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

　　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

　　耿铁华

　　摘 要：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长期生活在汉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的广大地区，接受汉晋以来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最初信奉儒教，逐渐接受佛教、道教，在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格局。随着高句丽统治中心的南移，高句丽的影响也扩大到新罗和百济，使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深入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高句丽 三教合一 儒教 佛教 道教

　　公元前108至107年间，高句丽人已经成为汉玄菟郡下的编户齐民，接受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管辖，接受汉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高句丽政权建立，直至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国，存在705年，传28个王。汉文化的影响伴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始终。其建立伊始，王室贵族便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儒家的经典成为高句丽子弟学习的教材，儒家思想成为高句丽王朝的统治思想。不久，佛教、道教从中原传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体系。本文主要讨论高句丽“三教合一”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朝鲜半岛古代宗教思想的影响，以就教于方家。

　　一、高句丽儒释道信仰的历史记录

　　目前，国内外关于高句丽宗教信仰的研究文章不少，主要是针对高句丽的佛教与道教传入、高句丽壁画中的佛教思想、高句丽寺庙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等。我国学者代表性的文章有：耿铁华《高句丽壁画中的宗教与祭祀》、李殿福《高句丽民族的宗教信仰》、徐贵通《高句丽寺庙述略》、张碧波《高句丽原始宗教文化论略》、李乐营《高句丽自然宗教信仰对象辨析》、《高句丽宗教文化研究述要》。 以上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高句丽宗教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笔者曾于1988年发表《高句丽壁画中的宗教与祭祀》一文，对集安高句丽壁画中与宗教祭祀相关的画面进行初步研究，提出了高句丽王公贵族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思想。 当时的研究仅限于依据集安地区高句丽壁画中的宗教祭祀画面，近年掌握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更加丰富，对于高句丽“三教合一”问题的讨论当可更加深入。

　　目前学术界对儒教的存在及其定义还存在某些分歧，何光沪先生认为“所谓儒教非指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谢谦认为“除佛道二教之外，中国还存在另外一种宗教现象，而且其历史比佛道二教还要悠久得多。这就是历代王朝列为国家祭典的郊庙制度。郊，是祭祀天神地祇的宗教仪式，因为分别在国都的南北郊举行，所以称为郊。庙即宗庙，是祭祀祖宗的所在，因此也代指祭祀祖宗的宗教仪式”“儒教则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即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

　　既然称儒教，就不可能离开儒家学派与儒家思想。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在春秋末期创立的一个学术派别，经过其子弟和后学的整理与传播，成为先秦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流派。这种学派和思想形成宗教则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出现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不断吸纳谶纬神学、阴阳五行、祥瑞灾异及哲学、迷信等思想意识，逐渐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宗教。

　　李殿福先生认为“儒教产生于中国，影响整个亚洲，成为各国统治阶级巩固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作为在西汉玄菟郡、乐浪郡以及辽东地区兴起的高句丽王国，从它形成、发展直至衰亡止，儒教思想一直是高句丽民族的主要哲学思想，把儒家的经典著作，如‘五经’、‘三史’等古籍，奉若神明，作为修身治国的教义来研习识读，高句丽的统治者，把儒教的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变为忠义纯正、礼让克己、臣对君、父对子、有命必徙、鼓吹上通王德、下保民心，来加强全国的统治”。

　　《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是以儒学思想教化鲁人。东亚许多地区和民族都是以儒学思想和经典来教化弟子和臣民的，高句丽也不例外。《南齐书》、《周书》、《北史》都有关于高句丽用儒学经典教育子弟的记载。《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尤为详细：高句丽“俗爱书籍，至於衡门厮养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於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从高句丽建国就开始并不断地完善。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 “立太学，教育子弟”。 此后有了高级的贵族学校，儒学教育更加深入。高句丽贵族及平民百姓都遵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纲常伦理，奉行忠孝节义之举。儒留王二十八年（公元9年），王子解明与黄龙王结怨，惹怒了父王，赐剑使其自裁。王子曰：“向黄龙王以强弓遗之，我恐其轻我国家，故挽折而报之，不意见责于父王。今父王以我为不孝，赐剑自裁，父之命其可逃乎！”于是，往砺津东原，以枪插地，走马触之而死。 王子为全孝道而自杀，既遵“君为臣纲”，又遵“父为子纲”。大武神王之子好童也为全忠孝之名而自杀。 高句丽人祭祀天神、地祇、神鬼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也都是遵从儒教的具体体现。

