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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一生——印顺法师自传(2)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印顺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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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他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之毒素,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发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嗔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嗔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 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主义,绝无少分之相染。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能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能”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发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幺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着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常时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幺?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能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能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着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能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发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幺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孜孜不息的为佛法的真义而探求。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的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将仅有的蓄积献了出来。续明他们去西康留学,却为我筹到了‘摄大乘论讲记’的印费。特别是避难在香港,受到妙钦的长期供给。这不只是友谊的帮助,而实是充满了为佛法的热心。学友们对我过高的希望,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才认识了自己。我的申请再审查,还是理直气壮的。但在申请修正时,却自认“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幺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着!

  一五 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幺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着“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着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发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里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别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是“先知”,怎幺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里,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幺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是多此一着。有些看来无用,而却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幺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里。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参加些什幺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幺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一六 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吧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x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发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幺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后来索性不问他。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乐,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幺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末,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发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使用日本进口的温灸器,增加饮食,帮助消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从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以来,我比出家以来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尽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底,五十九年(六十五岁)夏,体重又不自觉的退下来(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渐有疲累的感觉。检查了二次,肺部还是那样,其它也没有什幺病。好心的弟子们,为我求医求药。我有时似乎那幺别扭,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只因为我现在并没有病,是随年龄的增加而机能衰退。这应该说是老,老是终久要来的,你能使他不老吗?

  一七 我离开了善导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来台湾,住在善导寺。不能回去,又别无去处,南亭法师又事实上辞去了善导寺导师,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住下来。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风雨,使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可是,子老虽为构成问题的要素,而问题的消散,也还是亏了他。在道义上,我还不能说离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了,有几位想来福严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关房,关房外是小讲堂,另外有卧室四间。我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退出是非场,回精舍来与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是我当时的心愿。但四十四年从菲岛回来,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卧病的时间,善导寺法务由演培维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顺行的宴会中,受到了心悟的严厉指责,说他将寺院占为己有,不肯交给出家人。在这幺多的人面前,应该是很难堪的。这还是老问题,善导寺的大殿庄严,地点适中,长老法师们,就是以经忏为佛事的,谁不想藉此而一显身手呢!子老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与正在静养中的我商量,要我出来负住持的名义。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义,而一切还是老样。因为这幺做,将来被人公开指责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这就是,善导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规制。对寺务,旧有的积余,仍由护法会保管,移交一万元就得。以后,经济要量入为出,凡用之于寺院或佛教的,护法会不宜顾问。经济公开,账目可由护法会派人(定期的)审核。护法会不得介绍人来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烦累。子老都同意了,但还有更先决的条件:我一直还在静睡中,起来也未必就能躬亲寺务,要有一得力的监院,平时代为处理一切才成。没有人,那我也只有无能为力了。

  演培来了,他是那幺热心的希望我接下来。要有一位能代我办事的监院,要演培回精舍去与大家商议,看看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似乎与悟一同来)答复我,商定的办法是:在三年任期内,由演培、续明、悟一──三人来轮流担任,并推定悟一为第一年的监院。事情就这样的决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岁)正月底(国历三月四日),举行住持的晋山典礼。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从床上起来,就被迎入善导寺的。身体虚浮而不实,几乎晋山典礼也支持不下来(这是一直没有活动的关系)。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结核疗养院住了三个月。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这样,身体能这样也就很难得了,我不必再为病而费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当家,曾在净业林管理庶务,有过一年多的共住时间。由于净业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纷扰而混乱的情况中,经续明的推介,我为他办理手续来台的,来台就住在福严精舍。从四十五年一直到我离开善导寺,悟一始终是领导寺众,早晚上殿,一起饮食,不辞劳苦。寺里有了余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来修饰房屋,添置必须的器具。总之,悟一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在民国以来,以办事僧为住持的原则下,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决定要往来于福严精舍及善导寺之间。精舍增建以来,我没有能与大家共住修学,身体好多了,不应该重提旧愿吗?但是,因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国历三月四日,章嘉大师圆寂,善导寺忙了一星期。接着(国历三月十三日起),善导寺启建了七天的观音法会。国历五月七日,去泰国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庆典,便中访问高棉,一直到国历六月七日才回台。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溜走了,我能不为之而惆怅吗?在泰国时,老学长道源赞叹我的福报大──善导寺呀,福严精舍呀……。我微笑说:“慢慢的看吧”!我对善导寺及出席国际会议,全无兴趣;加上了两种因缘,我定下了离开善导寺的决心。我觉得,那时离开使我不得宁静的善导寺,我内心可以对得住子老了!

  那两点因缘呢?

