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校读记

赵建永：《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校读记
　　北大老校长汤用彤先生（1893～1964）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三个密切联系的领域，成果尤以佛教为最。其传世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中国佛教史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称赞，并一直被视作“价值至高之工具和导引” ，“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 。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胡适于日记中赞扬：“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贺麟评现代中国哲学云：“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汤先生以缜密的头脑，渊博的学问，熟悉东西方哲学文学，学习过梵文及巴利文，以治印度哲学，承继他家传的佛学，并曾在支那内学院听过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同时他又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汤著中“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 此书不仅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形成巨大冲击，而且对增强抗战时期的民族自信心，及民族文化的重建做出了卓越贡献。日本权威辞书《望月佛教大辞典》也引用该书内容。1941年，此书与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至今，季羡林、任继愈、许抗生诸先生仍共誉此书是经典传世之作。 不算这次《全集》所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大陆八次再版，其中1955年、1963年、1983年中华书局所印上下册流行较广；在台湾也已八次重印。
　　遗著《隋唐佛教史稿》、《校点高僧传》生前未曾刊印，现已收入《汤用彤全集》。 通过《隋唐佛教史稿》附录《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和相关80余册读书札记 ，可以看出除撰写《隋唐佛教史》之外，汤先生还计划以一人之力完成整部中国佛教通史！他晚年设想，要编出一部可以代替日本《大正藏》的佛经来，这样可以让全世界的学者都引用我们编纂的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现在已由其助手任继愈先生主持完成。
　　他开设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及其讲义的出版直接导致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并带动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研究。张岱年先生认为仅汤老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堪称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该书中既有事实的考证，又有理论的剖析。考据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结论不可动摇。这是史料考证的最高水平。
　　在“汤用彤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汤先生佛教研究的突出贡献可概括为：(一)为中国佛教史的发展变迁勾画出了翔实可信的线索和轮廓。由于汤先生熟悉中国哲学，所以能把佛教思想和中国哲学结合起来分析；又熟悉印度哲学，故可对中国流行的佛教各派追溯其源流，又熟悉西方哲学，故可以用一些较确定明晰的概念来分析佛教思想。(二)对中国佛教史上各种宗派变迁，重大事件、问题等，由于占有大量史料，又精于考订，故所用材料丰富可靠，分析结论合乎实际。因此，不仅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哲学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他的独创性表现在佛教中国化变迁过程的梳理，并由此“开创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史研究的新局面” ，其研究范式一直被奉为圭臬。事实正如日本东京大学著名佛学家镰田茂雄所言：汤用彤先生“将中国传统的为学方法，与近代欧美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于是自创出完美的治学之道。”“其治学方法不仅予中国学者相当大的影响，对日本学界亦是一大冲击，激发日本学者纷纷投入创作。” “正是有了汤用彤先生的业绩，给予了日本、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佛教史研究者以极大的影响，其业绩将永放光芒。”
　　汤先生采用了“同情默应”和比较宗教学的方法 ，因而对佛教特点有精确的把握。《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云：
　　“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糟粕而已。”
