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慈悲观

　　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佛教认为“慈善”是沟通社会最好的桥梁，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是僧团实现普度众生的崇高事业。中国佛教极度推崇慈悲精神，唐代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就说：“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大悲为本。”中国佛教以诸佛、菩萨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和学习修持的榜样，也以救度一切众生为最高愿望。这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说：“众生如是，甚为可悯。作此思惟，即应勇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义乐。”菩萨都有大悲愿，慈悲济世，救度众生，不度尽众生，誓不证菩提，不成佛道，这也构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思想之一。

　　一、慈悲是佛教的基本精神

　　佛教典籍中有非常丰富的慈悲思想，如佛教的“缘起论”思想就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佛教“依正不二”的思想告诉我们有情正报的身心不能离开依报世界。“慈悲”教义告诫人们要保护动物和植物，当然更要怜悯与自己同类的人。人善待自然自然就会以和谐的面目回报人类；人类破坏大自然，自然便与人类对立，结果必然是人类自取灭亡。同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因此，环境保护的根源在于人类本身，人与人的和谐也在人的本身。

　　（一）缘起论是慈悲理念的哲学基础

　　佛教的缘起论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互生关联、相互依赖的各种条件组合而成的整体，所谓“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世界是因缘而起的，它的存在和灭亡均来自条件的成败，来自因缘的聚散，它因条件聚合而产生，也因缘分分离而消失。世界的一切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世界上的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以及人通过对自然的改造而形成的社会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是佛教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种种现象产生、变化和消亡的基本理论。

　　依据佛教的缘起法则，推导出“依正不二”、“无我论”、“同体论”和“平等论”等重要思想，这是佛教慈悲理念的哲学基础。

　　“依正不二”是从佛教的基本原理即缘起论得出的结论，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所谓“依正”，是依报和正报的简称。《大明三藏法数》云：“依为依报，即世间国土也，为身所依，故名依报。正为正报，即五阳身也，正由业力，感报此身，故名正报。”佛教将生命主体所依存的国土称为依报，即生存环境；将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称为正报，即生命主体。“不二”也称“无二”是指矛盾或对立的双方并非均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也是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统一体。

　　从缘起法则推导出的“无我论”：就人来说，也是由各种因缘聚会而生，即生理的、心理的多种万分的组合，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自我存在。既然人不能作为自身的主宰，人生无常，毕竟空无，这就构成了人生痛苦，一切皆苦的价值基础。如何离苦得乐，抚慰、缓解和拔除痛苦，也是人生的一种根本的需要，佛教慈悲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此而被凸显出来。

　　从缘起法则还能够推导出“同体论”和“平等论”。佛教认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同样，每个人也都与其他众生息息相关。从三世因果关系来看，宇宙间各类生命实质上是一个整体。佛菩萨观照众生与自己具有同一的本性（同体），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皆具有存在的同一性、本质的现一性和至善的同一性。佛菩萨也由此而生起与众生的绝对平等心，生起为众生拔苦与乐的慈悲心。这是佛教提出慈悲理念的必然性和践行慈悲理念的可能性的理论基础。

　　建立在缘起论哲学基础上的慈悲理念，成为佛教弘法利生的出发点。《长阿含经·大本经》云：“以慈悲心帮，为说四真谛。”《法集要颂经·有为品》说：“如是佛世尊，一切智中师，慈悲为有情，广说真实语。”慈悲心是佛为众生阐说苦、集、灭、道四圣谛的内在动因，慈悲精神贯穿于四谛的学说之中。《中阿含经·说处经》和《增一阿含经·苦乐品》分别讲到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与慈、悲喜、护“四等心”。许多大乘佛教经典都宣扬慈悲理念，如《妙法莲华经》，尤其是其中的《妙音菩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更是集中地宣扬菩萨，特别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精神。这集中表现了佛菩萨对众生平等的深切关怀，慈悲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根本精神。

　　（二）佛教慈悲理论的特色

　　慈悲和佛教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知道“出家人慈悲为怀”这句话，但并不知道，慈悲一词本就出自佛典。《大智度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慈是爱众生而随时愿意给他们提供快乐和幸福，悲是爱众生而随时愿意救其离苦。这种对一切人都愿意予乐拔苦的精神境界便是慈悲。慈悲既是一种实践的法门，如慈心观等，同时也是佛菩萨所成就的悲智两大品质之一。作为佛菩萨品质特征的慈悲，并不是一个泛泛的概念，而有着特定的内涵和考量标准。

