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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业寺到唐朝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27日
来源:不详   作者:王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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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感业寺到唐朝

  王潇然

  公务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散文、随笔,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现居西安。

  一

  隋唐以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的民族融合。一次是春秋战国时的夷、戎、蛮、狄融入华夏。另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众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也就是“五胡融华”。第一次融合完成了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实现了秦汉的大一统。第二次融合则是一次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重新洗牌,为大唐盛世的出现进行了最为充分的准备。

  融合源于动荡,而大的动荡无疑都是对于原有秩序的破坏,但是破坏却并不一定都会实现新的重建。比如蒙古人入住中原,他们推翻了汉人的政权,但是却没有及时取得和汉族文化的联姻,致使许多统领还不得不借助翻译来行使自己的领导权,其结果就只能是不欢而散。

  实现大破与大立的主要途径就是融合。在融合中,新的文化形态自然会对社会秩序进行再一次划分与重新包装,这样一来,原来老气横秋的脸色,便得以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二次融合时,除了“五胡”之外,宗教文化也为中华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创新的因子,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佛教的传入。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间,汉明帝时还曾经专门派遣使者到西域访求佛法,佛像就是那个时候迎请过来的,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些少量的经书,尽管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当时的译经显得格外艰难,但是这次求法却仍然可谓是开启了两大文明之间交往的序幕。正是在他们走过的那条路上,后来又一次次地留下了向西取经,向东送经的脚印。朱士行、法显还有玄奘,都是向西求取真经的代表,而鸠摩罗什和佛图澄等又是众多向东送经弘法的主要僧侣。他们相向而行的壮举,完成的不仅仅只是对于信仰与意志的考验,也不是对于雪山荒漠的殊死攀越,而是实现了佛教文化与东方文明心灵和智慧的深度交流。佛教文化的植入,使得我们对于生死有了新的理解,对于善恶有了清晰的标准。万事万物的因果报应,回答了人们的处世疑问,清规戒律的信条,厘清了佛俗的边界和底线。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模糊而又飘渺的认识,终于有了一个明确和直观的态度。

  通过融合,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异域宗教的价值观念,彻底改变了汉人的传统文化族谱,使中华文化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新生。尤其是鲜卑人的汉化改革,结果更为完整彻底,影响也最为深远。

  汉族自夏、商、周以来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又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和秦汉帝国的辉煌实践,这些对于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来说,自然就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所以,汉族便常常会在被外族战胜之后再在文化上反过来战胜外族。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西哥特人占领西罗马帝国与鲜卑族占领中国北方的情景非常相似,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了外族入侵的情况,但结果却截然相反。罗马文明被西哥特人的蛮力毁灭,中华文明却被鲜卑人的蛮力滋养。

  当时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占据了中原帝都,成为这个国家新的主宰。他们可以肆意驱使汉人,但是汉人所创建的农耕文明,却难以任由游牧习性的生活方式完全驾驭。要想实现对统治区的有效控制,就必需首先融入这里的文化,以获得武力之外的统治资格。这时,智慧的鲜卑领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汉化”实践。

  鲜卑人的改革是从族源上寻祖确认与汉人同根,在制度上华夷互化加固社会管理结构,在生活中以农为本放弃游牧习惯,在文化上尊儒重教匡时济俗。尤其是孝文帝竭力推动的通婚政策,更是让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生命的意义上已经不分彼此,使从此而后的历史成为了同一首歌中的中华和声。李唐家族,就是这一和声中鲜卑与汉人混血的最大成果。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他的血统里,已经有四分之三都是鲜卑的成分了,而汉族的血统反倒仅仅只剩下了四分之一。

  在胡人汉化的过程中,汉人也开始着自我完备的胡化,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不断为汉文化注入着自然的活力。它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有点混沌,但同时却又有着开阔、自由和放松的一面。而这些对于汉文化来讲,都是一种间接性的存在。间接性的引进和介入,使得文化发展获得了所必需的促进力量,建立更进一步的文明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鲜卑人那种骑在马背上的雄风,是一种把歌唱和舞蹈融入了血液的生命激情。他们所拥有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也是汉族文化渐渐消失了的可爱基因。在公元五百年的这次婚配中,中国以最温柔、最切实、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骨髓的移植和灵魂的嫁接,最后才终于生成了中世纪的东方盛典。

