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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法师:当代问题座谈纪实 15佛教对「政治人权」的看法

       

发布时间:2013年04月29日
来源:   作者:星云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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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法师:当代问题座谈纪实 15佛教对「政治人权」的看法

  星云大师讲 弟子满观记录

  政治,一直是敏感的话题。有的人认为政治是龌龊、丑陋的,一提及便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则趋之若鹜,争相追逐,如蚁聚膻,如蝇竞血一般。为何对「政治」有着如此两极化的评价?

  曾经有人将政治形容为「高明的骗术」,在权谋诈术的操弄下,多少国家沉沦灭亡?多少贤能志士牺牲?孔子当年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此周游列国;楚国的屈原,因为被奸臣陷害而含冤投江。许多文人「学而优则仕」,原本怀抱「济苍生」、「安社稷」,以身报国的雄心抱负,却因受到压迫排挤,壮志难酬,一个个退隐田园,如西晋的陶渊明,唐朝的李白、杜甫、陈子昂,宋朝的苏东坡、陆游、辛弃疾……他们的文学作品里,也留下了诸多政治黑暗、官场险恶的见证。

  其实,政治的黑暗、丑恶,是现象,并非本质!

  本质上,政治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包含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也包含人民管理政府的权力。「国家兴亡,人人有责」,所以,政治应是全民为国家兴隆、百姓福祉,而齐心协力的责任与行为。而且,越是清明的民主国家,就越重视人民的权利和权力,人权也更能伸展和受重视。

  古代希腊的柏拉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理想国》,被公认是西方第一部政治理论经典。柏拉图认为「城邦」(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构成什么样的「城邦」(国家),所以书中将政治、伦理、哲学、教育视为彼此相互依存,有着缺一不可的关连性、重要性。

  过去,讲求仁义、伦理道德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即宣称:「我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打天下,以半部《论语》辅佐太祖治天下。」他认为《论语》里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与方法,每次一遇到治国难题,就回府闭门攻读此书,从里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

  不过,人性之贪瞋痴,要根本去除,并非易事;在这方面,佛教则具有净化心灵的教化作用,也有过不少具体的贡献。佛陀在世时,常对国王大臣说法,指引「治国之道」历代许多高僧秉持弘法济世的悲愿,关心国事,福利百姓。佛教不仅对政治有精辟的主张,尤其能辅助政治的不足,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积极、平等与包容、互摄、圆融的特质。从历史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佛教对于历朝政治的许多建设成果。而藉由政治的护持,佛教也得以弘传发展。政治与宗教,如同人身五官四肢的互用,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

  星云大师本着度众的慈悲愿力,关心政治,关怀社会,他将人间佛教弘扬至全球五大洲,衷心祈愿的即是借着佛法的力量,能让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平安幸福。二○○五年十月,大师再次应西来大学之邀,前往美国为远距教学的学生授课。从学生的提问中,大师阐述政治运作所产生的各种利弊,说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教对政治的贡献;谈到对「人权」、「自由民主」的看法,对于敏感的两岸问题,大师也提出恳切中肯的箴言。以下是当天的座谈纪实。

  时 间:二○○五年十月八日晚间七时三十分至九时

  地 点:美国西来大学远距教学教室

  主持人:星云大师

  英文翻译:妙光法师

  对 象:西来大学学生及加拿大满地可、温哥华、美国纽约、圣路易、奥斯汀、休士

  顿、旧金山、佛立门、圣地牙哥、台湾人间大学等十个地区之数百名学生透

  过网际网路同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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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人说「政治」是最现实的,政治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听起来好象政治是没有原则,只讲利害,是很反复、无情的。请问大师,「政治」的定义是什么?在一个宗教人士看来,政治的运作会有一些什么利弊、得失呢?

  答:说到政治的定义,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则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具体而言,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国之事,概称为「政治」。

  政治是社会组织重要的一环,世间上所有一切都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也没有一个人能离开政治而生存。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是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然而过去一般人每一提到政治,总是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画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

  事实上,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是触犯国家刑法,被褫夺公权,否则即使出家众都须善尽纳税、服兵役的义务,也有选举、罢免等权利。也就是说,政府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人民也有管理政府的权力;尤其人生存在世间上,需要很多的自由,譬如人有居住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参政的自由等,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派区克‧亨利(Patrick Henry)所说:「不自由,毋宁死。」

  在各种不自由当中,以政治的不自由对人迫害最大。台湾之所以为人所称道,就是因为台湾人民有政治上的完全享有权,以及从政的自由权。台湾下至邻、里、乡长,中至县市议员、县市长,上至立、监委、国大代表甚至总统,大家依法都有选举或被选举权,这是民主国家的特征,也是民主政治的可贵。

  政治最大的功能,乃在于能解决、保障人民、家庭、社会、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但是政治也有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之不同,所以一个国家国祚的昌隆衰弱,人民的安危苦乐,和掌权者的施政态度有绝对的关系。国家领导者若实行仁政、王道,爱民重民,就能政通人和,赢得全民的拥戴;反之,倒行逆施,暴戾自私者,最后必定为人民所唾弃,终而走上灭亡之路。此即「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个道理证之于古今中外历史,历历如绘。例如《史记》记载,周厉王暴虐,常大肆残杀无辜,虽然「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之后,仍被百姓群起放逐。再如秦始皇父子因肆虐百姓,大失民心,很快就失去天下。

  反之,楚汉之争时,刘邦因得秦民支持,于是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明君,他在位期间,国家繁荣兴盛,内外升平,从《贞观政要》中可看出其「君道重在安民」等政治观,他曾对臣子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并举出隋炀帝由于荒淫残暴,征敛无度,导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来与侍臣互相警惕。

  所谓:「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殷鉴不远,可是放眼现代,独裁、极权政府对人民控制压迫之例,也是不胜枚举。最典型的代表是纳粹的盖世太保、法西斯的黑衫军、苏联的格别乌(KGB),以及许多国家的特务,都是用残酷的手段、严密的监控来统治人民。

  此外,政治上的弊端,再如苛捐杂税、严刑峻罚、贪污腐化、强征勒索等。也有所谓白色恐怖、屈打成招,或司法迫害、法律不公,致使人民冤屈无法伸张而怨声载道。乃至执政者朝令夕改,翻云覆雨,无信无义;或与黑道挂勾,道德沦丧;或借着政商合流,谋取私利,而罔顾人民权益,危及公共安全;或垄断媒体,致使舆论不彰……。甚至如恐怖分子的袭击,屡屡挑起人类的仇恨,引发死伤惨烈的事件和战争。

  其他如日本企图掩灭其残暴的侵略史实而篡改教科书,乃至历年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不肯认错之举都是负面的政治态度。这些政治人物虽然一时显赫,为所欲为,但是禁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其下台或逝世后,往往「人亡政息」,个人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也随之瓦解。

  政治是一时的,道德、人格才是永久的。因此,孔子在《论语》里提到最理想的政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说:「政者,正也。」在上位者有道德,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此,「政治道德」所展现的便是一种「政治力量」了!

