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敦煌学宗教文化研究综述

　　2009年敦煌学宗教文化研究综述

　　张景峰

　　2009年敦煌学研究发展平稳，成果丰富。中国大陆地区出版著作近70部，公开发表论文820多篇。本文对是年敦煌学研究中宗教文化研究的论著分类进行综述。

　　(一)著作

　　2009年，敦煌宗教文化研究的论著较少，有已故台湾学者赖鹏举先生的《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全书共分十章，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北凉三窟承袭炳灵寺的造像思想，莫高窟在为“千佛”造像寻找主尊，北朝合“净土”与“千佛”造像形成中心柱窟，初盛唐莫商窟主尊“卢舍那”性格的形成，盛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出现与中唐中印密法的进入，晚唐五代华严主尊对胎、金两界密法的含摄等，是目前为止对敦煌石窟造像思想进行集中研究的唯一专著。王三庆的《敦煌佛教斋愿文本研究》(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2月)，对敦煌文献中有关佛教的斋会文字作了统合而深入的分析研究，了解了敦煌石窟内收集的斋文中，佛教斋会与中国社会的传统结合及意义。杨宝玉的《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个案性专题研究论文，分属敦煌地区史、敦煌文学及敦煌佛教史范畴；下编在将17种灵验记作品进行系统化归类，逐一进行校录与注释，既对每一文本进行了深入的文献学整理，又勾勒出了敦煌本佛教灵验记的全貌，是对敦煌佛教灵验记文书的首次全面集中校理与专门研究。

　　(二)论文

　　宗教文献，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的《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1期)，对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的年代、文书反映的社会以及佛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子开、张琦的《映照安史之乱的唐代民间弥勒信仰实物——敦煌写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新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期)，认为敦煌文献《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并非产生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而是诞生于安史之乱时期的相魏之地，目的是为了祛除面临的战祸。杨宝玉的《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题记的史料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期)，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题记中有关《金刚经》版本流传的记述表明，《金刚经》经文的分段、添加分目以及据菩提流支译本增补鸠摩罗什译本等事件均发生于唐末五代时期，“于唐天复八载”的年代题记可确证其时金山国尚未成立，提出并论证了金山国建立于909年的观点。张延清的《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西藏研究》1期)，对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张延清的《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期)，对吐蕃王妃贝吉昂楚进行了介绍，并公布了其所校对的吐蕃佛经题记。才让的《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西藏研究》3期)，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敖特根的《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人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兰州学刊》12期)，将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21窟的编号B121：40号回鹘蒙古文木刻版《人菩萨行论》与其它诸本进行了对照，并发现该残叶所存文字为《入菩萨行论》第八章第107揭第3行至第108揭第1行的内容，年代可能早于1312年的《人菩萨行论疏》。赵青山的《从敦煌写经题记所记“七世父母”观看佛教文化对中土文化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期)，对敦煌藏经洞出土写经题记中“七世父母”观进行了分析，认为是指此身以前过亡的代代父母。刘永明的《从敦煌遗书看道教的医药学贡献——以(辅行诀>和<本草经集注>为核心》(《中国道教》2期)，以敦煌文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和《本草经集注》为对象，对道家和道教对传统医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刘永明的《两份敦煌镇宅文书之缀合及与道教关系探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期)，首先对两件《甲戌年正月廿二日洪润乡百姓高延晨祭宅神文》残卷进行了级合和校录，并对由多份残卷组成的《押衙邓存庆镇宅文》作了进一步的拼接和校录，而后就三份文书中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及与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探讨。窦怀永的《敦煌道教文献避讳研究》(《敦煌研究》3期)，对敦煌道教文献中有明确纪年题记者的避讳情况进行了分析，用避讳的时代对无纪年道教文献进行了断代。