　　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稍晚些。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四年，僧阿道来”。“五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 此时，高句丽都城尚在集安国内城，这也是高句丽最早的僧人和寺庙建筑。顺道和阿道以肖门寺和弗兰寺为中心传播佛法，使佛教在高句丽得以广泛的传播。

　　道教的传入则更晚些。荣留王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命道士以天尊像及道法，往为之讲《老子》，王及国人听之”。八年（公元625年），“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 宝藏王二年（公元643年）春二月，苏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伏请遣史於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陈请，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 荣留王派人入唐学道教经典已经是高句丽晚期了，从高句丽壁画中反映的内容看，道教对高句丽的影响或许还要早些。而泉盖苏文 “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的认识则是高句丽贵族中间三教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高句丽儒释道信仰的考古学研究

　　文献记载的高句丽宗教有儒教、佛教和道教，而且呈鼎足之势。从年代上看，以儒教作为国教，信奉时间早，延续时间长。佛教传入稍晚，道教更晚。由于儒教的信奉更为普遍，几乎融入高句丽国家王公贵族、黎民百姓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高句丽王即是儒教的最高代表，贵族大臣则是区域和部门儒教的代表，用儒教的经典和礼制来管理国家，已经成为高句丽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其考古学方面的特点表现为以平原城为中心，军事卫城（山城）为辅的都城建制格局的确立。以儒家礼制为基础的宗教祭祀活动——主要表现于祭祀所用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祭祀用牲；军队出行的仪仗；王公贵族的服饰；丧葬活动的礼仪、墓制、随葬品等。

　　《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高句丽建筑中佛寺、神庙、王宫、官府使用瓦，表明其建筑规格、地位的高贵。其中神庙、王宫、官府应该视为与儒教相关的建筑。

　　多年来，集安、平壤、桓仁、抚顺、丹东等地出土了一大批高句丽瓦当。以集安、平壤最为典型。集安出土的高句丽瓦当可分为5种类型：其一，卷云纹瓦当，可分为A型5式，B型10式，大部分出土于集安胜利遗址、浴池遗址、麻线中学遗址、影剧院道西遗址、国内城南门里遗址、国内城城建遗址、第二小学遗址、体育场等地点，这些都应是高句丽时期的重要建筑基址。也有少量出土于高句丽墓葬。其二，卷云纹文字瓦当，可分为A型3式，B型7式，其中“太宁四年” 瓦当的年代应该是公元326年，出土于浴池遗址。“丁巳”瓦当出土于JYM3319号墓，年代为公元357年。 其三，莲花纹瓦当，出土数量相当多，颜色有暗红、青灰两种，形制多种。既有神庙、王宫、贵族建筑遗址，也有高句丽王陵及贵族墓葬出土。其四，兽面纹瓦当，出土数量也不少，颜色以暗红色居多，青灰色较少。出土地多为建筑遗址。其五，忍冬纹瓦当，出土数量仅次于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大都为暗红色，出土地也多为建筑遗址。（图一）朝鲜平壤出土的瓦当以莲花纹瓦当居多，样式和集安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兽面纹、连环纹瓦当。也都出土于宫殿一类建筑遗址。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分别对国内城、丸都山城的宫殿遗址进行发掘，初步了解了宫殿遗址的建筑规模和格局，出土了一批包括高句丽瓦当在内的各种文物。 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与高句丽儒教相关的建筑遗迹和遗物。

　　高句丽考古发现中最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及物品应以属佛教者居多。主要为寺庙遗址和佛像等文物。

　　1985年，集安彩印场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高句丽时期的文物。有一件金铜佛造像，为正面跌坐像，高7.0厘米。佛像为释迦牟尼坐像，下部须弥金刚座已断掉。（图二）出土地层恰在高句丽文化层中，且伴出高句丽筒瓦、板瓦、瓦当残片及较多陶片。说明这里应该是高句丽时期的寺庙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这里可能是高句丽的肖门寺或弗兰寺遗址。由于没有进行科学发掘，目前还难以下定论。