  好的政府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他们会为百姓谋取福利,如减轻税捐、加强建设、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足;提升教育、文化水准,尊重宗教,融和种族,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培植山林,整治水利,重视环保,营造清净、健康的生活环境等等。

  除了前面所言的唐太宗,三国时,以远见卓识辅佐刘备安邦治国的诸葛亮;宋朝时,为富国强兵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都是忠心为国家社稷,以大公无私,宽宏气度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典范。

  在佛教里,极乐世界是人所向往的佛国净土,在极乐世界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是一个政治永远清明的世界,不同于娑婆世界是个有好人、有坏人、有光明、有黑暗的五浊恶世,尤其只要一沾上政治,人性丑陋的一面便越发突显。明朝唐甄曾激烈发表「帝王皆贼论」,他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此乃人有私心,有权力欲之故,因此不论东西方,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党派与党派之间,因政治权力引发的争战,可谓连年迭起,少有止息。尤其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有九年没有打仗,所以谈到政治人权,我们要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大家修身正己,以诚心、正义、尊重、包容,慢慢影响世界政治人物,用舆论和各种方法,让从事政治的人知道和平的重要,从而提升政治道德,善尽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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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治确实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想请问大师,一般人常说「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宗教与政治真能完全划清界线吗?佛教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是否与「政治」有过什么样的接触吗?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请大师开示。

  答: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宗教信仰,因为宗教如光明,人不能缺少光明;宗教如水,人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因此人只要有生死问题,就不能没有宗教信仰。

  宗教与政治都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二者自然难以划清关系,只是过去一般人总秉持「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政教分离」这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但是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因此自古以来佛教非但未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出入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优填王等,都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他们将佛法的真理应用于治国安邦,福利百姓。

  佛陀涅槃之后,印度的阿育王,原本凶恶残暴,皈依佛教之后,成为仁慈爱民的君王。他觉悟到以武力来统治国家,只能服人之口,唯有以佛法真理来度化世间,才能服人之心。因此,在他治理国政期间,每五年会派一批大臣,到全国各地去考察佛法传播的情况,并且在街衢要道设立许多石柱,上面篆刻佛教的经文,他认为佛法愈弘扬,国家就愈兴盛。后来的迦腻色迦王、戒日王、弥兰陀王等,也都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的政治,在印度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到了中国,历代的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当中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明朝的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政风贡献很大。

  佛教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与贡献,除了和谐政治,再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乃至佛教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尤其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彼此相辅相成的,政治在使一个国家人民走向繁荣、安定的大道;宗教则是政治前面的引导者。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说,由于政治本身为了因应人事的变化,有时思想难免受限于「权」的制衡,而导致狭隘的自我主义,所以一个政治领导者,如果不能把施政的理念建立在道德上,不以佛教的慈悲心、缘起观为施政的准则,政治就会流于权术的运作,从政者便会被权欲所支配,而谋权夺利、互相斗争。甚至整个社会若不借助佛教的因果业报来教化人民,也难以安定人心,因为法律只能防止恶行,恶的根本则必须靠佛法的修行才能去除,所以有时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佛教可以弥补不足。

  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其与政治之间有时候是政治希望借助佛教的辅助,所以帝王莫不尊崇有德高僧为国师,例如姚兴尊鸠摩罗什为国师;有的朝代是帝王采高姿态,希望佛教臣服在政治之下,遂与佛教产生敌对状态,故而有东晋慧远大师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主张,认为「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岂庙堂之器」。有的时候宗教与政治相辅相成和谐共存,但有时候也有民间宗教如白莲教,乃至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窃用基督教之名,利用邪教摧倒政治的,也是时有所闻。有的时候政治逼迫宗教隐遁到山林里,如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的政策,不但禁止俗人进入寺院,同时也禁止僧侣与世俗生活接触;有的则是摆明了藉助佛教的帮忙,如唐朝神会大师帮助政府卖度牒,现在政府每遇有重大灾害,也总要佛教出面救灾。

  总之,佛教与政治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所谓「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一个宗教的发展,如果有上位者加以弘传,则普遍而快;如果由下而上,要想普及于全国,若无一两百年,则不易竟其功,这就是佛陀临涅槃前将护法之责付与王公大臣的原因,有了帝王的护持,佛教才得以弘化天下,畅行无碍,此可证之于近代日本的圣德太子订定十七条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世世代代为笃信三宝的佛教国家,所以日本的佛教直到现在依然非常兴盛。

  甚至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所以能枝繁叶茂,并且产生「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现象,除了高僧的弘传、译经的展开、大藏经的刊行、宗派的创立、教义信仰的普及,乃至僧团制度的不断革新等诸多原因之外,历代多位帝王对佛法的鼎力护持,也是一大助缘。

  其他如泰国国王即位之前,必须接受短期的出家生活训练,等到出家人的威仪具足,佛教的慈悲精神具备,才能掌理政治;西藏一直实行「政教合一」,其他中南半岛的国家,如锡兰、缅甸、尼泊尔也都是「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雕刻大藏经以救国。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之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才能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才能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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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刚才大师谈到,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就经常周旋在国王大臣之间,为他们开示为政之道。能否请大师进一步说明,当初佛陀对政治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与教化?

  答:谈到佛陀的政治理念与教化,令人感慨的是,翻开人类的历史,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少有清明的时候,大都处在变乱动荡之中,原因是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内自相残杀,争取领导;对外侵占掠夺,谋取扩张,在在处处显露人性自私贪婪的弱点!

