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前马新两地的日本佛教

日治前马新两地的日本佛教
　　在马来西亚佛教史上，来自日本的各佛教宗派在马来西亚的传播是存在的，但却是较少见於前人记载的资料，也是罕有人论述的课题。在日治时代之前，日本的多个佛教宗派都曾有传教人员和僧侣在本地活动和建寺，也是历史的事实。日本南来的僧侣有的是单身着，也有的是有家室者。他们建寺多在墓园地区，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马来各邦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峡殖民地。寺庙为移民当地的日侨，提供宗教咨询及负责养生送死等人生各阶段仪式。
　　日本传佛教在马来西亚无力也无从向其他民族传播，且历史中断，其实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南亚破坏了它的持续机会。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少之又少，甚至让人忘记它的存在，後人主要还得从一些二战前日本侨民留下的零星资料去整理其梗概。
　　战前马新日本佛寺分布的地区
　　根据手头的记录，可发现战前马新两地的日本佛寺不多，个别分布在森美兰首府芙蓉、雪兰莪首府吉隆坡、霹雳首府怡保的郊区；其中，又以新加坡拥有最多日传佛寺，有记载可循的至少三间，各属不同宗派，槟城的情况，则是有僧侣，没有佛庙。
　　根据战前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的记录，在大正六年（1917）和大正七年（1918）之间，马来各邦和海峡殖民地，已各有相当的日本人长期居留。属於海峡殖民地的三州府中，新加坡和槟城的日本人人口，前者过千，後者过百，这尚未包括朝鲜及台湾籍的“日本国民”。新加坡的日本人人口在1917年男女共2083人，1978年增加至2432人，槟城的日本人人口则从1917年的262人增至1918年的270人。三州府中，只有马六甲日本人人口不多，1918年才占93名。马来各邦方面，日本人人口超过百人的有霹雳（1917年668人，1918年601人）、森美兰（1917年570人，1918年622人）、雪兰莪（1917年931人，1918年799人）、柔佛（1917年182人，1918年465人）。（1）
　　从这样一系列人口数字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新两地的日本人佛寺，分别建在好几州的首府地区；在当地出现常驻僧侣，都是与旅居本地的日本人的养生送死及精神慰籍需求有关。而且，恰符合人口比例需要，又以新加坡拥有最多的日本佛寺。
　　人口多，各宗竞相传教，新加坡日本佛教徒，尚有流派之分。而槟城日本人人口虽然过百，但人数较其他地方少。所以在槟城，则有墓园及僧侣，未见有佛寺之记录。基於当时柔佛之日本人经常都是出入新加坡，反而不曾有柔佛之日本佛寺记录。这是可以想像的。
　　据战前新加坡日本总领事馆“在留邦人职业别人员表”发布记录，1919年新加坡的“神职僧侣”人数是3名，其他地区人数6人，共得9人。（2）
　　A）新加坡：
　　新加坡曾先後有净士宗、真宗、日莲宗传承之足迹。
　　当地的日本人坟场在1888年11月由两名妇女孝次郎夫人（原文：Hutaki Takaziro）和涉谷银子（原文：Sibuya Ginzi）合创。位於Serangoon，墓园之中，即有净土寺庙。最初时，先由是有一名叫百善（原文：Baisen）的僧人在墓园中建了一座小祠庙为死者祈福。在1911年，日本净土宗宗长（原名英译：Heki Mokusen）在前往曼谷参加泰皇加冕礼途中，停驻新加坡，为寺庙订名“西有寺”。过後宗长还送了一尊观音像作为西有寺主要供奉之圣像（3）。寺址是当时的日本人共同墓地，占地约有十二英亩大。（4）
　　至於真宗的传播，据知在1915年之前早有传人，由佐佐木（原文：Sasaki Hosyu）及太田（原文：Oota Syukyu）两氏传教。到1915年，方才由桑野殿下（Kuwano Zyun Zye）出资建寺。另外，还有一日莲宗的寺庙，则是1917年由前田氏（Maeda Horyo）所建。（5）
