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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十一)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秦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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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十一)
  秦启明
  故源芳远 欲盖弥彰
  为历史人物编修年谱,一如编写历史著作,务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因此在行文修谱时,除了引用谱主生前遗留的文字资料,还得尽量参用他人撰写的回忆纪念文,还得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包括年谱史传与专题论著。正因为此,修谱者无不尊重历史、尊重前人劳动。这是实事求是编修年谱的重要一环。具体做法是:大事式年表,通常在文末具明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作者、文名、出处;正文加注式,通常在年条末引录释文时,标明作者、文名、出处;某时记事式,通常每录一项活动,便标明作者、文名、出处。如能参用前(时)贤编撰的现成年谱或史传(不论已刊未刊),除在修谱引用时逐一予以标明,通常还得在前言(自叙)或后记(跋文)中,行文加以说明。目的是表示尊重历史尊重前人劳动。
  林子青先生一九四四年之能顺利编修成《弘一大师年谱》,主要参用了李芳远先生的《弘一大师年谱》原稿。其来龙去脉与真情实况,至今街鲜为人知。再加上林氏在《新谱》与《旧谱》中有意识的采取两种不同作法,更使局外人难明真相。看来值得花番笔墨探明其究竟。俾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欲知其中原委,还得从林氏发愿编修大师年谱说起。
  一九四三年秋,目睹弘一大师圆寂以来,各地佛刊发表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林子青遂二止定主意”编修弘一大师年谱,以免他日“流为神话”,而“使大师明朗崇高之人格”为之“同化山。”可一动手方知困难重重:一是时值抗战后阶段,“交通梗阻,征集资料,至为困难”;二是各家回忆记事“偏于一时一地”,而且说法“互有出入。”由此意识到:仅凭各家回忆纪念文很难实现预定计划。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思而想起大师“平生最要好的夏丐尊先生”,于是林氏即去上海胶州路开明书店专程看望。目的是希望夏先生为其编修大师年谱提供有益的“启示”,贡献出“许多有用的材料。”
  此行果然不虚,且令林氏喜出望外。一是得知林子青来意,夏丐尊首先“打开书箱”,把自己历年收藏的“大师手迹”和“有关资料”让他“任意挑选抄录㈤。”二是得知林氏编修大师年谱颇感为难,夏丐算当场说明:?水春李芳远君”已经寄来一篇《弘一大师年谱》稿,准备在《上海霖雨》杂志分期刊出。为了支持林氏修谱,他即把李谱原稿“交给”林子青,而且慨然表明“可以拿去参考”刊物发表可让李芳远补寄。这是大师圆寂以后,海内外编修的第一份《弘一大师年谱》,表达了李芳远对弘一大师的敬仰之情,提供了修谱者本人与大师相交六年之久所搜罗的大师生平珍贵资料,而且还最早运用了正文加注式编修大师年谱,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给林氏编修大师年谱提供了依据。这一切无疑使林氏如获至宝满载而归。
  返回家,林氏便急不可耐“把它细细读了一遍”,连手便把“可以采用的材料全部标注录出㈩。”林编《弘一大师年谱》就这样编修完稿。检阅林氏旧谱版本,可知全书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原稿者,将近三十处;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中之信稿者,尚有十余处:此外尚有八十余处没有标明出处的大师遗文,无疑也录自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原稿(凡大师遗文有出处者,旧谱均一一注明;又李芳远在大师移居永春普济寺时,就著手搜罗大师诗文筹编《弘一大师文钞》)有鉴于此,林子青在一九四四年付印的《弘一大师年谱,叙》文中作了说明—
  “当我去看夏丐尊先生的时候,知道永春李芳远君已经写了一篇《弘一大师年谱》寄到上海来了。夏先生说:尚未看过,恐怕内容各有出入的地方,就把那篇文稿交给我,说可以拿去参考。我拿回来之后,把它细细读了一逼,其中可以采用的材料,全部录出。”又说“关于大师的童年”,主要“参考了永春李芳远君的《弘一大师年谱》原稿。李氏最近几年和大师颇接近,所闻关于他童年的情况,当然也是比较正确的。”
  基于对弘一大师的崇高敬意,李芳远没有止步。一九四三年《弘一大师年谱》在《上海霖雨》杂志分期连载以后。他又于一九四六年编定了《弘一大师文钞》,编修了十五万字的“弘一大师年谱”书稿。前者,由菲律滨性愿法师施资,交付上海北风书屋发行;后者由于因缘不具,仅发了预告而未能付印成书。一九五五年秋,李芳远寓居北京郊区。在致力研究古典文学之余,检阅林编《弘一大师年谱》,发现诸多谬误不实,亟待撰文予以订正。于是,他又写下数万字的《弘一大师年谱补遗》,交付海外佛刊分期连载。在《补遗》文前的题记中,李芳远陈明了“林编年谱即以拙稿为底本”的内情:
