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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谢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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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谢保成
  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临汾)人。“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凡所经历三十余国” [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叙述古雅”,为游记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释迦谱》,僧祐撰。僧祐(445-518),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州)人,父世居建业(今江苏南京),《高僧传》卷11有传。“造立藏经,搜校卷轴”,开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撰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释迦谱》,是在当时谱系之风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记叙释迦族世系传说、释迦一生事迹至阿育王时佛教传布情况的专门著述,为中国撰著佛传之始。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卷6著录,此书有广、略二本,广本10卷,略本5卷。
  二、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时僧祐《弘明集》。
  《弘明集》14卷,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选辑自东汉末至南朝梁阐扬佛理的论著,并保存有反对佛教的论著,如范缜《神灭论》等。入录共百人,僧人19。从文学的角度讲,颇类《文选》一类的总集;从史学的角度说,则近似于《尚书》记言体。
  三、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以僧尼传为主,包括寺庙兴废。
  1、僧尼传,以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为代表。
  高僧传的出现,肇自晋代,真实记录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实际。高僧传,见于著录的有虞孝敬《高僧传》6卷,释宝唱《名僧传》30卷,释慧皎《高僧传》14卷,释法进《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法师传》10卷,裴子野《众僧传》20卷,释僧祐《萨婆多部传》5卷,释宝唱《尼传》2卷等。此外,还有名僧个人传记,如《梁故草堂法师传》1卷,《法显传》2卷,《法显行传》1卷等。其中,宝唱《名僧传》30卷,著录425位僧人,为最早的综合性僧传,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传日本者仅存1卷抄本。
  宝唱之后,慧皎《高僧传》14卷为现存高僧传系列之首。慧皎(497-554),不详姓氏,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续高僧传》卷6有传。其书卷14《序录》对当时沙门或官员所撰“名僧传”、“僧史”等有简要介绍,较《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为多,足见其搜集之广。自序其书体例如下:
  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前八科均有论、有赞,“经师”、“唱导”二科有论无赞。“论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评价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传入中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卷14为《序录》并各卷高僧正传目录,末附王曼颖与慧皎书札及慧皎笔答。关于其书命名,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3]
  僧人以有德之隐逸者为高,慧皎选择入传僧人的标准,不取“寡德适时”即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作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备的高僧传,著录东汉、三国魏、吴、晋、北魏、后秦、南朝宋、齐、梁九朝高僧正传257人、附见274人。但因南北分隔,所记众僧以江南为多,北魏高僧仅得数人。就南朝而言,所记梁僧亦为数不多。
  统观全书,以一篇篇高僧传记,表现出东汉至南朝梁初佛教的风貌、思想演变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传中有关中印文化交流,中亚历史、地理,乃至南北朝史的记述,均有重要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可与“正统”史书相互参证,补其不足。
  所谓“释宝唱《尼传》2卷”,即传本《比丘尼传》4卷。宝唱,俗姓岑,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续高僧传》卷1有传。梁武帝天监九年至十三年(510-514),撰《名僧传》31卷,又撰《比丘尼传》4卷。中国比丘尼始于西晋末凈检,自后代有其人。宝唱《比丘尼传》是第一部比丘尼专传,而且为民国以前中国惟一一部比丘尼传,著录晋、南朝宋、齐、梁四代比丘尼65人,附见51人,依时代先后,不分科目。因南北隔绝,书中所记多为江浙地区比丘尼。其中,一些比丘尼与皇室、王公颇有交往,足见其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与影响。“妙音尼为(殷仲)堪图(荆)州”事[4],可从《晋书》中得到印证,即是明显一例。
  宝唱、慧皎开了中国佛教史学传写名僧、高僧和比丘尼之先河,影响远及唐、宋、元、明乃至民国,形成高僧系列史书。大凡此间问世的高僧传,都有这样三方面的价值:一,保存大量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材料;二,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三,提供研究佛教史的基本史料。
  2、记寺庙兴废,以《洛阳伽蓝记》最为著名。
  《洛阳伽蓝记》5卷,北魏杨衒之撰。伽(qie)蓝,梵语“僧伽蓝摩”略称,意为寺院。杨衒之,史无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年均无考。书首所署官衔“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自永安中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仅此而已。《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25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小传,谓其为北平(今河北满城)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鱼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据书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今日竂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则其书撰写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丁卯,547)。
