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佛教的传入及其早期发展

缅甸佛教的传入及其早期发展
　　李晨阳
　　缅甸已被公认是上座部佛教[①]在东南亚传播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基地，缅甸最早接受上座部佛教的是孟人（Mons）[②]。从佛教传入缅甸到公元1044年蒲甘（Pagan）王朝的建立，是缅甸佛教的早期发展时期。本文拟对佛教传入缅甸的具体时间、路线和方式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介绍缅甸的孟族和骠族（Pyus）这两个古老民族的佛教信仰情况及其特点，同时就宗教传入的标志、宗教的传入与国家起源和发展的关系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为进一步探究上座部佛教对缅甸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的影响做些铺垫。不对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一、学术界关于佛教传入缅甸的不同见解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路线和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
　　关于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目前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琉璃宫史》（Glass Palace Chronicle）、仰光大金塔碑文以及一些傣文史料记载佛教是佛陀在世时传入的。《琉璃宫史》记载佛陀在得道5年之后曾到缅甸巡游，并亲自讲道，在当地引起轰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佛教的信徒；佛陀还预示他日室利差呾罗（Sriksetra）城建成后，佛教将在缅甸长久发扬光大；未来的蒲甘城也将虔诚敬奉三宝。缅甸曼德勒山顶所立佛像说的是佛陀成佛后曾到曼德勒山顶做过预言。镌刻于公元15世纪的仰光大金塔史碑铭则记载，当时仰光的富商帝富裟和跋梨迦到印度做买卖时，正赶上佛陀成佛后的说法，于是上前拜见并布施了食物。佛陀赐给他们八根头发。兄弟俩回到缅甸后，马上在丁固德拉山岗建立起一座佛塔，并将佛祖的八根头发藏于塔中。此塔经历代不断扩建和修葺，就变成了今天的大金塔。缅甸历史学家貌丁昂这种传说并非没有内在的可能性[③]。20世纪80年代我国西双版纳发现的傣文史籍《帕萨塔》也称佛陀得道后到各地布道，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经海路到达缅甸，又从缅甸来到西双版纳，使当时统治傣族地区的魔王之一阿腊哇折服，并皈依佛教[④]。二是《岛史》（Dipavamsa）、《大史》（Mahavamsa）等斯里兰卡的古籍以及《善见律毗婆沙》等经籍记载佛教是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的。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岛史》记载，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oka）于公元前242年后派遣9个使团出国传播佛教，其中由须那（Sona）和郁多罗（Uttara）两位长老组成的第八个使团被派往苏伐那蒲迷（Svarnabhumi，意为“金地”），而金地就是孟人居住的下缅甸。《善见律毗婆沙》还认为这两位长老在金地宣讲了《梵网经》（Brahmajala Sutta）。缅甸孟族国王达磨悉提（Dharmazidi）在1476年所著的《庄严结界》（Kalyani Sima）甚至记载这两位长老在金地大显神通，战胜了海中妖怪，包括国王在内的6000人在听了他们二人所讲的四圣谛后皈依了佛教[⑤]。这也就是说，下缅甸的孟人首先接受了上座部佛教，并成为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的开山鼻祖。目前缅甸大多数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佛教是公元前3世纪传入缅甸的[⑥]，甚至认为阿育王所派出的由摩诃勒弃多（Maharakkhita）长老率领的第六个使团到达的臾那（Yona）大约在今天萨尔温江和澜沧江一带，包括缅甸的掸邦、中国的西双版纳、老挝北部和泰国清迈等地[⑦]。三是公元前2世纪。这是我国傣族史籍的记载。据传，公元前115年，西双版纳地区傣族首领派人到缅甸迎请佛像与经书[⑧]。四是上座部佛教约于公元3世纪传入缅甸。传入的动因是从公元3—8世纪，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的一些僧侣为躲避国内僧团之间的激烈派系斗争和外族迫害，来到下缅甸的直通地区，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缅甸[⑨]。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在卑谬（Prome）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巴利文碑铭是公元5世纪的，认定佛教是公元5世纪才传入缅甸。目前关于佛教传入缅甸的线路有三条：一是由印度经海路，沿海岸而行进入缅甸南部，进而进入缅甸腹地。在海路中，还存在途经锡兰再到缅甸的可能性。二是由印度从陆路越过两国间的群山阻隔，直接传入缅甸。三是佛教由印度从陆路先传入中国，再传至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国家[⑩]。这三条线路传播的佛教内容以及对缅甸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学者们也存在争议。此外，关于缅甸佛教最初的来源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直接来自南印度，二是认为佛教首先传至锡兰，再由锡兰传到缅甸。二、关于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路线和方式问题的分析
