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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东渡对汉字、汉诗东浙过程的影响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吴 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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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僧鉴真以高瞻远瞩的卓识、百折不挠的毅力,九死一生的信念,六次东渡扶桑终获成功,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始祖和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千百年来,鉴真受到万世景仰和千秋纪念,他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本文就鉴真东渡对汉字、汉诗的东渐所产生的影响作些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衣带水的日本与华夏大陆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一、两万年前,日本陆地曾与东亚大陆紧密相连。经过长期激烈的地壳运动,海平面上升,东海陆下沉,才逐渐与大陆分离而成为孤岛,并且进入了日本史称的“绳文时代”

这个结论早已被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及古生物化石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日本北海道曾发现过猛犸化石。而我国华北、东北等地区也发现过这种动物化石。前不久在我市宝应境内也发现一具长达3.7米的猛犸象牙化石,年代也在一万年左右。这具化石与北海道的猛犸化石是否属于同一种属,还有待于考古专家的鉴定。然而这类大型动物化石的发现,说明日本与东亚大陆之间,是因陆地相连,否则这些庞然大物是不可能囚渡或运载到日本去的。

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21世纪,形成体系于公元前16世纪。据专家研究考证,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可能和中国器物的传入有关。在日本山口县冲之山松原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秦代和汉代的铜钱,币面均有小篆体的“半两”和“五铢”字样。在长崎县境内弥生时代遗址中也出土过铸有“货泉”二字的铜钱,为中国王莽时代铸造发行之物。此外,在日本福冈县、佐贺县出土的弥生时代的文物中,还有不少来自中国的铜镜,称之为“汉式镜”,上面同样铸有“见日之光,长母相忌”、“长宜子孙”、“寿如金石”等汉字,属于西汉之物。有的铜镜上还镌有《楚辞》诗句。带有汉字的实物也有的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日本。据《后汉书》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后汉书》的记载是否可信,史学界一度存疑,直到公元1794年才被佐贺岛出土的一枚金印所证实。发现者是一位挖地的农民。印文镌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小篆字。对于这枚金印的真伪,在日本又存疑了200年。十分巧合的是,公元1981年2月,在中国扬州甘泉乡老山村也有一位农民(女)在翻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金印。据日本考古专家鉴定,这两枚金印在大小、形制、印文字体及刀法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为汉代金印无庸置疑。这两枚金印的偶然发现,却相互印证了中日两国交往的一段历史,实在是天遂人意,千古佳话!

以上说明,远古时代,中国汉字只是通过民间或官方的渠道零星地传入日本。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岛交往的频繁,大批“渡来人”登陆日本,特别是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等汉籍到了日本,开创了汉籍东传的先河,使日本人强化了汉字观念,为后来汉字在日本的发展做了铺垫

如果说汉籍读物的传入促进了日本高层对汉字的学习,那么佛教经典的大量传入并逐步与日本语言文字相结合,才使学习汉字的阶层进一步扩大。鉴真东渡的奈良时代,中国唐朝盛行的六大佛教宗派相继传到日本,对汉字的传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其中鉴真大师的贡献尤为突出。鉴真是精通佛教的高僧。他第六次东渡日本前,在带去的大量物品中有各种佛教经书30多部500多卷,还有王羲之父子真迹行书4贴,天竺、朱和等杂体字50贴。这么多汉字经书带到日本,对汉字、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推动。以至在公元8世纪催生了日本文字的创制。“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

鉴真东渡前,日本虽有佛法而无传戒高僧,故荣睿、普照等赴扬州大明寺躬请鉴真东渡弘法。鉴真到达日本以后,不负重望,不仅为太上皇、皇太后、天皇、皇太子、文武百官以及400多名沙弥授戒,而且新建了唐禅院、唐招提寺,为外来僧侣提供食宿方便,四方佛徒云集于此,学律受戒,抄写经书,学习汉语等各种文化知识,学人之多,盛极一时。

