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呢堆：今生来世的路标

那天早上，在晨雾的笼罩下，眼前大片大片的石头保持著沉默。我们在草丛中轻手轻脚地走动，仔细观看上面镌刻的文字和图像。
　　我正端著相机拍照，镜头里忽然走进一个人，他走到一块靠在墙脚的石片跟前，蹲下身子，拿起一把榔头叮叮当当敲打起来。我们三人被他吸引过去，围成一圈，静静地看著。看了一阵，我们和他聊起天。
　　他讲一口四川话，边说边干著活儿：“我叫依柯，今年五十岁，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从十岁开始跟父亲学这门手艺，到今天有三十来年了。从来没有去过外地，就在本地刻石头。塔公（当地一座寺庙）上下，附近的三四个地方都去刻过。屋头拢共四口人，一个老婆，一个儿子二十来岁，一个姑娘十四岁。全家人都要干活。我们种著二十多亩地，还养著六头牦牛和黄牛。我跟老婆儿子在地里种青稞、麦子、豌豆，姑娘放牛。我们这地方都是这样，大人种庄稼，娃娃放牛。牛太少，土地多些，一个人有五亩多，所以主要靠种粮食。儿子还去河里挖挖金子。”
　　我们后来在沿途看到，这一带的河流产沙金，好多四川人和当地人跑来，在河的两岸挖洞刨坑，弄得到处像垃圾场。生态之类的问题似乎没人管，大家只关心赚钱。而依柯做的事情没有那么热闹，他如同一个离群索居的蜗牛，每天蜷缩著，对著一块青石清心寡欲地雕刻。据他说，石头是从不远处拉来的，那是一家农场，现在专门开采石头供刻经的人用，一拖拉机石片要价三十元人民币。哪家要刻经书，哪家出钱去买石头，备办齐了，就请依柯这样的艺人来镌刻。
　　发愿刻石的缘由，多因家中有人生病、亡故，或诸事不吉利，需先到寺庙找喇嘛卜算，选定要刻的咒文、经书或佛像种类，买好石料，再请匠师。从事石刻的工匠可谓形形色色，有世代以此为业的，也有临时出家的。依柯是前一类人的代表。
　　“我除开种种庄稼外，全部精力都投在刻石经上面。我们这里，每年因为家事外事不顺，发愿来刻经的人很多。少的时候一年刻五六本经书，多的时候要刻十来本。大概算算，每本经书要刻二十五天左右，要用掉整整一拖拉机的石片。石头要挑崖子上比较软的、不容易破碎的那些，硬的刻不动。刻完一本经书，能收入四百五十块钱。一年下来，几千块钱还是有的。”
　　另一类半道出家的手艺人，并不一定有什么家传，只是因为家境不好，自身有难，或者与佛法结缘，发愿以此为业，以祛灾积德。他们往往独自漂泊，有的则携妻儿老小云游四方，走一路，刻一路，成了专职的朝圣者。在拉萨几个主要的刻经地点，如磨盘山、布达拉宫转经墙、沙拉寺、哲蚌寺等处，都能见到这样的人。他们不像依柯，没有固定的收入，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只要碰到适合施展技艺，又能找到施主的地方，便安顿下来，在路旁、岩下搭一座帐篷，摆开家什刻上十天半月。在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世界里，他们是给他人带来福运的宗教艺术家。转经的人路过他们身边，总会施舍一点钱。如有人家专门请求刻经，便能得到些微收入。至于吃喝，更是极其简单的事情：随身带著木碗，皮口袋里装著糌粑、酥油、奶渣和风干肉，只要架起三角石，烧一锅开水，打一桶茶，就算把饭吃了。在流浪的生活中，他们每日每时都以刻石积累功德，所以能在艰苦困顿的时候，保持著心头的快乐和平静。
　　依柯用的工具，真是非常简单，一把榔头、几根錾子足矣。他刻的内容也很单纯：一种是整部经书“唐多”，刻在薄薄的石板或石片上，刻好的石板叫“洞结”。另一种为神佛的造像，还有一种便是人人皆知的“六字真言”。这六字真言是观世音的大明咒，为藏地石刻最常见的题材。据佛经云，雪域藏地，原来颇多妖孽为害，无量光佛为了利益这里的众生，化身为美妙如意的观音降临，开示大明心咒，救度众生有情。六字真言在身、语、意三密之中为意密的一种，是佛、菩萨所说秘密语，真实而不虚妄，故谓之“真善”。它以咒语发声的力量与宇宙万物沟通，与自我的内心沟通，拥有巨大的威力。而以六字真言为内容的石刻，却把声音的象征转化为图形的象征，将其设置在回圈的转经道上。当口诵真言缓缓行走的朝圣者与此石刻相遇，音、画在刹那间相互辉映，会给人极大的震撼。