　　1、推断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约在公元前后比较合理佛教在佛陀在世时就传入缅甸只是一种传说，是不可信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后，正常的举动首先是扩大在他所生活地区的影响，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传教基地，一般说来不会舍近求远，先到周边国家传教。目前缅甸的一些学者也认为佛陀在世时只在印度次大陆的16大国中传播[?]。此外，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佛陀实际上不可能到远达数千里的地方广为传教。至于孟人两兄弟到印度贸易时遇到佛陀并皈依佛教一事，基本可以肯定是后人为了抬高大金塔的地位而编造出来的。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缅甸的说法也值得质疑。首先是阿育王是否派遣使团到苏伐那蒲迷传教就值得怀疑。如阿育王在其第五和第八号石刻诏书（Rock Edicts）中曾开列了要派传教使团去传播佛教的地区，但名单中没有苏伐那蒲迷[?]。其次是金地到底是何处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多数学者认为金地就是今天的缅甸[?]，但持不同看法的学者也不少。如印度学者阿伦·巴塔查杰认为金地是指印尼西部地区，R·C·马宗达认为金地是指整个马来半岛，德国学者盖格则认为是指整个东南亚[?]。第三，迄今为止在下缅甸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公元前3世纪印度僧团在此传教的遗迹。因此，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缅甸也不可信。此外，我国西双版纳的傣族史籍的可信度也不高。主要是因为这些典籍成书都在公元10世纪之后，并不是真正的原始记录，搀杂着后人的许多主观臆断。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笔者同意王士录的看法，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后，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王士录在《关于上座部佛教在古代东南亚传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佛教到公元前3世纪已成为南亚次大陆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传教，而且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初，有不少佛教徒由于印度的战乱和教派纷争而大批流亡到东南亚；二是印度和锡兰与缅甸在地理上直接相连或很近，公元前相互间就有海路和陆路的交通联系。国外学者也认为，东南亚西部港口与印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双方的商人和运货人都参与了这种往来[?]。远在公元2世纪之前，印度商人就能驾驶帆船到国外进行贸易活动[?]。三是经过较长时间的传教，佛教在缅甸的影响可以显现出来了。笔者还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强调这一观点的正确性。首先笔者认为，判断一种宗教是否已传入一个地区的标志是，这个地区是否出现了这种宗教的信徒以及本地信徒的宗教性物品（包括宗教建筑以及其他的宗教用品），而不能是这种宗教的外来信徒的到来。至于传播这种宗教的人，则不论是专职神职人员僧侣还是一般信徒（如信仰佛教的商人和移民），主要看他是否进行了传教活动以及传教的效果。此外，当时的交通落后，传播手段原始，从第一批印度佛教徒抵达缅甸到缅甸本地人开始信仰佛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可能短时期内可以就可以实现的。
　　其次，我们要把宗教传入的时间要和缅甸早期国家的建立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佛教是一种阶级社会的宗教，在缅甸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以及国家雏形出现之前，佛教这样的高级宗教对处于原始社会的缅甸居民是没有吸引力的。只有建立国家的需求才使社会上层产生接受外来高级宗教的冲动。虽然根据孟族本族的史料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孟族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苏伐那蒲迷直通（Thaton）王朝。但据陈序经先生考证，孟人最早建立的国家是我国史书记载的林阳（一般认为在今缅甸南部），建立时间约在公元3世纪或3世纪以前[?]