  一、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仓持秀峰等,护送玄奘大师的舍利来台;子老就与仓持等有了联系,要送演培去日本,进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续。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说: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师去日本。做什幺?当然是联系日本佛教界,反对共产了。为了反共复国,这当然是对的。然子老忠党胜于为教,如派圆明去日本,圆明离佛教而为党服务,他觉得也是很好的,从不曾为佛教的人才损失而可惜。纯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许觉得并不理想。他从不曾真正的为佛教着想,佛教的青年法师,到底还有多少人呢!林竞不失为忠厚的护法长老者!他在无法推行中佛会会务而辞去秘书长时,曾慨叹为:“中佛会会务的困离,是将中佛会的任务,(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环”。他说:“这不是那一位,在子宽主持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子老为演培进行手续,在我去泰国时,已大体就绪。然子老与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会破坏了似的。既然这样的秘密进行,我偶然听到多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了。子老是希望我为他维持善导寺的;而经常帮助我推行法务,相随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却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还能说什幺呢!我从泰国回来,演培才向我说明,希望能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绝对支持。不过,希望以讲学名义去日本,要有讲学的事实而回来”。

  二、悟一是江苏泰县人。南亭法师是泰县首刹光孝寺的住持;悟一曾在光孝寺读书,是离光孝寺不远的一所小庙的沙弥。大寺与小庙,地位悬殊,所以过去的关系平平。悟一到了台湾,除与同戒又同学的新北投妙然,有良好的友谊往来外,平静的在精舍住了两年。自从到了台北,表现出沈着与精明。现在是善导寺监院,各方也就观感一新了。四十五年那一年,章嘉大师呈请中央,成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南亭、东初为召集人。这一中国佛教的动态,暗示着派系的对立。当时,有“苏北人大团结”的酝酿。演培是苏北高邮人,也曾为“苏北人大团结”而团团转。从大陆来台的法师,苏北人占多数。上有三老:证莲老(天宁寺老和尚)、太沧老(金山和尚)、智光老(焦山老和尚,南亭法师的剃度师),三老是不大顾问世俗事的。三老下有二老,就是被尊称为“南老”的南亭法师,“东老”的东初法师了。长老是领导者,青年法师的团结,表现为‘今日佛教’的创刊(这是四十六年的事)。‘今日佛教’有八位(?)社委,地位一律平等,以表示团结,这是以悟一为主力而开始推动的。我从南港疗养院回来,慢慢的知道了这些。这一地方性的团结,与中佛会的整理委员会相呼应。

  悟一是沈着精明而有事业心的。从小出家,如老是依附平淡的,重学的,主张不与人(作权力之)争的我,虽然出家不是为了打天下,但到底是会埋没了他的才能的。自从到了台北善导寺,在“苏北大团结”中,倾向于苏北的集团利益(当然是为了自己着想)。对我与精舍,看来表面上还是一样,但我是深深的感觉到了。当时,为了整理中佛会,为了入党,子老、悟一、演培,正打得火热。我应该怎样呢!常住在善导寺,以法来约束一切,是可能的。要悟一履行诺言,一年到了回精舍去,也是不难的。想到了我的出家,我的来台湾,难道就是为了善导寺而陷于不可解脱的缠缚中吗?“苏北大团结”,等佛教会改选完成,难道就不会以我为对象吗?台北首刹善导寺,对我没有一些诱惑力,我还是早点离开吧!我与悟一是心心相印的,他是会知道的(子老与演培,当时都不明白)。不过,我没有损他,正如以建立福严精舍名义,而割断了与净业林鹿野苑的关系一样。

  我以书面向护法会辞职。子老知道我决心要退了,就不免踌躇,请谁(为住持)来为他维持善导寺呢!他一再与我商量善导寺的未来人选。他提议福严精舍的三个人,我不能同意。最后我说:“要我提贡意见,那末南亭法师是最理想了。不说别的,最近在整理佛教会的关系上,你们也非常的协力同心”。子老不以为然,我说:“那末道安法师,这是赵炎老“恒惕”、钟伯老(毅,都是护法会的有力人士)所能赞同的”。他又不愿意,我说:“那末演培吧”!我的话,其实我是讥刺的。子老一心一意的,觉得演培在台湾,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瞒着我而进行一切手续。可是,他竟然会(白费种种手续,而)将演培留下,继任善导寺住持。在子老的心目中,去日本联络佛教界反共,还是不及为他维护善导寺的重要(我的住持名义,仅一年半,我是将善导寺交还护法会,我没有交给任何人。善导寺住持,演培是不适宜的。但父子之亲,有时还不能过分勉强,何况师生?有些事,说是没有用的,要亲身经历一番,才会慢慢理会出来。可是这幺一来,我对善导寺的关系,断了而又未断,断得不彻底。因为在长老法师们看来,印顺交给演培,这还是印顺力量的延续。无论是顺的因缘,逆的因缘,一经成为事实,就会影响下去而不易解脱,因缘就是这样的。 在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九月十五日,我正式离开了善导寺,心情大为轻松。常时我以什幺理由而提出辞退呢!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说的,说了会有伤和气。我以“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务寺务,两难兼顾”为理由。但就是这些表面理由,又成了逆缘,而受到相当程度的困扰。

  一八 有关建筑的因缘

  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四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云兰若。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划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里,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里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里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幺。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壹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里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契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发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幺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壹百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发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幺,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归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幺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壹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幺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别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我急着去香港,一切工程由一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着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曾任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发,林惿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惿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发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我福报大,我不承认,我就是没有福德,才多障多灾。建筑方面,是佛法的感应吧!也许在这点上,过去生中我曾结有善缘的。

  一九 好事不如无

  台北慧日讲堂的修建,是我主动的要这样去做的。我没有随顺因缘的自然发展,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困扰。这又恰好与当时善导寺(与我断了而又似乎未断)的内部风波相呼应,增加了进行的困难。