  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就在于它的驳杂。北魏,为驳杂的大唐作了最充分的供给。驳杂,使得盛世的天空越发变得开阔。而这样的大唐,已经不再是我们固有观念中的大唐。在这样的国家里,最能体现的,自然就像那句时下常常听到的口号那样,叫做“一切皆有可能。”

  二

  鲜卑人的浩荡促成了大唐的开放,使长安充满了新鲜的活力。在长安的街头,有在政府公干的不同肤色的“阿罗汗”,有从事服务业的各色胡姬。那些鼻梁高低不同、眉弓深浅不一、穿着五花八门的人,从事着各种职业,担任着各级官职。最难得的是,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唐朝的社会常态,在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外侨们居留日久,都成了半个唐人,而唐人,则成了有中国血统的世界人。长安向世界完全敞开了自己,世界也就把长安当作了大家共有的舞台。而长安又总是有着一份充足的自信,它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外来文明会把自己淹没。

  盛唐的气象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度都不会再有,其他所有的开放和自由与它相比,都只能成为自我标榜的吹嘘。仅从宗教信仰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足够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证明。在波斯,祆教本是驱逐摩尼教的,伊斯兰教又是驱逐祆教的,但是来到了长安后,它们忽然都安安静静地待在了一起,各有自己的寺院,各有各自的信徒,互不打扰地和平共处了。要知道,除了伊斯兰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其实早已都是失去了本土的流亡宗教,而长安还把他们待若上宾。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还有佛教。佛教走出了印度,永远成为了远离出生地的游子,但是传承着那份包容性格的中国,却成了它漂泊中重新生发的故乡。长安就是这样,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搜罗并保护着世界各地的精神流浪者,无论他们来自何处,凡是有着美好取向的,对它都表现出了一种吸纳的热情和保护的敏感。

  大唐就是一扇窗,它打开了国民的思想桎梏,国民也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心灵家园。长安永远都不会把对于对立成见的消解看成是一种归顺和慑服,而恰恰相反,它总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甚至愿意充当一个异域学说的学生,接纳并发扬光大。它很明白,不是自己“宽容”了争执,而是自己智慧的浓度不能降低。降低了,就会寡淡无味,少了情趣。因此,它由衷地学会了欣赏和借鉴。这种态度,当然会很快被敏感的大脑捕捉到,因此便有了从各处追随而来的更多的智慧,并心甘情愿委身长安,落地生根,使得长安在后人的心目中才一直繁花似锦。

  有人说,一个时代真正的气度,不在于诞生了多少人类智慧,而在于所有的智慧都愿在此安家。其实,一个文明的真正高贵,也不在于剿灭了多少曾经的生死对手,而在于让这些对手都能纷纷放下屠刀,把冲突转化成了合力。

  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世事的机缘,长安其实并不是发生民族融合的中心,但是,两次融合所取得的成果却都表现在了这里。相同的事件还有许多,比如诸子百家中儒、法、道三家思想成功实践的开端也都全部发生在这里。其中,法家思想的贯彻实施成就了大秦帝国,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不变的集权格局。西汉初期把“黄老学说”作为基本国策也是道家思想的首次应用,后来当社会的休养生息完成后,又转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第一次服务于国家的管理。之所以会这样,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或许都能找到一些相应的答案。

  关中的北部是黄土高原,而气候又受西北风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地表的土质主要都是风力搬运作用下飘移沉积的黄土层。农业机具还不发达的时期,黄土层比较适合个体耕植,而在以小农化经营为主体的文明时代,这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的主脉。文化融合是否成功的标志,取决于对于主流文化的影响与改造,而主流文化的全面转型,往往又是伴随着一个时代的新生同时实现的。