　　平壤一带的寺庙遗址较多，1938年在青岩里古城内发现了一座废寺，学者们认为这是金刚寺遗址。遗址是由寺塔为中心的前后两个建筑群组成。塔为八角形木构建筑，塔基直径25米，八角形边长10.5米左右，塔的南面有寺门遗址东西两侧有配殿，后面有经堂遗址。（图三）如比定为金刚寺，其年代应该相当于公元498年。

　　1974年在传东明王陵南侧发掘出一座寺庙遗址，根据出土的陶片上有“定陵”、“陵寺”等字样，可认为是定陵寺遗址。发掘是在东西223米，南北132.8米的范围内进行的，中门之后有八角形建筑遗址，应该是寺塔的基址，两侧有配殿，后面有建筑群。以此为中心区域，两侧各有两个建筑区域，五个区域内共有18处建筑物及回廊遗址。（图四）永岛晖臣慎先生认为传东明王陵应是长寿王的陵墓，此陵寺应该创建于长寿王辞世之年，公元491年。 此外，在上五里废寺等地也发现了塔基及配殿遗址。

　　另外，在中国和韩国还先后发现了带有铭文的金铜佛造像。1963年3月，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出土了一件金铜佛造像，佛像为释迦牟尼立像，正面螺发，手施无畏印和予愿印，立于莲台之上。身后背光为火焰纹，具有典型的北魏佛造像风格。通高16.2厘米，像高9.1里面，背光后有铭文4行47个字：（图五）

　　延嘉七年岁在己未高丽国乐良

　　东寺主敬弟子僧演师徒卌人共

　　造贤劫千佛流布第廿九回现崴

　　佛比丘抾颎所供养

　　“延嘉七年己未”应为公元539年，高句丽第二十三代王安原王时期。这是具有明确纪年的高句丽金铜佛造像。

　　不久前，见到一件私人收藏的金铜佛造像，其形象与韩国出土的大体相同。通高18.0厘米，佛像高10.6厘米。铸造方式大体相同，鎏金颜色偏红，做工要比韩国出土的佛像坚实些。背光后有铭文3行21字，文字书体大体相同。（图六）

　　大高句丽国甘山

　　寺觉缘师徒敬造

　　己酉年三月三日

　　据说此金铜佛造像出土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左右有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所建万佛堂，现有石窟16个，各种佛造像保存较好。说明北魏期间这里曾是佛教繁兴之地，高句丽后期曾一度占领这一地区，因此金铜佛造像的出土绝非偶然。佛像中的己酉年应该是公元529年，正当高句丽第22代王安臧王时期。 此较韩国出土的金铜佛造像年代要早一些。可见高句丽后期佛教文化对高句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

