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妒的病理分析──心理分析与佛法十二因缘的比较 (下)

贪妒的病理分析──心理分析与佛法十二因缘的比较 (下)
　　／张大卿
　　前文提到两种人。一种是放弃改造现实而代之以“转识” (重新发现内心世界)来适应现实，所谓“山河大地皆如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心净即国土净”。另一种是拚命巧取豪夺现实的果实，而不在乎结果真对心智与人格发展有利，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适应或逃避？
　　这两种人都脱离现实。第一种人只知“适应”，当现实规定缠脚，他就缠脚；现实规定“沉默是金”，他就乖乖不讲话；现实规定戒严，他就想都不想“解严”；现实规定国民大会全面改选要“等”光复大陆，他就“等”光复大陆。有一天，现实变了，变得不用缠脚，变得有言论自由，变得不用等光复大陆，他会跟著剪了辫子，拿掉裹脚布，跟著也谈言论自由，也跟著国会全面改选，甚至还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都要对选民负责。他的心有无限展延性，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又超越长短、大小。把他关在黑牢，他可以练成无上瑜伽虹光身，把他放在旷野，他可以跑得比虎豹还快。黑牢也好、旷野也好，言论钳制也好、言论自由也好，一党专政也好，多党政治也好，他的“人性”都可以适应，他不曾适应不良，因为他不会反对也不会要求什么。在他眼中，只有不健康的人性，没有不健康的环境，因为“万法唯心造”。对治之道唯有“转识成智”，重新发现“自性”，不必批评现实，更不用改造现实，因为“自性”先于一切“现实”。
　　第二种人很清楚现实的利与害，他并不想批评现实，也不想改造现实，他只想拥有更多现实的利，避开现实的害。他只在乎自己的利，不在乎对别人有没有害，也不在乎对生态的破坏。他只是要，一味地要，不在乎这样的“要”是否有助于自己人格与心智的成长。台湾对他有利，他住台湾；台湾对他不利，他离开台湾。台湾这块土地在他心中只有“工具价值”，台湾可以污染，建筑在台湾土地上的政治体制可以专制，只要他的钱财、家人可以自由出入台湾(指随时可以离开台湾，移民国外)。台湾的现实如果不符合他的“人性”，他离开，所谓“乱邦不居” ，再怎样，他也不会努力改造台湾的现实来配合他的需要。
　　如果使用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分类，我们曾发现，前一种人太强调内在自由，后一种人则太强调外在自由，两者都没有在现实与人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前者只知“适应”，后者只知“逃避”，两者都既脱离现实，又脱离人性。适应也好，逃避也好，都是为了保护自我，前者否定内在需求，也否定了与内在需求相抵触的现实环境，干脆把现实环境看成“空幻不实”，免得自我陷入想要而要不到的“求不得苦”。
　　希腊神话有一则说到宇宙之神的儿子丹特勒士 (Tantalus)，因为泄滑天机被“罚站”在湖中，水刚好高到下巴，果树刚好低垂到眼前，口渴想喝水，水就退，饿了想吃果实，树就后退，看得到却吃不得而饱受痛苦，英文里就借用Tantalus这个字，把看得著得不著的难熬之受，称为tantalizing，我把这种只知适应而否定自我对现实需求的人，称为有“丹特勒士情结” (Tantalus Complex)。有这种“情结”，只好不断自我暗示自己“无所求”。
　　“适应者”否定自我对现实的需求，“逃避者”割裂自我与现实的相关，后者规“现实”为“共业”，非“我”一个人造成，更非“我”一个人可以改变，“我”不需负任何责任。以台北交通乱为例，“逃避者”认为台北交通先“我”而乱，“我”没来台北之前，台北已经乱了，不是“我”来才乱，所以“我”拍拍屁股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我”不需负任何“业力”上的责任。“适应者”认为，人心乱所以台北交通乱，人心不乱则台北交不乱，对治之道，就是“明心见性”不谈交通乱兴不乱，因为越谈越乱。
　　“适应者”否认现宵体制对心智发展有不利影，犹如相信一切心理疾病都与生理脑部出问题无关一样。“适应者”只相信心能变一切，却不太愿承认二切也能变心(如内分泌失调或外来辐射线能改变认知与情绪)，这样单线道式的思考使他们的认知越趋极端，乃至出现有一种可以完全脱离认知与情绪的“心性”而与一般所说的“意识”分离开来。