  佛教是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佛教没有阶级和种族的歧视与斗争,佛陀当初打破四姓阶级制度,明白揭示民族的平等观,即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应一律平等视之。因此一如佛教的传说,如果悉达多太子当初不出家修道而接掌王位,便是一位英明仁慈的转轮圣王。所谓转轮圣王的政治,就是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

  佛陀出身王族,对国家政治有透彻的了解,在《般泥洹经》里,他说:「天下多道,王道为大,佛道如是,最为其上。」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仁王政治的理想。

  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普见于佛教的诸多经典中,例如:在《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里,佛陀开示:民心不安,是国家之危,所以领导者应常挂念百姓,如心系自己的幼子一般。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中,佛陀告诉身为国王者:对于国内所有众生、僮仆、大臣,都应以「四摄法」来看顾摄受。在《长阿含经》里,佛陀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在《佛说孛经抄》里,佛陀指出:「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经》中,佛陀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统理万民,须公正公平,不能有冤屈之事;二、储备人才,要用心并给予教育;三、勤政爱民,广修福德;四、不听信谗言,而能察纳正直的谏言;五、节身自爱,不贪图享乐。在《金光明最胜王经》里,佛陀则说:「于亲及非亲,平等观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佛陀综观当时社会的状况,认为一国的兴衰与君主的道德有关:「君主贤能德政,则国运必昌,人民幸福;君主失德,则国运必堕,人民痛苦。」因此,佛陀为帝王订下应守的德目,如:清廉宽容,能接受群臣的谏言;肯布施,能与人民共甘苦;租税必依法征收;勤政爱民,谨持威严;审判必依法律,无私曲于其间;与群臣和睦,不与彼等竞争等。

  除了国家最高领导者应具备慈悲、能力、公正、守法等条件以外,在《增一阿含‧细禁品》里,佛陀也举出执行政令的官员必须具有:不贪污、不暴怒、不诿过、不怪僻、不悭吝、不犯法、不磨人、不重税、不嗜酒、不好色、不自私等内涵品德,才能行法不悖,利益众生。

  此外,《中阿含‧雨势经》中也记载了佛陀对政治的看法。有一次,阿阇世王要发兵攻打跋祇国,特地派遣雨势大臣向佛陀请教战略。佛陀知道雨势大臣的来意,故意对站在身后的阿难开示跋祇国所以富强的治国七法:(一)数相集会,讲议正事。(二)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三)奉法晓忌,不违礼度。(四)孝事父母,顺敬师长。(五)恭于宗庙,致敬鬼神。(六)闺门真正,言不及邪。(七)宗事沙门,敬持戒者。

  佛陀主张以议会制度,推行民主法治来决定全民的利益,一如今日立法院、监察院等也经常召开会议,只是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已有灼灼先见之明了,所以英国政治名著《印度的遗产》一书中提到:「现代民主国家的会议制度,便是从佛教的思想中继承来的。」

  其实,一个良好的政府不必然是全能的,但是必须导民以正。从以上诸多佛教经典中,可知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转轮圣王的仁王之治,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扩张武力去侵略他国,但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自由、平等、安全、幸福,必要的施政是可行的。

  佛陀对于政府治国之道的精辟看法与理念,当今政治人物如果都能谨记在心,并且依之而行,应用于治国济民,那真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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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既然佛教徒关心政治已有佛陀身先表率,那么历代以来的高僧大德对政治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他们是否也曾立下什么样的典范?请大师为我们说明。

  答:前面提到,佛教的弘扬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相对的,佛教则能影响帝王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不但历朝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等僧官制度,更有礼请僧人为国师而辅佐施政者,譬如禅宗的南阳慧忠禅师,唐肃宗、代宗都曾封立他为国师。华严宗三祖法藏贤首,唐高宗曾随他求受五戒,武则天请他至宫中宣讲华严要义,法藏为了让武则天明了「体相用一如」的道理,就近取譬宫门一对金狮,成就《华严金狮子章》的伟大著作,使华严宗在唐朝大放异彩。而四祖清凉澄观更是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为七帝国师。

  唐朝的悟达国师深受唐文宗敬仰,宣宗即位后,更颁赐紫袈裟,并且敕封为三教首座,他曾襄助宣宗复兴佛教,功绩炳然。隋唐时的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名、奉道」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其他如宝志禅师为梁武帝的国师、玉琳国师为清顺治皇帝的师父、天台智者大师受到隋唐两代帝王的尊敬等。以上这些大师都是抱持方外之士的超然胸怀,以佛法智慧,为国家的安乐、人民的幸福贡献宝贵针言。

  此外,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力的僧侣,诸如西晋末的佛图澄,他度化残暴杀人的石虎、石勒,解救生灵无数,二石尊之为师,时常请教社稷大事。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大师,是姚秦苻坚以十万大军征讨襄阳时希望求得之人。当时有位博学广闻的习凿齿,以文名著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在道安抵达襄阳之前,习凿齿已久闻道安之名,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他自我介绍:「四海习凿齿。」意思是四海之内多闻我名,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即普天之下,相信佛法、有道就能平安。两人机锋相对,可谓禅意盎然。

  道安大师后来劝谏苻坚休战,让众生免于涂炭。再如唐朝玄奘大师,他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并经常随驾高宗左右,接受谘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见一斑。

  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隋文帝曾经赞叹灵藏律师:「朕是世俗凡人的天子,律师你是求道学法者的天子;律师你能以佛法度人为善,而朕只能以法令禁人为恶。」南宋高宗曾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贡献计策,稳定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元帝入主中原后,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乃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生存;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世祖敕封他为佛国普安大禅师。

  历代的高僧大德虽然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是爱国之心和一般人是相同的,他们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给予社会大众苦难时的安慰,失望时的鼓励。只是长久以来许多人对于僧侣关怀政治总是抱持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出家人不可以问政,不能关心政治,其实政治既是众人之事,佛教徒关怀社会,岂能不关心政治?因此即使佛陀也曾说过自己是「众中之数」,乃至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身分,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所以佛教徒参与政治,本着爱国爱家及关怀一切众生的悲心,怀抱淑世济人的圣贤之心,从事政治的事业,又有何不可呢?

  是故针对常有人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可以」!因为从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以及历代国师们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在在都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佛教徒如果能本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从事政治的事业,更能扩大心胸,为众谋利,这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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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您提倡人间佛教,一向都很积极地走入人群,主动关怀社会与时事,但大师对政治又一贯保持超然和超越的态度,是否这就是所谓「问政而不干治」呢?请大师开示。

  答: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教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问政不干治」是佛教徒对政治的态度。也就是说,佛教基本上是超越政治的,但对社会大众的关怀,仍不失其热心,只是不直接接触行政工作,这也是佛门一向主张的「问政不干治」。

  我对政治与宗教的看法,一向主张「政治权力方面,宗教徒不沾边;宗教灵修领域,政治也不要干涉」。例如我开创佛光山,或在全世界建设一、两百座道场,十方善施协助之外,从来没跟政府申请过一毛钱来补助设施。我认同太虚大师的「问政不干治」。「政治」两个字,「政」是众人的事,「治」是执行、管理之意。问政就是可以担任议员,关心国事,给予建议,但是不要当警察局长或乡镇长等,直接参与政治。目前台湾社会混乱,是非、法律不张,我也不赞成出家人参选民意代表,但可推荐正信的佛教徒参选,因为总要有人来关心国事,改革政局。