  北魏洛阳的40年间,先是佛寺众多、壮丽,如今残破、凄凉;先前为王公、庶士挥霍无度的一大都会,眼下是农夫、牧竖耕种歇息的一片废墟。字面写洛阳佛寺盛衰,文心为北魏政权兴亡!不仅撰写主题明确,而且编纂有致,书序写道:
  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5]
  根据这一编纂体例,人们可以准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洛阳图,并按照城门方位、城内外里坊远近,标注出书中所记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的具体位置。
  既以佛寺为主,重点突出,又用注释或追溯的手法,记每寺历史或故事,间或有相关神话、异闻。这决定其书具有两大特点:一、通过佛教寺塔兴废,反映北魏洛阳4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真实。二、所记神话、异闻,绝大多数独立成篇,为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库馆臣评论说:“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6]其所采“外国土风道里”,则不仅仅“以广异闻”,而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卷5城北,仅记2寺1里。其记禅虚、凝圆2寺不足200字,而记闻义里则为全书最长的长篇。这样开头:“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以下记其行程。篇末记道:“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惠生西域求经,是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中国佛教史、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纪》、惠生《行纪》、《道荣传》等均已失传,《洛阳伽蓝记》“以备缺文”,成为惟一珍贵史料,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
  四、官修史书记载,一是《魏书·释老志》,二是《隋书·经籍志》。
  《释老志》1卷,为《魏书》独创,集中反映了北魏的宗教政策以及佛、道二教的发展演变趋势。志序从“佛道流通之渐也”开始,说明“浮屠正号曰佛陀”,简要介绍其“经旨”、服道者情况、佛祖世系、诸佛法身等基本知识。自东汉章帝始,历述佛教传入、经卷翻译等情况。佛教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其记述的重要内容,是为一篇北魏佛教兴衰史。指出:世祖太武帝毁佛,只看到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的一面;高宗文成帝修复佛法,只看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一面。同时,记录群臣以传统观念反佛、从国计民生出发反佛的不同上奏,反映当时兴佛、反佛的种种争执。
  篇中对有影响的高僧,如鸠摩罗什、法显、昙曜、师贤等,均叙其事迹。各个时期“以义行知重”或“见知于当时”的沙门,均列其名。最后作以总结: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魏书·释老志》,开了官修“正史”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先河。明初官修《元史》,专立类传《释老传》,显然是受《魏书·释老志》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佛家典籍的大量涌现,《隋书·经籍志》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就是志四“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之后,著录的道经、佛经,为《魏书·释老志》后“正史”中又一关于道、佛二教的长篇,而且是以一统王朝的眼光进行阐述,兼具南北,较比《魏书·释老志》更加系统。其著录佛经:“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自“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以下,用了近2000字简述佛教缘起、承传,并从“推寻典籍”的角度追述佛教自汉至隋在中土的传布。
  这一批专记中国佛教史事的著述,大体展示出早期佛教在中国传布的实际,也显现了中国佛教史学最初的规模。
  这里特别要提出,隋代史官王劭对佛教史学的作用。宝唱之后,以皇家史官身份为比丘尼作传的第一人便是王劭。《续高僧传·道密传》有这样一大段记述:
  同州大兴国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满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禁,妳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后……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7]
  从这段文字知道王劭曾经“为尼作传”,《广弘明集》所录王劭《舍利感应记》也有相同内容:“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按:指隋文帝)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现今所见,《续高僧传·道密传》记比丘尼智仙的文字最为完整,道宣取材无疑出自“王劭为尼作传”,甚或就是“王劭为尼作传”的转录。
  《续高僧传·道密传》传末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仁寿之末,寺本高显,素无泉水,须便下汲,“一夕之间,去塔五步,飞泉自涌有同浪,井广如王劭所纪。”王劭不仅记隋文帝降生的有关传说,还记当时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些传说,反映当时佛教与宫廷的某种关系。
  隋文帝兴佛,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雅好符瑞”,王劭为文帝兴佛助澜,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经营符瑞”。从佛教传播来审视,这两句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王劭的确是为隋文帝兴佛助澜的最佳人选。在当时的史官中,虽然不能考定王劭信佛,但至少可以说明王劭有近佛的另一面。
  北周灭佛之后,经隋文帝、炀帝重又兴佛,至唐才使佛教得以在中国逐渐兴盛。“专典国史”将20年的史官王劭,注意到正统史家未曾注重的佛教传播,表现出皇家史官的另外一面,以其修史实践推动着佛教史学!
