，以及对人的养生作用方面。如果说儒家思想为中国的茶文化提供了“茶礼”，发挥了政治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家为中国的茶文化提供了“茶艺”，使中国的茶文化上升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
　　在道家思想中，历来强调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并认为“道”出于“自然”，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才是真美、纯美。中国的茶文化蕴含了这种思想，并赋予茶人清静、无私、平和、简朴的气质，他们常常品茗于潺潺溪流之旁，皎洁月光之下，苍松翠竹之间，并在饮茶的同时，领悟自然胜境，与心灵共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曾说过：“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中国的茶人正是这样，多以清苦恬静要求自己，不贪图功名利禄，隐居思想浓厚。
　　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较之于儒、道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历来推祟饮茶，有“茶禅一味”之说。“禅宗”是唐朝初、中叶时期佛教发生变革运动后形成的一个新的宗派。随着禅宗势力的增大，其它宗派的影响逐渐衰弱，甚至消失。为此，“禅”成了佛教、佛学的同义词。
　　在唐代，佛教十分发达，僧人行遍天下，无疑使茶艺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一点，可在唐代封演写的《封氏见闻记》中得到论证。同时，佛教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从哲学角度来看，禅宗历来强调自身的领悟，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教人心胸宽阔。而茶能静心解闷，有乐趣，又有节制。所以，僧侣们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文化结合了起来。
　　中国的茶道能成为禅僧的良友，其重要原因还在于唐代末年百丈山和尚怀海创立的“禅律”—《百丈清规》的形成。《百丈清规》不仅制定了僧人的一切行为规范，对饮茶的规范也有清楚的要求。饮茶作为礼仪，虽早在唐代的朝廷之中就已出现，宋代更加具体化，但民间所能效仿的，却是禅院的茶礼茶仪。冈夫先生编著的《茶文化》一书，对禅院的茶宴茶礼这样记述道：“宋代斗茶成风，佛寺常大兴茶宴。在茶宴上，要坐谈佛经，表演茶道，吟诗作词。如浙江余姚径山寺的径山茶宴就有一定程式：先由主持僧亲自‘调茶’，以表对全体佛众的敬意。然后由僧一一献给宾客，称为‘献茶’。宾客接茶后，先观茶色，后闻茶香，再品茶味，评其茶，赞其好。把佛家清规、品茶谈经与佛教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中国茶文化的新天地。”①到了明代，僧院的茶道已在一般民众之中流传开来。
　　当然，谈到茶文化，不能不提到为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被尊为“茶仙”、奉为“茶圣”、视为“茶神”的陆羽。他所著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创造出一整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茶经》共分为十节，即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
　　一之源论述了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以及茶树的形态特征和品质与土壤环境的关系，栽培方法，饮茶对人体的好处。
　　二之具介绍了采、制茶叶所需的19种工具名称，规格和使用方法。
　　三之造讲述了茶叶种类和采制方法以及采茶的重要性和制作饼茶的6道工序。
　　四之器记述了煮、饮茶的28种用具的名称、形状、规格、制作方法和用途。陆羽制作的煮茶风炉，形如古鼎，不仅吸取了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易经》的五行和谐的思想，而且还把佛教上所说的地、水、火、风、空的五大思想和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世界的世界观浑然一体，以此来说明喝茶能调匀身体五行，抵御百病侵蚀的好处。
　　五之煮写了烹茶的操作过程和各地水质的优劣。
　　六之饮阐述了饮茶理论、方式方法，以及饮茶风俗、风尚的起源和传播。并针对自古留传的茶中放多种杂物以降茶味的低俗茶说道：“于麟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认为那是肤浅之举，上天所给予我们的至妙之物是低俗者无法想得到的。由此可见陆羽所持的道教世界观之一斑。
　　七之事描述了古今与茶有关的故事、产地和功效。着重介绍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诗词、杂文、药文等。通过这些来强调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过程，可使人到达梦幻般的世界。
