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发展困境的深思——神权与王权的矛盾

　　中国佛教发展困境的深思——神权与王权的矛盾

　　自从汉明帝梦佛，白马驮经至长安开始，佛法东来，经过扎根华夏，生长开花，繁茂果熟的历程，到现在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其中几多曲折的发展历程让人深思。佛教在东土的兴衰当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神权与王权的矛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处理好这对矛盾有利于佛教的发展，有利于王权的巩固，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着炎黄子孙的福祉。

　　《圣经》有句名言“一人不侍二主”，神州大地有几个主呢？西天有如来佛，紫禁城里有真龙天子，华夏子民该听谁的？玉轴舒卷，黄绸展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旨令下，谁敢不听？否则脑袋搬家啊！人天师表，三生慈父，如来法力广大无边，谁敢不听？否则永堕地狱，万劫不复！可怜的子民啊，手足无措，诚惶诚恐，到底要脑袋还是保灵魂呢？

　　在远古的宗法社会里，王权与族权和神权是统一的，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家庭血缘为纽带，以人伦亲疏为权力秩序。原始的宗教只有鬼神，鬼神是已故先人们的灵魂，所谓“殷人尚鬼，率民以祀神”。什么是天？统领鬼神的宗主曰天。什么是天子，天之儿子曰天子，天子一人顶天立地，介于人神之间，上达民情，下通神令。天子既是神权的化身又是政权的代表，既有消灭肉身的权力又有禁锢灵魂的力量，泱泱华夏唯其马首是瞻。

　　“知见每欲留于世间，业运每常迁于国土”，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逐一更替，宗法社会土崩瓦解，原始宗教随之没落。东汉年间，明帝夜梦金甲神人飞于殿前，问于群臣，一臣答曰“西土有神，号曰佛，能飞行变化，放光动地，是佛无谬也”，于是遣人西域求法，白马驮经至长安。从此佛法扎根华夏，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不懈努力，神州大地，佛花遍地开，佛果遍地结，儒道之九州几为净土之佛国。佛之教言深入人心，每遇疑难必问于僧，每逢劫难必求于佛，至此庙宇庄严，香烟鼎盛。

　　紫禁城里的真龙天子坐不住冷板凳了，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我的拳拳子民变为一副副冷脸，至高无上的天子哪还有人顶礼膜拜，华夏的重心不在紫禁城的龙椅之上，而在西天如来的莲花座里。这还了得！从此王权与神权矛盾冲突展开了，斗争此起彼伏。

　　王权与神权矛盾突出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物质性的税负问题，随着佛教的繁荣昌盛，需要修建大量的庄严庙宇，需要雕刻镂画众多的艺术珍品，需要翻译大量的天竺经书。或名山修庙，或大泽建寺，不知多少财富转运至高山大泽，全都献给庙堂，成就了庄严辉煌的宝殿，多令仓禀空虚，府库耗散；或劈山雕像， 或凿岩镂经，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不知多少能工巧匠隐遁深山，一生的心血全付与佛法，浇灌出多少艺术奇葩，致使朝廷工匠奇缺，宫廷雕砌无人修补；或翻译经典，或立论著疏，多少骚人墨客，仁人志士，埋首汗青，集结了汗牛充栋的大藏经，致使朝堂之上，翰林之内找不到一人书写诏书！这样“鸾鸟凤凰日益远兮，燕雀乌巢堂坛矣”的局面，皇帝老儿岂能坐得安稳？再说很多大型寺庙，占据广袤山泽，拥有大片良田，出家之众成百上千，上与士大夫遥相呼应，下与老百姓盘根错节，其势可拒州官县府，当权者岂能放心？如果人力物力都在奉佛，那么入则后宫佳丽三千，出则羽林护卫十万的王权庞大开支谁来承担？毕竟财源有限！

　　其次是精神性的民心背向问题，华夏同胞，入则三跪九拜于佛前，出则一心一意念佛陀，佛为人天师表，三生慈父，一字一句皆甘露，一言一行皆准绳。紫禁城里的皇帝老儿即使龙袍加身，也无半点龙气，活似绫罗绸缎包裹下的宠物，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从《沙门不敬王者论》和《沙门必敬王者论》的争论可见一斑。嗜杀成性的老家伙，阴险毒辣的侩子手，终于龙颜大怒，心中暗道“一群混账，不给点颜色你看，岂能识的我的厉害，难道你们忘了我鸣镝射父的残忍，杀兄逼父的歹毒，我无所不用其极啊”。

