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性与自觉——达摩、慧可、僧璨心性论略述

真性与自觉——达摩、慧可、僧璨心性论略述
　　方立天
　　达摩、慧可、僧璨这三位禅师的事迹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各种记载还很不一致。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是现有的记载都表明，三代禅师都崇奉四卷本《楞伽经》，并以之作为禅修的指导和印证，也都着重实践一衣、一钵、一坐、一食、随缘而住的头陀行。这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和宗风是一脉相承的，所以都被称为楞伽师。四卷《楞伽经》对他们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方法上重在“宗通”。该经云： “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通”，通达。这是把通达佛教的方法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言通”，也称为“说通”，是运用语言文字，安立名相进行说法教化，这是对广大初学者的启蒙。一种是“宗通”， “宗”，宗旨、宗要。宗通是离开语言文字，直接通达佛教堂奥的宗旨，是为修行者的目证自悟。禅师强调把言(教)与宗区分开来，提倡“藉教悟宗”，并着重于宗的趣人，也就是通过经教的学习形成信仰后，便不能再凭借言教了。这也是后来“宗门”和“教下”区分之所本。 《楞伽经》对上述禅师影响的又一方面是思想上重视如来藏说。禅师认为一切众生的烦恼身中都藏有自性清净(本来清净)的如来法身，而一切众生的自性都隐藏如来的功德。如来藏思想一直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基础，是禅宗心性论的核心观念。这也说明， 自达摩始，中国禅师已经超越了单纯坐禅和冥想的领域，进而关注本体性的心的探讨，重视心性本源的追求了。
　　三位楞伽禅师的著作已难以详考。后人曾编有《少室六门集》(见《大正藏》第四十八卷)，挂在达摩门下。学术界一般认为《楞伽师资记，达摩传》中载有的《略辨大乘人道四行》是代表达摩思想的比较可信的著述。慧可的撰述今已不存。题为僧璨所作的《信心铭》，虽不完全可信，却为后进禅宗所喜诵，因而具有了禅宗根本典据的意义。
　　一、同一真性与安心法门
　　达摩禅师心性论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一切众生都有“同一真性”。 《略辨大乘人道四行》说：“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强调“舍妄归真”。这里说的真性即是佛性，同一真性即是同一佛性。这是认为众生都有同一佛性，只是妄念覆盖，而没有显现出来而已。这种思想是根据四卷本《楞伽经》所讲众生都有“如来藏”的说法，并结合《涅槃经》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说而提出的。四卷本《楞伽经》云： “虽自性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这是属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说。达摩所传的禅法，实际上就是如来藏法门，就是如来禅。
　　在达摩看来，真性或佛性也就是人心。人人都本有一心即自性清净心。四卷本《楞伽经》视佛性和人心为一事，把两者合称为“如来藏藏识”“如来藏”即佛性， “藏识”即人心。人心即佛性的心，也即自性清净心。所以经文又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人于一切众生身中”。这是说，一切众生身中本来具足三十二相的如来，自性清净，犹如胎藏一样。达摩北上人魏时，菩提流支译的十卷本《人楞伽经》已经开始流传，但达摩却宗奉在南方译出的四卷本《楞伽经》，就是因为这两个译本在佛性及其与人心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十卷本视佛性与人心为两回事，强调“如来藏识不在阿赖耶识中”， “阿赖耶识”即藏识，如来藏识在藏识之外，二者不同，如来藏识是净心，藏识是染心。也就是说有二心：佛心是净心，是自性清净心；人心是染心，是自性染污心。达摩选择如来藏说，表明他并不赞赏阿赖耶识说，因为阿赖耶识说与“宗通”说并不协调。又，相传达摩是南印度人，时南印度流行如来藏说，北印度则重阿赖耶识说。达摩选择如来藏说，也可能与印度南北不同地区的不同佛教文化背景有关。
　　达摩把成就佛道的方法归结为悟理和修行两个方面。悟理是悟证“性净之理”。所谓“性净之理”，是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的真理。达摩强调只有“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的意义，才能显发真性，灭除妄念，而和“性净之理”相契合，井进而为修行提供智慧的根据和可靠的保证。如何显发同一真性，悟证性净之理呢?达摩特别重视“安心”，所谓安心就是将心安住于一处，使之达到安定寂静的境界，和“住心”、 “宅心”的意思相同。为了安心，就不能对事物作彼此的分别，也不能执着于善恶。可见，安心也可说是不起分别心，没有分别的心。相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慧可初次见到达摩，说自己内心很不安宁，乞求帮助“安心”。达摩立即回答说，你把不安的心拿来，我使你安心。慧可说，不安的心找不到，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心了。这是讲不要把心加以区别，不要以为有与安心相对立的不安的心，如此破除了分别的无相之理，也就是安心的意义。由此看来，安心又可说是无心。 《少室六门·第四门安心法门》还提出“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e的命题，认为“佛道”的要义是“即心无心”，也就是心不起分别心。中国传统无心而任物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自觉圣智与即心是佛