　　“适应者”为了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终于由否认现实世界，进而否认意识的经验世界，到达一个面对台北交通乱、空气污浊，照样也能进入“车声、喇叭、噪音，尽是广长舌”，“街色、挤撞、脏乱，无非清净身”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本来无事”境界。
　　无意识与现实
　　一昧适应或一味逃避，都是将意识与现实割裂，好像“意识”可以独立于“现实”之外存在，好像“我”可以独立于“众生” (生态)之外，好像“心”可以独立于“物”之外。
　　事实上，无论从生态学、进化论、人种学等学理角度考察，或从十二因缘修证上观察，答案都是“意识”不能完全独立于“现实”之外，“我”不能完全独立于“众生” (生态)之外，“心”不能完全独立于“物”之外。
　　因为人类并非先于宇宙存在，宇宙形成一开始，只是一片浑沌(原始阿含以空轮、风轮、水轮、金轮来描述)，没有人类。有的只是一些非生命现象(如氮、氧、碳、氨、氦等元素与光、电、辐射线等)与生命现象(如有机分子兴胺基酸)间的变化，这个变化笼统地说，就是宇宙的形成。换句话说，宇宙一开始只有简单的生命，没有“我”也没有人类。意识需以神经系统为生理基础，神经系统又以精卵细胞的结合为基础，精卵细胞的结合又以无数生命基因与环境互动谓适为基础，基因的形成又以很多有机分子，氨基酸等兴环境互动为基础，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成之前，没有意识，只有植物式的生命现象。
　　植物与动物的主要不同之一在前者没有“意识”而后者有(上文已述)，因为有“意识”及不能像植物从土壤中无机物直接摄取养分，动物比植物复杂，生命的复制过程与个别差异，动物也远比植物为大。大体说来，动物不能只靠水、空气、阳光和土壤中的无机物存活，动物要“动”，要吃植物，甚至吃动物，才能存活。也就是说，有意识的动物要靠没有意识的植物，才可能生存，如果生命现象不先有无意识的土壤、细菌、植物等，动物就不可能形成，因为后者需要前者滋养。
　　人类一开始停留在族群性动物阶段，这阶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同是人类的族类，大致上不会互相攻击，对其他动物则基于饮食的需要而有狩猎的行为，人类学家称之为“旧石器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类以天为屋顶，以地为床，取之于自然，没有那一棵果树或那一只动物属于某个人，页正是所谓“见者有份”，“财富”就是大地，这样的“财富”只供人们驰骋戏耍，不供人们携带，现代人储存和累积“个人财富” (私有制)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想像的愚蠢。
　　他们少欲知足而不觉匮乏，这个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原始人生存状态，法国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称之为“原初丰裕社会”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这个相当和平、充裕、知足。喜乐、光明的社会，就是佛经中所暗喻的“光音天”世间，年代大约在一万五千年或二万五千年前。
　　“新石器时代”大致开展于一万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开始种植、耕牧的行为；有了蓄积的需求，“私有制”于是形成。从此，财富、男女的私有与贪妒得到了体制上强有力的肯定，人类开始为了土地(佛经术语是“地肥”)，在同一族类之间你争我夺，不再顾及同一族类的感情，大地不再是“见者有份”；强者主宰，弱者听命，大多数人的温饱完全取决于极少数人的分配；各种以贪妒为本质的“家庭制”、“部落制”、“国家制”逐渐在不知不觉的无意识中形成。