　　基于此，其宗教史研究客观持平、严谨精细，将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多种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考据法结合，完成了至今仍被学界、教界众口交誉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上乘学术著作。这对宗教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牟钟鉴教授在《研究宗教应持何等态度——重新认识汤用彤先生的一篇书跋》一文中以先生为楷模，赞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其《跋》“体现了一种近代学问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气度。他对佛教和佛教史相当熟悉，相当投入，对真正有学问、有懿德嘉行的高僧大德怀有诚挚的敬意，从而能较切实地把握他们思想的真意和精要；同时他又不囿于佛教信仰，以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理性指点人物，评说历史，比较异同，不以门户划界，唯以是非立论，故能成就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性著作，使教外读者获得可靠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启迪，使教内读者没有反感，愿意认真参阅，因而其学术生命广大长久。” 这番话代表了当代我国众多宗教学研究者的理念。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再版十多次，并历经胡适、吴宓、任继愈和汤一介诸先生校勘，但是每次出版皆累积手民之误，在由繁体竖排版转换为简体横排版时，漏错尤甚，对学术研究和引用造成不少麻烦。其它著作虽多次再版，但也早已供不应求。情况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 为保存汤用彤先生的学术成果和方便学界研究，汤一介先生主编了《汤用彤全集》1－7卷（312万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列为首卷 。汤用彤先生亲传弟子杨祖陶、汪子嵩、石峻诸教授及再传弟子们共襄是举，费尽心力。为提高版本质量，笔者在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期间，深入经藏，钩沉索隐，对勘汤老已刊著作所有版本，复核未刊手稿百余册，重新核对引文资料：《大正藏》、《续藏经》、《金藏》、《日本佛教全书》五千多卷，《道藏》三千余卷，以及四库全书、金石碑铭中上千卷相关文献。《全集》经过五次复校，终得出版。台湾星云大师主持出版的八卷本《汤用彤全集》是根据我们的整理稿编排而成。这两种版本出版前，笔者逐字逐句进行对勘，做了文句编辑上尽可能之统一。
　　1997年11月汤一介先生将一新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送给我。当时忙于校订《饾饤札记》，未及详览。直到年底最后一周才有空从头细读，至第七日，即1998年元旦，读完最后一页；方注意到汤老跋记末云“民国二十七年汤用彤识于南岳掷钵峰下”，时恰六十周年。
　　1998年暑假前刚校完《隋唐佛教史稿》，即开始校订出版社送来的根据中华书局1963年繁体竖排版为底本排印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校稿。由于所据旧版标点、句读与现行标准多有不同，我参考另外几种简体横排版，反复斟酌，重加标点。我又像校《饾饤札记》那样将引文逐条核对原书（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历时十月） ，因而进度极慢，一天只能完成几纸。汤一介先生得知后说：“如此求全，难望成期。”我遂于感觉行文可能有误时，才核查原始出处。大陆、台湾所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八种不同版本（包括初版付印前1937年所写全书手稿），同时逐句比对。校勘所常需资料，堆满一办公桌后，又搬来一桌并排方勉强容下。或异之，则曰：“汤用彤先生学富五车，一桌怎能盛下。”其时为工作方便，我已进住北大内一历史文化名园。每天心无旁骛，从早到晚，不分上班还是下班，满负荷运作，全天能校20页左右。因二校稿出错率较高，每页校改少则数十处，多则上百。疲极便听佛乐、昆曲或打趟太极（汤先生还将家藏龙泉剑送我助兴），聊作调节。如是两月，至开学校完。
　　其后转入《魏晋玄学论稿》和《西方哲学》 的校订，到11月底完成。此时佛光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校稿已送到。由于稿件返回时间催得紧，汤一介先生也不顾年迈亲自校阅了一部分，并记录下有疑问之处，让我去查证底稿和相关引文资料。连同先生的博士生杨立华、戈国龙，王守常老师请来帮忙的博士生聂清、刘元齐（上三位学兄皆曾任北大禅学社长，刘兄对《全集》中梵文处理尤多），每人分工三章左右。校后汇总到我处。不久河北版的三校稿送至，我将这两种版本，逐字对勘，尽可能统一其间文句标点之编辑。1999年元月，对照校完最后一页，体力不支，重感冒半月方愈。自校订《全集》以来，无暇半日稍息，这番卧病算是一次彻底的休养。
