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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画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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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画

  本院自一九二二年成立迄今将近三十年,虽然备历艰难,却是始终工作着没有间断。现值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高潮行将到来,我们很兴奋地感觉有应该而且必需的努力。在这里,特地先总结了过去已做好的工作基础,再拟定一些今后应该做的工作计画。
  一
  本院的创设,是要由学术方面去研究和发扬佛教文化的,当时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至少做到真实之学和“为人”之学。(见“内学”年刊第一辑所载“法相大学部开学讲词”)。因为我国传播的佛学乃经翻译而来,文字上,理解上,种种隔阂,一向是多少走失了原样,必需先把研究资料澈底整理得其真实,才会见到佛学的本来面目。其次,大乘佛学的实践本系积极地利益世间,但传来我国却走上超然自了的途径,要矫正它,必得重行发挥大乘为人的精神。我们的工作,就是朝著这样目标前进的。
  我们对于佛学研究资料的整理,是从玄奘一系的译述开始。玄奘的译本最精确,又最进步,但文义艰深,不藉助于当时注疏,仍是难于理解的。这些著作久已失传,直到日本人编印“续藏经”,大量搜求,方重与世人见面。不过所用底本错误太多了,注解又和本文分别刊行,并且收在整部的藏经里不易购致。我们为了弥补这些缺憾起见,依著玄奘所译的诸大部,分别取材,详校刊版,以便应用。
  一、瑜伽 这是玄奘为著它冒万险去印度所求得的一部大论。我们把当时玄奘门下两大派的代表注解——基师的“略纂”和道伦的“论记”校刻成书,一共一百三十四卷。(后来在“金藏”里发现“论记”的覆宋本,我们又据以改定刻版一次。)
  二、唯识 这又是玄奘传来的绝学,经过了基师的天才组织,可算佛学在我国发展得很有异彩的一面,因此基师所著的“成唯论述记”也成了一派正宗之说。我们为要澈底了解它的奥蕴,将基师自作的“演秘”,灵泰的“疏抄”,道邑的“义蕴”,如理的“义演”,分别编在“述记”本文下面,校订刻板。又将当时和基师对峙的另一大家圆测的“论疏”佚文,由各书的引用里搜剔出来,编成整部。还有羽翼基测两家互相批评之作,像慧沼的“了义灯”和太贤的“学记”也一一校刻了。有这些书,便足以窥见唐人唯识学说的全貌。刻成的版本,总共二百六十卷。
  三、俱舍 这是总结小乘佛学的一部聪明著作,玄奘译本更详细订正了以前俱舍宗所传的误解。我们选择了当时认为正统的普光“论记”,会文刻板,整整有一百卷。
  同时,我们又校刻了玄奘的传记“慈恩传”和他游历印度的行迹图,还有其他必需参考的典籍,共得四百余卷。这样前后七年,整理并刊刻了近一千卷的研究资料。在这中间,我们更应用梵藏文佛典的比较研究,对于学说源流方面,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
  一、在玄奘所译“瑜伽论”最后二十卷里,发现了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这是连玄奘本人也未尝知道的。因此明白了瑜伽一系学说的真正来源,并连带订正了翻译以后弄紊乱的“杂阿含经”四十卷的次第。(详见“内学”年刊第一期所载“杂阿含经刊定记”。)
  二、“瑜伽论”里又引用“小品宝积经”的旧注,我们也发现了它和经文配合的线索,刻成“宝积经瑜伽释”一书。从此看出大乘学说前后的联系,又订正了旧译“宝积经论”的错误。(俄人刚和泰费了半生岁月校印了藏文本“宝积经论”,却不明白它和“瑜伽论”的关系,以致连章句都无法分清。)