  像现任西来大学的教务长古鲁格,他是斯里兰卡人,过去曾是代表斯里兰卡国家政府驻联合国的大使。刚才上课前我问他:「目前斯里兰卡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他说:「斯里兰卡有两百多个国会议员,其中有九个是出家人,都是很优秀的议员。」我开玩笑说:「你们南传佛教比我们北传佛教进步,我们在台湾的立法院还没有九个议员呢。」宗教不能离开国家,不能离开政治,出家人可以不做官,不管理政治,但是不能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民众,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什么身分,每个人民对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

  出家人虽然出家了,但是并不意味出国,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国家邦梓。爱国不分你我自他、方内方外,为政不必高官厚禄,权力在握,我想爱国没有错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才是罪过。国家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问政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维持社会秩序。何况佛门广大,如阳光普照、天雨润泽,不会拣择是大树或小草。贩夫走卒、贫苦困顿者,我们都会心生悲悯,希望他们能得到佛法的滋润,重拾生命的力量和喜悦,何况政治人物?佛教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人。而且,如前面所言,在上位者如果有宗教信仰,明因果、知取舍,对国家、对百姓更有正面且巨大的影响!

  这几十年来,和我接触的政治人物不少。一九九六年五月,美国前副总统高尔访问西来寺,晤谈中,这位和善的政治家表现出对宗教和移民的高度支持与关切,他赞许佛教的合掌,认为此动作代表了合作、团结、互助与包容。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到马来西亚弘法时,与他们的首相马哈迪会晤,他认同佛教的慈悲心、平等观,并提出人类也应有相互关怀友爱的情操。

  二○○一年八月,当时任高雄市长的谢长廷先生,因看到《仁王护国经》里「若国欲乱,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当有贼起,百姓丧亡」的句子,深感净化心灵的重要,于是率同一级主管到佛光山进行「净心论政之旅」。那时,我提供「以众为我,就能解决问题;以退为进,世界将更宽广;以无为有的胸怀,拥有更多;以空为乐,更能自由自在」的观念,作为他问政管理的参考。

  另外,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说,从我身上学到「老二哲学」,他要效法出家人,以众生为念。陈水扁总统曾三度访问佛光山,他说我勉励他「有佛法就有办法」、「国内政局要安定」,有助于「九二一」灾后重建及两岸问题的处理;也表示全民应推行和实践我提倡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还有,二○○一年,我应邀至总统府演讲,也提出:「对经济的复苏,企业要大小共存;对社会的治安,全民要同心协力;对族群的融和,大众要互相尊重;对国家的未来,眼光要瞭望全球」四点意见,作为大家未来努力的方向。

  〈龙舒增广净土文〉言:「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生存世间所承受的四种恩德,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恩」。每个人都需要国家政府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平时有力量者帮助生产,有技能者提升科技建设,有智慧者建言国是,有财力者广结善缘……,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以报答国家覆护之恩。

  佛教与政治之间有如唇齿相依,彼此脱离不了关系。证诸历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同样的,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才能兴盛。因此,身为国民,大家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身为宗教家,更应为全人类福祉尽心尽力,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才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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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请问大师,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或是主从的关系吗?

  答:说到佛教与政治的异同,早期我在各地讲演,后来结集出书的《讲演集》,里面有一篇〈佛教的政治观〉,谈到二者的不同,我曾列举数点,大意是:

  ‧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团体。

  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人心的力量。

  ‧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的生活。

  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

  ‧政治是重视法纪,要人人守法。

  佛教是慈悲忏悔,要人人自律。

  ‧政治是维护治安,保卫国家。

  佛教是救苦救难,拥护国家。

  ‧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

  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政治对于功和过,重在事后的赏罚。

  佛教对于善与恶,重在事前的认知。

  ‧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

  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

  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

  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现未。

  ‧政治的世界和平,是理想目标。

  佛教的净土共生,是行愿完成。

  ‧政治以财力、军力、权力,治理国家。

  佛教以德力、法力、心力,辅助国家。

  ‧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

  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

  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这是从佛教与政治的定义、教化、目的,以及执行方式等来作比较。表面看来,两者有极大的差异,实则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通。例如佛教虽明诸法毕竟空寂,实相无相,但在教化时,会随着众生根机而有许多权巧方便的施设。如《杂阿含经》里记载,有位御马师问佛陀,身为「无上调御丈夫」的您,以几种方法来调伏众生?佛陀回答说如同调马一样,也是以柔软、刚强、刚柔并用三种方法来教化众生。

  所谓「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这种刚柔并用的教化方式,和政治上「宽猛相济」、「王霸兼综」的政策并无二致,同样是管理众人之事。只是不同的政治理论,不同的治国方法,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政局。大体上,「四维八德」仍为治国修身之依循准则,在这方面,佛教所制订的「五戒」,更能作为修心养性的指引,不同于外在的规范。乃至佛教的一切教理都是「直指人心」,让人们发觉本自具有的清净善美的真心,进而以四摄六度等菩萨行法自度度人,共同营造美满和谐、富足安乐的国土。

  不论身为哪一国的国民,一定有行使政治的权力,都是「政治人」;如果接触佛教,成为信徒,就成为「佛教人」。两者重叠,会产生相加相乘的强大力量!

  至于主从关系,我想佛教与政治应无主从之分。不过「形为心使」,佛法即「心法」,在一切有为法中,「心」具有主动、主宰的支配力,如《华严经》言:「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物。」此心能上天入地,会行善造恶,我们若能明白自心而实践此「心法」,在待人处世,乃至齐家治国就非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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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人说,一个国家如果能多几个「政治家」,少一些「政客」,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福了。请问大师,「政治家」与「政客」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真是大哉问!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多一些,政客少一些,国家就能兴盛、清明、稳定。反之,如果尽是政客当道,要国泰民安也难矣。同样是以「政治」为业的人,二者有何不同?十九世纪美国一位牧师克拉克说:「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就是政客看下一届的选举,政治家看下一代的福祉。」真是一针见血的诠释。

  综观古今政坛百态,我将政治家与政客之不同,归纳为:政治家一心做事,政客一心做官;政治家想到利人,政客想到利己;政治家公而忘私,政客私而忘公;政治家以福国利民为立场,政客以个己之私为立场;政治家为正义而服务,政客为利益而服务;政治家高瞻远瞩,政客短视近利;政治家有党派,和而不流,政客有党派,以党伐异;政治家上台容易、下台洒脱,政客上台不易,下台不肯;政治家有道德勇气,政客泯灭良知;政治家肯为理想牺牲,政客只有贪欲的企图。

