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斯特利：中国梵文研究现状让我惊讶

　广东讯 瑟德优·沃尔特·夏斯特利（Satya Vrat Shastri）先生，堪称当代印度最知名的梵文学家。“他是印度的季羡林，在梵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凡的学术地位，值得采访”，2011年5月20日，深圳大学印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向记者介绍说，2010年，经过11位评委的一致通过，夏斯特利获得印度国家最高学术荣誉奖莲花奖。该奖项相当于印度的诺贝尔奖，印度总统亲自颁发证书、奖章及约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夏斯特利今年81岁，5月9日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10天的学术访问交流之后，5月19日、20日在深圳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中国梵学研究非常出色，同德国、英国等梵学研究大国相比毫不逊色”，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说。

夏斯特利为人非常谦和，笃实敦厚。他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已经是四代同堂，但潜心梵学研究七十余年未变。郁龙余介绍说，夏斯特利先生博学精深，在印度乃至整个国际梵文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与影响。

研究印度国学“梵学”七十年 给王子和公主授课

梵文是古代印度通行的文化语言，意思是文雅的语言，和比较接近各地方口语的种种“俗语”相区别。

梵文中包括早期的吠陀语和后起的规范化的梵语。从古至今印度有用梵文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但在12世纪以后梵文古典文学逐渐衰落，重要作品很少；到近几百年间，各种地方语言的新文学兴起，已经取代了梵语文学的地位。但梵文作为印度的“古代汉语”对印度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等领域的影响非常大，梵学属于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印度的国学。

夏斯特利出生于德里一个书香人家。他的父亲精通梵文。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夏斯特利五岁开始学习梵语，到十一岁时，他已经陆续使用梵语创作了许多诗歌并出版成册。夏斯特利告诉记者：“编辑刚收到一个孩子写的梵语诗歌时非常惊讶，但他们非常宽容，照样予以发表。”在那个年代，印度已经有24种主要流行方言，使用梵语的人其实并不很多。但是，许多方言他虽然没有学习过，但仍然可以听懂并理解。因为，梵语是许多方言的基础。

夏斯特利桃李满天下，曾任印度梵文大学校长、德里大学梵文系主任、尼赫鲁大学荣誉梵文教授。他的学生有不少是王子和公主，其中包括泰国诗琳通公主。他一生翻译、研究著作数十种，誉满天下，印度和许多国家给他颁过75个奖。2010年，在印度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活生生的传奇》专门记录他的传奇人生授徒、著作、获奖。

在退休多年之后，夏斯特利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梵学研究。在印度首都德里市中心，他宽大的庭院里“隐藏”着印度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之一，收藏着两万余册梵学相关书籍，不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孤本。夏斯特利说，经常有来自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学生上门求教、探讨，“我会接待好每个人”。

中国古代大部分佛经译自梵文 民间学者与印度来往密切超出想象

记者向夏斯特利询问，梵文是已经基本不再使用的古言，为什么国际学术界研究梵文的热情还那么高？

夏斯特利表示，梵文是古代印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不了解梵文，古印度文明就是被切割的文明，“因此，梵文同传统文化、现代文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夏斯特利说，梵学的影响当然并不局限于印度。历史上，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外宗教文化交流非常活跃，中国古代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因此，学习、使用、翻译梵文的人数非常多，中国成为印度之外最大的梵文大国。当然，梵学的影响后来也扩展到了英国、德国、美国等地。

夏斯特利说，通过研究梵文，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历史知识。他举例说，他在一本千年以前的梵文著作中发现，古代印度皇室的专用旗帜，竟然是使用中国丝绸制作出来的，说明中印两国的经济来往早就非常密切了。古梵文著作还记载过，中国民间学者经常去印度学习、取经，来往之密切超过我们当代人的想象。明朝中期，明朝皇帝甚至派大使到印度北方地区深入交流。古代印度发达的哲学、宗教和历史知识，许多在现代印度已无史料可查，但我们在中国的佛教经典中却可以找到痕迹。因为，很多佛教经典当年都是由梵文直接翻译过去的。中国古代出过法显、玄奘、义净等众多梵文大师，翻译了汗牛充栋的佛经；现代则有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黄宝生、段晴等杰出梵文学者，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奥义书》等大量文学经典。

对中国梵文研究现状很惊讶 渴望推动中印文化交流

在中国十几天访问期间，夏斯特利说他“非常激动”，不仅仅是他终于实现了盼望已久的中国之行，中国学者在梵文研究领域的成就也让他很吃惊。

记者了解到，很多印度学者限于语言解读能力，更由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作祟，长期在梵文和西方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较多，而在梵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比较研究比较少。二十世纪后期，印度的梵文研究国际化趋势明显起来，中国学者如黄宝生、郁龙余等人在中印诗学比较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另外一种文明或文化视角的加入，实际上大大推动了国际梵文研究在学术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实际上，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梵学研究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许地山等自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的积极尝试与倡导密不可分。不过，就现代学科建制而言，梵学研究学科的成立应以194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立为始。这一年，季羡林自德国留学归来，担任该系教授与系主任。不久，接受过印度传统梵学教育的金克木也调入东语系，与季羡林一起成为新中国梵学学科的创建者。经过几十年曲折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深圳大学等学术机构在梵学研究以及人才培训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夏斯特利说，他非常荣幸在北京大学有机会认识王邦维、段晴教授等著名学者，并给从事梵文学习和研究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亲自上课，“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人热爱梵文，收获非常大。我不但用梵语与他们对话，最有意思的是，我用梵语唱歌给他们听，而学校方面还专门录音保存下来。”

夏斯特利非常热情地表示，探究学问是他永远的追求，但他最渴望的还是积极推动中印文化交流。“我非常愿意把中国《诗经》译成梵文和印地语，我也很支持黄宝生等中国学者尽快编一本《梵语汉语词典》，因为这些工作太伟大、太有意义了。我一定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文：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