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慧远对沙门不应当礼拜帝王的论

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　幼年时曾博读儒家经书，尤其喜读《老子》和《庄子》。在道安离开邺城到处避难，在太行恒山立寺传教之时，他前往听道安讲《般若经》，从中受到启悟，感叹地说：“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高僧传》卷六《慧远传》）于是与弟弟慧持同时出家为僧。年二十四便开始讲经，为了便于使人听懂，常引用儒道“俗书”对经文作解释。他随道安到襄阳，在前秦攻陷襄阳前夕按道安吩咐东下，后至庐山，在此建东林寺居住传法。他虽身居山林，但与东晋朝野士大夫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他们的敬重。他与北方后秦的鸠摩罗什也有书信往来。他的著作很多，现存有38篇之多，其中关于因果报应、佛教礼制、净土信仰，特别是关于涉及佛法与王权关系的沙门应不应当礼拜帝王的问题的论述，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按照中国古代儒家的礼仪，帝王奉“天命’’进行统治，臣民理应跪拜致礼。但佛教认为僧尼已经脱离尘俗是不应当礼敬帝王的。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中书监庾冰辅政，从“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弘明集》卷二《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的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角度，提出应命沙门向王者致礼，但因受到尚书令何充等人反对而没能
　　实现。安帝时，太尉桓玄（369－1404）专权，后来篡位称帝，不久失败被杀。桓玄称帝前曾提出沙门礼敬王者的问题。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王与道、天、地处于同等地位，是辅助天地化育生灵，治国理民的，此即“资生通运”或“通生理物”，理应受到臣民的礼敬；沙门既然生活在现实国土，受到王者的恩惠，也应当礼敬王者。慧远为此写《答桓太尉书》表示反对，在桓玄失败后，他又写出《沙门不敬王者论》（载《弘明集》卷五、卷十二）系统地对沙门不应当礼敬帝王的问题进行阐述。他
　　的主要观点是：
　　（1）佛教内部包括两种人，对他们有不同的要求。这两种人是：一、“处俗弘教”或称“在家奉法”者，是普通的在家信奉佛教者，或称为男女居士，或称为在家二众，人数最多。二、“出家修道’’者，即沙门，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人数较少，但担当传法的重任。
　　（2）在家的信徒，“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亲，奉主之礼”；有“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0意为在家信奉佛法者与普通民众一样，必须遵照伦理规范孝养亲人，效忠与礼敬帝王，遵守名教。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的地方。
　　（3）沙门既然出家修道，就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严格执照佛教的教义修行，认为养身求生是导致一切苦恼的根源，而以达到超脱生死为目的。既然如此，便“不重运通之资和“不贵厚生之益”，所持的道理便与世俗社会不同。于是征
　　剃发穿僧衣以区别于俗人，在礼仪上也与世俗社会通行的一仪不一样。然而他们通过传教，教化民众行善积德，引导他寻求解脱，从而使社会达到安定。这种功劳也是不小的。所沙门“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皇极，在宥生民矣。”如果不表面，而从实质上看问题，沙门并非对亲人违背孝道，对君主有失礼敬。　　慧远提出的在家信徒必须遵守名教礼仪，忠君孝亲，便可使统治者消除对绝大多数佛教信徒的戒心；他提出的沙门虽在形式上不礼敬君王，但可以通过教化民众，和谐社，有利于取得统治者的信任。这种协调佛教与王权、佛法与王法名教的理论，受到历代佛教的重视，成为佛教僧俗信徒处理与帝王、儒家名教关系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