　　宗教经典、传记，马德的《敦煌本唐人草书大乘百法明门论疏残卷简介》(《收藏家》l期)，对敦煌唐人草书写本《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卷下》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杨富学、王书庆的《(金刚经>与南宗禅——以敦煌文献为中心》(《敦煌研究》1期)，认为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大量的《金刚经》写本以及唐代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金刚经变画，是与以《金刚经》为主旨的顿悟禅法思想在敦煌的流行有关。段玉泉的《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文献》1期)，对西夏文《河西藏》残存的实物资料及其形制、太万寿寺本《河西藏》雕刻与印施问题以及汉文南系大藏经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赵红的《南师大文学院藏03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三研究与校勘》(《西域研究》1期)，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公布的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校勘与研究。梁丽玲的《佛经“雁衔龟”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世界文学评论》1期)，通过对《旧杂譬喻经》、《五分律》、《昆奈耶》及南传巴利《本生经》，印度的《五卷书》、《故事海》，中国各地的民间故事和敦煌诗歌等文献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佛经“雁衔龟”故事的传播、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黄敏、王巧生的《早期佛典翻译中佛教缘起思想的演化》(《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期)，重点分析汉代佛教基本词汇如佛陀、涅架、无我等词的音译及意译，说明早期佛典翻译中缘起思想的演化。崔峰的《(大般涅柴经>写经在北周和隋代的流行》(《牡丹江大学学报》3期)，认为《大般涅槊经》在北周、隋的敦煌文书中大量出现以及莫高窟以此经为素材的经变画和故事画的盛行，是与当时名僧修习和朝廷的倡导有关系。姚培锋、齐陈骏的《东晋南朝时期西来高僧与浙东佛教——读慧皎<高僧传>》(《敦煌研究》2期)，通过对《高僧传》的研究，认为东晋至南朝时期浙东佛教的兴盛是与西来高僧在此弘法、建寺活动分不开的。寇凤凯的《(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拟)>长生成仙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期)，对敦煌文书《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拟)》所反映的道教神仙信仰的长生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其处于肉体成仙向精神超脱的转型过程。才让的《法藏敦煌藏文佛典(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论佛教初传吐蕃的传说》(《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认为敦煌写本P.T98V号《百拜祈愿文》与《甘珠尔》本最为接近，其应属于祈愿类佛教文献，而传统的藏文佛典目录将其列为佛经。刘显的《敦煌本(大智度论)学术价值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3期)，认为敦煌本《大智度论》在校勘、版本、文字、史料和书法史方面有重要价值。高国藩的《论敦煌本<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中国 化及其妇女怀孕巫术》(《宁夏社会科学》3期)，对《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佛经本缘、中国化的过程以及从押座文反映的敦煌民间婚俗中发掘出妇女怀孕巫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刘显、杜鹃的《论敦煌本佛经的校勘价值——以(大智度论)为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期)，以敦煌本《大智度论》为例，分析了敦煌佛经的校勘价值。彭馨的《敦煌医药卷子中的记音与俗音》(《湘南学院学报》4期)，利用敦煌中医药文献中的语言材料研究了语言中的记音与俗音现象，分析了记音与俗音产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类型，提出了新的观点。张宝玺的《西秦(佛说未曾有经>录经校文》(《敦煌研究》4期)，根据《大正藏》，对炳灵寺第169窟内北壁西秦墨书《佛说末曾有经》作了校录。张春梅的《浅谈佛教受戒文》(《世界宗教文化》4期)，对佛教的受戒文的种类以及作用进行了讨论。王菡薇的《作为书法作品的陈写本<生经>——敦煌<佛说生经>残卷(P.2965)的探索途径》(《新美术》6期)，从形式分析的角度对作为书法作品的敦煌陈写本的《佛说生经》进行了分析。李建强的《两份于阗文写本无量门陀罗尼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期)，P.2782第62－72行是一段未定名的陀罗尼，经过比对认为这是用于阗字母抄录的“无量门陀罗尼”，具有显著的梵文拼写特点。孙向群的《关于昆仑堂藏四段唐代佛经抄本》(《书画艺术》1期)，对昆山市昆仑堂美术馆见到该馆所藏的四件唐代佛经抄本进行了介绍。施萍婷的《读<净土教概论>札记一则》(《敦煌学辑刊》4期)，纠正了释海印翻译望月信亨著《净土教概论》中的一处误译，并进行了相关考证。萧旭、赵鑫晔的《<禅门秘要诀>校正》(《敦煌学辑刊》1期)，将《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所收的《禅门秘要诀》与图版、《景德传灯录》、《大正藏》、《石仓历代诗选》等进行校勘，对钟书林《(禅门秘要诀>校补》一文中的部分意见进行了辩证。