　　高句丽壁画中表现宗教的画面也不少，最精彩的要算长川1号墓。长川1号墓前室藻井东侧第2重顶石上绘男女墓主人拜佛图。正中为一尊拱手跌坐在须弥座上的佛，须弥座左右各蹲一只张口吐舌的护法狮子。佛像面容丰腴，肉髻，蓄胡须，额上著毫相。双目微睁，神态端庄，著白色通肩大衣，背后有尖拱形背光，内饰火焰纹，背光上部周围有一重绿色饰赭色条纹的帷帐。佛像左侧，一男一女手持华盖，后有两侍女相随。再后面绘一朵双童子面莲花化生图。佛像右侧是头首触地虔诚跪拜的男女墓主人。男主人在前，梳顶髻，著黑地红花襦，穿白地饰黑十字纹花袴，女主人居后，蓬发齐额，粉面朱唇，著带黑色披肩的合衽白襈裙，腰系黑带，背后挽花结。主人身后侍立二女。上方绘两个飞天，身姿优雅，披带飘舞，皆有项光。空间饰以祥云和彩色莲花。第3、4重顶石上绘有飞天和伎乐仙人，更加重了佛教的气氛。（图七）拜佛图两侧的第2重顶石上，各绘四尊菩萨，背着项光，足踏莲台，神采奕奕。菩萨之间绘有祥云，两侧绘双童子面莲花化生。第3、4重顶石上绘有飞天。(图八)八尊菩萨陪衬主人拜佛图，成为一组高句丽贵族参拜佛祖的生动画卷。男女墓主人生前虔诚拜佛，希冀死后升入净土，永远皈依佛门。这是高句丽壁画中极为珍贵的佛教图像。 拜佛图中佛的形象同洛阳龙门、大同云岗等中原石刻造像的佛祖释迦牟尼形象大体相同，神态和装束尤为相似。需要说明的是，壁画中的高句丽佛祖蓄胡须，这同古印度贵霜王朝早期石雕佛像相同。甘肃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壁画中的佛像面相浑圆，白毫相，亦蓄胡须。 而须弥座和护法狮子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至于莲花化生，则是佛教中美好的传说——那些念佛往生弥陀净土的人，皆在莲花内而生。《莲宗宝鉴》八曰“当生净土，入彼莲胎，受诸快乐。”《小经闻持记》曰“一念神识，托彼莲胎。”长川一号墓仅前室藻井就绘有十多组双童子面莲花化生图。每一组都是一朵欲放的莲花，莲花中生出两个着项光的童子面，形象生动而美好。壁画的年代约当5世纪末左右，生动地描绘出佛教在高句丽贵族中广泛流传的情景。

　　德兴里古墓墓室侧壁绘有大幅莲花图，虽未见拜佛的画面，在前室墨书铭文中却出现了“口口郡信都县都乡口甘里释迦文佛弟子口口氏镇”的字样，说明墓主人镇是信奉佛教的。此人死于公元408年12月25日，建墓年代为5世纪初。

　　关于道教方面的画面极少。集安五盔坟4号墓四神图衬地网状纹中绘有一批人物，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道教人物图像，也为我们提供了高句丽后期“三教合一”的精彩画面。4号墓四神衬地网状纹中的人物图像共10个，或坐或立于莲台之上，神态名异。其中大部分人物为儒者形象，头戴高高儒冠，身穿儒服，宽袍大袖，腰间束带，颜色各不相同。足登黑履，踏莲台，手执团扇。与高句丽壁画中的一般人物服装迥异。值得注意的是西壁右上方一人跪坐在莲台上，原报告记此人“顶束发髻，著白领缘褐色袍服，腰束白带，跪坐于莲台之上，右手持书置于目前，左手轻拂于膝上，正在凝神攻读。” 仔细审视原壁画，发现此人根本无发，系光头，著浅黄色领缘乾陀色(赤多黑少，似青色)僧衣——袈裟，正在聚精会神地诵读佛经。这是高句丽壁画中目前仅见的颂经僧人图像。北壁左下角绘有一人跣足坐于莲台上，左腿盘屈，右腿立起，披发低首，身着绿色羽衣，一只手在地上绘八卦图，俨然一个道士的形象。（图九）类似4号墓这样，集儒释道的形象于一室的情况，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虽不多见，它却真实地再现了高句丽社会信奉儒释道三教的情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壁画绘制的年代约当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中原正当南北朝后期。与高句丽人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的年代大体相同。

　　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已经证明了高句丽统治时期儒释道并存的情况，如高句丽壁画中所描述的那样，儒者、僧人、道士同时绘在一座高句丽墓内，说明在高句丽王室贵族的心目当中，儒释道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正是他们“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的思想体现。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高句丽统治下儒释道 “三教合一”并非只是并存、鼎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并吸收高句丽民族所固有的思想意识，使得儒释道在高句丽统治思想中可以得到统一。

　　高句丽人建国前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将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随着谶纬、迷信等思想的传入，加上高句丽人信鬼神，祭祀繁多，使儒学思想不断神秘化、宗教化。具体表现为高句丽王室贵族遵从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统治格局。佛教和道教先后传入，高句丽诸王及贵族吸收其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部分，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结合高句丽人的思想意识、社会风俗，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以儒释道 “三教合一”为体系的统治思想。他们把儒释道思想进一步神圣化，迷惑广大民众服从他们的统治，自觉地接受他们的压迫、统治和剥削。作为下层的广大民众，他们对儒释道思想的信奉，一方面是对自己所处地位的宗教性解释与认可，相信天帝、相信命运、相信因果轮回等。另一方面则是对来生、后世的向往与努力。

