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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时期的佛教与佛教徒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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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缔造,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是一件极其艰钜的工作。在这上面,我们表现了至大的道德勇气,至高的创作智慧,与无比的牺牲精神。开国时期,仅在人才之盛这端而言,即足证明我言无谬了。当时的人物,个个皆具有天纵的睿智,个个皆具有深湛的修养;至于远大的抱负,绝卓的才干,则更不在言下。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个角落,自然也有来自佛教方面的。开国时期,佛教徒在卫国与护教的事业上所表现的,所成就的,确乎够得上可歌可泣,有声有色的程度,以之汇归于缔造民国的广大运动中,促成革命的成功,社会的进步,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今天,我们不妨重话前尘,再温故梦。一则是缅怀前人的大德,聊致敬仰感激之忱,一则是策励自己的志事,以期承续遗规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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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之前,佛教所遭遇的是空前未有的惨烈法难。怎么说是空前的呢?因为往昔所谓法难,无过于三武一宗祸,其实这种法难仅不过是几个帝王的一意孤行而已,大了不起再加一些官僚们趁火打劫,怎么也动摇不了佛教的根本。但在清朝末年,则大不然了。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而是整个社会,佛教大有被连根拔起的可能,诚可谓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危机的严重,不待高明之士的大声疾呼,人人皆可清晰明白的看到。故而我们不能不说是空前未有。
  八国联军之役,打垮了满清皇室的自大心,更打垮了慈禧太后的自信心。她自认为无以对国人,颇有点改过赎罪的意思。于是下了一道诏书,刷新政治,把数年前康有为所建议的新法,一股脑付诸实施。其中有一项对佛教影响特别重大,把一些英雄佛子逼上革命的道路,即是兴办学校一事。光绪二十二年,下诏兴学,命各地士绅组织教育会以董其事。所谓士绅,不过是些退职的官僚,或现任官僚的亲属,乃至一些地痞流氓之类。寻常无事的时候,他尚且鱼肉乡里以图自肥,一旦奉了圣旨,那就不必说了。教育会首先借口筹措经费,觅取场地,向佛教寺院开刀,全国各地一时均闹出驱僧、毁像、占庙、提产的恶作剧。那时的佛教,在家信徒向无组织,没有几个以弘法卫教为职事的,可以说佛教并无社会基础,其根本自然的就在于僧寺了。这是病态,本来就含藏著一种危机,当教育会向僧寺伸出魔掌的时候,这种危机遂被触发,一种颠覆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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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降临。
  太炎居士章炳麟第一个出头为佛教呼吁。他当时在日本担任同盟会的宣传工作,看到国内如火如荼的毁佛浪潮,大为不安,发表一篇“告佛弟子书”,明白的指出,时代不同了,中国佛教徒要拿出大方便,大智慧来弘化度生。他又概略的介绍日本维新后佛教徒的努力与成就,希望国人借镜参考。接著又发表一篇“告白衣书”,指出宗教信仰为人生所不可缺少的,佛教在中国已千余年,广得国人的信重,举世诸国也因我们在大乘佛法上的成就而信重我们,目前佛法不止是佛弟子所应爱护,每一中国人为著国家前途也应爱护他。这两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中极重要的文献,它燃起很多青年佛子的求新护教的热忱,而开创出今日的局面。
  与太炎同时,石埭杨仁山居士,也从时代的风暴中挺身而出,从事弘化护法的工作。杨居士幼习儒业,深明世务,因读大乘起信论而归佛。同光之间,游历欧美,深入的观察各国政教情况,并与日本佛教徒南条文雄相值,两人约同尽力为弘扬佛法而奋斗。未几又与印度著名居士达磨波罗相接纳,共勉为佛教开拓新局面。这可谓中国佛教向国外发展的先声,也是国外佛教影响我们的嚆失。杨居士回国后,创办了很多事业,金陵刻经处与祇洹精舍是最辉皇的,他以流通佛经为佛教创立新的社会基础,以办学为佛教作育新的人才,他的事业在近代中国来说,不下于马鸣菩萨在古代印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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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埭座下,很有几个杰出弟子,皆能继承师志,光大所学。首应一提的是浏阳谭嗣同。他从杨居士求学时,致力于华严、唯识的研究,以其杰出的智慧,很快的抓到了大乘佛法超迈世出世间的真精神,更进而以儒家学说为方便,构成他有名的“仁学”的思想,这一路线,或者说他的学说在佛教内外,都掀起了历时久远的波澜,惜乎谭君年事方盛,便惨死于清廷手中,未能继续完成他那伟大的菩萨入世事业。
