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行略

大师行略
　　觉 群
　　太虚大师，浙江崇德吕氏子。劝孤露，依外工母居，外王母奉佛甚虔，师循声依诵，渐殖佛根。年十六，出家。师祖奘年老人器其识度，多方摄护之。是年，依天童敬安寄和尚受具，因从参讻向上事。曾游水月、道阶、谛闲诸名宿门。尝阅藏于慈溪西方寺，读般若经有省：定心湛寂，若顷万之澄波；慧照虚融，类千光之互涉。自谓此后悟力倍深，而忆力稍减云。时有清末叶，革命之说方张。读谭嗣同、康有为诸先生书。乃有志于革新佛教，慨然以佛化救国救天下为己任，宣统元年，年十九，参加江苏僧教育会，为从事佛教运动之始。闻杨仁山居士创只洹精舍于南京，忻然从之游。翌年，应请赴广州，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讲学之暇，时与革命党人邹海滨等过从。民国肇建，大师乃揭佛教单新之帜，有“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之说。复与仁山法师等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民三年，掩关于普陀，获交印光，昱山诸尊宿，禅观之余，精研唯识，旁及东西古今之说，学乃大成。名著如整理僧伽制度论，楞严摄论等，即戎于斩时，民四集民五前所为诗刊行昧盒诗余。六年，出关，漫游台湾、日本各地，考察明治维新以来之佛教，俾资参证。七年，回国，为陈元白、章太炎、王二早诸君子所推重。因创设觉社于上海，编觉社丛书。翌年，改海潮音月刊，迄今（民卅六年时）二十余年未尝中辍，以阐扬真义，鼓吹革新，纳中西思想于中道，创建世界性之文化为正鹄。而对于建立僧制尤为注重。依其主张，则僧之少者有所学，长者有所事，老者有所养。教产多为文化慈济事业，内使组织健全严密，外亦有济世之实益，乃足以畅佛本怀，觉度群伦。大师之深思卓识，可谓匠心独运，自有中国佛教以来所未有也。自尔以来，讲学弘经，游化诸方，无虚日矣。十一年，得李开宪汤住心诸居士护持，始创佛教院于武昌。年来佛教人才之中坚，十九造就于此；又组佛教正信会于汉口，导在家学佛者以正行。革新佛教事业，乃日见光大矣!十三年，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于庐山大林寺，集东西佛子于一堂，以谋佛教国际之合作。十四年冬，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召开于日本之东亚佛教大会。十五年，应南洋新加坡星洲讲经会之请，宏化马来半岛，说法于英人所建维多利亚大礼堂，为华侨开一异彩。十六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十七年，应总司令蒋公之请，入京讲佛陀学纲。为朝野名流学者所重，因创设中国佛学会于南京。秋，放洋欧美，历游英、法、德、荷、此、美诸国，所至讲学，备受欢迎，有环游记纪其事，实为中国高僧弘法欧美之第一人。曾发起筹组世界佛学苑于巴黎，法国政府且慨施基地以热望其成。十八年，回国，被推举为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十九年，讲学于北平，任柏林佛学院院长。二十年，入川弘法。时国本初奠，边陲末军，因创办汉藏教理院于重庆之北碚，用以沟通汉藏文化，融洽民族。廿一年，应蒋主席之请，住持雪窦寺。时以世苑基金鸠集不易，乃小其规制，筹组世苑于南京，而以武昌、闽南、柏林、汉藏诸学院、大林、雪窦寺属之，期分系而并进焉。抗战军兴，大师历游川、黔、缜、湘，教示佛徒以自救救国之道，踊跃参加抗建事业，组僧众救护队焉，所有护国言论，为世遵依，二十八年秋，组中国佛教访问团，由泪入缅，访印度，游南洋群岛，所在阐扬中枢之抗建国策，备备受千万人之欢迎，得以促进南方佛教国之同情，翊赞抗建。翌年回国，讲“真现实论”，“中国佛学”于缙云山，尝总括学行，为“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及“我之佛教改运史”二文，以示学人，识者皆以为自知甚明，婆心殊切焉。三十二年，邀于斌主教，冯副委员长，白总指挥等组织中国佛教徒联谊会，秋间创办大雄中学于北碚，三十三年秋，患轻中风，体力骤衰。四众弟子多怀隐忧，而大师唯以国难及教难为念，固未尝一日为己谋也。胜利后，大师应时势之请求，出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三十五年春，受胜利勋章。遄回首都，推动佛教整理事宜。各方函电纷呈，仰为宗导，将自此始，整理工作可以次第完成。并定于本年（民卅六年）佛诞日召开中国佛教代表大会于南京。不意三月十二日大师忽患重中风于上海玉佛寺。弟子大醒、亦幻、尘空、李子宽，沈仲钧、谢健、冯明政、苏慧纯等，闻讯远集，亲待医药。七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又十五分，施救罔效安详而逝!大师临终前居甬延庆寺，谆谆以菩萨学处，开示诸弟子，为大师最后说法。并谓菩萨学处，一日未能实行，即其志一日末达，而佛教前途亦难有希望，恳切之诲，闻者动容。乃知大师毕生精神之所寄，而预知时至，特垂嘱累者也。大师往矣！必能乘愿再来，建佛法之新猷，救人群于规末。若非大师之教，将谁与归？爰述其行晷如上。
　　（原载民卅六年“觉有情”六月号）
　　摘自《内明》1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