　　经书是依柯最常刻的。相比之下，刻佛像的机会不算多。但神佛造像是藏区石刻中异常丰富多彩的一类。其中有刻在石块上的，也有刻在崖壁上的。据近年考古学者的统计，仅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摩崖造像便有三十余处，数万多尊，内容包括佛、菩萨、罗汉、护法神、高僧、弟子、法王、动物等。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要数拉萨药王山。此山与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互为犄角，药王山为金刚手的道场，红山则是观世音的道场，它们如同两扇石门，扼住进入拉萨的大道。药王山的南缘有一线陡壁，正适合摩崖雕刻。西元七世纪松赞干布迁都，见拉萨河对岸岩石显出六字真言和佛像，于是命尼泊尔工匠凿刻成形，便是药王山摩崖造像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这座岩石上已经刻了五千多尊神佛，大的高达数层楼房，小的一个巴掌就能盖住。但西藏最大的石刻还不在药王山，而是在拉萨城外一个叫做尼塘的地方。当你乘车离开贡嘎机场前往拉萨，走到半路就会看见赫然矗立在水塘边的“尼塘大佛”。这是刻在山崖上的一尊高浮雕，身穿赤红袈裟，泰然端坐，通高近十米。此佛像造型粗犷朴拙，反能显示其雍容大度。这种以简朴手法表现佛祖心性的匠意，可以说是相当高明的。
　　无论嘛呢堆、石经墙还是摩崖造像，都是作为一种“路标”或“地标”而存在，被安置于旅行和转经的山口、路口和拐弯处。从实用的意义来讲，它们可以为旅人指示前进的方向，标明行走的路线。这在人烟稀少、地域辽阔的高原，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几条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外，广袤的藏区缺少真正的道路。藏人自古并不使用牛车和马车，也很少修筑道路，长途跋涉就靠两条腿，或以骑马代步。所以，凡是走到看不见路的地带，就会出现一簇簇的石堆，一个接一个，向山顶，或向天际线伸展而去。它们是行路者经年累月，一人一块石子堆起来的。
　　然而，石头的地标在实用之外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那些标志著地貌转折的山脊、垭口，只有同人的行迹相互交叉的时刻，才会引发有关文化的想像，并转化为宗教和艺术的象征。我在拉萨居住的一年里，曾多次追随远方来的朝圣者绕城转经。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拉萨，却知道应当在何处走上柏油马路，在何处拐进狭窄的小巷，沿著千百年未曾改变的朝圣小道，绕行拉萨的各处圣迹。他们依据的路标，便是沿途的嘛呢堆、药王山摩崖造像、布达拉宫石经墙和哲蚌、沙拉、大昭、小昭等各大寺院周边的岩石雕刻。散布在全藏区的宗教石刻，虽然只是偌大天地之中微小的质点，却处处标志著人的精神行迹，以点代面地占据了广大的自然空间，从地理环境中凸显出人与其他生命相互联系的本质。通过石头的语言，人能够和周围的山水交谈，与它们认同，从而将外在的风景化为内在的心境，把野生的世界转化为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把一个陌生而冷漠的高原，变成了熟悉的、可以让人“诗意地栖居”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