　　根据新加坡1920年发表的关系日本人之调查，当时在当地的日本人宗教团体之中，不论是禅宗、真宗、日莲宗都各有本宗的布教所。（6）
　　从传法人员的人数来说，总领事馆记载日本国人在新加坡的神职僧侣只有三人，都是单身。人数之少可能不足应付当地需要，看来，可能有不少居民发心协助。
　　B）芙蓉：
　　芙蓉的日本寺庙最初是由朝永太太（原文：Tomonaga Tieno）在1926年7月15日创建。这间寺庙在日治时代尚存，估计当时的建造费用，大约是$2500。日治时代，由於日本士兵的照料，它也没有多受战火蹂躝的情况影响，它的外庭原本是许多日本移民埋葬之坟地。
　　该寺主持斋藤（原文：Saito Hoko），源自日本山形县，原是在1924年来到芙蓉，任当地日本人会非正式之宗教师。1928年本寺从日本永平寺（Eihei Zi）之总本山获名，斋藤也成为芙蓉这一佛寺正式之宗教主持。由於当时英日己成故国，主持曾在印度被敌军扣留。66岁的他在1944年方才从印度回到马来半岛。他重回芙蓉，寺内也加添了不少神主，许多是在印度死难之日本人神主。（7）
　　C）吉隆坡：
　　原在Bellamy Road的日本人墓园创办於1899年。1927年3月，1名名叫清家（原文：Seki）的僧侣到达吉隆坡，并任墓园内的吉龙寺（原文：Kitiryu Zi）住持到日治结束止，本寺最初之监管人为近膝，登美子（原文：Tomiko，Kondo）和尼富士（原文：Amahuzi）三夫人，以後，则由竹内、贞子（原文：Satako）竹内（原文：Takeuti）、尼本及桑山（原文：Amamnoto及Kuwayama）四位管理。每一个的17日，当地都有26至27位祈祭者聚会，他们在一道举办日常的礼敬观音仪式。（8）
　　D）槟城：
　　大正八年（1919）六月的槟城日本国民人口调查显示，当时在槟城的僧侣人口只得一人，而其家族中包括另一男丁及妻子，一家三口人服务了当地组成六十户270名日本居民。由此亦证明，当地的日本人会人员少，日本人会支持下似乎未有正式的寺庙。（9）
　　无论如何，槟城州的关打贺区（Gaunter Hall），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存在的日本人墓园，内部有不少女性坟墓，碑刻都依俗以“尼”为讳称以入土为安；许多墓石也有刻上经题以及刻上佛号的风俗，说明战前当地的日本人，多是认同佛教。（10）
　　当年的旅槟僧侣住持的可能是家庭式的佛坛，为同胞负责各种从出生到婚礼及丧葬等仪式。
　　E）怡保：
　　战前怡保的日本人会文会至迟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已在当地经营墓园，并计划火葬场等事务。（11）
　　在战前，至迟在1919年之前，当地淡汶地区已有着名的淡汶（Tambun）温泉，由日本人在当地锺乳石洞区经营神龙温泉（12）。温泉区附近，有日本人的石窟佛寺，并且亦有佛寺之住持，这一佛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霹雳州以至全马唯一的洞窟寺庙，并且在温泉风景区，因此吸引了不少日本军人及官吏游访。（13）
　　日传佛教寺庙在日治後的消失
　　依本人浅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干扰了其他人对战前日本佛教认识的主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造成日本人佛教寺庙在马新两地衰微以至消失的最大原因。1945年日本帝国向盟军投降，导致在马仅存的日本军人及平民绝大多数被遣送回国，他们从此踏上回归原来国土生活之艰途并且必须重新建国。许多人也不一定重回马来半岛。这些留在马新两地的寺庙，也就不能不因这原本少数的信徒之离去而弃置。加上第二次世战的日治时代，实带给马新人民无限的痛苦，人们对日本文化生疏之外，也心怀阴影和歧见。
　　这一类的寺庙在当时不可能被当地人民重视，谁也不会视为历史文物去爱护保存。
　　无论如何，从手头上有限的材料试图重组昔日的情况，确是可以结论：在日治时代及之前，由於日本人在本地生活，源自日本的和传佛教各宗派，确是有寺庙也有僧侣在本地活动。基於日侨归国不易，且在南洋也有生老病死苦之烦恼，因此必须有宗教人员执行各种宗教及丧葬需要；又由於公共地段短缺，日僧多在墓园区建寺修行。