　　所谓“无意识”在此可解释为“始料未及”或“个人意识能力之外”；人不可能完全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因为不能完全预期，加上无数个别差异在一代一代的社会文化演变与环境适应中形成，我们不妨把这些“始料不及”的个别差异累积，统称为“无意识”，这个“无意识”，很类似瑞士心理学家楷容(Carl Jung)说的“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无意识，我们姑且采取“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两分法，以前者代表个体意识的内在来源，以后者代表个体意识的外在来源，我们把这两个内外来源视为十二因缘的“行”，所谓“行缘识”。容楷的“集体无意识”强调宗教行为，我所强调的“集体无意识”则除宗教行为外，还包括各种带有意识型态(Ideology)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把“意识”从“行” (无意识)中独立出来，将使意识失去滋润的根源，从而自我孤立也自我破坏。因为“无意识”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体意识能力所不及的基因变换，还有个人在思考之前的一切脑神经冲动(再重覆前文之例：人常在没有想讲某句话或某个字之前，那些字句已经脱口而出)，还有无数幼时的好恶冲突(这点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没有完成的满足(“业力”没有成熟)，以及个别差异蕴积而成的社会文化倒过来影响个体。我们如果不去理解这些“无意识”在“意识”上而烙印的 “行”与“业”，我们的“意识”将永远“自我迷失”，永远无法自我认识，永远只能自生自灭，如动物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国家制”否定“个人先于国家”、否定“个人基本人权先于一切政治规定和社会契约”。这样下去，人类将无法停止暴力与动乱，也无法如实知见人性因缘。“人性”就个体意识言，一定是后于一切无意识的因缘而生。无意识代表一切现实世界，意识代表个人经验世界，意识虽不可能触及一切无意识，但意识可以藉著修“行”与求知，了解“无意识”的枢纽。传统佛教所说的“转识”不宜理解为直接把“第八识上的革命，这个革命要从修五欲开始。
　　如实面对现实
　　修五欲不是断除五欲，断除五欲就无法如实知见五欲，在未知见、未如实体会五欲之前就盲目的说要断五欲，轨犹如没见过美女的小和尚一开始就接受“女人是吃人的老虎”一样地荒唐。就算小和尚避开了老虎，所避开的只不过是严重曲解后的“女人”。
　　“阿赖耶”在原始教义(如《增一阿含经》)的真正意涵是众生爱、乐、欣、喜的五欲黏著。个体意识对五欲的黏著就此生此世来说，是因为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我们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引导(包括集体无意识的大多不良暗示)，使我们忽视很多更好的选择而宁愿停滞在眼前现有的境界。离开黏著(离执)的要领是重新面对五欲，如实消受、苦受、乐受，如实“明触”，然后才真能“于法选择、分别、推求、觉知、黠慧、开觉、观察” (引文多次出现于《杂阿含经》)。“于法选择”的“法”非指佛经中的各种法门，而是面对人生的各种欲望、遭遇，要抉择自己真正追求，真正能满足的事业。只有“满足”，才能超越，这是“业力”的特色。五欲没有真正满足，内心深处将永远有一种被剥夺的不满紧张，套句李清照的“一翦梅”，那种现象真的是：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压抑不但消耗心熊而且造成不当的替置与适应应：displacement and maladaptive coping)。
　　没有如实地面对个体无意识所追求的自我尊严，没有如实地面对集体无意识所强加的“国家主义”、“家庭本位主义”，自我只好坠入“无意识”深渊而萎缩退却。提早“看破红尘”，表面上不与任何人互相冲突，实际行动上却根本缺乏气魄面对权力、金钱与俊男美女的诱惑与挑战。“自我”没有完成，“业力”将无从“瓜熟蒂落”。“美人关”、“钱财关”、“权力关”是人生必经之路，只有实实在在面对，才能了解“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业力转换。自己跟自己捉迷藏，倒不如实实在在与异性交往、与钱财交往、与人权、统治权的冲突交往，再好好捡视，甚至“止观”自己的身心反应，这样才不致掉进自己的文字游戏中自我陶醉。
　　否认或逃避对现实的需求，把自己关起来“破三关 (初关、重关、牢关的“佛性”捉迷藏)充其景可以做点自囚的生理、心理实验，摘不好则可能把本来可以明明白白的五欲“触受”，弄成不明不白的“无明触受”，偏偏却又以为己经“桶底脱落”打破无意识的无明，就太冤枉此生了。
