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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茶文化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6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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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茶文化
  饮茶的推广和普及,以及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
  茶的特点是‘清”,古人说它是‘清虚之物”,而把品饮茶的嗜好称为‘清尚”。这一个“清”字,宜于同人世间摆脱了名利枷锁的“清’字相配,所以古人常说“茶如隐逸,酒如豪士”。既然茶是至清之物,就不可避免地为主张清心寡欲、六根清静的佛门所认同了,所以,自西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茶很快就成了僧人坐禅所不可缺少的饮料。佛教规定:在饮食上遵守不食肉,戒荤食素;在思想上求清虚,离尘脱俗。茶之清苦之性正是适应了佛教的这种禁忌。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坐禅时可以通宵不眠;(二)满腹时,帮助消化;(三)茶为不发之药(抑制性欲)。于是喝茶就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事。
  一、关于佛教与茶文化的形成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逻辑发展过程:食用→药用→饮用。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茶作食用为主,尔后逐渐向药用方向发展,约于春秋时期开始作为日常饮料,西汉时期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列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适应了当时以清淡之风著称的玄学思潮的需要,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许多玄学家、清淡家都极力推崇饮茶,在他们那里,茶之清苦之味与精神上的虚无玄远有异曲同工之妙,饮茶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到了唐代,饮茶之风盛极一时,全国上下皆以饮茶为乐。以陆羽之《茶经》刊行为标志,中国茶文化终于形成。溯其成因,除了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外,还主要有于以下几个特殊因素:
  (一)唐代的科举制度。朝廷以茶来解除考生和监考官之疲惫,于是饮茶便在土人中广为流行。
  (二)唐代诗风之鼎盛。茶常作提神助兴之物,于是在以诗人为核心的文化圈中茶得到大力普及。
  (三)佛教的发展。茶作为坐禅必备之物而被广为推行。
  以上三条,尤以最后一条最为关键,笔者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应主要归因于唐代佛教的发展,理由有三:
  第一,从历史背景上看,佛教的政治地位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隋唐之际,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高僧大多生于旧的豪门大族,是一些‘家世儒宗”、“博通经史”的人物,通过宗教上层建筑的经营,又使他们得到皇权的依赖和尊宠,重新取得某些现实的权势,某些高僧甚至被封为“国师”,出入宫廷,参预政治,拥有大量的寺院庄园和优越的物质条件,统治阶级以佛教为“国教”,把其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禅宗盛行后,佛教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据记载,武则天经常邀请当时的禅宗宗师慧能入宫,与之商讨国事,佛教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僧人中的上层人士,不仅享受世俗地主高堂锦衣的优裕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加闲适。饮茶需要耐心和功夫,将饮茶变为艺术又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僧人是专门进行精神修养的,加之当时僧人优越的物质条件,将茶与精神结合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僧人的肩上。
  第二,从佛教自身特点上看,其与茶的紧密联系是茶文化形成的必然因素。佛教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其中又以禅宗为甚。禅宗形成于隋朝初期,经过一代宗师慧能的大力推行,于中唐时期达到鼎盛,禅宗的教义为“心即真如”、“顿悟成佛”,把彼岸之“真如”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迂回地论证彼岸世界的真实性和此岸现实世界的虚幻性,从而教化众生抛弃世俗生活,去顿悟“般若”之玄机,“般若”意即最高的智慧,和“真如”本体一样,是佛教徒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达到这个“般若”呢?禅宗的基本方法便是“坐禅”,提倡静心、瞑思,方能豁然顿悟。坐禅讲究断食、沉思、去注一境,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精神不易集中,同时吃饱了容易产生睡意,故必须减食,或放弃晚饭,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疲劳和作为不食晚饭的补充物,茶便是最佳选择。
