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时日本佛教的背景情况

　　关于当时日本佛教的背景情况

　　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多依赖东方外来文化的推动，而佛教文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历若于世纪译经的历中而中国化。由此，佛教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列日本，在日本形成了比在中国更大、更持久的影响。

　　钦明天皇13年（552），百济王遣使赠送金铜佛像、经论及幡盖等物，表赞佛法的功德。据说在日本朝廷内部引起争论，物部氏主张排斥，苏我氏主张接受。于是，苏我氏呈领了佛像、经文等，以向原自己的住宅为佛寺，开始崇奉佛教，这是佛教日本传播之始。

　　但是，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之功，应首推推古朝的圣德太子（574－622）。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笃敬二宝。二宝者佛法憎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化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票枉？”他又律法隆寺，作为研究佛教学问的场所；建四天王寺，以经营感化、救济、养老、治病等社会事业。佛教因此而开始兴盛。但当时一般信佛教的人，并不是在追求解脱的意义上领悟佛理，而是从传统的祭神信仰出发，把佛当作同样可以带给现世平安幸福的“异国之神”加以崇拜。圣德太子本人却是例外，他潜心研究过佛教教义，据说还撰有《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的《三经义疏》。在天寿国绣帐的铭文中，记载着太子说的一句话：“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一可见他已领会了佛教出世主义的本意。然而，圣德太子并未着力宣扬佛教的出世意义。从《十七条宪法》中可以看出，他提倡佛教，目的是在于“惩恶劝善”，维护国家的现实利益，强调在世俗生活中实践真理、肯定现实社会的一切善行。

　　自圣德太子之后，日本朝廷大力提倡佛教。天武天皇（673—686）曾下令全国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经卷，进行拜佛仪式，并遣使到诸国讲《金光明经》、《仁王经》。持统天皇8年（694），又向诸国送置《金光明经》100部，令每年正月上旬必读，以为恒例。圣武天皇（724—749）更令诸国建国分寺、国分尼寺。在奈良建东大寺，供奉卢舍那大佛，统辖国分寺；又建大和法华寺，统辖国分尼寺。连万乘之君的天皇，也亲临东大寺，跪伏于大佛之前，自称“三宝之奴”，其狂热程度可想而知。至此，日本国遂变成一个堂堂皇皇的佛教国家。

　　此时，佛教虽在日本盛行，但一般人并不了解佛教的真谛，他们只把智慧佛、慈悲佛当作外国诸神而顶礼膜拜，相信佛能施予功德，助人排忧除疾，与日本的多神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至于佛教高超的教理、艰深的哲学，他们则全然无知，在飞鸟、奈良时代（593—794），朝廷提倡佛教，目的在佛教的灵光“镇护国家”。所以，佛教与政治联系十分密切，政教不分，政府任命官吏，掌握整个佛教界，僧侣非但不能自由布道，且具有准官僚身分，其行动受到法律的严厉的束，不经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家。

　　当时，从大陆传去的三论、成实、俱舍、法相、律、华严六个宗派（后世称南都六宗）、只是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是学僧们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几无关系。这时的所谓“宗”、并没有依信仰不同而分成教团，只是表示研究的内容不同。因此，寺院不是专属某“宗”，同一个寺院可以有几宗杂居，混合研究，一个人也可以兼学几宗，信仰上的宗派还没有产生。伴随着与大陆的交流，唐代的一切经差不多都传到了日本，但这大量的经、论、律，只是停留在咒术式的反复诵读上。内容的研究，也多是为朝廷举办法会时提供讲好的材料，没有进行真正的理论研究。

　　（选自李纯武、寿纪瑜等编著：《简明世界通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