  根据这些描述和比较,我们来检视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我想无疑的,华盛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带领美国独立,并于一七八九年,全票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他极为厌恶专制独裁,除了竭力将松散的联邦建立成坚实的国家,更坚持推行民主政治,为现今美国的自由民主扎下深厚的基础。华盛顿就是那种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对政治有卓越远见的政治家。

  政治家多具有高尚的品格与高贵的政治理想,即使最后功败垂成,仍在历史上留下让人尊敬的英名。如春秋时,致力改革富国的管仲;为政清廉,正直无私的晏子;三国时善于审时度势,具统领智慧的诸葛亮;东晋时沉着冷静,稳定和谐政局的谢安;唐朝有见识才略,个性忠直,每每犯颜进谏的魏征;善于用人,恪守职责,不自居功的房玄龄,以及前面所言的宋朝王安石、范仲淹,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谭嗣同……,都是值得尊敬,名垂青史的政治家。

  政治家在取得政权之前,有时会因情势使然,身不由己而不择手段,运用权术计谋,等到取得政权,即调整脚步,回归忠心为国,全心为民的政治目标。如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弒兄杀弟的手段,和历史上许多卑鄙的政客没有两样,但是当了皇帝之后,他励精图治,察纳谏言,严于律己,以诚招天下,唯才是用,将唐朝建设成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也缔造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以其成就和贡献,应是一位「瑕不掩瑜」的政治家吧!

  另外,三国时的曹操,在戏剧里是花脸,被称为「一代奸雄」。不过,他结束长期战乱的局面,为全国打下统一的基础;他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北方大兴屯田,整顿吏治,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

  再来看看政客,他们常存心不良,为了个人私利,会绞尽脑汁玩弄权术,欺上瞒下的贪污、揽权、欺压。如秦始皇嬴政病死后,宦官赵高想夺取朝中大权,他用阴谋让年幼的胡亥登上皇位,即秦二世,自己则实际掌权,控制幼稚的傀儡皇帝。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有一天,赵高献一头鹿给秦二世,说:「这是我献给陛下的一匹马。」秦二世说:「你跟我开玩笑吧?这是一头鹿呀!」赵高严肃答道:「谁敢跟陛下开玩笑!这明明是一匹马。陛下不信,可以问问别人。」

  秦二世随即问左右的人,此时,畏惧或想讨好赵高的人,都说是马;正直的臣子,有的实说是鹿,有的默不做声。赵高暗地记下与他唱反调的人,后来陆续借故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强大的秦帝国,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由此可知,政客不喜欢英明的上司,又妒贤嫉能,会想尽办法铲除妨害他政途的人。

  清朝的和珅,以其谄媚和恭谨的身段,赢得干隆皇帝的宠爱和信任。后来,干隆驾崩才五天,继位的嘉庆皇帝就下昭宣布和珅的二十条罪状,将他罢官抄家。当时,抄出的家产折合白银有九亿两,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的财政收入,如果再加上他挥霍掉的款项,及家人贪污的数目,合起来则为清朝二十年的财务收入总合;贪污之厉,莫此为甚!

  再如一心想当皇帝,葬送能使中国富强的「戊戌维新」,也让中国陷入几十年军阀混战的袁世凯,以及北宋祸国殃民的蔡京、明末反复无常的吴三桂等,都是丧尽天良,利欲熏心的政客。

  政客与政治家之行径南辕北辙,但是政客善于伪装,往往以巧言令色掩饰其野心和邪恶目的,所以,短时间要区分谁为政客?谁是政治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除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曾国藩家训言:「唯天下至诚能胜天下至伪,唯天下至拙能胜天下至巧。」在历史长河中,政治家终会流芳千古,政客唯有遗臭万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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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有纳税、守法、效忠等义务,但相对的也应该享有国家保障的各种权利。请问大师,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可享有哪些权利?而当政者又应如何善用其权力来保障「民权」,使其不受侵犯呢?

  答:现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常常高喊「保障人权」、「人权至上」。所谓的「人权」观念,是近几世纪才形成的。最早人类民智未开,对宇宙大自然不了解,因而充满敬畏和恐惧感,且认为大自然一切现象都各有主宰的神明,如山神、雨神、雷神、河神、树神等等。当时的人类也相信有天神或天主凭其喜恶,掌控世间的一切。这种「天命论」,很自然的被运用在政治上面,如商汤起兵攻打夏桀时,即说他非敢作乱,实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借着宣扬「天命」、「神授」,来表示伐夏是「奉天行道」。「神权」时代里,这种泛神思想维系人伦纲常,统治者也以「天命」来维护其地位和权威。

  后来,演进到对帝王绝对服从的专制「君权」时代。现今则发展到民主社会的「民权」时代,大家不只提倡自由,也重视民权,强调人的生命有无比尊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一条「主体思想」中,即开宗明义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接着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亦言:「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其他,举凡参政权、创作权、教育权、财产权、言论发表权、文化权、隐私权、迁徙居住权等,均是人民应享有并受到保障的。

  在十八、九世纪时,世界各国皆以「民权」来指「人权」,及至二十世纪,妇权意识提高,妇运掘起,许多人唯恐「民权」(The right of man)未包含妇女的权利,为使权利主体更明确、周延,才改为「人权」(Human Rights)。

  一般而言,近代人权可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代人权,从十六、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人民为反抗君主压迫,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生存、财产保护等权利,是为「公民及政治权利」世代。第二代人权,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争取的范围扩大至工作权、经济权、社会福利权、劳动人权、组织工会、医疗保健、教育训练,是为「经济及社会人权」世代。第三代人权,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以「族群、社会自决与宗教自由」为主的世代。第四代人权,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包括社会权、环境权、抵抗权、隐私权、资讯权等,除了这些,我国宪法中规定保障的新兴人权尚有:人格权、弱势族群权、和平及发展权等。

  从人权的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争取人权的奋斗史!虽然现在世界各国皆高举「人权至上」的旗帜,有的国家也标榜「人权立国」,在宪法上罗列各种人权的保障。实际上,当与执政党或个人权力相冲突时,人权的享有和保障,都能落实吗?如媒体为民喉舌,应有「言论免责权」,却有因批评或揭发政府弊端而被恐吓,勒令关台;每逢选举期间,有些检察官展开「作秀式」的扫黑、扫黄或不当的监听;政党之间的谩骂、写匿名信、偷拍公布「非常光碟」,以毁损对方名誉来争取选票等等,这些漠视人权的行为,对民主国家而言,实为一大讽刺!甚至,人权的定义与行使,也常因人而异,如有地位的人,就有「特权」;有钱财的人,就有「方便权」;有势力的人,就有「威权」……也都是人权发展史上怪异又普遍的现象。

