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因明关系谈

《文心雕龙》产生于公元六世纪初，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是我国文化史上永放光芒的经典之作。作者以丰富的思想、精辟的见解、严密的逻辑、精彩的文笔吸引着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不懈地探索。自刘勰创作出《文心雕龙》至今，研究此书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研究的角度也不可谓不全。但从因明角度研究此书者不是很多，甚至有人指责此种研究有失偏颇。实际上，一部著作，尤其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虑周的旷世之作的形成，一定会受到当时经济、政治、学术、宗教等的影响。著名学者、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王元化先生也曾提出“综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努力开拓《文心雕龙》新的研究领域，因此，从因明的角度研究此书无可非议。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因明传入汉地的时间。在学术界这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明真正传入汉地，当在唐初，其功首推玄奘法师。玄奘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译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又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清辩的《大乘掌珍论》，永徽元年（645年）译护法的《广百论释》。前两部是新因明的重要理论著作，后两部则是运用因明论证的典范之作。除了系统地翻译陈那和商羯罗主的新因明著作之外，玄奘还向弟子们反复讲说，阐发隐义，他的弟子们因此竞造文疏，因明的传授与研究呈现出了盛极一时的局面，因此，因明之传入汉地，当以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法师游学归国为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学东渐的规模和速度的日益扩大和加快，不少涉及到古因明的佛教典籍也被逐渐翻译输入汉地，如：北凉玄始十年（421年），印度僧人昙无忏译出了《大般涅槃经》，此经第17 卷“破十外道”中运用了古因明的论证方法。此后，又有三部古因明的重要著作输入汉地：《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这三部古因明典籍都是相当重要的著作，因此，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是因明传入中土的第一阶段。我们这里不对上述观点的对错进行评论，无论学术界以哪一种观点为定论，都不能否认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明已传入汉地。尽管此时新因明的理论还没有介绍过来，古因明论著的翻译和研究没有形成唐初那样的规模和系统，但我们不能否认古因明的的确确随着佛教典籍的传播陆续入住中土，并对接触到它的人产生相应的影响。从具体的时间来看，《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他的生年史无明文，一般都是在《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约南齐末年（公元499年—502年）上推三十年，大约在南朝宋明帝（公元465年）左右。刘勰从小喜爱读书，但生活贫困，不得不和佛教徒僧祐一起生活在寺庙里，达十余年之久。僧祐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兼宗教家，不仅学识广博，而且精通佛理。当时，古因明已随佛教典籍被逐步翻译输入汉地，如：北凉玄始十年（421年）印度僧人昙无忏译出的《大般涅槃经》，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三藏吉迦夜与昙曜合译的《方便心论》等。从这几部古因明著作传入汉地的时间看，僧祐、刘勰等人是能够接触和研习到的，并且这几部著作的传入正是在《文心雕龙》完成之前，因此，从因明传入汉地的时间来看，它对《文心雕龙》的创作产生影响是可能的。
　　其次，因明作为佛家逻辑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文心雕龙》产生于齐梁之际，它是此前文学及文学理论发展的特定产物，也是六朝历史环境的产物，六朝时期的经济、政治、学术、宗教等因素对《文心雕龙》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就像刘勰本人在《时序》篇中所阐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世情”就是世界的情况，包括我们谈到的上述几种因素，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宗教的影响。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关本土宗教，如儒教、道教研究的理论成果已数不胜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南齐时代，由于萧子良等上层统治者大宠佛教，致使佛教的思想信仰几成为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信仰，故稍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受到其思想影响是不足为怪的。并且，刘勰一生很多的时间是和佛教典籍打交道的，且不说他后来弃官为僧，潜心研究佛典，与慧震同受敕于定林寺撰经，单就《文心雕龙》成书前十多年他就与佛教徒僧祐生活在寺庙里，僧祐是当时著名的宗教家，对输入的有关古因明的佛教典籍应有所了解。况且，因明是佛家逻辑，很多佛典都会或多或少地运用因明的理论和方法来阐述教义，所以，僧祐和刘勰通过此类佛典接触到若干因明的论证方法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说因明晦涩难懂，当时没有专门传授因明理论的大师，刘勰不会无师自通。作为《文心雕龙》撰写者的刘勰，才学渊博，文字功力深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再加多年研习佛典，佛典与因明本来就通融一体，因明是佛典中所运用的逻辑规律，而佛学又是因明产生的基础，所以，当时刘勰掌握若干因明的论证方法是完全可能的。《文心雕龙》庞大的思想体系，周密的文学理论批评，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一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佛学中某些观念方法的具体体现与运用。《文心雕龙》中，在分析问题或建构概念、范畴时，我们能够较为强烈地感受到刘勰总是不存“边见”、力图“圆通”。例如其论说文质、情采、风骨、体性、通变、心物、言意等问题，所论成就十分全面，兼论两端，而入于圆通，这里既有儒家和道家尚“中”思想的成分，但更是受到了佛学“中道”思想、“不落两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能够避免“徒锐偏解，莫诣正理”的弊端，而入于“般若之绝境”（即一种圆融的智慧境界）,而这种论证方法则是对古因明逻辑的应用。对于刘勰文论与佛教典籍的关系，范注也时有论及。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序志》篇“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故用之焉”条注文：
