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汉传佛教建筑与佛教传播

　　佛教的传播,是与大规模地建造寺塔等佛教建筑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佛教在两汉之时传入中国汉地，此时，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的佛教建筑艺术，也从印度传入西域，进而流行于汉地。我国的佛教建筑虽渊源于印度，但其古印度原型逐渐汉化，在汉地发展为殿宇式建筑，并用了表示官署名称的“寺”字。
　　佛教传入中原，是由汉明帝派遣使臣前往西域，请来天竺僧摄摩腾等至洛阳而始。摄摩腾等初到时，被招待住于鸿胪寺。因其时鸿胪寺是掌宾客朝会礼仪的，其后将此寺改建，称白马寺。后世于是相沿以“寺”为佛教建筑的通称。于是，佛寺成为僧众供奉佛菩萨圣像、举办佛教活动、弘扬佛法的中心和僧众居住修行的处所。
　　我国佛寺的由来，途径不一，一部分佛寺由崇信佛教的帝王建造，如简文帝造波提寺，梁武帝造同泰寺等；一部分是佛教徒“舍宅为寺”，如洛阳的建中寺，为普奉三年尚书令乐平王朱世隆所立，原为司空刘腾之邸第。据佛书上说，建造佛寺、佛塔等建筑，有很大的功德福报。因此，历代很多佛教信徒都很乐意捐财物等修建佛教寺、塔等。
　　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佛寺当推东汉永平十年的洛阳白马寺。其址建于洛阳城西雍关外，相传“时白马负经而来”（《洛阳伽蓝记》），遂取为寺名。《魏书·释老志》云：“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白马寺历来被尊称为中国佛门之“祖庭”。桓帝建和元年，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抵洛阳，游庐山，建太安寺于豫章，此后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西晋时西域沙门佛图澄于永嘉四年至洛阳，云游所至，广建佛寺893所。东晋时的帝室、朝贵、名僧及一般士人都很热心于佛寺建筑,，历史上著名的东林、瓦官、长干诸寺均筑修于此时期。南朝以金陵及庐山为中心，各代帝室所造寺塔极多。这些寺塔宏壮雕丽，凌云七、九级，宛若天宫。特别是梁武帝建造的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记》卷）。
　　北魏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佛教建筑的建置大增，“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候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洛阳伽蓝记·序》）。正光以后，有佛寺3万余所，首都洛阳就有1367所。《洛阳伽蓝记》形容斯时寺塔之盛况：“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随着佛教的广为传播，佛教寺塔等建筑的兴建，由城市及其近郊而渐至于远离城郊的山野地带。魏晋南北朝还大兴凿窟造像之风，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都于此期开始营建。当时主要的寺、塔和石窟多数由国家主持修建。
　　隋唐时，佛教隆盛，佛寺塔林立，香火旺盛。隋唐佛教的兴盛与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分不开的。隋文帝在开皇元年于五岳各置佛寺，又下诏令复兴天下佛寺均名大兴国寺。隋代的佛寺建筑，以文帝所造的大兴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的西禅定寺，隆圣寺最为宏伟。唐代的20个皇帝，除武宗外都提倡佛教，因之佛寺遍布全国，唐代都城长安，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佛教各宗并盛的重地。四方佛教信徒跋山涉水来此译经弘教，寺塔遍于京城，曾有8个宗派在长安的6座寺院分别创立：三论宗、成实宗的祖庭草堂寺，净土宗的祖庭香积寺，法相宗、俱舍宗的祖庭大慈恩寺，密宗的祖庭大兴善寺，华严宗的祖庭华严寺，律宗的祖庭大净业寺。据《长安志》等书记载，唐长安城内的寺观共有195所，可考的著名寺院不下三、四十处。其中一部分为隋代的旧有，大部分为唐代兴建，一部分为皇室、官僚、贵戚舍宅改建的。
　　在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主导的宗派。随着禅宗在汉地的传播，大约在南宋时禅宗寺院己相应确立了“伽蓝七堂”的制度，指寺院要具备七座不同功用的殿堂。宋代手工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建筑材料的多样化创造的灿烂的琉璃瓦，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并增加宋、辽、金、元的建筑艺术效果，更使佛教建筑金碧辉煌。
　　明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佛寺尤多。永乐年间撰修的《顺天府志》登录了佛寺111所，到成化年间，京城内外仅敕建的寺、观已达636所。《宛署杂记》记述了当时翻修古刹、新建寺宇的情状：“见其旧有存者，其殿塔幢幡，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又见其新有作者，其所集工匠，夫役歌而子来，运斤而去，行缆而织，如潭柘寺经年勿亟，香山寺、弘光寺数区并兴。”明代的佛教徒中出现了参拜名山的习惯。一般佛教徒集中参拜的地方是四大名山：表诸佛智慧的文殊菩萨，其道场在山西五台山；表诸佛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其道场在浙江普陀山；“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的普贤菩萨，其道场在四川峨嵋山；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地藏王菩萨，其道声场在安徽九华山。四大菩萨的“悲智行愿”，代表着大乘佛教的精神，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至今这四座名山仍是佛教徒参拜的圣地。