  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是位兼有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多重身分的传奇人物。他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主义制度,结束极权政体,全力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尊严。他强调战争不能屠杀人民、不能将人民驱离家园、不能虐待人民、不能剥夺人民的财产……,他就是一个「将人权置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典范。

  在现实生活的保障方面,我认为首先应加强学校的人权及法治教育,让小孩子从小养成尊重别人,且「知法、守法」的习惯,才不会长大后成为家庭的施暴者、社会的触法者。身为执法人员,如警察、调查员、检察官、法官等,更应具有保障人权、遵守法治的观念,以避免执法者反成为人权的侵害者。还有,现在整个大环境不佳,造成产业外移,失业人口众多,让百姓的生存权、经济权失去保障,以及漠视或歧视残障、老人、妇孺、原住民、外劳等弱势族群的权益,也都是社会亟需关注和处理的问题。

  除了各种人权,佛教更进一步提倡「生权」,主张「生、佛、众生等无差别」,一切众生不论男女老少、贤愚贫富,乃至畜生、鬼类等皆有佛性,也皆有生存的权利,不能轻易受到伤害。所以关怀众生,救度众生,为天下众生服务,是佛教徒维护「生权」的表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根本教义,就是佛教尊重众生,重视生权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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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刚才谈到的各种人权当中,第一个最需要受到保障的应该是「生存权」,因为如果生命没有办法维持,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因此,故意致人于死的杀人罪,一般国家都会处以死刑。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国家主张废除死刑,请问大师,如果赦免一个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的人,站在佛教的立场,是否有违因果?

  答:两百多年来,「死刑」存废之争一直方兴未艾。由于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国家主张废除死刑,认为死刑是残忍、不人道的刑罚,与文明社会不相容。《管仲‧牧民》里也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重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可见判处极刑不是究竟,不能根本的遏止犯罪。

  我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佛教以慈悲为怀,慈心不杀是佛弟子应遵行的,如《大智度论》中云:「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既然如此,是不是更应网开一面,赞成废除死刑?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日本早期有位楠正成将军,在受冤被判死刑后,留下「非、理、法、权、天」五个字,说明无理不能胜过有理,有理不能胜过法律,法律不能胜过权力,因为有权力的人可以改变法律,但是「权」却无法胜过「天」,「天」就是因果法则。而赦免死刑犯,以佛教的因果法则来看,是不合乎因果的,造恶因却不受果报,不公平也不合乎真理。因此,站在佛教的立场,希望可以减少死刑,尽量不用死刑,但不主张废除死刑。

  佛教根本大戒的五戒及菩萨十重戒,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大至杀人,小至杀死蟑螂、老鼠、蚊蚁等,都是杀生。不过,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所谓不杀生,主要是指不杀人。杀人是犯波罗夷(极重罪),是戒律中的根本大戒,是不通忏悔的。如果杀死蟑螂、蚊蚁等,是犯突吉罗(轻垢罪),属于恶作,虽然一样有罪,但跟杀人不一样。在《佛说梵网经》里,佛陀也告诫佛子们:「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对所有众生都应「常住慈悲心」,方便救护,如果反而「恣心快意杀生者」,就犯了「波罗夷罪」。

  同样的杀人,社会的法律和佛教的惩处有何异同?故意杀人者与过失杀人者,其刑罚不一样。例如在台湾,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事后自首、悔过者,刑法第五十七条列有科刑轻重的标准,并得酌情量刑。佛教戒律因犯罪型态不同,也有种种规定。佛门非常重视心意犯罪的轻重,每一条戒相之中皆有开、遮、持、犯的分别,犯同一条戒,因动机、方法、结果等的不同,导致犯罪的轻重与忏悔的方式也不同。

  如杀人时要具足:「是人」,所杀者是人,而非异类旁生;「人想」,蓄意杀人,而非想杀异类旁生;「杀心」,非无意、过失,而是有心蓄意;「兴方便」,亲自用各种方法杀人,或劝人自杀,或教唆或与人共同谋杀;「前人断命」,指被杀的人,断定已死。这五个条件皆具备,才构成不可悔罪,这与刑法因重视犯意和犯罪事实,而制定的犯罪构成要件、阻却违法要件的道理是相同的。但是佛教的心意戒,在要求个人自发性的观照身口意的起心动念,防范不法于念头起时,较世间法更为彻底。在杀人的后果上,则分三种:一是当时杀死,犯不可悔罪;二是当时没死,以后因此而死,亦犯不可悔罪;三是当时没死,以后也没因此而死,犯中可悔罪。(《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

  世间的法律,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只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无法矫治心意的犯罪,根治行为的犯罪。佛教强调心为罪源,从心源导正偏差行为,达到身口意三业的清净。刑法上虽也规定「作为犯」、「不作为犯」,但只是狭义就犯罪行为的型态来区分,不如佛教戒律的止持、作持,能广摄一切善恶法。

  佛法与世法有时是不免相左的,有些行为从世俗法上看是恶事,可是从佛法上推敲却是善事。譬如杀生本来是犯罪的,但是为了救生而杀生,以杀生为救生,则是菩萨的慈悲方便权智。《佛说兴起行经》里记载,佛陀过去世因地修行时,有一世为贾主,带领五百人出海采办货物。有另一商主在水涨时前来争船,为了保护全船的五百人,在格斗中杀死了那位商主。以法律而言,为自卫而杀人,亦会酌量减刑。如佛陀兴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心,而杀一恶人,是不能以一般杀生的尺度来论断他的罪过。不过,如是因感如是果,善恶业报,终究不失,佛陀仍以成佛之身遭受「木枪刺脚」的果报。

  因此,我们在修行菩萨道,「杀一救百」时,除了动机要纯正,抱持大慈悲心之外,还要有心甘情愿接受因果制裁的胆识。日本的井上日昭禅师杀了一位奸臣,替万民除了百害。山本玄峰禅师说他「一杀多生通于禅」。意思是杀了一个人,因此而救活许多人,是通于佛法的。佛教非常重视生命,不杀生是佛教徒共守的戒律,杀生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如果本着大慈悲,救人救世的心去杀生,并没有违背戒律。

  佛教的因果报应,不是只看行为粗细,更重视「心意」;善心犯戒、无记心犯戒或不善心犯戒,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轻重果报。道宣律师言:「害心杀蚁,重于慈心杀人。由根本业重,决定受报。纵忏堕罪,业道不除。」(《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真正的佛教徒是不会心存恶念的,像佛教国家柬埔寨的前领袖波尔博,曾疯狂杀了两百万个柬埔寨人,是万劫难赦的杀人魔王,根本不是佛教徒!相反的,法官判人死刑,如果不掺杂个人的恩怨、利害,完全基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公理、正义,不得不如此做,虽然判决死刑杀人,佛教认为并不违反道德。而执行死刑的人,是执行国家的法律,与罪犯无冤无仇,无杀心,行为属无记性,也是没有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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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师曾经说过:「自由民主诚可贵,和平与幸福安乐更重要。」请问大师,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必然会幸福安乐吗?大师对「自由民主」的看法如何?