  第三,从佛教中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加速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古代印度无茶饮,僧人坐禅时常用槟榔树的果实制成的饮料来消除疲倦,提神醒脑,但它没有茶叶的效果好,佛教传人中国后,茶便受到广大僧徒的欢迎,成为最理想的饮料。到禅宗盛行时,坐禅时饮茶得到了进一步普及,正如唐人封演所说:“开元(713-741)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煎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说道:“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修德之人。”由于禅宗的提倡,寺院僧人饮茶成风,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部进一僧,年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惟嗜杀,凡履处唯茶是求,或遇百碗不以为厌’。”茶竟有如此长寿之功用,其被推崇之甚也可以想象了,到后来居然到了神秘的地步。据佛教传说,茶叶乃为禅宗之祖达摩所造,当年达摩祖师为了不致在坐禅时打瞌睡,便割下自己的眼皮,遗弃在地上,一夜之间,眼皮变成了茶树,从此,茶就有了提神少眠的作用。唐朝禅宗发展很快,随着佛教弟子的足迹,茶也遍及全国各地。
  总结以上三点,佛教的历史地位、佛教自身的特点以及茶在佛事中的广泛应用,三者是唐代茶风盛行的重要原因,进而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二、关于释皎然与陆羽
  开元之后,江南出现了一个才僧——释皎然,他嗜茶如命,也善于品茶,留下许多有关赏茗之诗篇,也正是他开始将茶理与禅理结合起来。其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破烦恼”是佛门欲通过修行而达到的解脱状态,皎然竟认为通过饮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见茶之神妙。茶能便‘情思爽朗”,并能“清神”“得道”,那么饮茶不正与禅宗求“真如”相通了吗?故皎然感慨道:“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孰知茶道作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所言饮茶“稍与禅相近”,主要指茶能清人之思,从而保存人性之“真”,禅宗追求的是“真如佛性”,可见,通过饮茶亦能认识到自己的佛性并保持这种“佛性”。那么,饮茶便和参禅有了同等的作用,都能达到‘真如佛性”的本体境界。
  茶圣陆羽与释皎然关系十分友好,两人常在一起饮茶,在《与陆处士羽饮茶》中,皎然写道:“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释皎然集》卷三)。俗人只知在热酒中求乐,高逸之雅士,则是在香茶中悟道,这是二人心理上的默契。陆羽虽不是僧人,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陆羽三岁时就被湖北天门西当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去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了一手高超的采制和煮饮茶叶的手艺。成年后,他又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和道人,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可见,陆羽能够著成《茶经》,亦与佛教密不可分。
  三、关于佛教茶事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品尝香茗、辩论佛理、招待施主的地方。寺院中的茶叶也有别于其他,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其中上等的茶叶用于供佛,是下等的则自奉。佛教寺院中的这种每日例行的饮茶习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饮茶之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宋品茗之风已由僧人发展到士大夫阶层。《封氏闻见录》第六卷中记道:“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税明当时品茶已成为一种正常的文化活动,是品位与志趣的象征。
  饮茶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僧人中精于茶事的更是不乏其人。在宋代,浙江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另外还有一种名为“茶百戏”的表演,将茶倒入碗中,然后用茶匙把茶场调成各种物象。据传僧人福全最擅长于此,“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订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垂手办耳。”(《清异录》卷下《生成盏茶》)。又另有一位南屏谦师,也可以使“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绝伦。
  四、关于“茶禅一味”
  饮茶本身也很富于禅理精神和禅趣,它每个步骤的清静精洁就好像清芬飘度、妙香流溢的佛事。以“茶禅一味”闻名的日本茶道,其创造和体现出的意境便是这种禅理与掸趣。茶道是日本人民创造的,但它的基本思想是来源于我国的禅宗。禅宗茶文化具有佛家“苦”,“集”、“灭”、“道”四谛法则的特点,讲究以茶助禅,明心见性,以助“顿悟”;道家从茶中追寻一种空灵虚无、“无为而无不为”的意境;儒家则希望冀从茶中培养一点超脱的品质。但道家和儒家却不及禅宗来得彻底,虽说三家都在茶中求一个“静”字,求豁达与理智,但道人们却过于疏散,而儒士们又大多红尘难了,难以摆脱世俗炎凉与人间的烦恼,禅僧们在追求“静”悟方面却执着得多,完全能够超脱现实生活的桎梏,在茶中追寻豁达、理智方面走得更远,故“茶道”二字应是由禅僧首先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禅宗是日本茶道的母体,是源。