  二、佛教史籍门类的扩展
  唐代是佛教传布最兴盛的时代,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统计,德宗时入藏的佛教文献2447部、7399卷。其编录者圆照统计,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的183年间,译经者46人,翻译佛经(包括史传)435部、2476卷。其中,流传至今的佛教史籍,为数甚多。经常为史学研究参考者,大致著于纂集部、传记部和目录部。
  一、纂集部
  这一类的史籍,主要有道宣《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道世《法苑珠林》等。
  《广弘明集》30卷,释道宣撰。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创始人,《宋高僧传》卷14有传。著述宏富,超过百卷。除律宗本派著述,有《广弘明集》30卷、《续高僧传》3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以及《大唐内典录》10卷、《释迦氏谱》1卷、《释迦方志》2卷等,可谓唐代一位佛教史学大家。
  《广弘明集》虽为南朝梁僧祐《弘明集》续篇,但体例又不相同,故不用“续”字,而称“广”。前面已叙,《弘明集》不分篇,只选古今文论,唯于卷末有“弘明论”一则,实际是一种选辑阐扬佛教文论的总集。《广弘明集》则分全书为10篇,次第是: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每篇前各有序,叙述历代佛法兴废、释道之争,辩论佛教义理。叙述、辩论、选辑,三者融于一书。所辑僧俗作者134人,南北朝106人,唐28人。其论佛文体,包括书启、表状、书序、论说、诏诰、诗赋、铭刻等,共433篇。卷3阮孝绪《七录序》及其分类,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材料。卷6《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列兴隆佛教14人、毁灭佛教11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史料。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除唐28人及有专书行世的汉魏南北朝人外,几乎将该书所辑全部收录。《广弘明集》的传本有两种:宋、元、高丽藏为30卷,明南北藏、清藏为40卷。通行本,吴惟明刻本(“四库全书”用此本)及频伽藏30卷,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四部备要”用此本)40卷。引用该书,应当交待版本。
  《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释道宣撰。这是一部佛教传入后至唐初有关佛、道二教论争的资料汇编,故序文在“论衡”2字之后有“实录”2字。自谓分上、中、下3卷,但各藏俱为4卷。甲、乙两卷,载隋以前资料,包括东汉佛、道“角法”传说,北魏、北周废佛等,大都见于《广弘明集》。丙、丁两卷,载唐初佛、道之争,包括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奏废佛法、僧法琳著《破邪论》反驳,高宗显庆五年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关于《老子化胡经》的论争等。
  《法苑珠林》100卷,释道世撰。道世,俗姓韩,其先为伊阙(今河南伊川)人,祖代因官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字玄恽,为避太宗讳,以字行,《宋高僧传》卷4有传,始复称道世。高宗总章元年(668),撰成《法苑珠林》100卷。这是一部佛教类书,分类编排佛家故实。全书每篇之下分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命题,总计640余目(小部),博引经、律、论原典分隶其下。篇首为“述意部”,即序,用骈体文。篇末或部末为“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凡证必注出典。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书名或在前或在后,在前者称“某书曰”,在后者注“出某书”、“见某书”。耳闻目睹,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全书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140余种。征引过百者,有王琰《冥祥记》、干宝《搜神记》;征引数十次者,有颜之推《冤魂志》、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他如《续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等,亦不下10余次。其中,绝大部分亡佚,可据此书为“搜讨之用”、“校补之资”。因此,清代汉学家特重该书。四库馆臣评曰:
  此书作于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之中,犹为引经据典。虽其间荒唐悠谬之说与儒理抵牾,而要不与儒相乱,存之可考释氏之掌故。较后来侈谈心性、弥近理、大乱真者,固尚有间矣。[8]