  答:民主国家里,最可贵的便是人民享有自由自主的权利!在自由主义高涨初始,许多人礼赞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也说:「不自由,毋宁死!」但是,走过几个世纪,自由主义从盛行而至泛滥,又引来人们摇头叹息:「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为之!」自由,从凌驾生命、爱情之上,到藉自由而为非作歹,而让人诟病,其问题何在?

  「自由」本身是极美好的事,但是,自由不能妨害别人。这一点,各国在进入民主宪政时,皆有明确的界定,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写道:「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人的行为。因此,人的自然权利之行使,是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孙中山先生在其〈民权主义〉里也说:「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自由……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所以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它。」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自由与法治二者不可分;须有法治的约束,才是真自由,才能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

  不过,法律终非究竟,无法完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行使自由的权利,唯有奉行佛法,才能彻底改善世道人心,达致和平安乐的境地。连将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孙中山先生都推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佛法可以补法律的不足。」又说:「法律防范犯罪于已然,佛法防范犯罪于未然。」

  我常鼓励佛教徒皈依三宝之后,要进一步发心受戒,因为「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也是世间一切道德行为的总归。受戒好比学生遵守校规,人民恪守法律一般,不同的是,校规、法律乃外在的约束,属于他律;佛教的戒律,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属于自律。在人生旅途上,如果不持戒,随时会有犯过招祸的可能。在监狱服刑,失去自由的人,不都是违法、犯戒的人吗?如:杀人、伤害、毁容、殴打等,是犯了杀生戒;贪污、侵占、窃盗、抢劫、绑票等,是犯了偷盗戒;强奸、嫖妓、拐骗、重婚、妨害家庭等,是犯了邪淫戒;毁谤、诈欺、背信、伪证、倒会等,是犯了妄语戒;贩毒、吸毒、运毒、吸食烟酒等,是犯了饮酒戒,这些罪行都离不开五戒。「戒」的根本精神,就是不侵犯而尊重别人;能认识并受持五戒的人,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能谨守五戒,也就不会有这许多让人忧心的乱象了。

  另外,我们个人能力、知识有限,也难免有偏差,一意孤行,未必能圆满解决问题。在民主政治里,不能独断独行,凡事应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截长补短,异中求同,融个人于团体中,方能达到共同的目标。所以,无论是政府机关、企业公司、民间团体,乃至学校、家庭,都应重视会议。

  前面提到佛陀开示「治国七法」,第一条就是「数相集会,讲议正事」。而且,僧团也经常举行会议,佛陀还为僧团制定会议的程序、制度;僧伽会议可以说就是今日民主会议的鼻祖。例如「羯磨」是用于授戒、说戒、忏悔、结界及各种僧事处理的会议法。有所谓的「单白羯磨」,如同「唱言」,是向大众宣告常行、惯行、应行的事,不必征求同意,唱说一遍即成。有如现代会议中的例行工作报告。「白二羯磨」,是宣告一遍,再说一遍,征求大家的同意。如同一般会议,凡有提案须交由大会讨论、接纳,才能生效。「白四羯磨」,是一遍宣告后,再作三读,每读一遍,即作一次征求同意,若一白三羯磨后,大众默然,便表示无异议,而宣布羯磨如法,一致通过议案。

  僧团的羯磨犹如现代议会的三读,以大众的意见和力量圆满解决僧团里的各种事情,成就大众过六和敬的生活,可说发挥高度的民主精神。除此,佛陀说法时,也常采取自由、民主的形式,有时以反问的方式,为弟子、听众晓以大义;有时透过当机众发问,应机解惑,也有闻法者现身证道,提供见解看法。说法会场俨如学术研讨会,透过活泼互动问答的方式,增长智慧,而佛陀就是一位最善于掌握会场气氛,善知与会者心念根器的主持人。

  佛陀入灭后的经典结集,也是先后召开四次会议,经过大众共同审核后才确定下来。这些都是佛教尊重个体,重视集体创作,且遵守法治的民主态度。今日的民主国家,事事讲求公开、公正、公平,因此,上承佛陀尊重民意的理念,佛光山也向来注重民主,在会议中,大家都能坦述己见,有时也不免有言辞相向,针锋相对的情形,但大家秉持「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态度,以及宗教涵养,一决议,即携手同心,合力完成会议讨论的提案,这就是民主风度的表现。我们也常举行各种会议,不分种族、地域、宗派,大家本着尊重包容、欢喜融和的心,让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代表,经过不断的交流研讨,建立共识。

  总之,自由民主的意义,是让人民幸福安乐。即使不能完全自由民主,但人民觉得很幸福、很安乐,那也无妨。如有人说新加坡不民主,也不自由,是一种专制的民主。但是新加坡的人走出来,都会有优越感:「我们是新加坡的人!」为什么?因为它是有法度的国家,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很好,百姓过得幸福安乐,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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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大师出生在中国大陆,却在台湾弘法五十多年,对于海峡两岸长久以来因为政治因素阻隔,造成很多人的天伦梦断,想必大师一定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感触。请问大师,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看法与期许?

  答:谈到这个问题,真让我不胜感慨!五、六十年前,我在中国大陆时,中国共产党曾经逮捕我,说我是国民党的间谍,要枪毙我。那时我才二十岁,我十二岁就出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到了台湾,国民党又说我是匪谍,也逮捕我,关了我二十三天,一样要枪毙我。还好佛祖保佑,才没被枪毙。我是中国江苏扬州人,但是二十出头就来台湾,在台湾住了将近六十年,现在却是「两岸都不是人」!我从台湾回到中国大陆,他们认为我是境外,是台湾来的和尚;在台湾,台湾人说我是大陆来的外省出家人;现在我到美国,美国也不认为我是美国人,因为头发没有黄,鼻子也没有高。所以,我自许为「地球人」,只要地球不舍弃我,我就做个同体共生的地球人。

  台湾中山大学,有位著名诗人余光中,他写了一首很感人的诗〈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我觉得这一首短短的诗,把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种种遭遇、心情,描述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感伤、悲哀又无奈,这是人间的悲剧呀!现在台湾的陈水扁先生、游锡?先生都说他们的家乡在福建、泉州等地方。中国大陆的一些领导人也说,我们海峡两岸都是同根同源、血肉相连的同胞。

  既然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兄弟,就应该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三国演义》一开始即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台湾、大陆分隔了几十年,从历史经验中,我们知道「家不和,被邻欺」、「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兄弟阋墙,对彼此都不利。所以这些年来,海峡两岸已从剑拔弩张的对立、谩骂、抗争,走到谈判、沟通,寻求和平统一途径的阶段了。

  为了两岸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乃至两岸的领导人多次发表意见、声明,提供种种方案、办法。从叶剑英的「叶九条」、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江泽民的「江八点」,以及「海基会」与「海协会」于一九九二年在香港会谈中,达成的「九二共识」;二○○○年,陈水扁总统就职时表示的「四不一没有」;二○○五年,胡锦涛的「胡四点」等等,都可看出两岸对此问题所投注的高度关切。

  虽然政局诡谲,政策也常因主政者递换而摇摆多变,但是,随着时代演进,及百姓对安定生活的需求,现在,除了少数人仍有偏狭的台独思想,可以说两岸人民及全世界十多亿华人,都希望能和平统一;中国唯有和平统一,才能让十三亿华人在世界大舞台上扬眉吐气!