　　慈悲的特色之一就在于菩萨的大慈大悲。所谓大，即慈悲的无限扩大。这种慈悲的对象，包括亲人，也包括冤家；包括人类，也包括动物，包括六道一切众生。换言之，只要还有一个众生是我们不愿利益的，是我们漠视甚至敌视的，就不是佛、菩萨所成就的大慈大悲。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佛、菩萨的慈悲又是长远的，是尽未来际永不改变的。之所以称为大，遍及一切众生，延续是为久远，就是体现出普遍性与长远性。

　　慈悲的特色之二是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慈悲的最高境界，就是无限的慈悲。佛之所以能成就无限的慈悲，关键就在于，他们已证得空性，已体认无我，已消除自我和众生之间的对立和隔阂，所以这种慈悲又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谓无缘，就是没有任何亲疏、爱憎之分，没有哪个众生是菩萨舍弃的，是菩萨不愿施以援手的。所谓同体，就是将众生和自己视为一体。就像你的脚扭伤时，手自然会去抚摸以减轻疼痛，这种帮助是身体的自然反应，是不需要加以考虑的。而在疼痛没有解决之前，这种帮助决不会半途而废，也不会去分别，手是施恩者而脚是受惠者，不会有什么感恩与报恩的需求。

　　慈悲的特色之三就是慈与悲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佛教认为，慈从悲来，悲必为慈。“悲”原意为痛苦，由痛苦而生悲情。一个人深刻感受到自身的痛苦，也就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产生悲情，自然地由衷地衍生出对他人的友情，并扩展为对一切众生的普遍的平等的慈爱。只有慈悲相连，才能产生“与乐拔苦”的践行和作用。

　　佛、菩萨对众生的慈悲也是同样，观音菩萨之所以能“寻声救苦”，之所以能“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也正是因为体证到众生和自己本来就是一体。因此，这种帮助不需要任何条件为前提，不需要考量其中是否有利可图，能否得到回报。同时，这种慈悲是“三轮体空”的，不存在施者和受者之间的对立。正如《金刚经》所说：“菩萨灭度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因为无我，才能无住；因为无住，才能无限。

　　慈悲的特色之四就是承认慈悲存在种类之分和层次之别。这是由佛教在教化过程中讲究契理契机，随缘是佛教教化的最高境界。如果佛、菩萨有应身、化身和法身之别；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观念；修行应该循序渐进，有明道、悟道与证道之说，说明修行处于什么果位。佛教追求最高境界的成佛之道，“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同时，佛教也不会放弃一丝一毫的去恶向善之意，只要有一点向善意识，佛、菩萨也是赞叹的。“众善”之中，尽管主要讲数量之多，但是众多之中自然也是有种类之分和层次之别的。

　　（三）佛教慈悲与世间慈悲

　　通过以上分析，佛教的慈悲在于强列性与普遍性，这与世间慈悲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是世间慈悲就变成了慈善、公益或者说公益慈善，尽管达到慈悲的境界，也是值得提倡的世间慈悲。

　　世间慈悲，也许只是针对某个人，比如母亲对儿女的慈悲，虽然强烈，但并不普遍，不能扩展到儿女以外的其他人。也许只是由重大灾难所激发的情感，如四川地震时全国上下所表现出的关爱之情，虽然普遍，但并不持久，不能一以贯之地保持下去。原因是什么？因为凡夫是有“我执”的，这种执著蕴含着强烈的自我重要感，使我们本能地关注自己而忽略他人。母亲对子女的关爱，看似忘我，但多半只是对“我”的一种延伸，所以这种慈悲无法继续扩展到其他众生。也正是因为有“我”，我们才难以对“我”以外的“他”保有持久关怀。即使因特定事件使这种情感被激发起来，但一段时间后，又会习惯性地转向对“我”的重视。