  三、认清了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跟玄奘所传的迥然不同,因而确定了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详见“内学”第三辑所载“安慧三十唯识释抄”绪言)并推见唯识今学护法说的真相,(见藏要本“宝生论”篇首“护法说标目”)从此唯识学前后变迁之迹便一目了然。
  四、寻出“俱舍论”组织上与南北两方各种“毗昙论”的关系,判明了小乘毗昙学说的整个系统。(见“阿毗昙心论讲记”导言)
  二
  我们根据这些整理资料的经验,进一步用于全体佛典,同时参考取材也扩大范围,得著很多的便利。在一方面,国内各地陆续发现历代大藏经的刻本,我们都参加了整理考订(所得结论见于“宋刻蜀藏异本考”“契丹大藏经考”“金藏雕印考”“宋元刻碛砂藏序”“明南藏初刻考”。)因而认清藏经版本源流,确定了刻本文字上正否的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尽量搜罗得国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种版本的“西藏大藏经”,比较研求,而见到汉文翻译的短长,实有重加证明之必要。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见“内学”第四辑所载“论玄奘译本之特征”“理门论证文”等作,)由此我们决定用新方法来选取全藏中要籍,校印一部丛书叫做“藏要”。
  “藏要”编校的方法是:
  一、校勘文字一变从来重视高丽本的偏向,而以南宋思溪本为据。遇有疑误之处,尽可能地求得原典根据,方加改正。
  二、译文内错落晦涩的地方,择要用原典或异译本来证文,加注。
  三、常用的典籍,都依义理起讫分清段落,以便研究,一扫支离破碎的科判旧习。
  四、书中重要义理,更用提要体裁作成序文,以助了解。
  这样编印的“藏要”,时历十年,共成三辑七十种书,四百余卷。(此书印行后,有些被日本的佛教大学里采作课本,又有些为印度国际大学用作研究资料。)所用参考资料,数达三百种以上。
  我们原想从此更进一步去澈底整理全藏,刻成比较可信的定本。但这工作太艰巨了,只做到编定目录的阶段。原来历代编篡大藏经都是依据经录机械地堆集上去,内容既杂乱无章,又真伪不辨,现在要谈整理,必须由经录里去寻个端绪。因此我们先校刻了最重要的“开元释教录”,将录中经目和附属部分详细分开,又编成便于检索的号码,并且比勘各种旧录,改正它的错误二百余处。在“开元录”以后所出的,“续开元录”“续贞元录”等,均刻成新版。还有“金藏”里新发现的宋代“祥符录”“景祐录”等残缺孤本,也都节略补正刻了出来。至于历代经录的最后一部“至元法宝勘同录”,更应用西藏的译本和西藏经目,详细校订,刻成节本,我们从这些经录订正过的记载,去对照大藏经里所收一千七百种典籍的个别内容,方才一一清楚它们的真实来源。这样删除了好些本非翻译而无意混入或有意伪托的旧籍,然后依照义理的流类,相承的此第,编成一部具有系统的经目——“精刻大藏经目录。”
  我们对于佛学资料的整理工作,大概如此。
  三
  其次,关于佛学实践的研究,我们则从指导的理论着手。佛学各部门的理论略有不同,先分别作了概观,成为“俱舍论序”“般若经序”“瑜伽论序”“唯识决择谈”“涅槃经序”的专著,这些都是详细剖析每一部门的中心思想,并纵论他对于各方面的关系,以得其实践上的真意。最后再总结为一部佛学通论——“释教”。