  我与老学长道源去泰国,经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他有所感的说:“印老!你原来也是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的”。我说:“是的,你以为我喉咙会发痒吗”?我没有口才,缺乏振奋人心的鼓动力,对宗教宣传来说,我是并不理想的。我的对外宣讲,每是适应而带点不得已的。那为什幺要建立慧日讲堂?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而且,对精舍的学众,也可给以对外宣扬的实习机会。另一重要原因,是福严精舍在新竹,经费是依赖台北及海外的。海外不可能持久,而台北方面,福严精舍护法会,还依赖善导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动。然在我的观察中,善导寺的问题,不久就要到来(这在演培、续明他们,也许不会理解,所以他们也不大热心于建立慧日讲堂)。到那时,与台北信众的联系,将缺乏适常的地点。所以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就与几位居士谈起,要他们先代找一块三、四百坪的地,等明年再进行筹建讲堂。我就到菲律宾度旧年去了。

  我是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八月七日(国历)回台湾的。在菲时,曾接到有关修建的两封信。一、精舍住持续明来信:国历四月四日,姜绍谟居士介绍一位徐(大使)夫人,来参加般若法会。他愿以台币拾万元,在精舍山上建一观音殿。续明不肯作主,说要问过老法师。二、曾慧泰来信:孙(立人)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法,将来建筑经费,想请他发心(据说:张清扬居士常去邻近的黄蕴德居士(法名慧度)家。谈起来,对现在的住处,也有些不满。对佛教,大有要护法而无从护起的感慨。慧度与慧泰、慧琦有往来,也就谈到了我,张清扬居士就说了几句好话。就这样,他们直觉的以为可护助我修建讲堂了)。我立刻回信:在现阶段(立人将军已退职),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佛教界的内情,居士们不完全懂得!被苏北佛教界推尊为少老的张少齐居士,与张清扬居士结成儿女亲家,张清扬居士也就常住在张府。很早就一切尊重张居士,以张居士的意思为意思,这怎幺可以直接向孙夫人筹款呢!这两封信,结果都引起了意外。

  我回到台北,曾慧泰与周王慧芬(法名法慧)居士,非常热心。但有些话,我是不便向他们说的,只是劝他们不要向孙夫人募化。他们竟自以为然,去张清扬居士处,请他为讲堂的建筑而发心。没有几天,张少齐居士主办的‘觉世’,发表了消息,说得非常巧妙。大意是:印顺老法师有善导寺的大讲堂(我离去了善导寺,谁不知道呢),现又在台北筹建讲堂。老法师在菲律宾,有侨领供养美钞壹万元;某大使夫人也发心多少,老法师的福报真大!这一消息的反面意义,是:有了大讲堂,为什幺要再建?要建,建筑费也足够了,不用再乐施。张居士真不愧为苏北佛教界的元老!演培与隆根见了这一消息,赶着去质问张居士,认为不应该如此破坏。张说:据马路新闻(传说),还不止这数目呢!两人无可奈何,气忿的来见我,我说:“你们去质问,根本就是错了”!这就是向张清扬居士募款得来的反应(还有与慧芬有关的无头信,可以不必说了)。

  所说的徐大使夫人,在危难中曾蒙观音菩萨的感应,所以要发愿建像供养。徐大使调部服务,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姜绍谟,知道姜居士现任中佛会常委,就把建观音殿的事,全权拜托,这才介绍到精舍来。我在八月初,约见了徐氏夫妇与姜居士,我建议要在台北建讲堂,如在讲堂中供一观音像,可有更多的人前来礼敬。当然,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决定(后送来台币五万元而了结此愿)。徐夫人曾说到:北投佛教文化馆向他建议:修一观音阁,附几个房间。这里风景好,可以来度假、避暑,预算约三十万元。后来,有人说我抢了别人的护法。唉!来精舍是那幺早,我没有送礼,没有登门拜访,一切出于自愿,是我去与人争利吗?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筹建讲堂的一念,否则就不会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其实,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缘,更大的困扰,还在后面呢!唉!真是好事不如无!

  二0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我到台湾来,有那幺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幺”?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发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幺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幺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幺?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幺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幺,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幺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发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着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幺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别人着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着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说:“我是胜利了。至于能否执行,那是政府的事”。有政治经验的人,到底是不同的。假使是我,那只有承认失败了。

  默如又不得不辞退了。五十年夏,由护法会礼请道安法师住持,以尊重二位监院的确定地位为前提。从此子老也从事实经验中,知道了悟一的确能干,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放下一切,一切由悟一去处理,也就相安无事,恢复了两年前的友善,在善导寺过着宁静的晚年。道安法师渐渐少来了,不来了,很久很久,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才由子老向护法会推介,礼请悟一为住持。纠纷,是很不容易安定的。远些说,从我来台湾,住入善导寺开始。至少,在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二年多的艰苦斗争,到此才可以告一结束。我自从离开善导寺,与善导寺的内部纠纷,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多少还要被子老与演培牵涉到。等到演培辞退,我多年来的愿望,才真正的实现了!

  子老曾经写了一部‘ 百年一梦记 ’,别的事情,倒还记得清楚,独对二年多为善导寺的护法奋斗,竟没有说到。子老毕竟老了!老年人是容易忘记近年事的。如挂在善导寺门口,那块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纠纷中被拿下来而不知丢到那里去。而一经和好如初,子老还想请悟一来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子老毕竟是老了!