  “自大师迁化之后,余就历年亲炙之所闻见,及所藏有关大师生平之资料,试为大师草辑年谱。盖恐时过境迁,著笔弥艰:抑寇乱日更,资料深虞散失。因不揣遗漏,整理成编。稿寄夏丐尊先生,夏先生为分期刊于《上海霖雨》杂志。时则交通梗弗,邮信不便;余避地闽南永春乡间,更无从得睹。其后海上善友林子青,亦发心编辑大师年谱,请教于夏先生。夏先生示以拙稿。林编年谱即以拙稿为底本。书成,于乙酉年付大华印刷公司排印。其年十月由杂华精舍发行,忽忽十阅寒暑矣。十年来,余又曾编印大师文钞;行踪所至,并随时留意有关大师文献。将以发扬先哲之潜德幽光,平生乐事,无愈于此。惟居处无宁,未遑撰辑之业。且德学无进,何敢率尔操觚。比来养静旧京古刹,暇辄检点资料,校对林编年谱,发现不无与事实出入之处……。是于林编年谱枝蔓处之有待翦除,存疑处之有待解答,补遗之作,鸟可以已。
  岁在乙末秋月 李芳远
  。”
  通过李芳远对照原稿后写下的证词,再参阅林子青在旧谱自叙中所言,可知林氏步李芳远后尘所编大师年谱,即以李谱“为底本”无疑。殊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林氏在初版《弘一大师年谱自叙》中承认“录用”李谱的事实,却在《弘一大师新谱》之叙跋中只字不提。也就是说,林氏新谱已否认上述事实。具体的做法是,编者一方面在《新谱,凡例》中公开表明:“本年谱之体裁,大体以初版(按指一九四四年付印之旧谱—笔者)之内容结构为基础。”一方面在《新谱·自叙》中说明,当年编修旧谱时,曾请求夏丐尊先生“指示写作方法”与“提供”资料。只字不提夏先生提供李编年谱“可以拿去参考”这一事实,而且还故意隐去李芳远首编大师年谱的这一事实。因此阅罢《自叙》,曾使笔者产生过错觉:满以为林氏《新谱》将有重大发现,故对李编年谱材料一概弃置不用。殊不知细阅林编《新谱》全书,方知事实盖非。原来所谓《弘一大师新谱》,编者不仅在形式上依然参用李编之正文加注式,而且在内容上也依然“录用”李谱的大量资料。与旧谱不同的是,编者有意识有目的的作了精心处理:
  ( 一)将旧谱中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稿中之二十几条资料,缩减成四条。即除四条之外,余皆不提及李编谱稿。即便如此,人们通过《新谱》中之一八八六、一八八八、一八九四和一八九五年四条谱文,依然可以看到李芳远先先首编《弘一大师年谱》的劳绩,依然可以看到《新谱》“录用”李编年谱的事实。
  (二)将旧谱中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稿中之二十几则信文,缩减成十七则。需要指出的是,此十七则信文意义非凡。如一九三七年十月大师在厦门南普陀致书李芳远时,慨然表示“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一九四一年初,李芳远问大师在俗诸友征集弘一大师六秩大寿贺诗。一九四二年春,李芳远接受郭沬若委托,代向弘一大师征得墨宝《寒山诗》。上述一切既充份展示了大师爱国爱教的高僧风范,又充份证明了大师与李芳远之间的交谊。因此《新谱》无法回避不得不照本实录,以使内容得以充实。
  (三)《新谱》所录大师大量诗文遗作,大部录自李芳远所编《弘一大师文钞》(一九四六年上海北风书屋印行)。一如旧谱一样,不仅在释文中,一概回避不提,而且在《自叙》与《后记》中,也只字不提。
  行文至此,人们自然会说:林子青在旧谱中承认“录用”李编年谱;在《新谱》中否认此事,而且还故意隐匿李芳远为弘扬大师业绩所作的种种努力,当取决于内因与外因。要说内因,当归之于林氏自身的道德修养:要说外因,当与李芳远惨遭政治厄运不无关系。
  李芳远二九二四/一九八二:是弘一大师晚年精心培育的方外弟子。原籍福建永春,一九三六年举家寓居厦门鼓浪屿时,与在日光岩治律的弘一大师相识。因早慧多才,被大师昵称“芳远童子”而悉力培养。未及成年,他便撰成《大方广室诗存》。诗书画印,无一不能。成为大师所期望的中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业绩已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不幸的是,五十年代自香港返回北京,仅隔数年,他便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遭遇厄运,历尽磨难,直到一九八O年始获平反,可惜已重病缠身。为不负弘一大师所望,他负病整理了历年诗文,辑为《大方广室诗存》与《大方广室文存》,复又负病编撰《弘一大师本行记》与《南山本行记》……终因体力不支,病情加重,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厦门家中病故。年仅五十七岁。
  李芳远的悲惨经历,林子青在编写《新谱》时一清二楚,这可从新谱按语释文中编者曾多次道及“故李芳远”之语中得到证实。由此可见,林氏在《新谱》中故意隐匿当年编修旧谱曾参用李编年谱“为底本”的这一事实,故意隐匿增订《新谱》曾参用李芳远所编《弘一大师文钞》以及大量信稿这一事实,目的不言自明:欲盖弥彰,独擅其美!
  摘自《十方》第20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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