　　八之出对唐代有名的茶叶产地、品质作了说明，并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划分为八大茶区。
　　九之略对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省略哪些制茶过程、工具和煮茶、饮茶的器皿作了阐述。
　　十之图提出将《茶经》内容绘成画挂于客室，茶人们看图品茶，可明茶之理，而且犹如置身于大自然之中，灵魂得到升华。
　　陆羽用心血写成的《茶经》，是陆羽经智积禅师养育教诲，渡过苦难人生的体验，是茶的精神、俭的美德。由于它首次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儒、道、佛与饮茶过程融合了起来，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茶经》问世后，社会上饮茶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茶经》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
　　日本受中国的影响，饮茶的历史早在陆羽的《茶经》诞生之前就已开始，然而将饮茶习俗和优良的唐代茶种传入日本的则是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僧们。因此，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像中国茶文化那样受儒、道、佛三位一体的综合影响，而主要受佛教禅宗的影响。
　　据日本最初的饮茶史料记载，平安时代(794 - 1192)初期，嵯峨天皇(809一822年在位)在近江(今滋贺县)唐崎巡游时，曾于宝龟初年(公元770年)留学唐朝近30年之久的梵释寺和尚都永忠煎茶恭请嵯峨天皇饮用。嵯峨天皇饮后大加赞赏。后来由于天皇的鼓励，茶树在五畿内、近江、播磨(今兵库县)各地得到普及。饮茶之风从寺院的僧侣们之中流向了朝廷。当时的饮茶法是中国唐代式的“淹茶之法”，即用磨把晒干的茶叶磨成粉并拌和煎制成砖茶，根据需要分开，煮后饮用。这种饮茶法在当时主要受喜爱汉诗文的日本人欢迎，但不久，随着遣唐使的
　　废黜和汉诗文热的降温而逐渐衰微。到了镰仓时代(1192一1333)初期，宋代式的“抹茶之法”被介绍进了日本。所谓“抹茶之法”，即用茶臼将切碎的茶叶磨成粉后，用方寸大小的调羹取二、三匙放入茶碗，并注入适量的开水，然后用圆竹刷搅拌后饮用的方法。这种饮用法后来取代了唐代式的“淹茶之法”，是由研究中国南方禅学而留学宋代建仁寺的荣西禅师引入的。
　　荣西禅师著述了《吃茶养生记》二卷。他在书中阐述了茶的提神和健胃功能，将茶称之为“可以延长寿命的妙药”，并介绍了茶的栽培法和“抹茶”的制法等，同时还把带回的茶种种植于九州的寺院里。荣西因此被称为日本种茶的鼻祖。不过，在荣西的书中，根本看不到陆羽那样把自己的心理变化和高层次的诗意都寄托于茶的迹象，而是局限于彻底的实用主义。
　　不过，最早记载日本禅院里的行茶礼仪的书籍是曾留宋多年的道元禅僧(1200 - 1253 )写的(永平清规》。该书是以唐代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和宋代宋颐的《禅苑清规》为样本的，其中记述的新云水入寮时的行茶之仪，比起中国寺院的茶仪更为有条不紊。书中是这样记述的：“茶头即鸣寮前版，众到揖迎，归位立定。点茶人列一行问讯揖座坐毕，分进中炉，上下间炉前烧香。人多不过九人，则三三进前退步。转身须相照顾详缓，列一行问讯。仍分进炉前问讯退，仍一行列，问讯而立，鸣寮内小版一下行盏，又一下行茶。行茶遍了，中立问讯。一众擎盏吃茶。吃讫仍如前进前问讯，复退作一行问讯。鸣小版一下收盏，众起立定，寮元出炉前，对点茶人代众谢茶，众人就位同时合掌。谢毕寮元复位。点茶人复一行列问讯，再各分进炉前问讯，仍退作一行问讯。鸣寮前版三下，大众和南而教。寮元随令茶头请点茶人。献茶候点人寮茶毕，寮元逐日依戒具名，点戒腊茶，行礼并同前。”②
　　在大应之后，又有数名禅僧回到日本成为茶道师傅。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德寺的一休和尚(1394一1481)。一休又把茶仪传给了弟子珠光(1422一1503)。
　　在珠光以前的时代里，可以说日本基本上是处在一味模仿中国的时代里，留学僧和留学生们拼命吸收中国的习俗，被日本人同样也视为“茶圣”的陆羽的世界观也被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下来。要把这些变成日本自己的东西，只有等待时代的变迁和日本人自身的思想变化。
　　珠光正是在这一变动的时代里成长的。在与一休禅师的交游和参禅辨道过程中，他从禅宗的世界里，发现并确信一味清净、法喜禅悦之境地才是茶的理想所在。他在给其弟子之一的大和豪族古市播磨澄撒的秘传书里写道：“此道的第一恶事为不能克己去私欲也。妒忌能者，轻视初学者之事皆为不妥。近能者，了解自己的不足，并虚心请教；对初学者，应设法去培养。此道之一大重点是融合和汉之界线，甚重要，应注意也。又及，今所言‘冷枯’乃初学者以备前物，信乐物等去独创‘冷枯’之境地的，虽他人无视乃言语道断也。所说的‘枯’要有好的道具，并深知其妙趣，再通过自身的精神素养，成熟后以此来达到其‘冷枯’之意境，也才能生成有趣之极。可是，本来就不行的人，不要拘泥道具的好坏，不管技艺如何高超，无论何时都应有‘哀叹’谦虚之心，这很关键。可是，一味地克制自己和过分地任性，对此道固然不算是好事，但此道有时尚需一股积极的精神。此道名言曰：‘古人云，可为心师，勿以心为师。”’③