　　在古汉语中，并未有“公益”一词，至于“慈善”则起源很早，然而其原意并不是指一种行为，更不是指一种事业，而只是形容人的性情慈祥、宽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性的扶贫济困自古就有。传统的慈善强调了慷慨救助的一种形式，其它的内涵决定了慈善事业对改善民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物质文明再生产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已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的行为。慈善出于一种本能，而公益是现代概念，要从慈善走向公益。对乞讨者捐钱是慈善，但看到乞讨者时去想，我能用什么方法让他不再穷，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现代公益事业。

　　中国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譬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和孟子也曾说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意思。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业”；又曰：“慈为爱之深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有解释道：“慈，爱也”。它尤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抚，即所谓“上爱下曰慈”。《国语·吴》中“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的“慈”即为此意。“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善，吉”，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如《管子·心术下》中所说的：“善气”二字合用，则是“仁善”，“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传》中所讲：“光宽和慈善”。一言以概之，长辈对晚辈的爱就是慈，同辈之间友好相处说是善，慈善存在等级区别。

　　事实上，慈善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在16-17世纪，由于资本家要完成原始积累，使得当时的社会主体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企业家提出来，把他们的财产拿出来分给别人，发展到后来形成了慈善事业的说法。当时，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是不平等、分等级的，慈善的基础概念是富人对于穷人、高级别的人对于低级别的人。

　　公益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它的实质应该说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公益活动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向社会捐赠财物，时间，精力和知识等活动。公益活动的内容包括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知识传播，公共福利，帮助他人，社会援助，社会治安，紧急援助，青年服务，慈善，社团活动，专业服务，文化艺术活动，国际合作，等等。公益事业应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

　　二、佛教承认慈悲有差别

　　佛教宣扬的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慈悲的最高境界。既然有大，自然也会有小；既然有无缘，当然也得承认有缘。佛教承认慈悲是有差别的，可以分种类，还能够划分层次，这对我们进一步认为佛教的慈悲思想，对发展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具有借鉴作用。

　　（一）佛教慈悲的种类

　　根据觉悟的程度，大乘佛教把慈悲分为三种，称为“三缘慈悲”。《大智度论》卷四十云：“慈悲心有三种：众生缘、法缘、无缘。凡夫人，众生缘；声闻、辟支佛及菩萨，初众生缘，后法缘；诸佛善修行毕竟空，故名为无缘。”这三种缘是根据大乘佛教空宗思想划分的，认为以众生为对象的慈悲，是凡夫的慈悲，称“众生缘慈悲”；“法缘慈悲”是指觉悟众生无我进而觉悟诸法无我的道理而生起的慈悲，是声闻、辟支佛和菩萨的慈悲；心无所缘，离一切差别，超越对立，毕竟空无，此为佛的“无缘慈悲”。

　　隋代佛教义学高僧慧远著《大乘义章》，他在该著第十四卷中把“三缘慈悲”，分解为三种悲和三种慈，即众生缘悲、法缘悲、无缘悲和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并分别就其意义，作出明确解释，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对慈悲概念的重视和理解。

　　（二）佛教慈悲的层次

　　与上述三种慈悲紧密相关，佛教还把慈悲层次化，分为小慈悲、中慈悲和大慈悲三个层次。

　　《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譬如，有人诸子系在牢狱，当受大辟。其父慈恻，以若干方便，令得免苦，是大悲；得离苦已，以五所欲给与诸子，是大慈。如是等种种差别。问曰：“大慈大悲如是，何等是小慈小悲？因此小而名为大？”答曰：“四无量心中，慈悲名为小，此中十八不共法次第说大慈悲，名为大。复次，诸佛心中慈悲，名为大，余人心中（慈悲），名为小。”问曰：“若尔者，何以言菩萨行大慈大悲？”答曰：“菩萨大慈者，于佛为小，于二乘为大。此是假名为大，佛大慈大悲，真实最大。”复次，小慈但心念与众生乐，实无乐事；小悲名观众生种种身苦、心苦，怜悯而已，不能令脱。大慈者，令众生得乐，亦与乐事；大悲怜悯众生苦，亦能令脱苦。