　　《释藏》迹十释慧远《阿毗昙心序》：“……故作者以心为名焉。……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迄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书法而为之，……
　　从上述材料我们看到刘勰对佛理的掌握和运用已达到了一种非常高深的程度，而佛理的阐述离不开因明的方法，这对长期潜心研究佛典的人自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又对刘勰创作博大精深、逻辑严密的《文心雕龙》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第三，从《文心雕龙》这部书自身的研究来看，确能找到因明影响的证据。六朝以前，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有散篇，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专著。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才出现了第一部有着完整周密体系的理论著作。这一著作条分缕析、思虑密察，充分表现了他的逻辑修养，这与他长期研究佛教典籍，受佛家逻辑的影响分不开的。从《文心雕龙》这部书书自身来看，我们确能找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据：如《文心雕龙》的叙述体例上有明显的因明痕迹。《文心雕龙》在论证结构上是先‘宗’后‘因’、‘同喻’、‘异喻’，最后是‘结’等，与五支式较接近，五支式是古因明理论，在《方便心论》中已阐述。《文心雕龙》亦有对古因明论辩规则的运用，如‘剪裁浮词谓之裁’，‘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词重句，文之疣赘也’，这些与《方便心论》中的‘言失’、‘语多’、‘义重’如出一辙。《文心雕龙》中还出现了‘般若’、‘正理’等名词，前者是佛学术语，后者则是因明术语。有人评论刘勰博通经论，他使用‘般若’之类的佛学用语是非常自然的事，至于‘正理’一词，虽是因明学中的常见名词，却是在玄奘译新因明著作以后才出现的，所以，《文心雕龙》中的‘正理’与新因明学中的术语是毫不相干的。其实，‘正理’一词已在《方便心论》中出现，我们摘《方便心论》第四品（相應品第四）中原句“……助发正理，是人则名解真实论。若不如是，不名通达议论之法。”可见，刘勰是能够通过《方便心论》这部书知晓这个名词的，再加刘勰把这个词和佛教术语“般若”连用，肯定是对与佛学有密切关系的古因明内容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因明作为一种佛家逻辑，它对《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更多是在作品理论阐发的逻辑方法上。有人认为对于《文心雕龙》所包含的逻辑思想，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奇怪，因为逻辑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中国古代也产生过自己的逻辑体系和逻辑思想。我们如果将《文心雕龙》置于中国传统逻辑体系中加以考察，当可明了其传承。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逻辑、印度逻辑之间本来就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些话不无道理，我们承认《文心雕龙》传承了更多的中国传统的东西，但齐梁时代，儒道释三教合流，学术文化已融为一体，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是对的，但也不能因此犯把外来文化视为中土文化的错误。况且，刘勰本人的确也研究佛教典籍多年，谙熟佛理，对于阐发佛理的古因明方法不可能一无所知。诚然，在刘勰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掌握较系统完整的因明理论，但掌握一些阐述佛理经常使用的古因明逻辑方法并运用到创作实践当中去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我们已是硕果累累，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过去的《文心雕龙》研究，存在着一个自我封闭的研究小圈子，这种封闭的状态，也限制了《文心雕龙》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进一步深入。面对二十一世纪，《文心雕龙》的研究方向该向何处去，有关专家提出了要开拓《文心雕龙》研究的“新的领域”！要打通《文心雕龙》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的界限，延展视野，把《文心雕龙》的研究导向广阔和深入。由此，对于《文心雕龙》与因明关系问题的探讨，我们应继续坚持下去，这也是研究‘龙学’的一个较好的视角。尽管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中，目前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未有一个让大家公认的结论，但随意地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因明之间的关系一刀斩断，没有丝毫的联系，也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我们通过以上的论证和对一些观点的分析，能够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结论：刘勰虽没有掌握较为完整系统的因明理论，但他在当时的条件下，至少能学得某些古因明的论证方法。《文心雕龙》中有古因明的因素，这一点不应否认。以上是笔者的几点疏陋见解，仅供大家参考，在未来的时间里，《文心雕龙》与因明的关系问题，还有待于各位专家、学者们继续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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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蒋祖怡.《文心雕龙》论丛[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