　　三、高句丽“三教合一”形成的原因

　　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证明高句丽民族信奉儒教、佛教和道教，尽管信奉的时间先后存在着一些差距，到了后期逐渐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历史局面，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第一，高句丽自汉武帝元封年间就成为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下的子民。他们接受汉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接受汉的经济政策约束，接受汉的思想文化的影响，这应该是他们接受儒教和中原其他宗教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公元前37年，高句丽政权建立，不久“遣使如汉，贡献方物，求属玄菟”。 “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 许多学者对这两段史料的理解并不深刻，甚至怀疑高句丽政权作为汉代边疆封国的地位。其实，汉代自立国以来，便吸取了秦废分封，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实行了郡国并行的制度。都城近畿和远郊地区实行郡县之制，边远地区分封功臣子弟和少数民族首领为王，同时派遣中央官吏为相，或以少数民族封国附近的郡县长官加强监督。高句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王朝认可之后建立的地方王国。由玄菟郡进行管理，高句丽县令掌握其户籍，实行封建制的徭役、租税管理。高句丽王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中央王朝赏赐其出行仪仗即鼓吹伎人，同时接受汉官的服饰。王莽时期曾将高句丽军队作为少数民族士兵征用以伐匈奴，也曾将高句丽王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王一样贬为侯。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 后来高句丽诸王均接受中原政权的册封。高句丽十九代王安接受后燕慕容宝册封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册封高句丽王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直至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仍册封高句丽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 高句丽作为中原政权册封的地方之王，他们接受儒教为国教，就像接受中原政权的统治一样是必然的，也是符合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的。

　　第二，高句丽所信奉的佛教和道教均是由中原传入的。

　　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有战国末年、秦朝、西汉等多种说法，据《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图（佛）经，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到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至75年）遣使西域求法，便有四十二章经传回洛阳建白马寺以藏之的各种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重要时期。西晋时期以长安和洛阳两地为中心的佛教活动十分兴盛，境内建有佛寺180座，僧尼达3700多人。前秦国内的僧尼诵经法会、建斋供养等活动更加兴盛。因此，高句丽小兽林王即位不久，便派人到前秦迎请佛教，秦王符坚派遣使臣护送僧人顺道携带佛经到高句丽传教。后两年，僧人阿道也从前秦来到高句丽。小兽林王在王都国内城修建了两座寺庙肖门寺和弗兰寺，分别安置顺道和阿道。高句丽都城内有了寺庙和僧人，佛教便在高句丽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间传播开来。

　　道教是中国原始宗教当中产生出来的。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到秦汉之际演变成了以清静无为，修养生息为主要内容的黄老之学，不断吸收各种学派的思想内容，特别是神仙方术等宗教思想与派别的融入，在东汉时期形成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黄巾起义后道教的诸多学派和士族知识界相结合，使道教的理论得到提高，形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教派，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主要经典为《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道德经》。中原产生的道教自魏晋以来日渐成熟，受到中原各个阶层的欢迎，道众不断增加，道教经典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高句丽自魏晋以来与中原的交往日益密切，每年都有使臣、商人进入中原，中原各政权也不断有使臣、商人和流民进入北方，使道教有机会传入高句丽并对其产生影响。从文献记载看，道教传入高句丽已是唐初，从高句丽壁画当中有关道教的内容来看，或许要早到南北朝时期。

　　第三，魏晋南北朝是中原各政权林立，分裂战乱的历史时期，在各种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却出现了儒释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