　　从珠光的这一秘传书可知日本的茶道首先所不容的是高傲自大，唯我独尊，而应该学习能者，培养弱者。该道的另一大特点则是使和汉思想融合。也就是说对于茶具和茶事，要注意和式和唐式的结合，要禁止只看重唐式茶具的作法，指出为彻底贯彻草庵茶的精神有必要禁止类似澄胤一家族所搞的淋汗茶会和门茶会等豪华茶会。另外，珠光所说的“冷枯”是指备前、信乐等茶碗所拥有的韵味。它们的色彩是不经任何加工修饰的自然本色，有其年轻人无法体会得到的素朴之处。如果拿这类日本陶瓷器与中国唐代的瞿变天目和油滴天目碗相比，日本的陶瓷器是如何的含有其枯味，皆一目了然。
　　珠光的茶道论在当时看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可以说是不曾出现过的新的茶道论。由于珠光的独特见解和他将日本人的情趣融于茶事之中的成功，茶道焕然一新，茶室和茶具渐渐得到了改革，以精神为主的素朴的茶事开始流行。过去举行茶事的书院大厅逐渐被草庵的小客厅取代，中国唐式茶器中富于闲寂风格的茶器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竹茶构取代了银和象牙做的茶构。茶室中的“插花”(把带枝的鲜花插人瓶中的艺术)也采用了具有闲寂氛围的插花方式。以京都、奈良为中心，珠光的弟子遍布各地，日本茶道呈现出了空前的流行，珠光也因此被誉为日本的“茶祖”。
　　珠光之后，为茶道的形成竭尽全力，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是室町时代(1336一1573)末期的武野绍鸥和他的弟子千利休。特别是千利休，可说是茶道的集大成者。他对由珠光和绍鸥深化了的茶道理念作了进一步整理，形成了他在哲学上、美学上的构思。他不但对茶室、茶具和茶事的趣旨等进行了改革，而且为追求茶道的本意，多年参禅，请教于大德寺、南宗寺的师傅们，终得大悟之境地。他将禅院的清规、禅僧的生活态度与茶道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建立了素朴淡雅的草庵茶风。草庵茶的茶道是对高贵、财富、权力的彻底批判，对低贱、贫穷的新价值的发现和创造。
　　千利休还把源自中国佛教禅学思想的“和敬清寂”看作是茶道的真谛。关于“和”，前面谈到过的道元禅僧曾有过类似的说法。据说他在宋代学成归国时，有人问他在中国学到了什么，他答道：“慈心之外，别无他物。”不用说，道元所说的“慈心”，即温和之心，也就是指“和”的精神。在茶道之中则指主人与客人之间和客人与客人之间的和睦。
　　“敬”则指互相有礼有节、尊敬谦恭真诚地交往。
　　“清”即清洁、整齐。构成茶道精神的这一要素，可说是日本人心灵的独特贡献。凡是观赏过茶道表演的人都知道，日本的茶室茶院和茶具是相当清洁的，可说是一尘不染的。当然，“清”亦指饮茶者要心灵清白。
　　“寂”指茶事中恬静的气氛和茶人们庄重的表情。人们在茶室中不需言语.只需通过茶壶烧水的咕噜声和弥满整个房间的茶香，就能进行精神方面的交流，产生共鸣。
　　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四则，几百年来一直成为日本茶人们的行动指南。
　　除此外，利休茶道还倡导茶人们在茶事中保持一期一会的心情。江户时代(1603一1867)末期最大的茶人井伊直弼在所著的《茶汤一会集》中，对“一期一会”这样解释道：“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再不能相逢之情约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此便是：一期
　　一会。”④日本茶人们在茶事中所抱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来自佛教的无常观。其目的是督促茶人们珍惜每一次茶事，让人们从每一次紧张的茶事中去获得生命的充实感。
　　另外，“独坐观念”也是日本茶道思想的一个主要概念。所谓“独坐观念”是指客人走后，主人独自坐在茶室里“静思”、“熟思”，回味当日的茶事，又可涌起一股充实感。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茶道是各具特色的，由于历史原因等，日本的茶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如前面提到的，它源于中国，尤其是在珠光的草庵法出现之前，可说是对中国茶仪的一味仿效，但在那之后，特别是千利休之后，日本饮茶的方法逐渐发生了变化，过去单纯的点茶饮茶活动，逐渐升华为具有宗教审美意境、净心清魂的茶道，形成为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风格的综合性文化体系，给日本人民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了广泛深远的
　　影响。
　　注释：
　　①④冈夫编著《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36,44页。
　　②③千宗室著(日)、肖艳华译《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9、50页。
　　参考文献
　　冈夫著《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杜.1995年。
　　铃木大拙著(日)《禅与日本文化》，日本新知文库。
　　千宗室著(日)、肖艳华译《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学研国语大辞典》,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