；近年来专攻东南亚民族史的何平教授进一步考证后认为，陈序经先生说的3世纪以前不会早于公元初[?]。而骠国也是公元1世纪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5—6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缅甸尚无最初的国家形态出现，甚至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因此，根据笔者上面提出的宗教传入的标准，在公元前即使有印度的佛教僧侣或者信仰佛教的商人往来此地不能算作佛教传入缅甸，因为当时的缅甸人是不会皈依佛教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婆罗门教（Brahmanism）在缅甸的影响之所以在早期远大于佛教，就是因为崇拜毗湿奴神（Visnu）的缅甸统治阶级急于仿效印度宫廷更为威武的气派，就招募一些婆罗门来按照印度典籍中的思想和仪式把自己神化为神王。当强迫其它统治者臣服时，这种崇拜就更为重要，婆罗门教在蒲甘社会的作用主要就是维护王权。第三，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佛教对室利差呾罗的影响似乎没有早于公元前的；骠人信仰佛教的最早证据，仍然只有古代卑谬发现的佛经残片，但那年代只被判定为公元500年左右[?]。现在已知的缅甸最早的国家是骠人所建立的骠国，骠国前期的都城毗湿奴存在的年代约为公元1—5世纪。因为都城是用婆罗门教大神毗湿奴命名的，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婆罗门教大约在公元由印度的阿萨姆传入上缅甸[21]。因此，可以推断佛教大约与婆罗门教在同一时期传入缅甸。综上所述，尽管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或考古材料证明，但把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定为公元前后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不否认公元前就有印度甚至锡兰的佛教僧侣到达缅甸的可能性，但公元前佛教在缅甸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有，也只可能在个别地区甚至个别点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由于缅甸西部的海岛曾发现公元2世纪左右的佛龛和佛像，而且有碑铭证明3世纪时扶南和占婆已有佛教传入[22]，所以佛教传入缅甸至少不晚于公元2世纪。这是因为印度人最初向东南亚移民的路线，是从南印度东海岸的阿摩罗跋底（Amaravati）港口启程，依靠西南季风，沿海岸东航，首先抵达缅甸的萨尔温江三角洲以及沿岸的马塔班（Martaban）、直通和勃固等地；只有到了公元2世纪之后，印度人才放弃沿海岸东航的路线，开始深海航行，并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23]。2、佛教传入缅甸的线路和内容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首先进入孟人地区，路线是从海上，这是学术界公认的。存在的疑问是孟人最先接受的佛教信仰是来源于印度还是锡兰。本文认为，孟人最初接受的佛教信仰来源于印度。首先从孟族的“得楞”称呼就知道该民族很早就与南印度的奥里萨和德干高原的得楞伽那地区有联系。从考古方面来看，在今卑谬的茅沙（Hmawza）发现了20片用公元6世纪时南印度安德拉（Andhra）地区流行的一种文字写成的金箔，这表明公元5—6世纪以前缅甸与南印度的小乘佛教中心安德拉有直接联系；从孟人留下的早期碑铭和口头传说中，印度的影响到处可见，而锡兰的影响在公元5世纪之前基本见不到；锡兰上座部佛教典籍用巴利文撰写，而在缅甸发现的巴利文碑铭最早也在公元5—6世纪。这说明孟人与锡兰的宗教文化交流是从公元4—5世纪开始的，这和孟族高僧佛陀瞿沙（佛音）到锡兰取经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24]。我国专攻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学者宋立道也认为，孟人早期信奉的佛教并不是来自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25]。不过公元5世纪之后，缅甸与锡兰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密度和深度都超过了缅印之间。此外，后来上座部佛教继续传入缅甸的线路海应包括陆上。陆路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从传入孟加拉地区传入若开地区。由于若开直到18世纪末才最终并入缅甸的版图，本文对此不做介绍。二是由于存在从我国西南地区经上缅甸到印度阿萨姆的“西南丝绸之路”，印度僧人也可以沿此路到上缅甸传教。但缅甸11世纪之前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小乘佛教，还有大乘佛教、密教、婆罗门教以及与佛教和印度教都有关的阿利教（Ari）。那么这些宗教是如何传入缅甸或者产生的呢？目前我们只知道公元11世纪中叶之前缅甸流行的大乘佛教既有来自印度的，也有从中国转道而来的。至于大乘佛教何时传入缅甸，首先是从印度还是从中国；如果是从印度，是从北部还是南部，是经陆路还是海路；如果是从中国，是从云南还是从西藏，这些问题暂时都无法准确稽考。考古学家杜生诰认为，“公元纪年后的早几个世纪，中国僧侣已在缅甸的太公、卑谬和蒲甘等地讲经布道，与用梵文讲授的印度僧侣同时传播佛教。