　　魏晋时期是中国的儒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宗教与君权密切结合以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魏蜀吴都以正统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西晋的统一更是强化了儒教为王权服务的特点。儒教信仰和崇拜的多元化、有序化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这就为儒教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某些理论，强化儒教的宗教性质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封建统治者牢牢地掌握着王权，扩大儒教的影响，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同时也不排斥利用佛教和道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加强封建帝王统治，维护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无论是儒教、佛教和道教都是可以利用的。这就使儒教、佛教和道教的相互融合找到了契合点。到了南北朝时期，除了北魏拓跋焘，北周宇文邕曾因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毁佛以外，无不大力提倡佛教。梁武帝萧衍甚至定佛教为国教。南北方诸国竞相建寺修塔，开凿石窟。不仅僧侣、贵族，就连皇帝都亲自讲经说法。道教经过梁陶弘景，北魏寇谦之的改造，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的宗教。拓拔焘则以“北方太平真君”的身份封道教为国教。虽然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盛行，但是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尽管由于互争正统，以及僧俗地主政治、经济利益上的争夺，儒释道之间不断发生斗争，以至出现上面提到的毁佛现象，但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方面，儒释道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南北方统治者都是用儒释道 “三教合一”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五盔坟4号墓壁画中，儒释道的形象绘在同一个墓室的四壁上，恰好反映了高句丽国家上层王公贵族的统治思想同中原南北诸国一样，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

　　第四，高句丽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浑江、鸭绿江地区，周秦以来与中原及北方各民族长期交往，行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格，这也为接受中原传来的宗教奠定了基础。高句丽民族性格概括起来大体为敏激好勇、质朴率直、乐观开朗、爱洁尚美、喜好文学、诡伏机变、虔信灵神等。 其中主要的是敏激好勇、质朴率直、虔信灵神。史书记载其人“性凶急，喜寇钞”，“国人有气力，习战斗”。 善于骑马射猎，性格豪爽，质朴率直，“言词鄙秽”，“不简亲疏”。 加之好鬼神，祭祀繁多，这就使得高句丽人有了接受各种宗教信仰的民族性格。

　　由于高句丽民族在建立政权前的70多年时间里一直生活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内，接触的汉代思想文化及宗教祭祀影响较多，他们作为汉代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两汉以来儒学宗教化的过程，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不断将其神化。两汉时期的各级政权也不断用行政手段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儒教及儒家文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影响下，高句丽人信仰儒释道“三教合一”，使之成为高句丽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643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伏请遣史於唐，求道教以训国人”。说明在高句丽王公贵族“三教譬如鼎足”的思想已经形成，这也正是“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现。儒教是高句丽人信奉最早，时间最长的宗教，佛教传入时间稍晚，高句丽的儒教接纳或认可了佛教的传入，相互融合，组成高句丽统治思想的新体系，到了高句丽后期，将道教思想一并纳入，使“三教合一”在高句丽统治区域内成为至高无上的宗教思想。

　　四、高句丽“三教合一”对新罗、百济的影响

　　高句丽建国前后，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新罗，建国于公元前57年，另一个是百济，建国于公元前18年。在高句丽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同时，新罗、百济也不断接受中原的册封。高句丽与新罗、百济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存在着战争。虽然亲疏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却从未间断过联系和影响。

　　公元5世纪初，好太王率大军击败慕容燕军队，占据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之地已在高句丽控制之下。同时，驱逐了倭寇在半岛南部的侵略势力，大败了百济，安抚了新罗。为其后继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时机。

　　长寿王即位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赈济饥民，赢得了百姓的拥戴。他认真总结父辈发展的经验，清醒地看到周边的环境，西南有日益衰落的北燕，已无力北进。北魏拓跋氏刚刚崛起，其势在向南发展。北方的夫余和靺鞨不足以与高句丽抗争。唯有南方的新罗、百济，特别是百济，曾依靠倭寇势力向北进犯，虽被打败，仍不断侵扰，应重点防范。从发展趋势看，向半岛南部扩张是大有希望的。于是，确立了稳定辽东、与北魏修好、向半岛南部扩张的战略。经过10年的努力，为了进一步实施向南扩张的战略，决定将统治中心南移。公元427年，高句丽长寿王将都城从国内城迁都至平壤。从此以后，高句丽诸王不断向新罗、百济扩张，战争交往增多，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对新罗、百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高句丽地处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北方，一直是中原各政权进入朝鲜半岛的中间地区，也是中原王朝联系朝鲜半岛古代民族的桥梁和纽带。中原的先进生产工艺，铸铜、冶铁、鎏金、制陶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大都是经过辽东、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如中国古代的马具，包括辔头、鞍具、马镫、胸带、鞧带等整套的青铜或鎏金器物，就是从安阳孝民屯传到辽西地区，经辽东传入高句丽的。集安高句丽古墓中曾出土多件鎏金马具。其中JWM1078、JQM1196出土的马具最完整，最具特色。后来在平壤地区，以及新罗、百济和日本的古墓中也出土了形制相同，制作精良的鎏金马具。证明了古代中原文化经辽东、高句丽向新罗、百济、日本传播的历史。与此同时，各种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也沿着这条路线传播。高句丽民族的思想文化也按照这种方式对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产生着影响。