  二一 内修与外弘

  “内修,还是外弘”?记得演培曾一再问过我,这应该是反应了共住者的意见。回忆起来,只是惭愧,我是矛盾、困惑于内修外弘而两不着实。

  到台湾以前,我依附学团,始终与共住者过着内修的生活,极为轻松。到了台湾,住进善导寺,为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信众们讲经说法,可说开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长的,而就子老的善导寺来说,不只希望你讲经说法,主持法会,还希望你能写反共文章(演培曾写一个小册子),写向共区的广播稿(演培写了些)。如有佛教的国际活动,你就去代表出席,这也是子老善导寺的光荣。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夏天,出席泰国的佛元二千五百年庆典,我一直推说身体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从台北来信:为了代表出席,星期x某人要来,你决不能说有病。结果,人没有来,而我已被推派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尔瓦与我,其余的是观察员。我到了台北,道安法师说:“你去不去?不去,得赶快辞呀”!我只苦笑了笑。我无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说要辞,会怎样伤害子老呢!在这些上,我不能满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严精舍于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独立学团。子老见我有了负担,每星期还要往来,所以计算了一下,每月供养导师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还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觉──少数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凭讲经、主持法会(每次三百元),信众多少供养而维持。那时,我与精舍的经济是不分的、我建筑了关房,早有离去善导寺的决心。明(四十四)年住众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将怎样维持!年底,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将回台湾时,与瑞今法师商量,得到他的支持,愿意代为筹措生活费三年,这是我所应该感谢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导寺成立了福严精舍护法会,善导寺护法会也每月乐助壹千元(导师的供养三百五十元,从此取消)。从此,福严精舍的经济独立。我应该领导内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岁)秋天,才离开善导寺而回到福严精舍。 演培住持善导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觉而外,仅续明在精舍掩关(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个关房)。在台湾来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真华、幻生、正宗、修严、通妙,及几位年青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幺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着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幺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幺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发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罢!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别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别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少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沉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幺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发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热望有这幺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二二 半天课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一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一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因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一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幺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幺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一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沉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着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来说:“慧泰与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筹款的事,台湾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陆来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发心联络推动”!这原是我体谅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误会。慧泰提出了这番旧话说:“自己年高而没有用了”!我问:“那为什幺这样热心的为我找觅建地呢”(不买地岂非就没有事)?他说:“师父交待我,我当然要去做呀”。我理会到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尊重大家的意见,福泉庵不再建筑了。建国北路方面,过了二月十九的观音法会,决定解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慧瑜他们知道了,当然心情苦恼,到那里去呢?大家集体同行,(杨白衣介绍)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约四个月后,又移住赤崁的净华寺,以后才渐渐分住了。我听了玄深的话,开始收女众为徒,自己不能多教导,让他们自立。回想起来,总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建国北路(房屋后来卖去,在嘉义建妙云兰若)的人事解决了,但银河洞那边的这块地,怎幺处理呢!我想:买地的钱,是我拿出来的,但这到底是以前信众供养的,我还是结个善缘吧!谁要在那边建佛院,我就无条件的给他。首先,乐观长老要建一道场,我带地去看地,并把所有权状交给他。只要他决定在那边兴建,我就办赠与手续。但后来,乐老觉得路小而又上高坡,运费倍增,自己无力兴建,将所有权状还我了。五十四(或五)年,慧琳去海会寺安居,认识了明彻,两人情投意合,想建一精舍,好好修行。慧琳与明彻来见我,希望我赠给他们。我同意了,他们就在那边山坡上,建立妙慧精舍。二人的风格很特殊,在漫长的二十年中,不收徒弟,也没有什幺信徒。到了晚年,两人忽而意见纷歧,纠缠不清。唉!如没有佛法的正见、正信,也许会说:这块地是使人一直困扰的地呀!

  二三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我来台湾以后,曾去过日本、美、泰、高棉、菲律宾、星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去美国是为了养病,所以说到出国游化,那只是菲律宾与星、马了。