  僧众里,与杨居士最后接近的是金山月霞法师。月公是江苏人,与乌目山僧宗仰法师为法兄弟。性刚毅勇猛,执义敢言,对内外学俱有精到研究。光绪中叶已有盛名,无意间与杨居士相遇,交谈之下,对居士的主张大为倾倒,从此便精诚合作,不避艰苦。他每次见到杨居士就五体投地的膜拜,有人责难他不够以比丘顶
  礼白衣。月公辞正言厉的答覆道:“他是大愿菩萨善权现示,我即为比丘怎敢不拜。”杨居士在事业上,常为经济困乏所窘,只要月公知道了,必即刻为之四出劝募,归来后,连数目都不点,双手交给杨居士支用。后来祇洹精舍关闭了,月公在上海另创一华严大学,以续其后,这是中国佛教第一所大学。
  月公之外,尚有亚髡法师其人。亚公,俗家身世未详,可能受过新教育,通英日语,能书善绘,有抱负,与杨居士也曾接触过。光宣之际,云游江浙诸地,鼓吹革新佛教,常以同盟会的宣传品,介绍僧众阅读。他最注意的是僧教育,在江苏办过僧学堂。其次则是华山法师,他与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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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僧有关系,正式参加了同盟会,经常以革命宣传品介绍给青年僧侣。受他影响的人极多,如太虚、玉皇、仁山、智光等大善知识都与他有往来。还有栖云法师者,俗姓李,江苏人,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接触到佛教,遂返国出家。他是同盟会员,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并介绍日本佛教近况,给一般保守的僧侣,因为他时而僧服,时而便装,人皆目为怪僻。他与八指头陀、杨居士都有往还,当时起的作用甚广甚大。
  这些人物都是开风气之先,创一代楷模的,他们掀开了近代佛教史,也直接的诱导出开国期间佛教徒轰轰烈烈的行为。于国于教,俱有其贡献。
  二
  直接参加开国政治活动的僧众,为数很多。最为人注目的是乌目山僧宗仰法师,他常用俗名,叫黄中央。与  国父中山先生最为莫逆,在宣传与经济上,给同盟会出了很大的力,尤其是对当时的智识份子,他起了很大的影响。只是他在日本时,对他们的佛教情形,极为不满。认为不满。认为中国佛教的问题,只是环境不好而已,历代祖师遗留下来的陈章旧规,并无不适当的地方。只要推翻腐败的满清,刷新政治,佛教的环境好转了,唐宋的盛况,不难再现。因此他在上海时,对月霞、杨仁山诸大德并不十分支持。他曾刻印频沙藏经,也曾有助于华严大学的开办,但总不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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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事业上表现的有声色。
  与宗公最要好的是苏曼殊。他以能文享盛名于世。也是近代第一个通梵文的人。杨居士开创祇洹精舍时,在校中担任过一个短时间的梵文教席,他和栖云法师一样,时僧时俗不甚注重传统威仪。但其父执劝他结婚时,则严辞拒绝,不肯有损根本大戒。
  此外另有一般青年僧众,所思所行,与此则大不相同。第一应首推太虚大师,他十九岁时读到章太炎的告佛弟子书与谭嗣同的仁学,思想即大有转变。二十岁时随栖云到杨仁山的学校读书,革命热忱更加旺盛。次年更由栖云介绍到广东某寺当方丈,在那里,他接触到革命党人,参与其机密工作,黄花冈之役失败,他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幸而漏网脱走,回到浙江,而栖云则被捕入狱,直到广东光复,才被释放。
  这时浙江有铁岩法师者,与党人来往极其密切,他认定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作,暗中以这种思想给与各寺的青年僧众,互相励勉,待机而动,适逢辛亥革命爆发,江浙各地纷起响应。铁公遂拍卖庙产,以其所得,召集各寺僧中同志及有志护法的在家信徒,组织成浙江僧军,推戴南京回来的僧师范学堂堂长谛闲法师任统领,准备进攻杭州。当时这支僧军拥有五百余人,二百余枪,在绍兴可谓首屈一指的革命武力。只是谛公老法师,未悉何故,不曾即时就职,统领事务暂由铁公代理,正当要誓师出发,北上作战时,江、浙各地均告光复,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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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政府浙江都督的命令,僧军暂驻绍兴,维持治安。数月后。又奉到解散的命令。僧军中人,也认为民国既建,佛教徒应该作的事很多,不可长久羁糜军中,遂遵命解散。谛公东走宁波,铁公则留绍兴,整顿当地佛寺。
  上海光复时,玉皇法师适在,他联络了当地七个佛寺的比丘与沙弥,以及有志革命护教的居士,也组成一支上海僧军,接受都督陈其美烈士的指挥,担任实际作战工作,对上海光复,颇有贡献。这支僧军。有七百余人,枪械齐全,纪律严明,并于光复上海宝山等地后,参加光复南京之役。民国政府成立,他们始行解散。
  而外,在湖南长沙,曾有僧人救护队出现,未几即解散归寺。陕西安光复时,也有不少僧众与革命军协同攻击八旗兵。这些青年佛教徒,无分僧俗,俱有高度宗教徒修养,尤其充盈著中国知识份子优美的淡泊恬退的精神,当仁时绝不退让,事成后长揖而退。清室宣告让位,民国建立成功,僧军一辞,永远在社会中消逝了。就连宗仰法师,也告别他十数年生死与共的革命伙伴,重新回到佛寺中,元勋既没他的份,先烈也没有他的份,但他却心安理得。
  三