  自“四库全书”刊行之后,各图书志逐渐著录该书。但其所编录者,均为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此书入藏,实自宋始。宋、元、明、清藏,皆为100卷,与书中《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著录同。唯独明万历间嘉兴藏刻本改为120卷,“四库全书”收录、“四部丛刊”影印者均为嘉兴藏本。清道光时,常熟蒋氏刻本复为100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藏本亦为100卷。1936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今之最古者。
  二、传记部
  有关唐代高僧传记的著述很多,见于著录者不下3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道宣《续高僧传》,法藏《华严经传记》,智炬《宝林传》,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
  《续高僧传》30卷,释道宣撰。因为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而作,故名《续高僧传》。自序称,“终唐贞观十九年”(645),当是该书初成之序。书中记事,实止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为道宣卒前2年。就是说,自太宗贞观十九年至高宗乾封元年(666)的21年间,道宣一直在进行增补。这是一部类传,在体例上改《高僧传》“神异”为“感通”、“忘身”为“遗身”、“诵经”为“读经”,合“经师”、“唱导”为“杂科”,新增“护法”,仍分10科为:译经,4卷。义解,11卷。习禅,5卷。明律,2卷。护法,2卷。感通,2卷。遗身,1卷。读诵,1卷。兴福,1卷。杂科,1卷。每科末尾,均有道宣论述。“正传”记北魏、南朝梁以后至唐高宗麟德二年高僧485人,“附见”219人。慧皎《高僧传》撰于南朝偏安之际,多叙吴、越而略魏、燕。该书成于一统之时,文献齐备,搜罗既广,自然优于前者。特别是众僧如何创建教派、传布佛法、演进阐理、撰述著作,以推进佛教在唐代遍地开花、走向鼎盛,该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籍。此书版本问题较为复杂,并涉及所传人数多少不同。通行本有三种,一为30卷本,即高丽藏、频伽藏本;二为31卷本,即宋藏、元藏及碛砂藏本;三为40卷本,即嘉兴藏本、扬州本。据道宣自撰《大唐内典录》卷5著录,《续高僧传》30卷之外,另有《后集续高僧传》10卷。今见诸本,已无“后集”之说,而所记人数、下限均与道宣原序不合,似应是道宣前、后集的合并本。道宣卒于高宗乾封二年,今见诸本所记高僧,则无卒于是年以后者,而止于此前2年,即麟德末,是知《后集》成于乾封元年(666)。高丽藏即开始合前、后集为一书,宋、元藏进一步增补遗缺,多高丽藏本71传。前集30卷,至太宗末;后集增补至麟德末,10卷。宋代合二为一,起南朝梁,至唐麟德。宋、元藏卷数、人数的变动,正反映合前、后集的过程。至明,内容全同而分为40卷,显然是想恢复前、后集最初总卷数。引用该书,应当注意交待版本。
  《华严经传记》5卷,释法藏撰。法藏(643-712),俗姓康,字贤首,号“贤首大师”, 世居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又号“康藏国师”,后迁入长安。华严宗实际创始人,被尊为三祖。《宋高僧传》卷5有传。圣历二年(699),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经》,并召至长生殿为武则天讲经,使武则天“豁然领解”,睿宗从其受菩萨戒。书中所记,实为《华严经》在唐代流传情况以及华严宗一派形成经过。书分10门:部类、隐显、传译、支流、论释、讲解、讽诵、转读、书写、杂述。大体以传记为主,但并不全是人物传记。“部类”,说《华严经》有上、中、下3本。“传译”,介绍东晋至唐的译经者佛陀跋陀罗、唐地婆诃罗以及实叉难陀之传略。“支流”,列该书的节选本或单品共37种。“论释”,主要记载印度、中土论释《华严经》的论著。“讲解”,为历代宣讲《华严经》的僧徒立传。结合法藏的另几部“华严”撰著,可悟华严宗真谛。
  《宝林传》10卷,智炬撰。智炬,德宗前后沙门。“宝林”者,禅宗实际创立者慧能(“六祖”)所居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曹溪宝林寺。该书为研究禅宗史的最早史籍,也是唯一史籍。宋代《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均取材于该书。南宋末,本觉撰《释氏通鉴》,系此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下,称“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元代已有散佚,《至元法宝勘同录》著为9卷。元修《宋史》,《艺文志四》释氏类著录《宝林传录》1卷,注“不知作者”。明代,已不见著录。1933年,在日本发现卷6写本。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初民间刻本一部,仅6卷,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八。第二年,收入“宋藏遗珍”,改为方册本,影印刊行。这样,全书仅缺3卷,即卷七、卷九、卷十。具体编排如下:卷一,释迦牟尼及禅宗所奉一祖,前缺3纸,不足千字。卷二,西土二祖至八祖,所缺均取《圣胄集》补入,《圣胄集》今亦佚。卷三,九祖至十七祖。卷四,十八祖至二十二祖。卷五,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师子、弟子,前缺1纸。卷六,二十五、二十六祖,系以日本发现写本补入。卷七,缺。卷八,西土二十八祖、东土二祖,即二十八祖至三十祖。卷九,缺。卷十,缺。该书虽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然其撰自中唐,传世已古,足资考证,不可以其鄙俚而废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慧立、彦悰撰。