  去菲律宾的因缘,主要是妙钦的关系。四十一年冬,性愿老法师就托施性水等来邀请。到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我才初次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时,妙钦去锡兰深造,我是住在华藏寺。正月中,曾在信愿寺(七天)、居士林(三天)说法,听众还能始终维持。居士林的施性统、刘梅生居士,邀我去南岛弘法。曾在宿务、三宝颜、古岛、纳卯说法。在宿务──华侨中学操场的晚上说法(三天),听众最多,这是吴陈慧华居士(一般人称之为“屋婶”)的号召。我来往宿务,就是住在吴府的。慧华是极虔诚的一位善女人,在宿务有良好的声誉。南岛的一月,正是热季,多少辛苦了些(回来病就渐渐重起来)。但宿务的说法因缘,有一意外收获,那就是慧华与梅生共同发起了创办普贤学校。后来,唯慈一直在那边服务。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夏天,我又到了马尼拉,正宗同行。那时,妙钦已经回菲了。这一次,是为性老讲经祝寿而去的。我讲的是‘药师经’,由妙钦译为闽南语。菲律宾的佛教,由性老开化,时间还不久。僧众少而又是都从闽南来的,还保有佛教固有的朴质。我那时的印象,菲岛的佛教,是很难得的。信愿寺自性老退居以来,由瑞今法师任住持,也好多年了。那时已向性老辞退,而寺务还在维持。性老在郊区,又另建华藏寺。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构想,合一应该说是好事,但信愿寺住持还不曾解决,二寺联合的住持,应该更难产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推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我不是闽南人,在我的心目中,这里的佛教,总是要闽南大德合力推动的。我只能看作机器的润滑油,偶然一滴,希望能顺利的推行下去。从四十八年到五十年,我都来菲律宾一趟。弘法是虚名,对寺务──二寺合一的工作,也因人少而仅有形式。如要说做些什幺,那只有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了。瑞今、善契、如满、妙钦诸法师,都热心的想成立一所学校,由信愿寺来支持。对于办学,性老是从来不反对的。但闽南的法师们,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辈,没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话,也就不敢进行而一直延搁下来。我觉得,这是容易的,一切齐全,只缺一滴润滑油而已。我以“大众的决定”为理由,向性老报告,性老也没有话说,能仁学校就这样的开始进行。学校成立以来,信愿寺全力支持,由妙钦去亲自指导,听说已由小学而办中学了。我应性老的邀请而往来菲岛,并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而对妙钦的良好建议,我也没有能实行。回忆起来,好似有什幺亏欠似的!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天,我去了星、马。星、马,我应该早就去了的,特别是四十七年,星、马的佛教同人,知道我到了马尼拉,就联名来邀我,我也准备去了,但结果没有去。因为,一、我早有去星、马的可能,但有人忠告我:星洲的政治情况复杂,千万不要去,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这次,我是决心不管这些而要去了。但星洲政局,恰在这时候变化,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胜利了;那时是联共的,连党名也加上“人民”字样。趁这个时候赶着去,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二、金门炮战发生了,我身居海外,觉得情况严重,我应该回国与大家共住。其实台湾的人心,非常安定。就这样,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星、马佛教同人的那番热心,我非常抱歉,这也许因缘还没有成熟吧!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讲堂,定期举行落成开光典礼,请我去开光。我那时身心渐衰,已失去了游化的兴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请,我一定不去,以过去的友谊来说,似乎不好意思了。去吧!就约常觉也去。

  在星、马,有的是厦门相识的道友,如广洽、广义、常凯、广周、广净、广余……;本道是戒兄;优昙与竺摩是老同学;胜进与明德法师,曾多次通信,而对我作道义上的鼓励。般若讲堂的演培、隆根,那是不消说了。印实师弟而外,还有慧圆、慧平等前年(五十五年)来台湾依我出家的好几位弟子。我一向是平淡的,无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识而没有过分亲密,也就没有什幺大障碍。所以星、马的游化,在平和的情况下,到处受到亲切的招待。

  这次在星洲,主要为五十八年正月,星洲佛教总会为我安排的,假座维多利亚大会堂的两天讲演,讲题是:‘佛法是救世之仁’。又在弥陀学校说法。我去了印实为纪念先师而成立的清念纪念堂,又去了先师旧住的海印寺。曾在般若讲堂,举行了几次归依。陈爱礼女士,也就在这一期间,归依并受了五戒。这次在星洲,见到了闽南长老转岸老和尚,见面时异常的亲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恰在病中疗养,没有能作多多的晤谈。

  本道戒兄为我办好了手续,我就从星洲去马来西亚,首先到了槟城。这是一个有名的花园都市,风景优美,我就住在竺摩法师的三慧讲堂。在讲堂讲了一部‘心经’,也曾在菩提中学讲演。由此到怡保,晤见了胜进与宗鉴法师。然后上气候凉爽的金马仑;本道老要在这要开建大道场。陪我从金马仑下来,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见到了镜盦法师。普陀山鹤鸣庵广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那时已老病龙钟(与我是亲房同辈),也难得的见到了。然后到马六甲,会到了对佛教有能力、有热心的金明、金星两法师。又经麻坡,峇株巴辖而回到了星洲。在怡保、吉隆坡、巴生、马六甲、麻坡,都有一次或两次的演讲,只可惜我的语言不能畅达。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这幺多的地方:访问、应供、讲话、长途汽车旅行,我的身体竟然维持了下来,我也有点感到意外了! 在星洲时,广义法师提议,愿意为我发起筹措出版的费用:印实也要举行法会,以法会的所得,为我作出版印刷的费用。我觉得,在星洲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优待,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结法缘。这幺做,会被误会是为了化缘而来的,所以我辞谢了。我深感二位对我的好意!