唐代以前,汉字、汉文化在日本始终为上层统治阶级所用,与一般平民远离。唐代以后,特别是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中下层阶级也能接触汉籍,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日本政府还在京都设立一所大学,专供五位以上官员的子弟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就在鉴真东渡后的第四年,即日本的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四月,政府还颁布实施《养老律令》,并规定每户都要备《孝经》一册,从而使汉籍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鉴真东渡对汉字东渐的影响,不仅力行于生前,而且还波及于身后。鉴真圆寂后,先后有其弟子思托和日僧淡海三船(真人元开),用汉文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广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在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的情况下,这些传记在各寺庙间的流传只能靠手的传抄,仅《东征传》就有过十几种抄本流传。这些,对汉字的传播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不断扩大,汉字被大量引入日本,数量惊人。日本《大汉和辞典》收录的汉字多达5万个。直到1981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常用汉字表》,仍有1945个汉字及166个人名用字。而JIS(日本工业规格用字)则有汉字7000余个。汉字的大量使用,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得好学上进的日本民族,有了更多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的自由。于是,汉诗便在日本应运而生。与鉴真同时代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中就有许多人会写汉诗。其中16岁就来中国留学、留唐入仕55年客死长安的阿倍仲麻侣(晁衡)就是作汉诗的高手,被誉为“日本的李白”。鉴真第六次东渡时,他曾被批准回国,写下一首惜别诗,诗中写道:衔命将辞国,菲才忝待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马非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友人。

然而天公不作美,阿倍仲麻侣乘坐的第一船因海风大作又被吹回到越南,登陆回到长安,从此终身仕唐。

根据史料考证,日本的汉诗始创于天智天皇时期(668—677),而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于751年,收录作品120篇,集中展示了日本上古时代汉诗的成就。但这一时期的汉诗作品,内容大多描写宫廷生活和贵族酒宴之欢,格调不高,只有少数作品较为突出,其中有释辨正的《遇朝主人》写道:钟鼓沸城闉,戒藩遇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这首五言诗读来尚有一些汉风唐韵。

鉴真东渡后的十年,正值奈良时代(710—794)中期,汉学和汉诗十分盛行。鉴真及其弟子置身其中,无疑会参加到这场大合唱中去。关于鉴真是否有过诗歌创作,目前因缺少史料难以断定。不过从《东征传》的记载来看,鉴真是很有写诗天赋的。当荣睿、普照第一次到扬州大明寺延请他东渡时,鉴真借传闻所言,吟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四句偈语,即可看作是一首文意俱佳的四言诗。诗句即使不出自鉴真之手,也出自鉴真之口,是很可以说明鉴真的诗人情怀的。

在鉴真的弟子中,富有诗才者也不乏其人。跟随鉴真东渡长达20年的贴身弟子思托,即是一位有着较高文学素养的僧人。他不仅写下记录鉴真六次东渡全过程的传记以及《延历僧录》,而且还写下不少诗歌,流传下来的一首《五言伤大和上传灯逝》写道: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风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

鉴真的另一位弟子法进也会作诗,他也有《七言伤大和上》诗一首:大师慈旨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度物竹筹盈石室,散流佛戒绐遗踪。化毕分身归净国,娑婆谁复为验龙

鉴真弟子们所作的汉诗可能数量不是很多,艺术水准也有限,但他们的汉诗创作必然会在日本文学界特别是佛教界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研究日本历代汉诗的创作,可以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在汉诗的作者中,皈依佛门的僧人占了很大比例,其中有弘法大师空海、虎关师练、雪村友梅、寂室元光、梦岩祖应、性海灵见、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惟忠通恕、西胤俊承、蕉雪、歧阳方秀、江西龙派、龙惺、景徐周麟等法师的诗作较为知名。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诗之所以能在日本生根立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佛门弟子师承唐代中日诗僧情愫,代代薪火相传而绵延不绝,以至成为日本汉诗创作的中坚力量。

汉诗的创作在奈良时代最为活跃,也最为成熟,以至后来影响和带动了日本“和歌”的创作,许多汉诗的作者同时也是“和歌”的作者。正因为有了汉诗对“和歌”创作的推动,所以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近20年之后,便有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出版(764—769)。这正值鉴真大师圆寂后的最初几年。因此,《万叶集》的问世,也可以看作是对鉴真东渡后十年弘法传灯的另一种纪念。

注释:

(1) 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第1页

(2) 参见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第8页

(3) 参见刘元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第41页

(4) 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70页

(5) 参见汪向荣:《日本的教习》第11页

(6) 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第423页

(7) 参见汪向荣:《日本的教习》第15页

(8) 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186页

(9) 参见刘天满:《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第5页

(10)参见黄新铭:《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第2页

(11)参见许凤仪:《鉴真东渡》第287页

(12)参见黄新铭:《日本历代名代名家七绝百首注》

(13)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化史》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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