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文化软实力

　　宗教与文化软实力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发表了陈坚《宗教与文化软实力》一文。文章提出，“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纯粹”和“假借”两种存在形态。不同的宗教因其宗教内容和存在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或“纯粹”或“假借”的较为复杂的“文化软实力”状况。通过比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之间文化软实力的差别，文章认为，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宗教文化在当今时代依然还有着潜在而强大的足以拯救人类走出困境的“文化软实力”。

　　一、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与定位

　　“文化软实力”原本是个学术概念。 19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hard p。wer)和“软实力”(s。ft p。wer)两种。大致说来“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学界对“软实力”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方式有很多跟诠释研究和延伸研究，以至于使其溢出学术范围而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现有关于

　　“软实力”的认识可以这样来概括：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在这些“软实力”中， “文化软实力”首当其冲，是其他一切“软实力”的基础，或者说，其他“软实力”多多少少程度不等地受到了“文化软实力”的投射和影响。所谓“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内表现为国家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对外表现为文化精神、价值资源，，文化风格与活力对于其他民族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这一概念上讲，文化软实力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

　　二、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宗教：

　　现实中的“文化软实力”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纯粹的“文化软实力”，一是假借的“文化软实力”。所谓假借的“文化软实力”，是指一种文化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或多少“软实力”可言，但由于其背后有某种“硬实力”作为依托，故而亦表现出强大的

　　“软实力”。比如当代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指出： “西方赢得世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思想、价值观或宗教有优越性，相反，是它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这种“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即是指西方强大的富于侵略性的经济、军事“硬实力”。相对应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软实力”便是纯粹的“文化软实力”。纯粹的“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文化先天本具的、第一性的、内在“软实力”，是文化内容本身。对宗教的文化软实力的考察可以从这两种模式人手。

　　宗教是人类社会最早形成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它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表现为一定的“文化软实力”。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宗教，毋庸置疑地应该具有纯粹的“文化软实力”，因为那时的宗教是人类社会唯一的精神生活体系，是人们唯一的文化选择。然而，至迟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作为母体的宗教出现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从宗教中分化出了哲学、科学、教育和艺术等非宗教的精神文化体系；二是宗教自身裂变出各种各样具体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儒教等。于是，原始宗教的那种纯粹的“文化软实力”就受到了挑战，现代各种各样的宗教因其宗教内容(教义、方法或制度等)和存在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或纯粹或假借的较为复杂的“文化软实力”状况。

　　以基督教为例，诚如亨廷顿所分析的，它的“文化软实力”主要是由其背后“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所促成的假借的“文化软实力”。中世纪时， “十字军东征”假借其强大的军事威力，在领土扩张的过程中，顺利地向其所达到的东方世界传播了基督教；同样地，清末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也借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淫威，取得了此前(比如在明代)所无法想象的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非凡业绩。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曾一度受政治之累而难有什么发展，但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中国又很快发展了起来，且势头日猛，于今为烈。个中原因，并非基督教本身对中国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是基督教背后的西方世界让中国人感兴趣。从总体来讲，基督教由于其背后一直有强大的西方世界作后盾，至今还无由表现其纯粹的“文化软实力”，因而在实践上，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究竟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纯粹的“文化软实力”。

　　三、佛教的“文化软实力”

　　佛教并非像基督教那样是一种信仰神的宗教，虽然其中有神化的现象，但总体来说，神的原理不占据至高的位置。它所强调的是智慧而不是信仰，或者保守地说，是以智慧为基础的信仰。具有这种“无神论”性格的佛教即使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实际上也是基于人们对它发自内心的兴趣，而不是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由一定的宗教组织来推广。比如由于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兴趣，佛教被他带到了印度之外的现今伊朗、阿富汗和我国新疆一带，这是佛教历史上最早的走出印度的世界化运动。后来中国人由于对佛教有兴趣，义无返顾地进行寻求，玄奘到印度去“西天取经”就是明证。印度佛教并不是自己主动传到中国来的，而是一大批像玄奘那样对佛教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不远万里、九死一生到印度去求取而来的。也就是说，印度佛教是被动地传到中国的，印度佛教之传人中国属于“被动传教”，而不是“主动传教”。后采中国佛教之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也是因为那里的人对佛教感兴趣并到中国来求法的结果，也是“被动传教”的结果。 “被动式”的发展方式，证明了佛教具有的是纯粹的“文化软实力”。

　　四、对中国宗教“文化软实力”的反思

　　现在中央决策层提倡“文化软实力”，那么学者就应该研究究竟什么样的中国文化才具有“文化软实力”，比如我们的宗教中有没有“文化软实力”以及有什么样的“文化软实力”。回顾历史，在唐朝时期，中国佛教曾经是世界佛教的排头兵。佛教在当时确实表现出了巨大的“文化软实力”，造就了所谓的“盛唐文化”。唐朝的文化，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绘画、书法甚至拳术，如果没有佛教作为底蕴，都将大为失色。即使是宋代以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现在我们所要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攀升，中国佛教还能不能显示出“盛唐气势”?能不能表现出包括假借的“文化软实力”和纯粹的“文化软实力”在内的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可以用来追问儒教和道教。儒教和道教也都曾经表现出独特的“文化软实力”，尤其是儒教，它在17、18世纪就曾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直至今天，中外许多有识之士都还坚信，包括儒、佛，，)道在内或以其为主的中国文化，在科学与物质当令的时代依然有着潜在而强大的足以拯救人类出困境的“文化软实力”。

　　要把“文化软实力”从“潜在”转变成“现实”形态，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就假借的“文化软实力”而言，中国“硬实力”强大了，中国宗教自然就会跟着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使中国宗教具有现实的“文化软实力”，当务之急就是要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就纯粹的“文化软实力”而言，不以对神的信仰为前提的中国宗教都具有较强的纯粹的“文化软实力”。要使这天生较强的纯粹“文化软实力”变成一种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也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它、落实它。总之，在中国国家“硬实力”提高的基础上，再辅之以适当的传播，中国儒、佛、道三教的“文化软实力”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魏农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