  黄土的特点是疏松、多孔隙、垂直肌理,所以极易渗水。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发现,黄土的含水能力极强,还富含多种可溶性物质,遇水容易因势而变,而这些其实都是包容性的表现。这种包容,不仅是耕种的谷物能够丰足保收,同时也使得各种学说、各种智慧同样也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跳过黄土高原再向北,紧邻着的是荒漠、草原,关中的南部又与长江流域的水乡文化接壤,这里就处于草原与江河的两面包围之中,是一种与其他两处截然不同的农耕经济类型。这样一来,陕北、关中与陕南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明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里,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农耕与游牧,以及农耕与江河的两面冲突。在这几种文明形态的并存对峙中,关中文明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不断吸收和借鉴别的文明所拥有的好的东西,以健强自己的体格,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挑战。这一点,恰好就造就了它的开放与驳杂的性格和吸纳力极强的特点。同时,又因为关中南有秦岭的缓冲,北有黄土高原的过渡,而让自己的文明面临毁灭威胁时还有充足的转移或者藏匿的时间,使得自己的文化秩序不至于在遭受外力的侵扰时而突然毁灭,因而又保全了它的整体脉络结构,致使最终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杂陈互融和系统的特点。

  成功就源于整合的彻底,而彻底又只有这里才有实现的社会基础,所以,关中就成为了那个幸运的流星时常坠落的地方。

  多种思想的驻足和多种习惯的并行造成了唐朝的开放,在开放的唐朝,女人破天荒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行动自由。无论是踢球拔河、骑马游猎,还是琴棋书画、工农学商,都成为了她们可以随心选择的事情。她们还拥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婚姻自主,离婚和再婚也都非常普遍。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那时女人的服饰即开放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美丽的容貌完全暴露在公众之中。难以想象的是,她们的那些纷呈多姿的衣裙纱陂,低胸衣、“V”字领、吊带裙和露背装等等,一千多年后还仍然被好莱坞的明星们一再翻新,竟成为了现代女性时尚衣着的初始原型。那是一个女人的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提高,她们甚至逐渐开始参与政治,在国事上平等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展现“半边天”的聪慧,扮演上了曾经只属于男人的角色。而这时,一代女皇也就终于走到了台前。

  三

  鲜卑人那个力主汉化的领导者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死后的第150年,在终南山脚下的翠微宫中,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宗皇帝也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陪伴在他的病榻前的太子李治,在那里有了与一个叫武媚娘的女人的第一次接触。武媚娘是太宗的才人,时年26岁。没有人知道这个女人更为详尽的身世,甚至她真实的名字究竟叫什么也都没有确切的记载。然而,正是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后来竟成为了这个盛世承前启后的主宰,大唐帝国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被掌握在了她的手中。

  公元649年的夏天,唐太宗撒手人寰。依照后宫之例,武媚娘作为先皇的女人被送往长安城外的感业寺出家为尼。

  今天的感业寺位于西安西北郊外的汉城遗址区里,就在一片农家的村庄之间。以前一直是一所小学,早没了香火。后来听说学校外迁,庙宇又重新修缮维护了起来。寺外一条不宽的丰产路从门前经过,过往着老城里不知延续了几个世代的原始农户。四周围绕着成片的桃树林,成了西安的一处最负盛名的桃花源。每年的花开花落都是这里一年一岁的桃花节,桃花节早已没入农户的生活成为一种寻常的民俗习惯,然而这一习惯,同时却也在纪念着的是寺院里曾经并不寻常的故事。

  寺里耸立着一方残旧的石碑,给所有的故事都做出了总结性的回答。石碑立于武媚娘离开这里935年后的大明万历十三年。万历十三年,这个时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写的是那一年朝廷里发生的一些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的小事,而那些小事,表面看好似都是末端枝节,但实质上却是明朝后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症结的反映。正是那些症结,造成了当时的朝政涣散、官员腐化,从而民不聊生、动荡不断,致使明王朝最终走向了衰亡。万历十三年,万历十五年,两个时间点确实离得有点近,把进取的大唐跟惰怠的晚明联系到一起,让人真是还有点难以适应。感业寺曾经的主人武则天,是盛世时代的一个颇具代表意义的开放性人物,但是为她的寺院立碑的时候,中国竟然开始走向了闭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而这种反讽,其实就是世事上隐隐存在着的历史悖论,它反倒更能说明那个属于女人的时代的伟大。