　　宗教寺院及活动，陈大为的《敦煌龙兴寺与其他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期)，认为龙兴寺是敦煌地区佛教僧团的最高管理机构都僧统司的驻所，成为都司的象征，统属着其他寺院。陈大为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僧与尼寺／尼贫富状况的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和僧与尼寺和尼贫富状况作一比较，以揭示二者在经济状况乃至生存状态方面的差异。王祥伟的《试论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敦煌寺院经济发展规模的量化考察》(《兰州商学院学报》1期)，认为由于不同寺院在地产、利息、磴课、梁课等主要收入来源中存在差异，导致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寇风凯的《试论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活动》(《今日科苑》2期)，对敦煌归义军时期的道教讲经活动进行了论述。扎西卓玛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及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的佛教兴盛异常，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汉藏佛教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陈爱峰、杨富学的《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宁夏社会科学》2期)，认为西夏时期佛教与印度之间既有印度高僧入西夏讲经说法，更有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经，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王惠民的《善喜、善藏与隋代敦煌佛教》(《兰州学刊》5期)，对隋代敦煌善喜、善藏两名僧人的资料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同属崇教寺僧人，《奠高窟记》所记载的善喜曾建造讲堂，当属崇教寺的寺内建筑，可能建于开皇十三年。崔峰的《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儒兼容的社会文化》(《敦煌学辑刊》3期)，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儒兼容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赵玉平的《敦煌壁画“雨中耕作图”与唐五代赛袄祈雨活动》(《新疆艺术学院学报》3期)，认为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实为一幅粟特文化特征鲜明的“赛袄祈雨图”。刘佳的《敦煌世家大族崇佛及其社会教化——以索氏家族为例》(《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期)，以敦煌索氏为中心，对敦煌大族的崇佛及社会教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钟海连的《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5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进行了分析。彭建兵的《论北凉沮渠氏的佛教功利主义态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7期)，通过对蒙逊父子崇佛活动的考察，认为尽管他们的崇佛在客观上促进了北凉佛教的兴盛，但是这只不过是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的功利表现。李亚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佛教的扶植及其影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11期)，从敦煌寺院、僧人数量的增加、经济的繁盛、僧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兴盛的写经事业等方面分析了敦煌佛教在吐蕃政权扶植下的发展。聂葛明的《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安徽潜山三祖禅寺访古》(《中国宗教》2期)，对安徽潜山三祖禅寺及其历史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阳清的《汉魏六朝宗教传记中的斗法故事——以道徒、僧尼与鬼神的交锋为典型》(《敦煌学辑刊》4期)，以《列仙传》等为代表的宗教传记中的斗法故事，昭示出道佛因争夺信仰空间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促进了两种宗教的完善和发展，且影响到早期志怪、唐传奇及其它叙事形态。