　　要转第八阿赖耶识，首先要转“六识”：面对“五欲”，以单纯的“意识”触受，不加入“善恶”判断，如实知见对苦受、乐受的趋避；其次，在趋避中观察现实对自我的“限制”与自我向“限制”挑战引来的“危险”；再其次，面对“限制”与“危险”，观察自我是否不断突显自己的重要性以获取对某些资源的特权(名誉、社会地位、权力、财力等不平等现象)，以资警戒。
　　观察不平等现象，是传统佛教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的关键，这时候，再重新观察自我原来的立足点是不是早已有不平等现象(如身材、相貌、天资等)，能深观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发心尽有生之年(佛教术语是“尽形寿”)弥补差别待遇，就是证入“平等性智”。如果只是在心态上认为每个人的“人格” (佛教术语是“佛性”)平等，人人皆可修证，则与“平等性智”还有一大段距离。
　　传统佛教讲的“第七识”，指的是自我的优越意识，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后，自我将会“尽形寿”打破一切政治体制所形塑的不平等，另外面对家产与父母遗传上的优越条件，自我会设法以社会福利或慈善事业弥补，策略上以鼓励教育和不鼓励懒惰(如等待救济)为基本考虑。有了“平等性智”，自我还是如实面对五欲和自己想从事的专业(生产业和服务业)，观察不满、紧张的生起与消失，仔细地体会生起与消失间“滞留”的时间，体会“滞留”的情结如何在增进生产力、提高服务品质的实际生活中变成“畅流”的感情。不要怕不满、紧张的升起，真正需要提醒的是自己有没有注意到不满、紧张的生起与转折。“怕”使人对现实盲目趋避，如“逃避者”；“怕”使人否认对现实的需求，如“适应者”。
　　表面上看起来，“适应者”可以调整认知而避开对现实的需求，好像比“逃避者”一直寻寻觅觅，少了很多“贪妒”，其实只是在“业力”上转换形成，实质没什么改变。“适应者”对现实需求标榜“不趋不避”，但实际上多采取“远离”，因为他很怕自己受不了冲突压力，禁不起诱惑牵绊。可是，他虽然远离，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一种被剥夺的不满、紧张，只好寻求自我的某种肯定来补偿他“自愿”放弃(即接受“剥夺”)所作的“牺牲”。他的“自我”，因为“不趋不避”而活动力减弱；改造现实(集体无意识)的器识与气魄未曾充分发展；“阿赖耶” (五欲执著)则因为缺乏“明触”而萎缩；他的路没走过，业力因尚未得到净化，“业障”依然。
　　改造或创造现实
　　“阿赖耶” (alaya)这个东西就是弗洛伊德强调的生命本能(libido)，特别是追求舒服的冲动。生命本能在没有适当满足和体会之前，本能冲动会因为内在压抑(不管是现实压力或自我设限)而造成“自我”紧张不舒服，对治之道应是改造或创造现实(机会)使本能冲动获得合理释放。这时候，如果硬说一切本能冲动都是“虚幻不实”并突出唯有心性脱离本能冲动，并看破身心内外的“实在感”，才能得“大自在”的“知见”来“升华”自己，结果将很可能使自己不但不能享受五欲，而且仇视五欲，连带在知见上否认众生需要五欲满足，并轻视“欲界”众生，乃至轻视贫富不均与政治霸权所带来的生产力衰退与生态环境破坏，治安恶化。轻视也好，仇视也好，我们都看不到“适应者”肯为周遭的人们争取最基本的“欲界”人权。
　　相对于“适应者”对阿赖耶(生命本能)蔑视式的抗拒，“逃避者”对阿赖耶表现为对特殊出路和特殊对象的执著(adhesiveness)，佛法四谛中的苦谛有一大部份是在讲这一类执著。形式上，“逃避者”好像会追求并享受五欲，但他却“追求”远多于“享受”，因为“第七识”未转，他一宣以为得天独厚，天赋异禀，在施与爱上喜欢予取予求的自在操弄(manipulation)，他无法平等地享受五欲，优越意识使他把别人的存在视为有没有操弄的价值(the power to give or withdraw)，他没有发展将心比心的能力，无法尊重别人的主体性价值，他只是追求五欲，突出自我，却因为一直与无意识(现实)脱离，他内心深处没有真正满足，他的业力一直无法完成，苦受、乐受依然不明不白，对“欲界”人权不大关心，他的冷漠困住了满足的可能。
　　不一味逃避，也不一味适应，如实知见一切不平等现象，“行同体悲”，明明白白触受五欲，实实在在追求自我价值(促成“欲界”人权的落实)，一步一步面对习气，年久月深，“意识”与“无意识”通流无滞，“转识”就水到渠成，贪妒也化解于无形中。
　　(1990.4.《新雨月刊》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