慧立,高宗时沙门,俗姓赵,为幽州(今北京)照仁寺住持,参预玄奘译经事达20年之久。玄奘逝后,因仰慕其师功业,遂“撰其事”,成书5卷。然“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秘不示人。及其临终之际,方命门徒取出,以备公之于世。慧立卒后,门人悲不自胜,其书流离分散。几经搜购,基本得全。武则天垂拱四年(688),玄奘另一弟子彦悰重加整理,即所谓“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因署名“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9] 彦悰,《宋高僧传》卷4有传。前5卷,记玄奘家世、早年情况以及西行印度的经历。后5卷,记玄奘回到长安后主持译经的成就及其对于佛学的贡献。前5卷,无彦悰笺述夹于行文中。卷6、卷7中,各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卷10,有“释慧立论曰”一则。全书末尾,又有“释彦悰笺述曰”一则。据此可知,前5卷为慧立所撰、后5卷为彦悰所补的说法似乎不妥。全书叙事,层次分明,行文典雅,修辞亦多特色,当出一人之手,即本于慧立。彦悰的工作,诚如其序所云,“错综本文,笺为十卷”。由于该书的特色和成就,梁启超曾赞誉说,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10]。流传抄本、刻本很多。1923年,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以日本“弘教正藏”本为底本,校以高丽藏本和宋、元、明藏本,并参校《大唐西域记》、可珙《音义》、慧琳《音义》等书,成一较精审的本子。后吕澂再加校订,补入《奘师表启补遗》为附录。1932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丽藏本时,校以日本所见古本,写出详细的“考异”。1982年,中华书局以吕澂校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本和南宋碛砂藏本,标点出版,为目前最完备的一个单行本。
  三、目录部
  唐代佛教经典目录,见于著录者近20种。今存者不到10种,即道宣《大唐内典录》、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静泰《大敬爱寺众经目录》、靖迈《古今译经图记》等。其中,以道宣、智升的两种撰录影响为大。
  《大唐内典录》10卷,释道宣撰录,成于高宗麟德元年(664),简称《内典录》。在费长房《开皇三宝记》“历代译经录”和“大小乘经入藏目”两大部分外,加详加细了各种译本的分析和著录,即“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部分,介绍重要佛经的优秀译本,并有评论。体例方面,也有创新。凡重译佛经,都标明一译二译。如《华严经》,当时有14种译本,该录着重推荐的是佛陀跋陀罗译60卷本。全录著东汉至唐初译经者共220人,翻译经典2487部、8476卷。其“入藏录”部分著大、小乘经、律及“圣贤集传”800部、3361卷。这是唐代第一部系统反映高宗以前佛教经典在中土传布盛况的著录。
  《开元释教录》20卷,释智升撰录。智升,《宋高僧传》卷5有传,唐代著名佛典目录学家,著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开元释教录》20卷、《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续古今译经图记》1卷等4种。《开元释教录》撰成于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简称《开元录》,是佛经目录体系中的杰出代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全书分上、下录。上录10卷为“总括群经录”,以译经人为主,记东汉明帝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译者176人,所出大小乘、三藏圣教、圣贤集传,并失译2278部,合7046卷。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或存或佚,末为小传。汉、魏1卷,吴、晋1卷,东晋、符秦1卷,姚秦、西凉、前凉、北凉1卷,宋1卷,南齐、梁、元魏、高齐1卷,周、陈、隋1卷,唐2卷。卷十为历代佛经目录,古目录25家,仅存其名;新目录16家,具列其数。下录10卷为“别分乘藏录”,以经为主。前8卷为“别录”,分为7类:1.有译有本录,著菩萨藏(大乘教)、声闻藏(小乘教)、圣贤传记。2.有译无本录,著译本亡佚而存其名者。3.支派别行录,著译经中的单行本。4.删略繁重录,著同本异名、删节改编而被芟除者。5.拾遗补阙录,著旧目未收、新译未载者。6.疑惑再详录,著有疑问而另加论述、订正者。7.伪妄乱真录,著各种伪经,共分十三方面。这是《大唐内典录》中“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的扩大和发展。“有译有本录”中把大乘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五大部,并注明重译、单译情况。这一著录方法,为后来的《大藏经》编目所遵循不改。最后的两卷,是“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总计为1076部、5048卷。从全书编录来看,上录的“总括群经录”是纲,下录的“大、小乘入藏录”是现存佛经分类目录,下录的“别录”七类是对佛经译本、别行、异名、阙题、疑惑、伪妄等问题的说明,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佛经目录的完整体系。