　　据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载，慧可门下发生了分流，一派是口说玄理、不出文记的禅师，一派是注重疏释文义，阐辨名相的经师。该传还说，慧可是“专附玄理、不拘文字”的自由解经方法的倡导者。慧可所“专附”的玄理是指《楞伽经》学说，即关于人生终极关怀和成就解脱境界的禅门根本义理，特别是众生心性的根本问题。现存的慧可《答向居士来书》中的一首偈，基本上体现了他“专附玄理”的思想风貌，偈云：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摩尼”，指宝珠。 “无余”，指无余涅槃，是一种断除烦恼和灭尽生死因果的解脱境界。此偈包含了自觉圣智和即心是佛的心性论思想。
　　楞伽师重如来藏说，以得自觉圣智为目标。所谓自觉圣智是通过自觉观察，排除妄见，进而升到成佛境地的一种智慧。自觉圣智与如来藏有相通之处。上引偈文中“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两句是说，犹如众生迷惑时，会视真珠为瓦砾，不知摩尼是真珠一样，众生一旦觉悟，离开迷妄，也就立即明白本性是觉性、佛性。这是一种本性觉悟说，即把自觉解释为自性觉悟，认为主体自我本来就有佛性，是觉悟的。第五、六两句偈又肯定无明(无知)与智慧无异，当知“万法皆如”。 “万法”指包括善恶愚智在内的一切存在。 “如”，是不异，是本来的真实的相状。意思是应当亲证一切存在都是没有差别的实相。这是进一步发挥日性本觉的意义。然而《楞伽经》所讲的自觉圣智的“觉”字是指触觉，也就是见闻觉知的觉“自觉”即是一种自我的内证，现证。而慧可把自觉解释为不须依靠别的因缘的自我觉悟、自性觉悟、本有觉悟，自觉圣智被解释为自性觉悟的绝对智慧。慧可的这种自由解经方法和自性本觉说，对后世禅宗的思想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慧可还从众生自性觉悟，进一步肯定众生的心即是佛。上述偈文末尾两句说的就是即心是佛的意思，强调不必另求无余涅槃境界。据《景德传灯录》卷第三载，慧可回答弟子问什么是佛法时曾说： “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意思是说，心是佛，也是法，也是僧。佛法僧“三宝”都是心，都是以心为根本。由于三宝同是心，因此佛法僧三者可谓毫无差别。慧可以心来贯通佛法僧，把心提高到至关重要的地位。慧可视心为佛的根据，是认为心的自性是觉悟的。这种心佛观念对后世禅宗乃至整个佛教思想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三、一心不生与任性合道
　　禅宗三祖僧璨的史料极少。现就托名僧璨所作的《信心铭》略作介绍。该文“不心”与“任性”的心性论思想，是禅宗思想史上的重要环节。
　　《信心铭》是在继承达摩、慧可的清净心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取道家尤其是庄子的“齐物”、 “逍遥”思想而成的。全文以“真如法界不二”，即以宇宙万物本体同一的思想为宗旨，强调万物之间相即齐一，又以修持者契合如此的
　　“至道”为禅修的最高境地。契合“至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人的心地的本真状态。为此，《信心铭》提出“息见”、 “不心”、 “任性’’的自然主义心性论。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这是全文开宗明义的总论性的话。拣择，即选择、区别。这句话是说，把握“至道”的最根本之点就是不作分别。也就是既不作“有”的分别，也不作“空’’的分别。 “系念乖真”，任何执持对立的一端都是不符合“不二”原则的妄念、妄见，都必须消灭。消灭二端对立的妄见，也就是显发出真实的心性。这就是“不用求真，唯须息见”。要做到
　　“息见”，就是要不生执心， “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 “将心用心，岂非大错!”， “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不心”，就是不生心。如果“生心”、 “用心”、
　　“心异”，就会形成分别，产生是非，执着取舍，有所得失，从而违背“真如法界不二”的宗旨，也就无从契合“至道”的境界。要做到“息见”、 “不心”，也就是要“任性”。文中说：
　　“放之自然，体无去来。任性合道，逍遥绝恼。” “性”，指众生的本性、真性。 “任性”就是追随任性的自然，就是“归复自然”，这是不作分别，非有非空，无去无来的心性本然，是人心冥合至道、断绝烦恼的理想境地。这种追求心灵的原初状态、心性的自然表露，以及任运自在的自然主义的禅修生活准则，越来越为后世大多数禅师所奉行。
　　(原载《少林禅苑》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