　　修行者、信仰与宗教思想，樊丽沙、杨富学的《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敦煌学辑刊》1期)，认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刘北辰的《浅析唐代西行高僧义净及其佛经翻译》(《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期)，对义净的佛经翻译和著述中的注文进行了分析。马格侠、杨富学的《碑铭赞所见唐五代敦煌的禅宗信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l期)，对敦煌的碑文、墓志铭与邈真赞等进行考察，认为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禅宗流行，人们信仰多是南北宗兼修的敦煌本地禅学。赵青山、蔡伟堂的《从敦煌题记“师僧”看僧团师徒关系》(《敦煌研究》3期)，对莫高窟题记和写经题记中的“师僧”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其在僧人的学业以及生活中的作用。马金龙的《试论敦煌T藏经者》(《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期，从藏族的宗教习惯、在敦煌的统治及文化影响等方面论述藏族藏经人)。马格侠的《敦煌所传僧稠禅师禅法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期)，认为敦煌流传的《稠禅师解虎赞》等是我们了解稠禅师禅法的基本依据，《大乘心行论》不是僧稠禅法系统的内容。陈龙《唐代三教融合思潮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期)，分析了唐代儒、释、道三教融合对白居易思想的影响。李中和的《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甘肃社会科学》2期)，对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化过程作了论述。孙林的《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与后世一文献记载相比较，可以认定敦煌文献记载的神灵与后期苯教神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也可以断定这些写卷出自早苯教徒之手。陈松梅的《河西地区魏晋告地文书中道教思想考释》(《敦煌学辑刊》1期)，认为魏晋时期民间道教在河西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出土的告地文书可以看出河西地区丧葬习俗中的道教因素。寇凤凯的《盛唐时期的道教“三教合一”思想探析——以敦煌道教讲经文为中心》(《今日科苑》10期)，认为 P.3021+P.3876号《道教中元金篆斋讲经文(拟)》对盛唐时期的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进行了总结，倡导三教同源、同质说。圣凯的《敦煌文献中的西魏、北周佛教思想——百二十法门与(菩萨藏众经要>》(《世界宗教研究》2期)，依敦煌文献B·8388(潜71)、B·8389(制8)，恢复与重现了《一百二十法门》，同时日本大谷大学藏敦煌本“《菩萨藏修道众经抄》卷第十二”即是《菩萨藏经要》的第十二卷，可以看出西魏、北周佛教对佛教的弘扬与理论创造。李慧波的《中晚唐时期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期)，通过对中晚唐时期民众弥陀信仰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的特点及原因。陈立华的《唐代中晚唐文人的佛道兼信原因分析》(《时代文学(下半月)》8期)，认为儒释道三教并行是唐代的国策，在这样的气氛下，对唐代文人中出现了佛道兼信的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王凤林的《略论汉唐佛教的民俗化》(《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期)，对汉唐时期佛教的民俗化从信仰形态以及信仰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邓志的《浅论唐代的民间信仰》(《青年科学》11期)，对唐代民间信仰表现形式、特点以及意义进行了分析。彭建兵《北凉时期敦煌民间杂密信仰问题考察——以北凉石塔为中心》(《敦煌学辑刊》4期)，从石塔供养人及其发愿目的、石塔修造者、佛教结社、石塔存放处所等方面对北凉时期敦煌杂密信仰的民间性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志鹏的《从鸠摩罗什的生平活动和译经来看佛教在中土的弘传》(《敦煌学辑刊》4期)，对鸠摩罗什的生平活动和译经活动进行了述评。姚培锋的《隋唐越州高僧及其佛学影响》(《敦煌学辑刊》4期)，认为越州高僧的佛学成就和佛教宗派的交流、会通反映了佛教文化认同的趋势，表明这一时期佛学发展的渐趋成熟。公维章《西夏时期敦煌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泰山学院学报》2期)，认为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极为兴盛，莫高窟第61窟作为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重要活动中心，在西夏时期继续发挥其作用，吸引了西夏其它地区的高僧来敦煌观摩学习或交流文殊菩萨的礼忏仪式。彭建兵的《盛唐以前敦煌石窟中的杂密七佛》(《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期)，对盛唐以前敦煌石窟中出现较多杂密七佛形象进行分析，说明杂密七佛信仰在敦煌地区的流行。

　　出自: 《世界宗教研究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