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论（十三）

正本清源论（十三）
　　赵亮杰
　　或难之日：荀子不是说过吗，“人无礼义，则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洽”吗。答曰：俗谛法中，需要者为是，不需要者为非，如果伦理道德切合人类社会的需要，那就证明这东西是切合人性，而不是违背人性了。如人的生活需要立行，才有立的必要；猪狗不需要立行，也没有立的必要；人性若是恶的，不但产生不出仁义道德，同时也没有道德仁义的必要；何以故?人性既是恶的，人类社会就可以恶性发展，恶性生存，如阿修罗，以斗争为性，是故彼等在斗争中求进步。如蚂蝗，一斩为二，二斩为四，这斩杀反成了它们繁殖的（增上缘）了。如果仁义道德切合人类社会的需要，那就证明人性是善的；则其善者，常态也；其不善者：变态也。而其所谓“师法之化”者，乃是医药，不若荀学中所说的雕塑师也。
　　第四节 隐栝中的礼教
　　五四运动以后，欧风东渐，一般青年男女，倡导“非者”，扬言打倒孔家店，废除吃人的旧礼教。这好像患神经病的人，住进疯人医院，视医院为桎梏。“隐栝”中的礼教，就是“疯人医院”，当一群疯子，住在“疯人医院”里，恨不能把医院一脚踢毁，他（她）们好跑出来尽量的疯一下子，也好疯个痛快!其实所谓“疯人医院”者，也就是疯人监狱，无怪乎他们要打倒，要废除了。我们固然不能同情疯子的行为，也碍难恭维“疯人医院”的德政。弯曲的木头，固然不成材料，也好像疯子是是一个无用的人；但曲木可以隐栝蒸矫而使之直，假若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它是否接受你的隐栝栖蒸矫呢??我想它宁愿驼一辈子，也不愿受隐栝柏蒸矫之刑。我们这古老文化一直停留在小康局面，慢慢变成了些“疯人医院”，它的好处是：能范围住了这些疯子，大家过几天安顿日子；不好处是：这医院里有“隐栝蒸矫”之刑虐待病人；过去之公婆虐待儿媳，丈夫虐待妻子，继母虐待前子，老师责罚学生，师傅虐待徒弟，一女不嫁二夫，多女共事一夫，只准男人片面休妻，不准女人单独离婚，作母亲的如此，教训女儿亦如此；不如此不足以为“守妇道”也!然则女性甘愿如此乎?曰否，“奖栝蒸矫”使之然也；可见此“奖栝”中的“礼教一，不但可使曲者直，亦可使直者曲也!因此，“疯人医院”越住越疯!现在有人把这“疯人医院”捣毁了!一群疯子跑了出来，清算公婆，抛弃丈夫，斗争父母，清算师长，这都有其前因后果的。
　　圣王治国则不如是，防微杜渐治其未病之先，不用“隐栝燕矫”冶其已病之俊也。故其政令，犹若孺子驱鸡，不用严刑峻法，而民从之。设有曲（已病）者，则举直错诸枉，使其发生群育作用，则民日迁善，犹如春风化雨，长养万物，而不知其所以为之者。是故孔子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语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皆群育之力也；这此“疯人医院”的“隐栝燕矫”，既轻松，又漂亮，且如和煦的阳光，富有人情味!所以病人好了，也不知道怎样好的。
　　我们且看苟子“坠栝”中的“礼教”，他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者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故顺性情，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乎情性矣!由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然则，其善者伪也。”
　　夫饥欲饱，寒欲暖，劳欲息，这是生理上需要补给的必然现象，凡是血肉之躯，无不皆然，本来谈不到什么善恶?譬如机器，需要加油，不能说机器性贪性恶；其所异者，己之所需（苟日情性），而能让乎父兄，让乎老弱者，其性善也。若己无所需＼何云乎辞让?例如狗吃屎，人不吃屎，则人与狗各异其趣，终不应言让一些大粪给狗。而苟曰“不敢”者，乃循一己之私，而又畏“隐栝燕矫”与论或法律之威而不得不如此者，此之为“纳税”行为，非“辞让”也。满足自己的需求，等于机器加油，不为恶法?当兵纳税，乃是法律行为，不属道德范围，亦不是善法。
　　我们应当知道，道德行为，不能变成法律；设若变成法律，就成了家庭社会的桎梏；法律行为，也不能变成道德；设若变成道德，法律也就失效了。帝制时代，臣子和妃嫔见了皇帝，必须叩拜，并且三呼万岁，必须他让你“平身”，才敢起来，否则，就犯了欺君之罪!立即推出午门斩首!战前的日本，一年级的学生见了二年级者，要致敬礼，二等兵见了上等兵，亦复如是；否则，他可打你两记耳光，再罚立正。本来“致敬礼”，是尊敬人的意思，也是以下敬上的意思，属于道德行为；可是帝国主义的统制者，却把它变成了法律行为；试想，假若父子、兄弟、长官、部属，都是如此，则所谓“礼教”者，是不是家庭社会的桎梏呢?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家星拱之。”后世统制者，以无德故，惟恐家星不拱，使他们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孤王”或“寡人”就生硬的把“礼义”变了“法律”，当作统制的工具，他们的教育方法，以下对上，以妻对夫，没有是非可说，只有阶级服从，实行荀子所谓“不敢主义”当做礼义；所以我说这不是道德，而是法律；不是辞让，而是当兵纳税。夫道德行为，必须心甘情愿，譬如狗见了主人摇尾巴，就是向主人致敬礼；可是狗有摇尾巴的自由，也有不摇尾巴的自由；这种行为，造成与论尚可，制订法律则不可；否则便成了人民的枷锁。请想!要想使老百姓自由自在的表现道德行为，若非启发人类性善的泉源，孰能致之?