　　接着又校《往日杂稿》、《印度哲学》、《校点高僧传》诸卷。 随后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为《全集》所写序言送至，我修正了其中某些笔误，像季老首句原写“（用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改“二十”为“三十”。1999年秋，统阅了一遍河北版《全集》清样。汤用彤先生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副照片，及玄学手稿影印件，经我建议，被河北出版社采纳，列入《全集》卷首。此时星云大师加紧了对佛光版《全集》的出版部署（《星云日记》有记述），逐卷寄来他们的打印稿，经我校订后返回，直到2000年冬校完《西方哲学》卷为止。星云大师在《全集》序中言“对于编校人员的努力与用心，甚感欣慰。”并认为，《汤用彤全集》在台湾的出版“对于推动两岸佛教文化之交流，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复核原稿过程中，不断发现有未刊写作提纲 。由我抄写整理出来，经汤先生审阅后，收入《全集》。在整理汤用彤《饾饤札记》、《魏晋玄学论稿》等手稿过程中，我写有一些编者注，对一些难解之处，做了解释说明。由于当时《全集》即将出版，再校机会少，易出错，不宜再添加，一批陆续新发现的汤用彤未刊稿和已刊稿，汤一介先生说可等续编《全集》时再收。
　　汤先生未刊稿现存：中央大学时期讲义《汉魏六朝佛教史》（东南印刷公司代印）；1932年北京大学出版组铅印讲义《中国佛教史》修订之第三稿 ，原题“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三稿草竣”，全应三册，已找到两册。胡适《四十二章经考》曾引评此“佛教史讲义”，并首次关注到后来定本的改动。汤先生这两种讲义中，有不少章节、段落在现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第四稿）中没有，如“梁昭明太子之法身义”（兼论与道生的比较）、“本时期佛教重要人物事迹年表”（自批云：“年表应注意表出一时学风及其变化”，并依此在眉批中作有修订。汤著再版时可附上，供读者参考）。讲义阐述的一些问题，如三教关系（“内外华夷之争”一节，分“政论”，“教论”，“调和内外教之言论”三层论述之。据此可了解现版《隋唐佛教史稿》所缺失的“隋唐内外教之争论”的思路和内容）等，至今仍很有启发。以上两种讲义，汤老写有大量眉批，注明材料增删取舍的标记。从四易其稿的版本比较中，可以清晰看出其传世名著背后所蕴藏的人们难以看到的写作思路和方法，使人学习到“完美治学范例和方法”的产生过程。
　　校订期间，几近每周我都将积攒下不敢擅自决断的各类问题，向汤先生请示处理意见（外出、病时除外），每次谈二、三个小时。起始只带一包校稿即可，后来要备齐汤用彤先生手稿等相关资料，多至数捆。汤先生家书桌盛摆不开，先生遂不顾寒暑坚持亲临我处，不厌其详地研讨所遇难题；先生专注的眼神中闪烁着对先父深厚地怀念。当时所谈问题及解决意见记在笔记本上，部分为先生亲笔所题，三年写满了两大本；先生给我有关《全集》整理工作的数十封信，都珍藏着永为纪念。
　　在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核查资料时，北大哲学系周学农老师常在那里看书，不时趁机向他讨教；遇到更专深问题便到楼宇烈教授家中请益，皆得悉心教示。1998年春，因大量查校善本特藏室的《日本佛教全书》需介绍信；时先生住院，陈来教授得知后当即开出证明，成全此事。李中华、王守常、王宗昱、孙尚扬、王博、强昱、杨立华、李四龙诸位老师也时常提供各种帮助，王军老师于资料查找特予方便，谨致谢忱。
　　随着《全集》的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台湾佛光版2001年4月），学界对汤用彤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一番新的评论。 2000年10月，北京大学与河北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季羡林、任继愈等著名学者以及北大领导赵存生、何芳川、河北省出版局局长、出版社社长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北大副校长何芳川代表北京大学致辞，对汤用彤先生在北大学术上的杰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大家能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季羡林先生作了书面发言：“汤用彤先生是近50年来北大的大师。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他的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是公认的经典著作，会永远流传下去。”2001年，《汤用彤全集》荣膺“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在24万种图书中评出31种）。
　　此时我刚考上北大哲学系01级研究生，方知已处互联网时代，于是抓紧学用电脑，弥补与同学间的“代沟”，始晓电子书搜寻之速。所居古园 堪称“世外桃源”，置身其中整日古卷青灯，专心埋头校书，致常无暇窥园，连日不语。隔绝世尘，因得饱读汤老当年所阅之万卷经书。屈指可数的外出，多与《全集》工作有关，如去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受先生之托去人民大学找宣方老师（当时刚读完方立天教授的博士生而留校），联系共同整理《校点高僧传》事宜。偶出东校门，见大千世界五光十色，广告牌林立，甚感新奇，原荒凉地界，亦不复存，较1996年初来时不可同日而语。
　　《汤用彤全集》的整理校勘工作，奠定了我的治学根基。在此学术积累上，读硕期间完成论文十多篇（共30余万言），相继付梓于《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周易研究》等期刊。现正着手《全集》续编（300万字）的搜集整理及《汤用彤年谱长编》的编写（涉及各类文献材料万余处）。有此八年校订经验，愿此项出版工程，会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