  六十一年(六十七岁):腊月二十一日,在顾世淦居士的陪同下,我乘飞机去美国。我六十年冬的大病,虽脱离危险期,但一直衰弱而不能恢复。美国佛教会沈家帧居士邀我去美国静养,所以这是为了休养而去的。中途经日本东京,在旅馆休息二天,仅与圣严、吴老择等相见。第三天到了纽约,第一次坐了轮椅出机场。在纽约,见到了乐渡、敏智、仁俊、妙峰、浩霖等多位法师。我住在纽约长岛的菩提精舍,多承日常法师的照顾一切,过着清幽安静的山居生活。住了半年,体重从四十二公斤而增加到四十六公斤,身体是好得多了!在纽约时,受沈居士的供养,他劝请我长住纽约,为我办理居留证──绿卡。在医院检查肺部时,知道四十多年的宿疾全愈,可说是难得的喜讯!旧历六月底,由日常陪同返台。回国以后,身体又瘦弱下去,不能如期回美,可说辜负了沈居士的一番好意!(去美国是为了养病,说不上弘化,这只是附录于此。)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正月十七日,我乘机抵菲律宾马尼拉,住大乘信愿寺;明圣随行。在我多次出国中,这是自动出国的一次。去年秋季,马尼拉有人来访,知道妙钦患有肝病。知道我的病得张老居士治疗而有效,所以请我代为介绍,没有经过诊断,也据口述病情而取了一服药回去(据说没有服用)。今年,知道病情更重了。想起当年他对我的了解与支持,怀念下已而特地去探望他。每日去医院小坐,正如‘学谱’所说:“别来十五年,倍觉亲切,相对默然。偶尔闲话佛门家常,正不知为喜为忧也”!他的病是没有希望的,我总是说些安慰话。那时,妙钦还是能仁学校的主持者,每为校务而挂念。所以我约瑞老同往董府,劝云卿──贤范出来负责校务,贤范终于答应了。这一消息,使妙钦放下校务的系念。二月十二日,与妙钦、瑞老等相别,顺便去新加坡,住般若讲堂。妙钦终于在三十日去世,我写了一篇‘我所不能忘怀的人’,以为纪念。这次在星安静的注了二月,四月十七日才返台。

  六十六年(七十一岁):我又到了星洲。这次的因缘是:金马仑是马来西亚的名胜区。山上有三宝寺,本道老法师去年才修建完成。本老今年八十嵩寿,受教内长老们的劝发,所以传授三坛大戒为纪念。我与本老有同戒的关系,所以请我任说戒和尚。八月初四日出发,在吉隆坡机场候机,巧遇戒德学长等,也是为了传戒而来的,所以同机抵星。初九,与星方参预戒会的大德们,同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晚宿观音亭,出席盛大的欢迎会。次日,大家一齐上金马仑三宝寺。戒会于八月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星、马地区,戒子不多,所以戒会相当清净庄严。每与本老晤谈,谈到这次戒会,深感事务方面的问题多多!戒会圆满了,我再到星洲,安静的住在般若讲堂。在星期间,促成演培编定‘谛观全集’,我写了‘谛观全集序’。十月初六日回台湾,‘谛观全集’也就在台湾出版。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八月十一日,我又到新加坡。这是弟子慧平的自度庵易地重建完成,请我去主持开光,所以这次是住在自度庵的。开光那一天,法会盛大庄严。一向居住的般若讲堂,已由隆根继任住持,我也去住了两天。演培辞退了般若讲堂,移住在女子佛学校舍。我去演培那里,觉得地址小了些,演培也正在筹划择地建筑。八月二十八日就回到台湾,这是我出国最后的一次。

  有人问我:你是浙江人,为什幺从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觉得因缘是微妙的。现在回忆起来:师父是闽南人,师弟(还有徒弟厚学)也是闽南人。自己到闽南来求学,也一再在闽院讲课。而妙钦、妙解、常觉、广范、广仪、正宗,都是闽南人,而有过较长时间的共住;而我所游化的,是菲律宾及星、马,也是以闽南大德为主的化区。我虽不会与人有交往的亲密,而到底也有了这幺多的道友。一切是依于因缘,我想,也许我与闽南有过平淡的宿缘吧!

  二四 有缘的善女人

  来台湾定居,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留下些值得回忆的因缘。

  一、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着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里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别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忍的支持下来。

  二、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他以为: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参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发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肠炎复发,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着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里)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忽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渐渐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我想,不要几年,如儿女全都长成而独立,他应该能更安祥地奉佛了!

  二五 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福慧讲堂;妙钦与续明死了;仁俊在美国弘法;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印海在洛杉矶成立法印寺;幻生也游化美国;常觉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它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说是帮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标准来看人,演培是有优点可取的。他热心,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献了仅有的积蓄。预约、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论’的余款,乐助为福严精舍的增建费。他节俭,但并不吝啬于为法,或帮助别人。他的口才好,声音也好,所以到国外去宣讲佛法,到处有缘。于佛法也有过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学,教学相长,偶尔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多少有苏北佛教的传统,与我一样的缺乏处众处事的才能(缺点不完全相同)。他的处众处事,如遇了顺缘,就不能警觉,往往为自己种下了苦因。他有点好胜、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如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缘吗?他自从辞退了善导寺,似乎非要有所作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念吧!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能在不断的经验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

  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是妙钦。我与妙钦在四川共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所以,以其说由于共住,不如说由于思想倾向的相近。他曾编‘中国佛教史略’(后由我改编),‘初机佛学读本’。他对佛学,有条理,有思想。文字、讲演、办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可说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项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宾(又去锡兰深造多年)。大陆变色,他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发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沉闷。四十九(?)年起,负起了主导佛教创办的能仁学校的责任。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着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他的“心情不免沉闷”,使他在六十五年,因患肝病而去世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