　　第五节 所晕之例拾本逐末法喻不齐
　　凡是一种深奥的哲理，都是“天衣无缝·”的东西；看起来无从着手，说也无从说起；为什么?言有次第；天衣无缝，语难顿传；“顿传”既不可能，次第说之，又成了拼凑的东西了；并且剖解分析，又像画机械图一样，一个东西，画一大堆，从好几方面才能表示出这个东西，又必须内行才能看得懂，也必须内行才能听得懂；而且拼凑的再像，终究还是有缝有隙的东西。所以佛经常常举喻以显真理；但举喻必须善巧，求其法喻正等，俾使读者听者，好像看立体图的感觉，才能事显理彰，不假分析，便可了然于心；否则法喻不齐，或法喻颠倒，能令读者听者生起倒想。我们看看苟子性恶之喻是怎样说的?苟子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挺填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新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以习伪，故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徽也。”
　　荀子以土、木喻未化之民，以陶工木工喻圣人，未成器之土；、木喻性恶，土、木已成之器喻礼义，器生于工人之技艺，犹礼义生于圣人之教化（伪）。乍看起来，好像是“法喻正等”，其实他已犯了法喻不齐本末倒置之过。陶工軎黏土以成器，则黏土有陶器之性也；若沙不具陶性，虽竭陶人之技艺，亦不成器。木工新木以成器，是木具新性，若沙土等，不具新性，虽斯亦不成器。人性具礼义，故圣人教之化之，能成礼义，若土枭等，虽有圣人之教，亦不成也。
　　现象世界，一切诸法，必须仗因托缘而后成就，因为主，缘为伴；因为性能，缘为条件；因缘俱时成熟，则一切法得以成就。黏土具陶性，陶器之因性也；陶人之技艺，乃陶器之助缘也；陶土陶工同时具备，附以社会需要，则陶器成也。木具靳性，新器之因性也；新工之技艺，乃新器之助缘也。材料和工人同时具备，依于社会需要，则骈器成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即昔具礼义之性也；圣人顺其性而化导之，犹禹王之洽水也；防其（私欲）汜滥，毋纵之也；水性就下（向善），毋阻之也。防止私欲汜滥，发展群性共济，政教之所需也；故圣人善巧方便，化其私欲，导其性善，则国家社会，人与人之间，礼义生焉!礼义生于国家社会，犹如陶土、陶工产生陶器也。陶土喻百姓，陶工喻圣人，陶器喻礼义、法度也。“陶土”乃未成器之“朴”（喻百姓可，喻性恶则不可），“陶器”乃“朴”已成之器也。陶土与陶器之过程，必赖陶工，犹礼义法度之与未化之民，必赖圣人也。陶土若无陶性，亦不成其为陶土，虽有陶工无能为也。人无恻隐之心，亦不成其为人，虽有圣人无能冶也。故知圣人之教法，犹如陶工之技艺，乃兴起礼义法度之助缘，非礼义法度之性也；礼义法度之性，生于人心，犹如陶器生于陶土；假若人之性恶，能起礼义者，犹非陶土能生陶器，无有是处。
　　苟子曰：“圣人积思虑以习伪，故生礼义，而起法度；礼义法度是生于圣人之伪（创作），非生于人之性也。”这话一点儿也没说错；好像有人看到陶器为陶工所造，说陶器是生于工人之伪（创作），不是生于人之性，并没有说错；可是我们应当知道，是乃“教法”（有为法），非“性法”（无为法）也；“教法”犹如陶工之“技艺”，积思广虑以求之也；思虑必有对象，犹陶工之技艺，必须熟悉·陶土之性也（性法）；圣人依于“性法”敷演“教法”，犹如科学家依于物理而兴化学。苟子忽暑“性法”徒言“教法”，是乃从事“缘起”忽暑“因性”，犹如从事化学忽暑物理，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亦如俗谓“蒙古大夫”，草菅人命者也，所谓“蒙古大夫”者，亦非毫无道理；否则，那还有人相信它呢?只不过是“光凭经验”“不懂医理”而已!苟子一书，乃圣贤法中之“蒙古大夫”也。所以我言其为“儒家之末流”，“法家之启蒙”，舍本逐末者也。
　　未化之民，必须圣人之化以成礼义，不若耳目之欲，感而自然；苟予以此此况，说待圣人而后兴者，伪也；感而自然，不待教而能者，性也；以此简别性与伪的分野。他这论调，最易使人随声附合；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凡有现象·，皆有“个体”；此“个体”者，佛名“法界”；“法界”者，事物之边畔也。一切事物之“个体”，皆赖新陈代谢以维持其生命；耳目口腹之欲，是需要补给的信号，有关它自己的生命，是最直接的关系，故能感而自然，不待教而能者也；不要说有生命的人，即现代化的电动机，其油料与工作补给，都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戍。
　　明乎此，我们应当知道，既有世界，必有“个体”；每一个体；无不需要补给以维持其代谢之生命，因此，由需要而产生欲望，，这是必然的现象，原不为过。更何况需要（欲）补给，则必求发展，求发展则社会进步。是故余曰：“欲者，人类文明之推进器也”；人而无欲（没有需要），则国家社会必僵化而老死!推而广之，声闻，缘觉之厌生死，欣涅槃，欲也；菩萨之四弘誓愿，亦欲也。离开口腹之欲，则不能发展经济；以裕民食，离开耳目之欲，则不能发展音乐、艺术，陶冶性情；乃至菩萨离开四弘誓愿，不能成佛；成佛之后，十八不共法中，尚有“欲无减”之一法也。
　　（未完待续）
　　摘自《内明》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