但中国的政治影响如日中天，所以中国僧侣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且他们的传教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杜生诰还提出缅语中的佛、法、僧以及佛塔、寺庙等16个佛教基本词汇是汉语借词[26]。这也就是说，西晋建立之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已盛行的大乘佛教随之向缅甸传播，并且一度占据上风。但在5—6世纪，中国又陷入内乱，从印度传入缅甸的大乘佛教的影响盖过了中国，这从现代缅甸文中仍残存有少量古印度的梵文借词就可以得到间接证明[27]。卑谬出土的骠国时期的文物中有用梵文写在粘土上的“诸法从缘起”的偈语碑文，有未来佛铜像和多尊菩萨像。在缅甸蒲甘博物馆保存的佛像中，也有小型的观世音青铜立像，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持莲花，头顶上有阿弥陀佛结跏跌坐像，两手置于双足上重叠；另有一佛两边侍立两菩萨，又有一菩萨两边侍立其他两菩萨；还有一尊佛像旁边侍立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28]。下缅甸端迪（Twante）附近的寺庙中也发现了许多公元10—11世纪的大乘佛教佛和菩萨的像。这些都是大乘佛教流行的证据。公元7世纪中叶，印度的密宗传入缅甸，并受到中国唐朝的密教的影响。在蒲甘寺庙的壁画中，都有男女神拥抱的画面，肯定是与密教有关的。公元8—9世纪时，骠国臣服于当时的云南地方政权南诏，而南诏与吐蕃（今西藏）联系密切，因而西藏的藏传佛教也对缅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问世的缅文字母音序体系采用了梵文与藏文音序的混合体系就是一个明证。从8—11世纪中叶，阿利教在蒲甘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教派有高僧30位，信徒8万余，中心地带在沙摩底（Samati）。阿利一词的含义颇有争议，有的认为是表示阿利雅（Ariya），即贵族；有的认为表示森林之神，暗指在隐居中反省的森林和尚[29]。阿利教有崇拜龙蛇的成分，分为森林派和聚落派，僧侣着蓝色僧服，发留寸许，生活放荡，饮酒吃肉。阿利教认为，无论犯了多么深重的罪恶，只要念颂救护咒，就可解除，且不受因果报应。阿利教还要求男女教徒结婚，必须先献身于阿利僧，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缅甸人每年在曼德勒旁的卜巴山的大祭拜，与阿利教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最初就是由阿利僧担任祭司。至于阿利教的性质，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与印度教性力派（Sakka）有关[30]；有的认为阿利僧是湿婆教的传教师；有的学者认为阿利教是混合的大乘佛教，属于堕落的喇嘛密教；还有的认为是大乘密教，并结合了其他放纵性欲的仪式[31]。3、关于佛教传入缅甸的方式英国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认为，“接受印度文化的国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于宗教使团或国际和平交往的结果而传入印度文化的国家，第二类是被征服以后或者至少是殖民化以后，才有印度文化的国家”[32]，其中缅甸被归入第一类国家。这一论断符合实际情况，印度佛教传入缅甸确实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缅甸在接受印度的佛教信仰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在很多时候是主动吸收和消化。三、缅甸的早期佛教
　　在公元11世纪以前，缅甸境内存在着若干小国，其中当时势力较大、对后来的缅甸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孟人和骠人建立的国家，而且孟人和骠人也是缅甸最早接受佛教信仰的古代民族。因此，本文只介绍孟人和骠人的佛教。1、孟人的佛教孟人是东南亚最早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民族，其文字就是来源于南印度的波罗婆和迦檀婆字体。孟族在缅族人被称为“得楞族”（Talaing），就是因为来源于印度东海岸一地名得楞伽那（Talingana），这表明孟人的文化是从该地区引入的。孟人是我国“百濮”的后裔，大约公元前2000年来到今天的泰国和缅甸的南部居住，是缅甸第一个建立自己国家、创建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民族。但是缅甸的孟人从来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孟人国家，从林阳国开始，缅甸南部的孟人国家大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小国，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到10世纪时，缅甸南部的孟人国家主要有郎迦戍（今缅甸南部的德林达依）、土瓦、直通（今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口的马达班）、勃固和勃生等[33]，其中直通王国的势力较大，是这些孟人小国的中心。