  续明,河北人。共住汉院的时间并不长。从雪窦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续明来台湾编辑‘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结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这才与他(正在灵隐寺掩关)商量,要他移到精舍来掩关。四十七年冬,我从菲回来,又以时常要出去为理由,请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维持了五年。从雪窦到台湾,他始终给我很多的帮助。续明是外貌温和而内性谨肃的。对自己的弟子与学生,特别关切,真是慈母那样的关护。对沙弥与女众的教导,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他曾亲近慈舟老法师,所以掩关以来,有了重戒的倾向。他主办灵隐佛学院,首先调查灵隐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数,他是想举行结界诵戒的。寺方怀疑了,几乎一开始就办不下去。其实,何必顾问寺众呢!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建议全体持午。这不但有旧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讲堂没有持午,讲堂与精舍,不将隔了一层吗?他嫌我不支持他。这些不能说是缺点,只是从小出家于寺院(以小单位为主),不能关顾到另一方面而已。续明的身体,看来是很实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脑(?)病。全力关护于学院学生,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五十三年,辞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国的游化活动,却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马游化,又以出席佛教会议而死在佛国。如死后哀荣也是福报的话,那与我有关的学友,连我自己在内,怕没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净业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与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为尊严,悟一最为能干!仁俊的志趣高胜,所以不能安于现实。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所以以当前自己的需要为对的,绝对对的,需要(即使是自己过去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就可以不顾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来住的。我四月上旬从菲回来,他早有过住中坜圆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将住结核病院,请他为大家讲一点课,他不愿意,听说碧山岩要请法师,就自动的去了(碧山岩如学,曾说我不爱护徒孙,不肯派法师去。不知道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计划,后修正为五年。据说:读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内心不安。要碧山岩为他另行(离远一些)建筑,否则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来参加灵隐佛学院的开学礼,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劝他回隐院讲课,他就这样离开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隐院(续明主持)还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开学期近了,课程早排定了,他却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过去住过的地方。不成,就由高雄的道宣介绍,住屏东有规模的尼众道场──东山寺(不肯为众说法结缘)。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续明约他回来的)。年底,演培、续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与大众,在精舍举行了一次会议,议决: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讲堂由演培主持。这是仁俊自动发心,而又当众承认通过的。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当然是欢喜了。这一次的决议,仁俊与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净兰若。五十七(?)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关的准备;终于在六十一年,到美国游化去了。非建不可的同净兰若,应该又有不安之感吧!这当然不是为了经济,而应该是不能“同净”。仁俊的志性坚强,情欲与向上心的内在搏斗,是怎样的猛烈、艰苦!在这末法时代,是很难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没有“柔和”,不会“从容”,只有一味的强制、专断,而不知因势利导。“柔和”与“从容”,对仁俊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仁俊与演培,为什幺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与我有缘的曾慧泰,为仁俊购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师而值得人信敬供养,我是只有欢喜的。不过我立刻告诉慧泰:仁俊法师自动发心要主持精舍,并经会议决定,不要因此而起变化。五十二年(国历)七月,仁俊来信,说要兴建静室。我请他履行诺言,对精舍,你要这幺办就这幺办。自行化他,在精舍还不是一样。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还说(仁俊说):“不会在未得导师允许前兴建兰若”,而到底在慧泰等护持下兴建了。就这样,自己发心,而又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为什幺不履行诺言?他给续明的信上说:“讲堂,我应回来为导师分担一分责任的。但台北的大环境,我实在不能适应。况且曾居士最不愿意我负讲堂之责的。……想来想去,以延期回台为是”。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缘!护法们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或者没有缘,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总不免感到意外!

  二六 写作的回忆

  我的写作,有是自己写的,有是听讲者记录的,还有我只是列举文证,说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来的。既然说是我的作品,当然要自负文责。如我有所批评,对方当然也会批驳我,我以为:“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评,除善意商讨外,是不大反驳的。如澹思的‘读“谈入世与佛学”后’,黄艮庸的‘评印顺着“评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我都没有反驳,所以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诤,可说是没有的,我只是“愿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游心法海六十年’)。这里所录出的,是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意义的。

  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下学期,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写有‘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的开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上学期到武院,为了探阅三论宗的章疏,也就写了‘三论宗传承考’,‘清辨与护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下学期,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年来,周继武一再发表论文,以为‘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贤首法藏误解‘起信论’,乃成诤论。虚大师嘱为评论,所以写了‘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保存;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署名“哑言”的‘三论宗传承考’,可以保留) !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回住汉院。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虚大师要我评论,我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这一学期,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住合江县的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上学期,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下一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成‘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去年十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撰‘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大师在这一年八月,又写了‘再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一篇‘无诤之辩’(文已佚),寄给汉院虚大师,表示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不敢再劳累大师。与汉院续明等通函讨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上学期在法王学院。汉院妙钦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寄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唯识学者王恩洋,发表‘读印度佛教书感’。他对我的‘印度之佛教’,相当同情,但对“空”,“有”的见解,大有出入,所以写‘空有之间’作答。