  以上是佛学横面的研究。同时我们汇萃了汉藏梵文所有的资料,并参酌时人已得的结论,对于佛学纵面的思想源流澈底地作了一番考订,著有“佛传与佛说”“诸家戒本通论”“佛学七宗源流十讲”等。这样刊定了印度各时代佛学的实际地位和它们理论的确诂,而建立起学说史的标准。再据以反观我国所传的各说,就很容易发现它们和印度原本的距离。其间更见出有相反的趋势,像流传很久的“起信论”“楞严经”一类返本归元的思想,都决定是国人错解义理而伪托为佛家之言,我们曾毫不容情地予以破斥。(见“楞伽与起信”“楞严百伪”等论文)又由此一贯错误的思想影响到禅宗方面,构成“本觉”异说,我们也都完全揭发它出来。(见“禅学考原”)还有西藏所传显密各宗学说之是非,我们也作了一番全般的批判。(见“西藏佛学原论”“略论西藏佛学之传承”“藏密三书导言”等,)这都是为要做到真正佛学的实践,而来扫除一切的障碍。
  最后,我们发挥佛学为人的宗旨,采取“师、悲、教、戒”四个字,作为院中问学研究两部分学人共同遵守的院训。“师、悲”的意义,著重在对于人群社会责任感的启发和保任,详细见于“释师”“释悲”两著。至于“教、戒”的实践,更具体地分做三个阶段:由“自觉”——觉性人生实践的发端,而“转依”——人生变质的改革,而“遍界”——推及于全人类。我们在理论上融会了佛学五种分科根本典籍三十种的要义,构成体系。这全仗著玄奘以后印度佛学的趋势,辨证地统一了其前各期思想,而指出他开展的方向。(详见“内学五科讲习纲要”和各种讲习笔记,)近六七年来,我们继续在讲习,虽未结束,但对于进一步工作,已算是有了相当的基础。
  四
  现在来拟定今后工作的计画。我们以为,人类真正的文化是一元的。随著历史的推移,旧有的学说思想契合于真理之处,在人类生活实践当中,一定会被吸收和融和,以丰富着永在开展的文化。就这一点上着眼,佛学对于我国新文化的建设应该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佛学的主旨,本是不满于不平等而痛苦的世界现状,要求根本变质地改革它,这样积极的精神虽时被曲解,却始终未曾丧失,就又有其助长文化改进的功能。但这些,都必依据真实的佛学才谈得到。我们多少年来,曾经努力廓清佛学思想上重重障蔽,并辨析了现存于我国本土和西藏乃至印度锡兰的各派学说的性质,以求窥见佛学的真相。有了这种准备,我们想,今后就应当去做下列的工作:
  一、 用科学的历史观点,重行批判全体佛学并确定其一般价值之所在。
  二、 注重民族性方面来阐明佛学过去对于我国文化的关系,由此寻出途径,结合当今人民大众所需求的,所了解的,以发挥佛学对新文化建设应有的作用。
  三、 同时,澈底扫除人民大众间所有关于佛学的错误思想,以减少新文化建设的障碍。
  四、 与国内外进步的佛学研究相配合,以完成上述的任务。
  在这里,要涉及友邦苏联的佛学研究说一说。苏联的科学院尝继承沙俄时代开始的编印“佛教文库”Bibliotheca Buddhica事业,并拟好具体计画,进行系统的研究,而有了佛教文化研究部门。大概因为取材的便利吧,研究进程是仿佛蒙藏寺院的。(见文库第二十三种“梵本现观庄严论”导言)早年出版物中间,就有史彻尔跋茨基Th. Stcherbatsky师弟关于因明般若等作品。史氏研究法称因明所成的巨著“佛家逻辑,”Buddhist Logic(文库第二十六种共两册)曾经传诵一时。可是他所用的资料不够完全,仍不免有些缺点。像解释自比量中不可得因,本应有十二种,却只举得十一种,(见“佛家逻辑”第一册三七一页以下,)即其一例。这或者是没有见到研究法称学说所必需的资料“正理藏论”Rigspahigter,的缘故。(藏论第十品明说法称所立不可得因共十二种),此书当时在苏联是见不着的(见“佛家逻辑”第二册三二三页附注,)但在我国却较易搜求,我们便收藏有很好的官版——永乐刻本,并曾参照萨迦派的权威注解——贡庆喇嘛的大疏详为分析研究。我们待有机会便整理出版,以期对此学有所裨益。像这样一类的工作,我们也都在计画从事的。
  (一九五○、八、二○、修正稿)
  《现代佛学》1950年9月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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