  观日本茶道,可以发现其饮茶方式与我国唐宋时期佛教寺院中的茶宴、点茶、茶室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进一步说明日本茶道是源于禅宗的。在唐代,日本传教高僧最澄于唐德宗二十八年(公元804年)来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学佛教,次年回国时带回茶籽,同时也带回了中国佛院的饮茶方法,这是中国茶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公元806年,日本另一位高僧定海法师来我国学佛,归国后大力推行中国式的制茶、饮茶方法,在朝廷内专门设立“制茶所”,掌管茶叶生产。日本人民有“拿来主义”之优点,又善于创新,在我国茶文化的熏陶下,对茶的饮用和制作方法加以提高,为后来日本风行的茶道奠定了基础。南宋时,日本禅宗领袖荣西曾两次来中国,到过浙江天台、四明、天重等佛教圣地,对佛教尤其是禅宗造诣很深,被宋孝宗赠予“千光法师”称号,荣西大力提倡饮茶养生之道,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曰:“饮茶消食,频饮茶则气力强。”“茶是养生之仙药,迎年之妙术。”他把中国佛院中的饮茶方法引进到日本,并制定了日本的饮茶仪式,形成了具有日本独到风格的茶道。另一位日本高僧南浦绍明也曾于宋代到中国学佛,他就学于杭州净慈寺,同时也学习了中国的茶礼,归国时将中国的七部茶典一起带回了日本,其中《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为后人合并抄为《茶道经》,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即是来源于其中。(西部文静《茶与禅》)。日本茶道正是这样在中国禅宗的向外传播和影响下得以形成,所以有“茶禅一味”的说法。
  关于“茶禅一味”的个中禅趣,明代陆树声的一段描写可谓之经典:“其禅客过从余者,每与余相对跏跌坐,吸茗汁,举无生活。终南僧明亮者,近从天池来,饷余天池苦茶,授余烹点法甚细……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汤,所谓蟹眼鱼目,参沸沫浮沉,以验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点味绝清,乳面不黟,是具人清净味中三味者。”小小斗室中除茶具外别无他物,品饮者盘腿对坐,静听风炉、茶铫之鸣声,注视火候和汤面的变化,这种充满禅趣的风味,“非眠云跂石之人,末易领略”。
  五、关于寺院茶
  佛教离不开茶,因而许多佛寺都种植茶树。由于寺庙多建立在岗峦苍翠、烽谷幽奇的风光胜地,自然条件优越,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从南北朝到明清,无数寺庙都辟有茶园,以供自身使用。从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可以看出,全国名茶大多出于山谷,山谷大多建有寺庙,名山名寺名茶,可谓相得益彰。
  当今我国众多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寺院茶的。“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四川雅安蒙山出产的蒙顶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贤禅师吴理真亲手所植,饮之延年益寿称作仙茶,晋朝开始作贡茶。《名山县志》记载:“蒙顶茶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罩覆,久凝不散。因此,自古以来有蒙顶石花,天下第一之称。”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它以当年佛寺天心观生产的大红袍最为著名,僧徒们还根据不同时节将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著名的太湖‘碧螺春”,也是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所制,当时以寺庙命名为“水月茶”,历来是朝贡的佳品。它外形优美,白毫显露,色碧味香。清朝康熙皇帝饮后,赞不绝口,赐名‘碧螺春”。明朝隆庆年间,有一位名为大方的僧人,制茶甚为精妙,其茶人称“大方茶”,名扬海内,这就是现在皖南茶区“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这种茶曾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此外,普陀山的“佛茶”、黄山“云雾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都是当年有名的寺院茶。
  综上可见,佛教僧徒不仅促进了饮茶之风的普及,而且在茶叶的种植、焙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通过以上关于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中国茶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佛教有着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从开始茶作为坐禅之提神之物,通过唐代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兴盛而使饮茶得到普及,到佛教把禅理与茶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门艺术,并最终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中国茶文化方得以形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否认也有佛教以外的一些因素的推动,但笔者认为佛教应占有主流的作用。佛教在茶叶的种植、焙制、普及和向外传播中有巨大的贡献,并以精湛的饮茶艺术丰富了我国的茶文化,成为我们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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