　　元代、清代，由于政府的提倡，新建、扩建佛教建筑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其中不少是皇家敕建的。此时佛寺建筑形象日趋丰富、绚丽，也显示出了历代文化的积淀与重组。佛教传入中国汉地以来，作为弘扬传播修行的中心场所的佛寺建筑，历代的兴建，为佛教的传播、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佛塔是中国佛教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发展与运用，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紧密相关。东汉以前，我国本没有塔这种建筑类型，也没有“塔”这个字。佛塔，是公元一世纪前后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佛经翻译家们据梵文stupa和巴利文Thupo音译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塔”，以命名这个新输入的佛教建筑，“塔”遂成为汉语系佛教佛塔的专门称谓。
　　我国早期的佛寺的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相同，塔居于佛寺的中间，受佛教信徒供养礼拜而成为寺的主体，如东汉永平十一年建造的白马寺内的齐云塔和北魏熙平元年建的永元寺塔，就处于寺的中央。至唐代，在寺院的中心修建大殿，供奉佛像，出现了塔与殿并重的局面，后来佛殿逐渐成为寺院建筑的主体，出现了有塔无寺，有寺无塔的情况。
　　与佛寺的汉化相类，佛塔输入中国后在造型上也有鲜明的改观。特别是向上挑起，呈飞檐翘角状的塔檐，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佛塔借用了中国传统的飞檐建筑形式，不仅使佛塔呈现飞动、轻快、向上的挺举之势，给人以舒展轻快的韵律美，而且也体现了佛教追求的崇高境界。
　　我国古代留存至今有3000 余座古塔，风格各异。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花塔，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式塔，过街式塔、宝箧印经式塔等。北方的塔雄伟稳重，南方的塔玲珑精美，但都同样讲究塔身内外的装饰美，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雕梁画栋的特有风神。如：早朝花塔，是从装饰单层亭阁式塔的顶部结合密檐式塔身发展而来，到宋辽金时期将雕刻装饰美发展到顶峰。塔的上半部密布佛龛、佛像、菩萨、狮、象等雕塑，犹如巨型花束盛开，蕴含一种细腻温馨的美，如唐建广惠寺花塔，辽建北京房山水落洞花塔等。这些古塔，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的明珠，为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天下名山僧占多”，此语道出了汉传佛教建筑在地理上的分布特色。名刹古寺大多数坐落于雄伟奇拔，山青水秀，古木参天，云霞蒸蔚的名山胜景之中。佛教建筑景观与美丽的大自然交相辉映，往往还寺以山名，山以寺灵，且大都在历史上流传着种种美好的传说。
　　汉传佛教建筑的选址，一方面，是要有利于修道，在远离红尘喧嚣，幽美寂静之地建立栖身修道的寺院，有利于止息俗念妄想，专注于参禅打座，习静修行，与世无染。另一方面，当佛教信徒们入寺烧香拜佛，虔诚礼供时，游人们入寺观光时，置身于青山白云、清水流泉、景色幽雅的佛寺梵宫中，寺塔的建筑、雕塑、壁画、诗文等丰富的佛教文化，对人们行着不言之教，经声梵呗，晨钟暮鼓，潜移默化地使在红尘浊世中习染已久的人们身心清凉净化，感受到佛门的清净美好，从而进一步领悟生命的真谛。也有少部分佛寺选择全国性政治中心或区域性政治中心，这些地方人口繁多，影响面广，于弘扬传播佛教很有利。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佛教建筑的崛起和兴盛，带动了寺庙园林的发展。东晋太元年间，名僧慧远法师在庐山营造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载沟，森树烟凝，石径苔生。”（慧皎《高僧传·慧远传》）寺庙园林至晚在此时已经出现，《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北魏洛阳城内外的许多风景寺庙园林；景乐寺“堂庞周环，曲房连接，轻条佛户，花蕊被庭”；正始寺“众僧房前，高林对牖，青松绿柽，连枝交映”；永明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佛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可见当年城内外寺庙园林的盛况。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徒盛行“舍宅为寺”，许多贵族官僚们往往把自己的邸宅捐献出来作为佛寺。这些宅第原来大都有较好的绿化或精美的园林。如“晋威和二年，王洵与弟珉，以别墅舍建虎丘寺。”（《桐桥倚棹录》）其寺遂为吴中第一胜景。
　　在自然风景秀佳处建佛寺，于佛寺中植树栽卉之风历代不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寺庙园林的发展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十分可观。一座佛寺不论座落在喧区闹市还是远山僻野，都往往大量种植花木，有些寺院还有溪水清池、莲映霞色、群鱼游弋、鸟鸣昼荫，其诗情画意令人爽心怡神、顿虑杂思。寺庙园林往往讲究自然情趣、柳暗花明、竹木相间、曲径通幽，与庄重曲雅的寺塔建筑交相生色。风景荡气涤怀，佛教“慈悲平等，普度众生”的胸怀，社会各阶层香客纷沓而至，文人名流到寺院参禅访道，观花赏景，饮宴品茗的情形，于古诗文中屡见不鲜，使佛教寺院成为施行佛教教化、传播佛教的中心场所。我国目前留存于各地的各类古代遗迹中，寺塔等佛教建筑所占比例是最多的。这些宏伟精美的佛教建筑，凝结着广大人民高度的智慧、虔诚的信仰和精湛的技巧，成为研究中国建筑史、宗教史、美术史、书法史等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按：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97硕 李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