  此后,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佛教徒展开了建立教会的组织工作,并曾引起激烈的诤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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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欧互诋。
  杨仁山居士逝世时,以刻经处交付湖南欧阳竟无居士。民国肇建,欧阳居士以为中国佛教必须有一组织坚强的教会,始能适应尔后的新局面,于是他以祇洹精舍的在家同学李政纲、邱晞等为中心,组织了一个“中国佛教会”,并晋见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要求承认与支持,国父很郑重的接见他们,面允依法备案。两天以后,又给他们一封亲笔函,表示赞同他们的作为。于是他们便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又创办一个月刊,由濮一乘主持,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佛教组织。他们提出一种改革主张,竟谓当时僧众在争庙产,讲应赴的传统中,业已腐朽,不足应付共和国的新局面,今后佛教徒要不分僧俗,能者为上,为佛教开创新局面。接著他们用极激烈的口吻,指摘出家众无知短见,破见破戒,因而引起诸山长老大肆攻击。只是这几位居士非常刚强,尤其是李政纲多才善辩,他在四方围政之下,三日一会,五日一文,展开政击,可以说是字字动听,语语惊人,所指摘的,无不正中佛门积弊,所建议的也皆有高深的见地。可惜后来动了肝火,对人破口大骂,失却社会的尊重与同情,其会中的同志也多有退出他去者,不久“中国佛教会”也就卷旗揠鼓自告解散了。
  李政纲居士引起的风波正在动荡不定中,杨仁山另一高弟太虚大师又开一新风潮。民国政府成立时,他正在普陀山佛教小学堂里教书,得讯后,立即渡海西来,赶到南京,一方面与其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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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李等展开笔战,另方面与铁口仁山,也是他的同学,筹组“中华佛教协进会”。他也到总统府晋见  国父,获得其当面赞许。于是在镇江金山寺,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展开佛教革命,要在教理上摆脱帝王们给佛教涂抹上的神奇鬼怪的外衣,注重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在教制上摆脱依附行政系统,打倒子孙庙,成立统一的教会;在教产上要消灭私占私有的现象,集中起兴办教育与社会慈善事业。这些主张今日看来,都是顺理成章,平淡无奇的,但在当日却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新异之论,因而成立大会开到中途,就引起一场斗殴,大打出手,不了了之。事后,金山寺里反对者,把虚大师的师父八指头陀搬了出来,到金山寺把虚公申斥一顿,带往南京去了。“中华佛教协进会”遂于焉告终。
  另外,还有谢无量在扬州成立的“佛教大同会”。无量居士是四川青城人,天资卓嶷,幼有才名,后来游学日本,参与同盟会,与太炎、宗仰、孑民等俱有深厚的友谊,也有甚大的蹩扭。他非但对佛法有高深的研究,对道教也有广泛的涉猎,口能讲,笔能写。开国时,供职临时政府,不知何故,跑到扬州创办了一个大同会,以折衷、并容为号召,似乎是想以当时那种佛神不分的信仰为基础,加以组织,成为中国的统一宗教,和后来的同善社一样。他很有限度的参加了当时祇洹精舍出身的青年们的争辩。又很技巧的保持著超然中立的态度。一时有些名士巨绅之流颇器重他,他的大同会也颇有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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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局势虽然紊乱,却有一个显著的中心倾向,就是佛教要变,要新,要开创一个空前未有的时代。但是紊乱却葬送了求变的努力。正当此时,苏南浙北的诸山长老把诗名满宇内的八指头陀寄禅法师给搬了出来,号召各地僧教育会联合起来,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全国各寺闻讯之下,纷派代表前来参加,并出动有力人士劝说欧阳竟无、谢无量等取消独立,解散组织,尊重总会的筹组工作。于是当寄公在留云寺开会的时候,欧谢等人均致函拥护,宣布原有的组织解散。不管“中华佛教总会”的基础如何,在开国时期,佛教徒总算建立了一个超然独立的教会。这是流血、流汗、流唾沫得到的成果。
  四
  开国时期,佛教徒在护国卫道的目标下,自动的发扬大乘精神。从事救度工作,创下光辉的纪录与丰美的成就,当时参予其事的人物均已凋谢或寂灭,但他们开创出来的道路,依然陈亘在我们前面,他们表现的精神,一直活跃在我们心中。现在我们面临著一种比当时更为严重的厄难,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基业,已竟荡然无存,尔后我们如何延续法运慧命,确乎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当年开国时的那些大德的眼光、胸襟、学力、抱负,我们能不能像他们那样轰轰烈烈奋斗一场,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自省一番的必要。护国卫教双重责任,永远在我们这一代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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