关于缅甸孟人的佛教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出土文物也很少，这导致孟人佛教的早期历史非常模糊。佛教与婆罗门教几乎是在公元前后同时传入下缅甸孟人地区，而且初期婆罗门教比佛教的影响更大，所以缅甸著名历史学家貌丁昂认为下缅甸的居民尤其是孟人接受了毗湿奴崇拜[34]。但孟人首先接受的应是印度南部的佛教，不过直到公元403年，一位孟族高僧佛音将他在锡兰摩诃昆诃罗寺（即大寺）整理的巴利文三藏经及其经释带到缅甸的直通，孟人地区的上座部佛教才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孟人的佛教造像，在风格上取法印度的马士腊佛像，甚至也有了犍陀罗风格的木雕佛像以及佛塔建筑[35]。孟人特别擅长雕刻石佛像和铜像，不仅有浮雕，更多的是立体雕像。佛像的大小居于若开人和骠人雕刻的佛像之间，和真人相仿，并且充满生活气息。如在毛淡棉发现的一尊孟人雕刻的佛像表现出佛坐在凳子上、双脚悬空的状态[36]。由于孟人聚居的下缅甸离印度最近，因此印度宗教的变化也经常影响到孟人。不过孟人抵住了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侵蚀，在11世纪以前一直是东南亚地区小乘佛教的中心，孟人中完全不流行毗湿奴和湿婆崇拜。这是孟人与骠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之处。缅甸的一些古籍记载着孟人地区婆罗门教与佛教相争的故事，只不过胜利者是佛教。传说1043-1057年在位的勃固王帝沙信奉婆罗门教，毁佛像弃于沟中。 一位名叫贤善女的孟族商人之女笃信佛教，持佛像至王宫劝说国王。国王试图用各种方法处死该女却未成功。最后国王终于改扶佛教，并立此女为王后[37]。在孟人的编年史中还有类似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之间冲突的记载[38]。从孟族地区发现的早期文物也表明当时佛教和婆罗门教开始传入之时是有一番抗争较量的。孟人接受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但在政治上采取了婆罗门教仪式，比如婆罗门的祭师通常是国王的国师，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都由婆罗门祭师主持相关的仪式，而且孟人宫廷里的婆罗门占星家也远比骠王宫廷里的多。2、骠人的佛教骠人目前已不存在，骠国在公元9世纪被南诏灭亡后逐渐被其他民族所同化。骠人的族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一般认为其属于藏缅语族，但与缅族不是一个民族。虽然缅甸古籍认为太公（Tagaung）、室利差呾罗王朝之前缅甸就有过1393位骠王，《琉璃宫史》认为室利差呾罗始建于公元前443年，但考古发现骠国存在于公元1—10世纪期间，其中室利差呾罗城存在的时间为公元3—10世纪[39]。骠国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公元1—5世纪）以毗湿奴城（遗址在今缅甸马圭省东敦枝镇西20公里处）为中心，后期（6—9世纪）以室利差呾罗（遗址在今缅甸中部城市卑谬东南8公里处），而汉林（遗址在今缅甸实皆省瑞波县委勒镇区，存在于公元3—9世纪）是骠国前后两个时期的联系环节。骠人最初的佛教应是从孟人那里学来的，陈序经先生也认为骠国的佛法主要传自孟族诸国，但这并不是说骠国与印度没有直接联系，骠国没有派人到印度学习佛法[40]。虽然缅甸学者的考证，“传入毗湿奴城的佛教是印度南部安德拉地区流行的教派，该教派不敬奉佛像”[41]，但这和孟人佛教是相同的。由于毗湿奴城旧址在孟人地区以北的内地，与印度的联系远不如孟人方便，因此，可以认为骠人首先向孟人学习佛教。但到了室利差呾罗时期的骠国，骠人可能同时与孟人和印度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因为当时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尚未形成，室利差呾罗还是海港城市，从印度引进佛教也比较便利。此外，考古挖掘显示，古代确实有一条由伊洛瓦底江南下至室利差呾罗再经海路到达东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文化通道[42]。孟族高僧佛音公元5世纪初将锡兰的上座部佛教经典带回孟人地区后，也向室利差呾罗、若开和掸邦等地传播。缅甸学者也认为佛教传入室利差呾罗的路线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孟人的佛教逆伊洛瓦底江而上传至室利差呾罗；二是从印度沿陆路直接传入室利差呾罗[43]。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骠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从我国的文献记载来看，佛教在公元7世纪时已盛行于骠国。《旧唐书》记载：“骠国（指室利差呾罗）……相传本是舍利佛城，城内有居人数万家，佛寺百余区……其俗好生恶杀……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现，乃复长发为居人”[44]。骠人不用丝织物，就是因为“丝出于蚕，为其伤生故也”。另据《旧唐书》记载，公元802年骠国使团来唐朝都城长安献乐时，“乐典缘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其中的名曲“甘蔗王”曰：“骠云遏思略，谓佛教民之甘，皆悦其味也”。《新唐书·骠国传》的记载与《旧唐书》基本一致。