  寺院里的故事被各个时代的文人描绘得极具传奇,一直吸引着文人们的笔墨和学者们的关注,然而作为唐王朝的缩影,这里却更应是一处最好的实地说明。如今,那扇深红色的木门门环已经落锈,但它却深锁着一段盛世的光阴,那是一扇通向了唐朝的真实的大门。

  被迫出家的嫔妃们,告别了太极宫的华屋锦衣、玉盘珍馐后,落魄在经卷与香火相依的佛堂。生活境况的落差,让她们即使是在炎热的盛夏也难以填补寺院中的冷落,一群聚合一处的前朝姐妹,人数再多也难以驱散青灯下的孤苦。武媚娘就似乎只能在木鱼的节奏声中度过自己的余生残年了,她在一首诗中写道: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这是这座寺院里留给我们的一首载入了《全唐诗》的文字。

  武媚娘是一个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人,她不可能任凭如花的生命在寂寞中枯萎,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个与她一见钟情又相见恨晚的男人。她清楚地知道,只有那个拥有着最高权力的曾经的情人,才能拯救自己。

  昔日的太子此时已经黄袍加身,成了大唐皇帝,素衣里蜷缩着的美人撩动着他不能释怀的情思,那个曾经属于他父亲的女人的眼泪,一时间让他寝食难安。

  李氏皇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在游牧民族看来,父亲死后,他的嫔妃只要没有生育,再嫁儿子并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有的在继任王位的同时,还必须连同他的女人一起继承。王昭君就曾经先是在和亲中嫁给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的阏氏,并生养了一子。呼韩邪单于死后,她又按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并且又生了两女。对于他们来讲,保持族群稳定,避免自身内耗,最大限度地快速壮大人口规模,可能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妻其后母”的做法,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更好地避免王位更迭过程中的杀戮。如此一来,这些在我们看来不成伦理的事情,对于他们,也就不再是那么不可逾越,而顺理成章了。

  翠微宫里的几次回眸,换来了感业寺中无尽的眼泪。石榴裙上洇开的不只是武媚娘的孤苦,更是她的一种求生的挣扎,还有对于未来的渴望。然而,就是这些看似无助的眼泪却成为了她救命的最后一株稻草。就是这株稻草,竟使她奇迹般的起死回生、时来运转。武媚娘五载晨钟暮鼓、面壁修身,不知是感动了上苍,还是佛祖也动了恻隐之心,终于给了她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使她脱胎换骨,从梵界又回到了人间。

  翠微宫、感业寺,一个倚山面北,一个坐北向南。在宫门与庙门之间,竟是一条通往天庭的密径。一条由相向眺望的目光砌成的大道,明晃晃地坦然于长天大地之间,托举着绝代女皇一步一步登上了大唐的权力之巅。

  麟游的漆水河边,有一座安闲的慈善寺。由于寺院远离城镇,现在已很少有人去行香火。河谷之侧的崖壁上,只是默默地矗立着一些隋唐时期的雕像。藏传佛教中,信民们常把经幡悬挂在高处,让风为他们“祈祷”,有形但无声。而这里,不动声色的石佛,潺潺不住的水声,则更像是一群僧众的永久法会和一场没有尾声的梵音合唱。

  慈善寺位于九成宫旁,这里是李治与武则天避暑时常常进香的地方。九成宫因欧阳询的一方醴泉铭碑而被人熟知,但慈善寺却终因缺少了传世的名品落得了一个清寂。熟知的九成宫已经淹没在麟游的县城里,被现代的建筑物所覆盖,而清净的寺院石窟却得以有幸存留了下来。这是一座不能不留存下来的寺院。在这里,登上了皇位的武则天按照她自己的模样,把她铸造成了一尊未来佛的石像,供奉在了主窟一侧的莲花宝座之上。这尊石像,是女皇从皇宫到寺院,再从寺院到皇宫,最后又终于从皇宫重回理想彼岸的一个最好的结尾。五年感业寺,修行一辈子,功德圆满,终成正果。就是这尊石像,使女皇的一生一下子变得完整。

  从翠微宫到感业寺,是一条凡眼无法透视的路,所以更多的都是从这里走向了孤独,直至衰老和死亡的那些武媚娘的同朝姐妹。从大明宫到慈善寺,是一条常人无法完成的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她要的,或许并不是成佛,而是实实在在地要为她自己的无字碑书写真正的碑文。