　　高句丽所信仰的儒教、道教都来自中原。随着新罗、百济与中原交往的加强，他们也先后将儒教、道教作为加强自己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佛教则是从中原经高句丽传入的。新罗法兴王十五年（公元528年），肇兴佛法，这是新罗国家正式推行佛法之始。此前，早在讷祇王时（公元417至458年），“沙门墨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於家中作窟室安置。於时，梁遣使赐衣著、香物，群臣不知其香名与其所用。遣人赉香遍问。墨胡子见之，称其名目曰：此焚之，则香气芬馥，所以达诚於神圣。所谓神圣，未有过於三宝，一曰佛陀、二曰达摩、三曰僧伽。若烧此发愿，则必有灵应。” 之后，不断有高句丽僧人进入新罗传教。真兴王时开始建造佛寺，十四年（公元553年）春二月，“王命所司，筑新宫於月城东。黄龙见其地，王疑之，改为佛寺，赐号曰皇龙。”

　　佛教传入百济的时间要早于新罗，枕流王即位不久，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次年，“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

　　很显然，新罗的佛教是由高句丽僧人传入的，百济的佛教则是从东晋传入的。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佛寺、佛塔等建筑中却接受了高句丽同类建筑的影响。

　　百济的佛寺遗址现已发现有军守里寺址、弥勒寺址、东南里斯址、佳塔里寺址、窥岩里寺址、旧卫里寺址、定林寺址、金刚寺址等。

　　定林寺在夫余邑，在遗址平面的中轴线上，南面为中门，之后为四边形佛塔，佛塔后面有金堂和讲堂，两侧有回廊。（图十）它的建筑样式与高句丽时期的金刚寺大体相同。初创年代为6世纪中叶左右，1028年以后重修。军守里寺在夫余邑宫南池西侧，建筑样式与定林寺接近，中轴线上由中门、佛塔、金堂、讲堂构成，两侧有配殿。这是百济晚期典型的寺庙建筑。（图十一）

　　新罗的皇龙寺是真兴王十四年（公元553年）创建的，1976年至1983年韩国考古学家对皇龙寺遗址进行多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出皇龙寺建筑的规模和不足，在中轴线上也是由中门、佛塔、金堂、讲堂等建筑构成，两侧有回廊。（图十二）目前保存较好的芬皇寺是善德王三年（634年）建成的。《续高僧传》即为“王芬寺”，其伽蓝配置也是由山门、中门、佛塔、金堂等建筑构成，两侧有僧房和配殿。（图十三）塔寺结构和建筑规模与高句丽时期的风格相同，可以看到高句丽对新罗、百济佛教建筑方面的影响。另外，前面所引的延嘉七年高句丽金铜佛造像就出土于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这里正是古代新罗管辖的地区。也说明了高句丽佛教及其法物向新罗传播的情况。

　　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从前秦迎请僧人及佛教经文。五年（公元375年），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弗兰寺以置阿道。高句丽推行佛教是朝鲜半岛佛教流行的开始。

　　对于儒教和道教，文献记载远不如佛教那样具体，但也可以推断出儒教和道教的流行情况。直至今日，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在朝鲜半岛特别是南部地区仍然存在着。

　　[作者耿铁华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教授 134002]

　　（责任编辑：赵轶峰）

　　出自: 《古代文明 》 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