  在「平等共尊,和平共荣」的统一原则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认为首先两岸在经济上要互助,这几年开放两岸观光、春节的包机直航,及大陆准许台湾农产品零关税登陆等,都是减少贸易障碍,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文化上也要多多交流,如举办学术研讨会,文化、艺术的互相观摩等。二○○三年,我带领佛光山梵呗团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演出;二○○四年,更与大陆佛教音乐团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在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加拿大等各地巡回演出。在法音宣流中,不仅是两岸佛教梵呗的交流,更融和了两岸的文化,凝聚了两岸人民的情谊。

  不论是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政策或执行,最重要的是,两岸彼此都应有开放的胸襟和宏远的视野。人际之间、国际之间,皆贵在真心诚意的沟通往来,而非交相猜疑顾忌。像大陆不要动辄发出军事武力恐吓的讯息;当大陆让水果免税进口或赠送熊猫时,台湾政府也不要凡事皆以「统战」二字来抹杀其善意。另外,台湾过去在经济、建设、科技、民主的努力,而成为「四小龙」之一的繁荣进步,可作为大陆建国富国的参考;大陆地大物博,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地理等宝藏,是台湾承接享有,而足以傲人的资产,也是增广见闻,培育文明气度的取经之地。

  从历史、文化上来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全面掌权之后,首次发表对台湾的立场态度时,即说:「中国是包括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大陆是包括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十三亿人民共同决定。」他希望两岸人民一起努力维护中国的和平稳定,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胡先生释出善意,我们也殷切希望:海峡两岸问题不是由大国来统一小国,也不是由强大的力量来逼使对方屈服,应该是兄弟一条心,携手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得利,共创中国人的光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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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有人说,权力会使人迷失自我,世间上的人大都热衷追逐权势名位。但是「上台」终必有「下台」的时候,权势再大,也终有失落的一天,这是必然的定律。请问大师,世间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永远推不倒的东西呢?佛教所谓的「真理」是否就能免于这种起伏得失的循环呢?

  答:人的一生,都生活在五欲六尘的追逐里。生理的欲望还算单纯,容易解决;心理上的各种欲望,如对爱情、权势、名位等的追求,最能突显人性贪瞋痴三毒之害。尤其站上高位,掌握大权之后,那种呼风唤雨、号令天下的滋味,是大部分的人难以抗拒的!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说过一句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纵令被腐化,古今中外,还是有许多人争相追逐。曾看过一则对「权力」的形容:一个人坐上一张椅子,椅子突然变形,将他绑住,并逐渐生根似的牢牢抓住地面,再也松不开来,直到那人变成一副骷髅;他到死都不肯放开座椅的把手。

  一辈子被权力掌控,不得超脱的人,何其可悲!所幸民主政治里,有「上台」的机会,也有「下台」的期限。二○○四年五月,我写了一篇对「世代交替」的看法的文章,文中提到「世代交替」是世间发展的自然规律,如同老干修剪,长出新枝,才有盎然的新趣。同样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或民间团体的负责人,如果也能「世代交替」,学习古代的「禅让」,才不会分裂、斗争,并让事业和平、兴盛的永续下去。不过,一般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争取名位权力,一旦有了名位,又完全不顾大众的利益,不肯把名位、荣跃分享大众,甚至到了该退位时,又眷恋不舍,把持不放。

  世间什么是我们的?世间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所谓「真理」,必须符合「本来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永恒如此」这四个条件。佛教的「三法印」,即是合乎这四个条件的真理,它不仅说明宇宙人生生灭变化的现象,也诠释诸佛寂灭无为的解脱境界,是涵括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三条定律。世间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因缘所生的诸法,空无自性,随着缘聚而生,缘散而灭,它是三世迁流不住的,所以不但有情世间的众生,有生、老、病、死的现象,器世间的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的演变,人的心念有生、住、异、灭的变化,自然界的时序更是春、夏、秋、冬,或冷、暖、寒、暑的更替不已。

  这种一切万法无一是常住不变的「无常」,就是永远推不倒的永恒定律!其实「无常」很好,它对我们的人生具有积极的激励意义。因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所以会精进修行;生理细胞有新陈代谢的无常,因此能常保身体的无限活力;「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人事的新旧更递也是无常的变化,如此社会有机体才能常显生生不息的青春生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但「无常」,而且「无我」。所谓「我」,是恒常不变的实体,具有自我主宰的功能,然而,世界上有没有能单一独立、自我存在、自我决定的永恒事物?当然没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世间的事事物物,都必须在各种因缘条件的和合之下,才能现起和存在,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不复存在。清朝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剧中之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是无常、无我的最佳写照。

  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这些真理,就不会迷恋于权势地位所带来的虚荣心、优越感,终日汲汲营营,殚精竭虑,甚至不择手段,强取豪夺,结果不但自己患得患失,形成精神上的负担,同时也造作恶业,引起现世的不安与来世的苦果。

  因发现镭而闻名全球的居礼夫人,有一天,一位朋友到她家作客,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协会颁给她的金质奖章,朋友大吃一惊,问道:「这枚英国皇家协会的奖章,可是代表极高的荣誉,你怎么拿给孩子玩呢?」居礼夫人笑着说:「我要让孩子从小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将一事无成。」是的,荣誉、财富、权势、名位……不都如玩具吗?随时可举,随时可放;权势名位是为了利益大众而拥有,权势名位也可以为了成就别人而舍下。

  真正有理想,纯粹想为国家、为人类造福的人,是在名利上,淡泊不计较;在责任上,认真不敷衍;在世法上,随缘不强求;在真理上,固守不放弃。因此,他们不会被名缰利锁、权力地位所束缚和设限,而能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自在、任运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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