上录增前凉一代,是此前诸录所无,为稀有史料。陈垣誉此书集诸家之成,“可称后来居上”[11]。由于智升注重翻译,忽略中土高僧言论,以致著名高僧慧远所出经论14部、支道林所出7部、道安所出24部、僧肇所出4部、周亡名所出12部、隋灵裕所出8部,均未著录。甚至连最有名的《法苑珠林》100卷,亦遭摈弃。忽略中土著述,舍弃“历代道俗述作”门类,是其重大缺陷。然而,另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强调,这就是智升对于目录学的认识。《开元释教录序》云: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世)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这不仅仅是论佛经著录,而是一段关于图书目录方法、功用和目的的定义,为众多的目录学家所首肯。历代藏经均有收录,另有“四库全书”本等。
  《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是智升将《开元释教录》中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另行编录而成。目录学家认为,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排架号和索书号,反映我国8世纪初图书著录已达到相当科学的程度,为北宋以后雕版印刷“大藏经”所本。[12]
  四、有关佛教史的著述
  前面提到南朝梁僧祐的《释氏谱》,在唐代由道宣进一步发展,撰成《释迦氏谱》、《释迦方志》。
  《释迦氏谱》1卷,释道宣撰。书分五科:所依贤劫、氏族根源、所托方土、法王化相、圣凡后胤。叙述释迦出世的时间(“贤劫”)、释迦族谱传说、释迦创教的地域、传教经过和释迦逝世后佛教的兴废等。
  《释迦方志》2卷,释道宣撰。道宣因协助玄奘译经,接触大量梵文资料,认为《大唐西域记》“文广难寻,故略举其要”,撰成此书。上卷4篇,为封疆、统摄、中边、遗迹篇;下卷4篇,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篇。其中,有节选自《大唐西域记》者,可借以校补其今本;也有不见于《大唐西域记》者,可补史籍之不足。叙述佛教产生和传播的地域,佛教传说的须弥山及四洲的相状,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线、16位入印求法僧俗的传略等,反映佛教传入华夏及其以后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除了引用佛教经传外,还引用一般史书、道教经书。其书向无单本,收入历代“藏经”,以南宋“碛砂藏经”本最古,1935年上海曾影印发行。日本弘教书院“大藏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已作初步整理,附有校记,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过点校单行本。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佛教史籍可以看出,唐代佛教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纂集部的《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将佛教类书的编纂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传记部的《续高僧传》进一步完善了自魏晋以来的高僧、名僧传记体例,使得此后历代俱有此类僧传相续,成为一部完整的高僧史传系列。目录部的《开元释教录》差不多与“开元四部书录”同时编著完成,既受到开元编目的影响,又有《开元内外经录》提供的编著经验,因此它本身在目录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建树。
  三、佛教史书编纂日趋完备
  经过唐代的扩展,佛教史学在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最明显的表现是,佛教史籍编纂更加完备。
  一、纪传体佛史——《佛祖统纪》
  《佛祖统纪》54卷,天台宗沙门志磐撰,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成书。以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二书为基础,仿照纪传体史书增编而成。本纪,叙释迦牟尼和天台宗所奉西土(古印度)二十四祖、东土十七祖(尊印度龙树为高祖,其他有慧文、慧思、智岂页……知礼)。世家,叙天台宗诸祖旁出诸师。列传,叙知礼法系诸师。表,为天台宗传教年表和世系表。志,分为六种:“山家教典志”录天台宗著作,“净土立教志”为净土宗僧俗传,“诸宗立教志”记禅宗、华严、法相、密教、律宗等创教简史,“法运通塞志”篇幅最大,编年记述历代佛教史迹,“名文光教志”载赞颂天台宗的志记碑文等,“历代会要志”记历代佛教兴废事。该书虽然奉天台宗为正宗,但因采择史料广泛,编选较为精审,通常认为是研究中国佛教史较好的参考书。
  二、编年体佛史——《释氏通鉴》、《佛祖历代统载》、《释氏稽古略》等
  这一系列佛教史籍的出现,明显的是受到宋代史学主通明变思潮的影响。《释氏通鉴》、《释氏稽古略》,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是直接受司马光的影响。