此外，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第十卷“三摩呾叱国（印度古国，故地在孟加拉湾恒河口以东地区）及以东六国条”提到“从此东北大海滨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罗国”；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一卷“东裔诸国”也提到了该城。从以上文献中的佛寺数量、人们出家、不杀生等习俗以及流行佛教音乐来看，佛教已影响到骠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民七岁祝发至寺”是上座部佛教的礼俗，可见室利差呾罗时期的骠国主要信仰上座部佛教。但我国古籍也记载着原始宗教在骠人中仍然有较大影响的事实。如《新唐书·骠国传》记载：“有巨白象，高百尺，讼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灾疫，王亦焚香对象跽，自咎”。《云南志》第10卷骠国条对此也有记载，而且更为详细。贺圣达先生认为，原始的神灵崇拜在当时的骠人中仍普遍存在，骠人对大象以及其他好多动物、植物乃至巨石、森林、河流，都奉为神祗崇拜[45]。此外，尽管佛教反对占星行为和占星语言，但占星术在一般群众中非常流行，所以骠国容忍了这种属于印度教的占星术。从出土文物来看，我们有一些新的发现。如过去一般认为毗湿奴城没有与宗教有关的实物[46]，但后来学者们发现该城中也建过佛塔、寺院，主张不供奉佛像的阿摩罗波胝教派曾在此城传教[47]，至少一些纪念性建筑表明了佛教在该城的存在。[48]需要强调的是，佛像并不是与佛教同时出现的，而是到了公元1世纪以后才逐渐在印度兴起[49]，并传到周边国家。因此，在毗湿奴城没有发现佛像并不能说明该城的骠人不信仰佛教。汉林出土的文物虽然不多，但也足以证明该地区的骠人信仰佛教。室利差呾罗的佛教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非常兴盛[50]，到6世纪时该城已是上座部佛教一个重要的中心[51]。该城遗址中出土的佛教文物是骠国三个古城中最多的，不仅有银制的菩提树塔、琉璃佛像，还有许多佛塔遗址和佛塔，包包基、波耶基、波雅玛和四面佛佛塔是其中保存比较好的四座佛塔，而保存得最好的包包基佛塔高45米多。室利差呾罗城内还有若干拱形屋顶的小寺庙，成为了后来蒲甘佛寺的原型。此外，在该城发现了大量刻在金贝叶、石碑和砖块佛上的经文、偈语。如在室利差呾罗旧址钦巴贡中发现的20片佛教经文残片，主要为用巴利文刻写的《分别论》、《大般涅槃经》和《法集论》的金叶经文。据测定这是公元4—5世纪的文物，也是迄今为止在缅甸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经文，说明当时室利差呾罗盛行的主要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比这略晚的佛教文物是菩提座形的圆形空心小盒，盒盖边缘刻着过去四佛的名号和三藏经文的片段。在室利差呾罗城发现的佛像也很多。从规模上来看，既有大型的佛像，也有半尺见方的砖块佛；从形态上来看，既有坐佛，也有立佛，但没有卧佛；从造像来看，有双手掌心向上放在腿上托钵的，有左手心向上放在左腿上、右手向下抚右膝的成道像，还有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向上放胸前的说法像等[52]。但在该城出土了不少的观音菩萨以及大乘佛教所崇奉的其他菩萨的塑像和雕像，说明骠人也信仰大乘佛教。此外，该城还发现了多尊毗湿奴石像，其中包括毗湿奴的妻子吉祥天女的雕像，而且有时佛陀之像很似毗湿奴，传说中的骠王竺多般也有湿婆崇拜的色彩，说他有三只眼。这说明印度教特别是毗湿奴崇拜对骠人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有较大的影响。至于毗湿奴崇拜在骠国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因为毗湿奴崇拜是以半佛教的形式进入缅甸的，佛教徒承认毗湿奴是佛教的守护神，但骠人坚持毗湿奴远在佛陀之下[53]。此外，在骠国还发现过一个14英寸高的林伽（Linga）残余，说明湿婆崇拜也曾传入缅甸[54]。在骠国的遗址（主要是室利差呾罗）中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佛像砖，大小约20厘米见方。砖的正面是各种姿态的佛像，背面是用骠文和梵文或巴利文刻写的布施者的名号和祝祷词[55]。这种花费不多但又能圆自己的功德的佛像砖的大量出现，说明当时佛教信仰在骠人中已非常普及。此外，骠人建筑的特点是喜欢圆形，如室利差呾罗为圆城，该城的包包基、波耶基等著名佛塔也呈圆柱形或圆锥形。可见，骠人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印度的佛教信仰，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加以改造。这表明，对于南亚的锡兰和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来说，上座部佛教最初都是异质的外来文化，尽管人们称上座部为比较“纯粹的”宗教，但它进入各个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环境之后，不免要同当地固有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改造，从而形成了或多或少不同于印度原型的南传佛教[56]。这一宗教本地化的进程，从佛教传入缅甸的同时就开始了，主要特点就是与缅甸原始的神灵信仰以及各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表现在现在就是缅甸的缅族、掸族、若开族、克伦族所信仰的上座部佛教也不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用缅甸学者的话来对骠人的佛教信仰作一总结，“根据考古挖掘到的文物，室利差呾罗早期流行的佛教是上座部佛教，但大乘佛教与上座部佛教同时存在。