　　首先鼓动御用文人拿起笔杆子舞文弄墨，先有《沙门必敬王者》后有韩愈的《劈佛论》，更不用谈宋明的理学了，这些不痛不痒的招数之后，皇帝老儿亲自上阵了，从唐武宗的灭佛，到邕武帝的禁佛，直到文革的毁庙烧佛；从强令僧尼还俗，到没收寺庙的财产，种种的打击，真令佛法奄奄一息了。佛教在中国开始于东汉，鼎盛于隋唐，没落于明清，这个发展变化的轨迹明显的看出与王权的斗争有关。

　　这场神权与王权的斗争我们怎样看待呢？首先从王权方面来讲，“荡尽天下之肝脑，博我一人之产业”的专制政权，自古以来，无论历朝历代，无论姓张姓李，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真实的写照，只顾自己欲壑难平，哪管苍生饿殍遍野。中国历来有这样的统治传统，正如晋惠帝，天下饥荒，大臣向他报告说：“天下饥荒人民没有饭吃怎么办？”，他一本正经的回答说：“没有饭吃不要紧，可以叫他们吃肉”，如果政权不丢在这种人的手里，不觉得奇怪吗？统治者要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从酒池肉林到冲天鹿台，从隋炀帝巡幸江都到康熙帝的南巡，无一不是刮尽民脂民膏成其淫欲之私。四海之广，庶民之众，倾尽家财也不够统治者这样挥霍。为什么统治者不知道自身检点，节约开支，与民休息呢？而怪罪于佛教发展对财富需求呢？

　　再说民心背向，统治者从来都是视人民如草芥，把天下臣民都当成他们的奴隶，哪知关心人们的疾苦，更遑论民权、民生的思想了。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对统治者的一次次期望，随之希望一个个的破灭，谁也不会寄望于紫禁城了。佛陀宣扬人人平等，提倡大乘济度，兴无缘之大慈，起同体之大悲，舍己为人，为法忘身，给下层疾苦百姓极大的安慰。再说佛教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很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极易在老百姓中引起反响，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自然民心趋向灵鹫山，背向紫禁城。本来，随着佛教思想的引入，完全可以推动中国政治的伟大变革，如果统治者反观自照，发现自己的不足，改变统治思想，缓和接济矛盾，公平分配朝野利益，岂不是炎黄子孙的福气吗？但是很可悲，统治者没有反观自照，不可一世的骄狂作风没有改变，只懂得职责别人，哪里知道反观自己，统治这自私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泥沙，迁怒于佛教的发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们再从佛教自身来思考。首先，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要植根中国，必须进行本土化，否则“水土不服”不能生长，中国佛教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努力，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比如禅宗，本土化程度相当高，所以影响范围特别广，影响力特别大。但是其它的宗派就不如禅宗这样本土化程度高，有的宗派甚至基本保留了刚传来时的基本模样，所以发展较缓，影响不大。

　　其次，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偏差，比如，是否必要修建庄严华丽的庙宇，是否需要大肆宣扬布施的功德，因为这些都会涉及财富的分配，会与其它势力产生经济利益上的直接冲突。这些表面的功夫是否代表佛法的真谛呢？难道佛法的真谛就是庄严华丽的庙宇，精雕细刻的法器吗？当然有人会说：“这些表象都是佛法住世的象征，没有庙宇，没有了佛像、法器，去哪里找出家人呢？这些都没有了，常住三宝不就没有了吗，佛法不就灭亡了吗？”。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们应当提倡庄严适可而止，布施量力而行。分清佛法的主次，重点放在佛法的修持、人才的培养等内涵上，其次才是庄严修饰等外在表象上。至于布施有无功德，在达摩大师与梁武帝的对话中有精彩的论述，我就不想再谈了。毕竟财为养命之源，一涉利益，是非蜂起啊！如果少一分财产涉及，就少一起是非纷争，与王权的矛盾就缓和一步。

　　最后，在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上，我们尽量保持中立，不与王权争锋，不参与政治，也不能成为王权的附庸，为王权的利益摇旗呐喊，那样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憧憬，但最终会被民众唾弃，加速自己的灭亡。在这方面，中国佛教做得很好，历来与王权都有距离，没有做过引火烧身的愚蠢之事。

　　看看别的国家或地区，多有政教合一的例子，比如西藏，比如阿拉伯世界，我国能不走政教合一的路子呢？肯定不能，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宗教信仰复杂多样，民族问题又会掺杂其中，那样必然导致各宗教势力之间，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真乱不休，这绝非华夏之福。道友们，应当发掘我们的智慧，处理好这些矛盾，使佛法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