　　日治时代後日本佛教传承在本地中断，一方面当然也是由於文化及语言的差距，使得人数原来不多的僧侣不可能向其他种族传教，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由於政治阴影凌驾於宗教交流之上？教义由强势的暴政者拥护及信仰反而阻碍传教。纵然日本统治马来亚的三年八个月可以强硬灌输文化，纵然日本军队也配来了随军的僧侣，仿似增加了传教人数，但暴政统治一旦结束，反而促使了原本有内涵、有思想、战前在本地日本社群紮根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式微。在1945年後可说是被连根拔起。
　　1970年代後，日本一些佛教宗派以及某些以佛经为尊的新兴教团，在南传大马之初，纷遭阻力，即源於带着日治创伤阴影的迷信者不可能平心静气去客观认识。他们不从教义去认识，却一口咬定日本式的礼佛仪式是“拜日本兵的邪教”。这其中有历史留下的负面影响。历史，是值得借鉴的。
　　附记：槟城极乐寺与日本皇室的深渊
　　在日本人出版於1920之《南洋总览》中编《南洋志》三十六页记载的一段文字说明了日本皇室与槟城极乐寺有过渊源。这二段文字，内容大略是，日本皇子“东伏见宫殿下”及妃子，曾经在极乐寺游憩，并留下“御挥毫”。另外，也载及随行者有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及乃木希典留下书迹藏之寺内。
　　而，其中，亦载及：“此寺之住持”原是“台湾人”，“其儿在东京医学院入学”。这亦显示，当时，极乐寺僧人，亦有诸日语者，而且是来自当时日殖的台湾。此位僧人，在书中被称为“住职”。
　　对释宝慈编的《鹤山极乐寺志》，我们也许可以把上述的记载进一步厘清，使这一小片段的历史更为清楚。
　　有关这一段历史，在《极乐寺》中卷┼〈外记〉有痕迹可寻，可证明是明治四十四年之事。
　　无论如何，有关日人记载的“住职”之说，其实不应被误认为是住持。翻查《极乐寺志》卷二〈沙门〉的内容，仅有一位法师的生平简略，可能吻合上述日人的记载：
　　“禅修首座：台湾宜兰人，志行诚朴，住寺二十余年，久修苦行，心无退屈。”
　　从这段文字，可知，禅修法师即使有儿念书於东京医学院，也应是出家前生儿育女，他本人则在槟城“住寺二十余年，久修苦行，心无退屈”。当时能接待日本贵客而语言相通的，也许就是这位来自日殖台湾的法师。
　　从这片段的历史，我们亦能理解，为何在第二次世战期间，极乐寺成了许多难民的庇护之所，而日本皇军亦不曾到寺中搜查干扰。从而，也证明槟城父老有“日军上寺，集体鞠躬拜佛而细毫不犯”的传说，是有根据的。这涉及了日本军人根深蒂固的天皇崇拜心理，也涉及了对战争英雄的崇拜。须知，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中的大捷，在当年日本军国教育中，被视为日本帝国崛起的里程碑。再说，日本民族原本就深受佛教信仰影响，极乐寺在战前早已闻名。所以，日治时代，不少佛寺幸免於难，尤其极乐寺亦不曾受太过份的蹂躝，正说明宗教在人心深处可化解残暴性，寺庙对战时引发的兽性毕竟还能有一丝的作用，使人性不至全然泯灭。
　　（本文之日本人名翻译是根据参考资料原着之英文拼言揣译，不正之处，敬请见谅）
　　注释：
　　（1）河野公平编纂：《南洋总览》（新加坡：好文馆出版部，1920），（中编·南洋志），页14。
　　（2）同上注，页12。
　　（3）Iwao Hino, Stray Notes on Nippon-Malaysian Historical Connections, Kuala Lumpur Meseum, 1944, pg.136。）
　　（4）同注（1），页23。
　　（5）同注（3）。
　　（6）同注（1），页25。
　　（7）同注（3）。
　　（8）同上注。
　　（9）同注（1），页35。
　　（10）现场观察。
　　（11）同注（1），页65。
　　（12）同注（1）<上编·论业）载佃光治撰《森林 国马来半岛系列》，页86。
　　（13）同注（3），页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