  《佛祖历代统载》22卷,临济宗沙门念常撰。念常(1282-?),俗姓黄,元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补续高僧传》18有传。遍游南北之胜览,博究群经,主姑苏万寿法席。“乃取佛祖往世之本末传授之源流,及夫时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将相之所护持,参异同,考讹正,运弘护之心,秉至公之笔,辑而成书,凡二十有二卷”,谓之《佛祖历代统载》,为编年体佛教通史。自佛教传说的过去七佛和中国的传说时代起,至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止,以禅宗为佛教正宗,广载佛教史事。按年记述历代皇室臣僚兴佛废教的事迹及有关文献,佛教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佛僧译经、撰述和传教活动等。以干支纪年,并附注帝纪年号。前数卷关于二十八祖的内容抄自宋道原《景德传灯录》,自东汉明帝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十余卷,抄自南宋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该书详于宋、元二代。记述较为繁冗,年代也有纰谬。
  《释氏稽古略》4卷,僧觉岸撰。觉岸,俗姓吴,元吴兴(今浙江)人,又称“宝洲”、“宝洲上人”,《补续高僧传》卷18附念常传后。以念常所述,“理明事实,出入经典。考五宗传,殊有补于名教”,于是“采摭内外典籍成编,题曰《稽古录》”,为佛教编年体通史。自三皇五帝至南宋末,按干支帝纪记载历代沿革、佛教史迹,于历代名僧和僧界通用典故,搜采略备。不少资料取自南宋咸淳(1265-1274)间僧本觉所撰《释氏通鉴》,但所注出处有误。传称:与念常“两书并行于世,详略各得其宜”。明代,又有《续集》3卷,为明僧幻轮撰。始元至元元年(1264),止明天启七年(1627),围绕430余僧的事迹历述佛教史事,涉及佛教兴替、宗教政策、佛道关系等。
  三、续修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等
  高僧传续修,如果说唐代仅仅是开端,则至宋便有形成系列的趋势。
  1、《宋高僧传》30卷,释赞宁撰。赞宁(919-1001),俗姓高,祖籍渤海,生吴兴德清(今属浙江)。在杭州祥符寺出家,精南山律,时称“律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至开封,赐号“通慧大师”。历任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并掌洛京宗教诸事。七年(982),奉诏撰《大宋僧史》、《大宋高僧传》等。回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编纂,历时7年,至端拱元年(988)成30卷书奏上,名为《大宋高僧传》。
  其端拱元年(988)序,追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僧史、僧传的纂修后,指出“爰自贞观命章之后,西明绝笔已还,此作蔑闻,斯文将缺”的情况,强调“浮图揭汉,梵夹翻华。将佛国之同风,与玉京而合制。慨兹释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闻,实纪录之弥旷”,“乃循十科之旧制,辑万行之新名。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校雠与史书悬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至道二年(996)重加修补,成为定本,又作“后序”表示:“俾将来君子知我者以《僧传》,罪我者亦以《僧传》”。《宋高僧传》30卷,是一部奉诏编纂的佛僧传记。分科与篇末之论,与唐道宣《续高僧传》体制全同。只是有些传末附以“系曰”申明作者旨意,或自为问答,以释疑难,则是前传所无。所记为唐、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北宋前期高僧,并补有前传所漏南朝宋、陈和北魏、隋的高僧。碛砂藏本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大藏本正传532人,附见125人。“译经篇”记唐代新传入的密宗各大师事迹及译场的设官分职、译经的体例;“习禅篇”记禅宗五家七宗的成立、派别的分歧、南顿北渐的斗争;“明律篇”记南山、相部、东塔三派的争执等,都是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史事。由于作者明悉掌故、重视体例、剪裁融汇,因此叙事详实、清新畅达。该书体例直接影响到《大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的编纂。
  赞宁另有一部《大宋僧史略》3卷,亦为奉敕之作。书序云:“赞宁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宝住持,诸务事始一皆隐括,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盖取裴子野《宋略》为目。”记东汉以来译经、讲经、出家以及僧尼礼仪、僧官制度、朝廷与佛教关系等。但其自谓“恨删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鸿硕寓目”。崇宁四年(1105)与《宋高僧传》一同入藏,对研究佛教僧侣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2、《明高僧传》8卷,释如惺撰。如惺,浙江天台慈云寺僧,自万历二十八年(1600)随手记录,至四十五年(1617),得北宋末至明末180余僧,以为此书。万历丁巳(1617)叙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作《史传》天下不肖者耻。今吾释氏而有是书,则使天下沙门非惟不作狮子身中虱,而甚有见贤思齐、默契乎言表,得兔亡罤者,讵可量哉!