由于发现了大量的毗湿奴石像，该城存在毗湿奴崇拜”[57]。这也就是说，骠国宗教是印度教（毗湿奴派）和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的混合物，但上座部佛教占上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座部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与婆罗门教几乎同时从印度南部传入缅甸的孟人地区，随即向缅甸中部的骠人聚居区传播。大约在4世纪左右，大乘佛教从海上和陆路传入缅甸，而且陆路是从中国和印度两个方向同时传入。稍后锡兰的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缅甸。大约从7世纪开始，印度的密教和中国的藏传佛教也对缅甸产生过影响。从总体看，在公元5世纪前，缅甸的佛教主要直接来自印度，此后则是锡兰上座部佛教对缅甸的影响超过了印度，而中国佛教对缅甸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最小的。总之，11世纪中叶以前缅甸早期佛教的情况非常复杂，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以及藏传佛教都先后传入缅甸并产生影响，此外夹杂着神灵崇拜和婆罗门教、印度教，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佛教一方面与婆罗门教、印度教以及原始宗教作斗争，同时又相互补充，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利用。经过一番斗争，早期占统治地位的梵文和毗湿奴崇拜最终让位于巴利文和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只占次要地位[58]。到11世纪初，小乘佛教的优势更加明显。不过孟人和骠人并非全盘照搬印度和锡兰的佛教信仰，而是保持了自己的神灵崇拜，并揉进了自己的理解和特色。此外，佛教传入缅甸是一种进步的因素，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以及缅甸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①]公元1世纪左右大乘佛教（Mahayana）形成之后，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Hinayana）”，但小乘佛教教徒不接受此称呼，自称“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意为“经由上座长老们承传的正统佛教学说”，是得到了佛陀的真传。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小乘佛教已无褒贬意义，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学术用语。[②]王士录：《关于上座部佛教在古代东南亚传播的几个问题》，《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1期，第46页。[③][缅]貌丁昂：《缅甸史》，贺圣达译，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1984年版，第4页。[④]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载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8页。[⑤]邓殿臣：《南传佛教史简编》，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91年版，第83页。[⑥]李谋、姜永仁：《缅甸文化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⑦]杨长源等主编：《缅甸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⑧]王懿之：前引文，第408页。[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各国宗教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⑩]李谋、姜永仁：前引书，第70页。[?][缅]当伦：《超越传统的佛教》（缅文版），柳温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Kanai Lal Hazra, History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dia and Ceylon, New Dehl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6, p.57.[?]具体位置的看法不一致，如吕澂认为是缅甸东部，见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页；崔连仲认为是下缅甸，见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Aren Bhattacharjee, Greater India, New Dehl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81, p.13.