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系列·一] 佛教之传入及旧佛教势力

[日本佛教系列·一] 佛教之传入及旧佛教势力\
　　■ 佛教传入日本·旧佛教势力
　　佛教自六世纪中叶左右自中国传入日本，从此以降凡一千年，成为日本政治、社会的一支主导力量。起初，日本本土只拥有万物有灵的泛神宗教 神道，相比教说如此复杂的佛教，属于更为落后的原始宗教。佛教由其时留学唐朝的日本高级知识分子进口到日本，在非常短时间内便取得极大的影响，在往后数百年间，日本甚至出现政教一合，呈佛教国家之观。
　　佛教之所以能取得突破，盖有以下原因。其一是它由中国输入，当时中国代表先进文化。人类文明史上之宗教传教成功的例子，往往藉由先进文明将自己的信仰传播之较落后之文明，究其原因，乃因为先进宗教信仰不但有其教说哲学上的先进，更伴随先进的文物及制度，一并发生作用。当见到极其精美的佛教工艺品时，当时的日本贵族震惊了。此其外，佛教亦有相当复杂繁琐的规章仪式，深奥的教义说法，颇能满足当时公家贵族附庸风雅之精神需求。更加重要的，即是佛教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对统治者言，他们本身即存着信仰，相信佛教能够护国，保卫国家太平；另一方面，佛教学说之传播，在当时又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能起到使社会团结、安定、和谐之用，确有马克思所说精神鸦片之效。故佛教得到日本朝廷自上而下之推广。
　　推行大化改新的圣德天子，更在《十七条宪法》中规定尊佛。国家提倡个体读、背佛教经文，朝廷上则使用佛教仪式，任免僧侣作为政府官员，并且大兴庙宇建设。八世纪初之大宝律法，更将佛教正式纳于国家制度之下，为僧人立法。日本国内六十余省，均被要求建立国分寺，供奉佛祖，读诵经文，以图镇护国家。更甚的，佛法被上升为国家法律，违反佛法即被认为是违反法律，而遵守佛法，便被认为是在维护国家繁荣安定之良民。此一时期，佛法和王法互相支持，且主要是前者为后者服务，政治和宗教达到一统。史家有称其时的日本，为佛教国家。
　　在国家政府之支持庇护下，佛教寺院势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且逐渐成为一支世俗的政治力量。寺院规模不断扩大，僧尼人数大量增加。其时，寺院也成为庄园制度之一部，掌握大量庄园土地，并且享有行政和司法上的大量特权，譬如税务豁免权。僧尼亦大量进入国家上层统治层，成为在政治权力场角逐之核心力量。到奈良后期，贵族阶层也大量进入僧侣
　　佛教虽然对日本之文化繁荣作出巨大贡献，然就作为一个代表道德伦理最高标准和理想的宗教看，却在走向堕落。当时僧人地位骤升，成为世俗势力，而寺院生涯便成为攀登到社会高层的途径。其时，更有许多僧人生活奢华腐败，道德沦丧，倒行逆施，确已和当时堕落之贵族阶层无甚区别。其实，奈良平安时代，僧尼与贵族一同阶层形成了统治阶层，而大量贵族自平安时期进入僧尼阶层，僧尼与贵族，在精神和操守上，恐怕早已无绝对的对立划分，僧尼贵族化早已完成，两者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僧人之腐败堕落，让人瞠目结舌。僧人掌权涉政，甚至有中国历史上宦官揽权之势。奈良时代的僧人玄昉及道镜，便为明例。后者曾任称德女帝之太政大臣兼法王，总揽政治宗教全权，更与女帝通奸，甚至觊觎谎位。及自此时，已有僧人开始逆谋王位。僧人之气焰嚣张和腐化堕落，以达极致。
　　八世纪末，恒武天皇即位，便希望把政治从宗教势力中解脱出来，便重新在平安建京，迁都到那里，并且禁止各派僧人在平安建寺。此平安京，在千余年间，便成为日本之帝都。恒武天皇更命大僧人空海及最澄赴唐留学，以图在归国后对佛教进行改革。
　　由唐朝修学归国后的空海和最澄，分别建立了真言宗和天台宗，成为与旧的南都六宗（三论、法相、成实、俱舍、律、华严）相抗衡的新宗。应当说，在佛教改革维新之初，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新寺院的改革精神很快又在世俗权、利的争斗中被淡化，新的寺院在实质上又沦为和旧寺院一样的腐败势力。这些宗派的僧人，一方面过深地涉入世俗政治和经济事务，为个人和寺院谋取名利功利，与世俗社会的集团勾心斗角，另一方面，在纯粹的宗教理论上，僧人则之关心教义注疏，或者抽象和不切实际之理论研究，与国民生活完全脱节，成为一群脱离实际的象牙塔中人。
　　到平安中后期始，各个寺院开始大张旗鼓的扩张，所采用的，基本为本寺—末寺制度，即以本寺为主寺，然后在各地通过建造或兼并，扩张末寺。本寺—末寺的集合，便成为某一寺庙之总体实力。寺院亦拥有大量庄园土地，据史家言，寺领在十到十四世纪，可占全国领土之四分一强。在这些寺领上，寺院拥有领土主权，管理其上的一切事务，并且享有一些特权，譬如刑事豁免权、免税权等。此时的寺院及其寺领，真可谓是国中之国。他们的首席僧人，往往都是王宫贵族；他们在庄园之中征收地租，又无需交税，有巨大的经济特权。
　　要捍卫这些庄园领土，既要对抗朝廷或者幕府，又要对抗地方武士，没有武装力量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变出现了所谓的僧兵。按说，僧兵就其性质（武装僧人），并非日本独有之特色，然日本僧兵制之普遍，规模之大，乃为诸佛教文明国家中之奇观。关于僧兵的形成，一方面，早期的贵族出家，其下属往往也随同出家，其中自有保镖之类的习武者，故佛门之外的习武之人，就直接进入寺院，成为中间的分子；再就是，平安后期，寺院与地方武士还有其他寺院争端不断，欲保有土地利益，不可能没有僧兵的支持，因此下层僧侣还有一些找不到饭前来投靠的庶民，就被整编为军队，退可做领土保护，进可做领土扩张。
　　僧兵十分黩武横暴，和武士集团，实际已无性质区别。平安中期，延历寺与兴福寺的僧兵，便曾进入京都，名为“请愿”，实为武装威胁，要求朝廷满足其要求。寺院也和地方武士发生纠纷，时有武装冲突。
　　镰仓幕府曾试图削弱寺院武装力量，但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大寺仍然保有大部武装力量，并且取得对寺领的完全自治，享有实际上的治外法权。寺院不与幕府对抗，但会互相对抗，如高野山上金刚寺和大传法院的战争；还有延历寺和园城寺的斗争。
　　至此，佛教已根本成为世俗力量，在行为上和世俗政治集团已无分别，只不过是挂上了宗教的名号，批上了佛祖之外衣。宗教精神，在这些只求现实功利、荣华富贵的僧人中，已名存实亡。空海和最澄进行的佛教改革，亦告失败，盖诸真言宗（如金刚寺）和天台宗（如延历寺）寺院，均已和旧佛教一道腐败堕落。这些镰仓时代之前的宗派，现在才被史家统一称为旧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