  其目的已经不只是为记高僧与佛教史事,而是要与传统史学名著——《春秋》、《史记》相提并论。虽有此愿望,但其书却未能如愿,为未完之作,仅有译经、义解、习禅三科,著录112人,附见68人,以南方为多,北方仅数人,不载辽僧,金僧只教亨、海慧2人,而且卷1、卷6重出“眉州中严寺沙门释祖觉传”。
  3、《续补高僧传》26卷,释明河撰。明河(1588-1640),俗姓陈,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为续《宋高僧传》,往来于齐、鲁、燕、赵、湘、赣、闽、浙,寻觅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粤、云南代为搜集资料;又参阅曹能始之藏书,引用宋、元、明人文集。经30余载,数易其稿,崇祯十三年(1640)临终,嘱其弟子道开续成之。经道开续补编纂、史家周永年参与研讨,至清顺治四年(1647)方始告成。这已不再是单单由僧人作高僧传,而是有学者、居士参预纂修的高僧传了。因其所记唐至明万历末高僧事迹,“不分宗派”,可补、续《宋高僧传》,故名《续补高僧传》。分科与《宋高僧传》同,只改“读诵”为“赞诵”。正传著录549人,附见75人。体例方面,新增合传,将事迹不多而行为近似的僧人合为一传。“习禅篇”中,有的传后有“系曰”,为对所传人物的评论,这是经过整理后的定稿。其他篇中,有的传后有“明河曰”,则为明河底稿,道开整理时直接录入。此外,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则可能是道开所加。“习禅”篇幅过大,其余译经、明律、护法、赞诵、兴福等科则显得贫乏,辽金两代高僧入传者仍然不多。僧、尼传的续修,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13]
  四、佛教类书——《释氏要览》问世
  《释氏要览》3卷,释道诚辑。该书的编纂,无疑是在北宋前期编纂众多大型类书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是一部关于佛教基本概念、寺院仪则、法规和僧官制度等的词义汇编,以赞宁《大宋僧史略》为基础编写而成。书分27篇、679目。卷上9篇:姓氏、称谓、居处、出家、师资、剃发、法衣、戒法、中食。卷中9篇:礼薮、道具、制听、畏慎、勤懈、三宝、恩孝、界趣、习学。卷下9篇:说听、躁静、诤忍、入众、择友、住持、杂记、瞻病、送终。各篇子目不等。这些篇目,是依据《华严经》所说菩萨有十“知”而拟定。十“知”为:一知诸安立,二知诸语言,三知诸谈议,四知诸轨则,五知诸称谓,六知诸制令,七知其假名,八知其无尽,九知其寂灭,十知一切空。该书引证广博,保存了大量关于佛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官修“正史”中的“释老传”
  宋修国史中,已经出现“志释老”者。明初官修《元史》,专立《释老传》,就是因为“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14]
  其序云:“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所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特别强调:
  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因而传中依次叙帝师八思巴、亦怜真、胆巴等事,追述帝师在蒙元的发展:“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同时,又注意揭露其“怙势恣睢,日新月盈,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的另一面,认为“凡此皆有关乎一代之治体,故今备著焉。”
  有意思的是,两部有“释老”的“正史”——《魏书》、《元史》,都是记少数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官修史书。
  至于佛学受到儒学指导下史学的排斥,以及佛教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更是传统史学与佛教史学共同研究的课题。
  [1] “佛教史学”的提出,详见拙作《佛教史学与唐代佛教史籍》,《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总第10期――’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1998年11月)。
  [2] 参见释慧皎《高僧传》卷3《法显传》。(碛砂藏本,下同。)
  [3] 释慧皎《高僧传》序、卷14《序录》。
  [4] 沙门宝唱《比丘尼传》卷1《妙音尼传》。
  [5] 《洛阳伽蓝记》序(如隐堂本,《四部丛刊》三编)。《汉魏丛书》本作“伽蓝记序例”。
  [6] 《四库全书总目》卷70《地理类三》。
  [7]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8《道密传》。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5《释家类》。
  [9] 参见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
  [10] 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11]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1,科学出版社1955年。
  [12] 详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29-130页,中华书局1984年。
  [13] 民国时期续传有二,一僧、一尼:1)僧传为《新续高僧传四集》65卷,喻谦撰。喻谦(?-1933),湖南衡阳人。1919年,应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阶聘,历时5年,编成该书。这已不再是僧人传高僧,而是学者的续修。引用佛教史籍灯录、传记、寺志与文集、辽宋金元诸史,据卷前《引用书目》统计,为64种,始自北宋,迄于清末。分科与《宋高僧传》基本相同,仅以“感通”易为“灵感”、“读诵”易为“净读”、“杂科”易为“杂识”。正传著录771人,附见617人。辽金元高僧均有记录,以元代为多,《明高僧传》亦全部录入。著录广泛,文字畅达。2)尼传为《续比丘尼传》6卷,释震华撰。震华(1909-1947),俗姓唐,江苏兴化人,上海玉佛寺主持。民国二十八年(1940)自序称:“原夫法性平等,本无男女差别”,“高僧独多,长史尽著简篇。幸赖宝唱一呼,仅存六十五传。何竟步尘无继,寥落千百余年”,(震)“华才实愧于赞宁,志窃希于司马”,“振襟而起”,“历时岁及三年,集稿垂成数帙”,不意托之非人,竟遭遗亡。“故业重寻”,“有志竟成”,编成其书,上续宝唱《比丘尼传》,著录梁、陈、北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比丘尼201人,附见47人。最末2篇,循《续高僧传》例,为当时在世之人。
  [14] 《元史》卷202《释老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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