转引自王士录前引文，第46页。也见姚楠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王士录：前引文，第47页。[?][英]D·G·E·霍尔：《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页。[?]Shasgi Asthana,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n’s Contact With Other Countries, New Delhi, 1976, p119. 转引自王士录前引文，第47页。[?]陈序经：《猛族诸国考》，《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第5期。[?]转引自黄素芳：《孟族的兴衰—一个东南亚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第10页。[?]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21]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22]姚楠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第219页。[23]净海：《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3页。印度人最初向东南亚航行的路线也见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文学书屋，1984年版，第155页。[24]王士录：前引文，第49—50页。[25]宋立道：前引书第25页。[26]杜生诰：《缅语中的汉语词汇》，原载《印度古物杂志》（英文）1906年7月号；由笔者翻译的中译文见《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6年第1/2期。[27]李谋、姜永仁：前引书，第71页。[28]净海：前引书，第129页。[29][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前引书，第246页。[30]邓殿臣前引书，第84页。[31]净海：前引书，第130—131页。[32]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页。转引自梁志明：《古代东南亚国家印度化刍议》，载《南亚东南亚评论》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33]陈序经前引文。[34][缅]貌丁昂：《缅甸史》，第12—13页。[35]宋立道：前引书，第25页。[36][缅]貌丁昂：《缅甸史》，第23页。[37][英]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陈炎校订，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81页。[38][缅]貌丁昂：前引书，第19—20页。[39]李谋、姜永仁：前引书，第45—46页。[40]陈序经：《骠国考》，第37页。[41][缅]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组织部：《缅甸基础政治史》（缅文版）第一卷，仰光：文学宫出版社，1970年版，第152页。也见缅甸联邦宗教事务部编：《佛教知识读本》（高级），1994年缅文版，第476—477页。[42]宋立道：前引书，第25页。[43][缅]缅甸教育部高教局：《东南亚文化教程》第一册（缅文版），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转引自姜永仁：《缅甸佛教教派的产生、整合与发展》，《东南亚》2003年第1期。[44]《旧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45]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46]贺圣达：《缅甸史》，第18页。[47]李谋、姜永仁：前引书，第45页。[48][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上卷），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49]杨国影：《印度文化对骠国文化的影响》，载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东方研究》（200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50]《缅甸基础政治史》（缅文版）第一卷，第162页。[51]Kanai Lal Hazra, History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dia and Ceylon, p.64.[52]杨国影：前引文，第302页。[53][缅]貌丁昂：《缅甸史》，第13页。[54]陈序经：《骠国考》，打印稿，第39页。[55]杨国影：前引文，第302页。[56]宋立道：前引书，第42—43页。[57][缅]《缅甸基础政治史》（缅文版）第一卷，第164页。[58][美]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姚楠、马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