  她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女人,集美貌、智慧于一身,又拥有超常的胆识和气魄。但是,她身上独一无二的,更是对权力无边无际的渴望。

  14岁被唐太宗选为才人,进入皇宫。26岁时被迫栖身寺院,五年后又重回皇宫,32岁成为高宗的皇后。60岁开始执掌大权,67岁时终于登上帝位。她前后嫁了两个皇帝,后来又生了两个皇帝(中宗李显、睿宗李旦),期间还自己亲自做了一把皇帝。无以言说的命运给了她诸多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她一笔一笔写出了一段绝无仅有的历史神话。

  有着同样权势和相同机会,早于武皇将近千年的吕后没能做到,晚了一千多年的慈禧也难以做到,她们尽管也都实际掌控了政权,但是却绝对不可能登上皇位。不为别的,只因她们没有生对地方。慈禧和吕后的遗憾是接管的不是唐朝,而唐朝的女人却要庆幸于拥有一个开放与不拘一格的时代。盛世与女皇的相伴出现,注定了不是一次简单的偶然巧合,而完全应该是那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样一来,武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唯一。

  但是,女人终归还是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她去掉了头顶的皇冠,把权力重新归还给唐朝,又回到了单纯女人的角色里,只是作为皇后,在乾陵,长眠于了那个她所钟爱的,并且给予了她一切的男人李治的身旁。

  四

  俗话说盛世多才俊,衰世多平庸。是因为盛世会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气,鼓励和确认人们进取的精神取向。价值体系的健康高贵和管理系统的运转有序,自然就保证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衰世,人们丧失了最为基本的审美标准,使智慧的光芒被无奈地屏蔽于浓重的雾岚里,只能偶露一丝缥缈的烟霞。烟霞带给世界的不会是光明,它只会是更加浓重的悲情色调。

  大秦帝国从秦孝公开始,革除旧制,变法图强,其实他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招,就是招贤纳士。商鞅、张仪、郑国、韩非,无不都是他们引进的杰出人才。商鞅的变法,张仪的连横破纵之策,郑国的水利工程,韩非的专制思想,都为秦国统一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汉室政权也一样,刘邦在总结楚汉相争成败的原因时就曾说过一段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者皆为人杰,我能用之,所以我得了天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可见人才也是汉朝建国的主要保障。不过他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人才常有而伯乐难遇的道理。无论是秦国还是汉朝,与其他各国获得那些人才的机会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秦孝公或者刘邦更知人善任了一点,然后那些能够决定历史的智慧,就变成了他们称霸的财富。

  为了保证政权的人才支持,各朝各代都有自己选人用人的方法,主要的不外乎有察举、科举和民选等。察举制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难免会出现 “举秀才,不可书;察孝廉,父别居”这样违背宗旨的笑话。察举,要求的不仅仅是选拔者必须具备伯乐的能力,还更应该有一种权威。他的个人魅力要足以平息来自不同认识的各种质疑和对抗。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必须具备独具慧眼的水平,然后还要有心无杂念的品德和公而无私的作风。而往往没有机制的保障,“伯乐”也就常常成为了一些人徇私舞弊的借口。这时,用制度取代主观意志的选才方法也就随即产生了。

  唐朝走向兴盛,就跟当时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密不可分。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在武则天参政的时候逐步健全,并且还获得了一次较大的发展。不仅考试科目有所增加,录取人数有所增多之外,她还别出心裁地创设了殿试,还有“武举”和“南选”等,使科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都固定了下来。科举改变了举荐制选官权利下移的弊端,同时打破了倚仗门荫资历造成的阶层固化,为贫民开辟了入仕的通道。另外,也使官员选用与教育培养结合了起来,保证了官员队伍的品行操守、思想修养、文化水平和执政能力。

  其实,无论是怎样的选拔方式,进步还是落后,就看是不是能够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公平不是绝对的公平,选和不选、用和不用本身就不是公平的事情。公平指的是过程和机会的均等,而结果,需要体现的是正义,正义能够带给人希望和梦想。美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就是因为它能够给每一个人提供奋斗的希望。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一个美国梦,如同大秦帝国有帝国梦,布衣汉朝有平民梦,贞观、开元有盛世梦一样,这些都是仁人志士的追求。