  夏末秋初,回汉院。为同学讲‘阿含讲要’,光宗等笔记,此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妙钦记。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武院。法舫法师作‘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以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传。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写了‘与巴利文系的学者论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在武院,写了‘僧装改革评议’。初夏,到奉化雪窦寺,与续明、杨星森等,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 ,又讲‘中观今论’,都由续明笔记。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在雪窦寺,继续完成‘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我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及‘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上学期,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将‘阿含讲要’补充改编为‘佛法概论’,为讲社同学讲说。夏末,到香港。住大屿山宝莲寺;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岭的觉林,开始‘太虚大师年谱’的编写。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太虚大师年谱’完成后,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为演培、续明等讲‘大乘起信论’,演培、续明笔记为‘大乘起信论讲记’。自己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新界九咪半的净业林。为住众讲‘胜鬘经’,成‘胜鬘经讲记’,又讲‘净土新论’,都是演培与续明笔记的。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住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四篇,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讲圆满的。了参在锡兰,译南传的‘法句’,我为他写了‘法句经序’。秋天,到了台湾,住台北善导寺。写了‘华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我到了台湾,环境有些变化,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整理的必要。长篇的写作等于停止了,写的与讲的,大都发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 四十八岁):十一月,主持善导寺佛七,每日开示,常觉记为‘念佛浅说’。这一年,我写了‘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学佛三要’,‘佛法与人类和平’,‘信心及其修学’,‘自利与利他’,‘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慈悲为佛法宗本’,‘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佛书编目议’等。

  四十三年( 四十九岁):年初,在善导寺讲而追记为文的,有‘我之宗教观’( 原题为‘佛法之宗教观’) ,‘生生不已之流’,‘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这一年,写了‘以佛法研究佛法’,‘点头顽石话生公’,‘佛法有无“共同佛心”与“绝对精神”’?‘我对慈航法师的哀思’,‘大乘经所见的中国’,‘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大乘三系的商榷’等。‘大乘三系的商榷’,是应默如学长的商讨而写的,年底又写了一篇‘读“大乘三系概观”以后’。

  四十四年(五十岁):去年底到菲律宾,新年在岷尼拉大乘信愿寺说法,‘佛教对财富的主张’(后改题‘佛教的财富观’,贤范、小娟合记)等。二月抵宿务,假华侨中学说法,有明道记的‘切莫误解佛教’等。四月初,由菲返台北,讲‘菲律宾佛教漫谈’,常觉、妙峰记。在新竹福严精舍,为学众讲‘学佛之根本意趣’,印海记。‘慧学概说’,‘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常觉记。岁末,因病在台北静养,与常觉等闲谈,常觉记为 ‘福严闲话’。这一年写作不多,仅有‘欲之研究’,‘佛钵考’等。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写了‘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论’,‘龙树龙宫取经考’;‘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征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六月,讲‘泰国佛教见闻’于善导寺,常觉记。

  这年的写作,有‘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教法与证法的信仰’,‘北印度之教难’,‘舍利子释疑’。并应星洲弥陀学校的请求,为编写‘佛学教科书’十二册。下学期为福严精舍同学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作‘楞伽经编集时地考’。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应善导寺住持演培法师请,在善导寺讲:‘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佛教之涅盘观’,‘修身之道’,都由慧莹笔记。 这一年,写了‘宋译楞伽与达摩禅’,‘论佛学的修学’。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去年年底,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才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四十三年)在善导寺共修会,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增补完成,作为新竹女众佛学院讲本,又为偈颂写下简要的长行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初才脱稿。十二月,写‘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性之新文化’。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为邓翔海居士等讲‘楞伽经’。讲此经已三次,因缘不具足,没有成书,仅留有‘楞伽经’的科判──五门、二十章、五十一节。

  五十年(五十六岁):作‘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五十一年(五十七岁):夏,讲‘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于台北慧日讲堂,后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九月底,在慧日讲堂启建药师法会,每日开示,能度记为‘东方净土发微’。这一年,写有‘论真谛三藏所传的阿摩罗识’。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七月,盂兰盆法会期间,讲‘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能度记。冬季,讲天亲菩萨所造‘往生净土论’(本名‘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后由顾法严记,名‘往生净土论讲记’。本年青年节前后,台北和平东路某教会信徒,夜访于慧日讲堂,并赠‘新旧约全书’,希望我研究研究。我与‘新旧约’别来已三十余年,所以回忆而写出‘上帝爱世人’,‘上帝与耶和华之间’。因香港吴恩溥牧师的批评,又写了‘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三月,于慧日讲堂讲弥勒菩萨造的‘辨法法性论’,后由黄宏观记录,成‘辨法法性论讲记’。四月初八日,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恢复内修生活。阅览日译的‘南传大藏经’;然后对‘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的部分写作,扩充为‘说一切有部为主 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进行改写。这一年的写作,有‘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关中写的‘论提婆达多之破僧’,‘阿难过在何处’?‘佛陀的最后教诫’。

  五十四年(六十岁):掩关期间,写有‘王舍城结集的研究’,‘论毗舍离城七百结集’。教内人士,有提倡改穿南传佛教式的一色黄,所以写了‘僧衣染色的论究’。

  四月初八日出关。夏天,在台北慧日讲堂,讲‘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后由杨梓茗记录为‘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住报恩小筑。夏天,写了‘法是什幺’。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住报恩小筑。那年是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作‘略论虚大师的菩萨心行’。读澹思的‘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深有所感,所以写了‘谈人世与佛学’,以“大乘精神──出世与入世”,“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作线索,表达些自己的意见。秋天,长达四十五万字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脱稿。在理想中,这是分别重写‘印度之佛教’的一部分。澹思──张曼涛评论为:“在现代文献学的方法上,本书或不免还有些缺陷。但在爬梳与理清旧有的汉译文献来说,可断言:已超过了国际上某些阿毗达磨学者”。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住报恩小筑。写了‘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年底,抵星洲,住般若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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