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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代的译人和译经——中国佛教史话之十二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方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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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时代的译人和译经——中国佛教史话之十二
  方 之

  司马氏的西晋王朝,是继三国之后比较统一的王朝。但因西北各少数民族相互攻伐,战争连年不断。因此建都在洛阳的西晋王朝,只存在了五十二年(公元265一316)。在这五十二年中,佛教较之于三国时期却有所发展,来华的西域僧人和本国僧人以及居士的译经事业,又有新的进展,寺院的建设和出家的僧尼都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西晋王朝的统治阶级支持佛教的结果。
  据史料记载,西晋的佛教活动,主要是翻译经典。译经的人,有中外僧俗一十二人。其中主要的译人是竺法护、无罗叉、竺叔兰和帛法祖等。现将各译人和译经的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祖籍月支,世居敦煌。他八岁出家,因礼竺上座为师,故改姓竺。他笃志好学,万里寻师,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三十六种语文,收集了大量梵本经典带回敦煌,毕生从事译经事业。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他译出《光赞般若》等经一百七十五部,合三百五十四卷。他是西晋译经最多的人。他译经,得到优婆塞[1]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大力协助。
  安法钦,安息国沙门。他学赡众经,幽鉴无滞。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至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于洛阳译出《道神足无极变化》等经五部一十六卷。
  疆粱娄至,此云真喜,西域人。他志情旷放,弘化在怀,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广州译出《十二游经》一部一卷。
  无罗叉,于阗(今新疆和田)沙门,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仓垣水南寺与竺叔兰共译《放光般若经》一部三十卷(此经原是三国时期朱士行从于阗抄写,共九十章六十余万言。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他派弟子佛如檀等十人送还洛阳,后辗转传到陈留仓垣水南寺,才由无罗叉和竺叔兰译出)。
  竺叔兰,居士,祖籍印度。其父避难来中国,住河南,生叔兰。叔兰幼年时,从二舅谘受经法,一闻便悟,并习梵、汉两种语文及诸文史。他与无罗叉共译《放光般若经》后,自己又译出《异毗摩罗诘经》三卷和《首楞严经》二卷。
  帛法祖,又名帛远,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幼年出家。他学通内外,尤精《方等》。在长安,以讲习为业,于西晋惠帝时,译出《菩萨逝》等经十六部一十八卷。
  释法立,不知何许人。他智道弘拔,悟物为先。西晋惠帝时,与释法炬在洛阳共译《诸德福田》等经四部一十二卷。
  释法炬,姓氏不详。他器量高峙,游化在怀。西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初与释法立共译四部经。后法立死,他即自译《优填王》等经四十部,合五十卷。
  聂承远,居士,明解有才,笃志务法。先助竺法护译经,后自己于惠帝时译出《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
  聂道真,居士,聂承远之子,初与其父助竺法护译经,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等经二十四部,合三十六卷。
  支法度,沙门,不知是何许人。因姓支,可能是月支人,或是中国人从师姓。他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译出《逝童子》等经四部五卷。
  若罗严,外国沙门,译出《时非时经》一部一卷。《经》后有《记》云:“外国法师若罗严,手执胡本,口自宣译,凉州道人于阗城中写记”(《开元释教录》卷二)因为没有译经的年代,智升说:“且附西晋录中”。
  上述各译人的译经数量,都是依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的统计。西晋王朝的全部译经,智升说起自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至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凡经四帝五十二年,缁素一十二人,译出经戒集等及新旧集失译诸经,总共三百三十三部,合五百九十卷。
  西晋译经,总的说来,尚不能尽如人意, 也就是说翻译水平还不高。因此后人研读西晋译经者极少。东晋道安对西晋某些人的译经有所评价。例如《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评竺法护的《光赞般若》译本,说他纯用直译,因而文辞粗糙。他说:“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就是说他的译经,重质不重文。评无罗叉与竺叔兰合译的《放光般若》,他说:“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这就是说他们删繁就简,其结果很可能会有遗漏。不过删繁就简的译经,岂止西晋时代有,中国译经史上表明后世也有。
  西晋的译经,虽然涉及到许多方面,而几位主要的译人,如竺法护、无罗叉、竺叔兰、帛法祖等人的学术思想,仍以弘扬《方等》、《般若》为主。这是当时的学风,是社会上义学沙门所一致的趋向。
  由于佛经的大量译出,这不免引起土生土长的道教徒中某些人的嫉恨,他们起来要与佛教争高低。据传佛道之争,从东汉就已开始[2]。原因是佛教为外来文化,必然要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相冲突,这是必然的。所以在西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出现了王浮的《老子化胡经》,以扬道抑佛。但是不管道教徒如何抑,而佛教却在日益发展。不但译经增多,而且据唐代法琳的《辩证论》卷三说,西晋的长安和洛阳,共有寺院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干七百余人。由此可见佛教信仰在西晋时代,已经是相当普遍了。
  注释:
  [1]优婆塞是Upasaka的译音,意为清信士,即在家信佛的居士。
  [2]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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