  现在的选拔,更多的选用的是民选,也就是民主推荐的办法。它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搁置争议,平息矛盾。但是把道德水平的评价与执行能力的把握完全推给群众,本身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品行与作风的好坏还必须要有一些有效的筛选。群众并没有选择好人的责任,而他们要的其实只是一个能给自己办事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定,大家的领导大家选,本来就是现代民主的朴素做法,但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却一样也一定要由自己承担。然而现在选拔出来后一般都要交流任用,选择决定的后果自然就跟自己不会再有多少关系,这种不承担结果的选择,也就更是不会再有多少客观的标准了。大家都在强调公平与正义的时候,其实又都在追求着自己能够获得公平之外的恩惠。你能够给他一点额外的照顾,无疑你就是给他办事的人,没有给,你就不是。当你拒绝了那些非分请求而维护了大家的公平的时候,可是大家又都感觉不到,还反倒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这样的选择根本上就很难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目的,所以就不可能不发生取向的偏离。要想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认可,我们就只能降低了处世的标准,选择没有原则的平庸。但是,再细心想一想,如果真把平庸的一致当成了我们日常的生态标准,又是多么的可怕的事情。相较来讲,公选中常用的考试、考核和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还算是一种比较周全的做法。如今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荣辱不分、好坏不辨这些社会怪相的端倪,审美标准的堕落,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的心理惰性。在这种风气的弥漫下,我们没有对真伪界限的敏感,没有对虚假辨别的警惕,既就是发现了疑点也缺少实证机制和驳伪机制,甚至找不到脱伪返真的基本程序。当然,我们未必喜欢庸俗,但是却可悲的已经漠然于了庸俗。要知道,漠然久了就成为了习惯,而习惯久了就很有可能会喜欢。

  庸与俗一旦得势,就会使社会的品质走向低劣。在庸俗的追逐下,高贵的传统将会失去坚持高贵的依靠,仁善的美德将会少了张扬的支撑。在大家对真、善、美的漠然之中,对于才学的嫉妒也会铺设上一张消解杰出、留取庸俗的大网,使富有创造力的才能难于生存。历史发展的规程都是从气象初开到宏伟史诗,再到悲剧体验和个人自问,而每个阶段的成因,究其根本来说,就取决于它自身所具备的创造能力。要想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人才观就是最好的定位仪。

  幸好还有一位女皇,有她在感业寺里修行的经历,让大唐就肯定不会如此落俗。她所推崇的科举,无疑是学而优则仕取代门第关系选人的一种进步。就是在这一制度的倡导下,一大批出身寒门的文臣武将得以梦想成真。在她执政的那段时间里,通过科举入仕直到宰相位的共有二十七人之多,并且大多还都出自庶族。科举让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梦想,而梦想就是生活的希望,有了希望也就有了追求的引力。在这种强大引力的引导下,人们便开始在写作诗文上下起了功夫,这样又造就了一大批文坛的杰出人物。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有“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有“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中国的文化艺术一下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人更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唐诗的体式和定型,而后诗人诗作不断涌现。李义府的诗借喻精妙,上官仪的诗婉媚工整,陈子昂的诗沉郁苍劲,张说的诗文辞俊美。诗人繁若群星,诗作浩如烟海。

  幸好有了这些,让大唐梦即使最终破碎了也留下了铿锵的回音。

  每一次想到他们的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和事迹,每一次读到他们的那些美妙而又深刻的文字,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感谢感业寺,因为感业寺的香火为大唐度化了一个卓越的造梦者,就是那个在那里曾经修行过五年的女人,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科举新法,唐朝还就真的难以披上锦绣的外衣,照亮中世纪的光辉也一定会因此而消减去一半,一个华丽的时代更是将不复存在。

  盛世的标志,不是府库里堆积起来的数字,当然也不是典籍里落成的政绩工程,留给历史并且影响后世的,它一定是一群杰出人物的集中呈现。

  出自: 《美文 》 201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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