　　据上所引，区别慈悲层次的标准有三：一是慈悲践行者身份的不同。佛的慈悲为大：菩萨的慈悲相对于佛为小，相对于二乘为大，也可说菩萨的慈悲是中，是中慈悲；二乘即声闻与缘觉的慈悲为小，是小慈悲。二是动机与效果的差异。小慈悲只是主观的同情、怜悯，停留在心念、心愿上面，而大慈悲则给予众生以实际的关怀、帮助，使众生真正得到快乐，脱离痛苦。三是自他有别与平等一体的区别。小慈悲是主客有别、自他有别的，大慈悲则主众生平等、佛与众生平等，是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慈悲，这也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最高层次的慈悲。

　　三缘慈悲偏重于从慈悲的对象来区分，大、中、小慈悲则偏于从佛教修持者的认知和思想境界的高下来立论。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以众生为对象的“众生缘慈悲”，也可以从动机与效果的差异角度区分为小慈悲与大慈悲。又如“法缘慈悲”，因慈悲践行主体二乘与菩萨的不同而有小慈悲与大慈悲之别。至于“无缘慈悲”即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与佛的大慈大悲异名同实。慈悲的种类与层次的关系，虽然复杂，但从思想实质来看，两者又是统一的。

　　《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云：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所以者何？菩萨见众生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后世苦等诸苦所恼，生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后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以大慈悲力故，于无量阿僧祇世生死中，心不厌没。以大慈悲力故，久应得涅槃而不取证。以是故，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为无上觉悟。“阿僧祇”，意为极为漫长的时间。就是说，慈悲是佛法中最重大的原则，是佛教的根本所在。大乘佛教菩萨的特征就是全力践行大慈大悲的原则，以普度众生为自己的崇高职责和伟大理想。

　　（三）佛教慈悲实践方式

　　慈悲在佛教修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发展，佛教越来越强调慈悲与智慧的结合是解脱之道的两大环节，也是大乘菩萨德性的两个方面。慈悲是在践行上要求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智慧是在认识上证悟宇宙、人生的真谛。悲智结合，悲智双运，自利利他，是为解脱成佛的正道。大乘佛教把“戒、定、慧”三学的戒学、定学归结为慈悲，慧学为智慧。“六度”中的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也被定为慈悲之度，最后第六度智慧即是智慧之度。

　　大乘佛教，尤其中国佛教对慈悲理念的践行主要侧重于布施和不杀生两个方面。佛教崇尚布施，认为布施具有无上功德。小乘佛教的布施有两种：一是“财施”，将财物布施于他人，破除自我的贪心和吝啬，以免除来世贫穷；二是“法施”，向人说法传教，使人成就解脱智慧。大乘佛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无畏施”，给人增强无畏的信心，使之面对茫茫人生之苦而无所畏惧，在修持解脱的漫漫长途上勇猛精进。此外，佛教还有九施。《菩萨地持经》：“云何菩萨檀波罗蜜。略说有九种。一者自性施。二者一切施。三者难施。四者一切门施。五者善人施。六者一切行施。七者除恼施。八者此世他世乐施。九者清净施。”大乘佛教还将布施与慈悲教义联系起来，用以济世利他，普度众生，把布施的对象扩大到遍及一切有情（众生），并把它纳入“四摄”和“六度”之中，且居于两者之首项，这就表明，布施是大乘佛教道德修养与解脱修持中最重要的善行。

　　不杀生是佛教“五戒”的首戒，指不杀人，也指不杀鸟兽虫蚁，还指不乱折草木等，表现了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了戒律所包含的慈悲的本质特性。佛教也认为，对社会和自然有害的东西，如害虫害鼠，非杀不可，杀了，也是慈悲心的一种体现。中国佛教还特别反对战争和刑杀，并提出断酒肉、素食、放生的主张。自南朝梁武帝提倡断酒肉以来，素食成为汉地僧人普遍的饮食生活准则。

　　佛教重视利他是自利的有效途径。《地藏菩萨本愿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普贤菩萨行愿品》：“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承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闇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砂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义，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

　　佛教修持讲究自修自证，不能够有依赖思想。佛经上说：“一翳在眼，空花乱坠。”意思是说：就好象眼睛里长了东西，遮蔽了视线，看不见璀璨的阳光，却反而去责怪太阳不够明亮；我们的心眼被不正确的知识见解阻挡了，自以为是，见到的只是乱坠的空花，却不能看到真实的状况。所以有佛语：“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佛在哪里？其实，佛就在我们身边。

　　三、佛教慈悲观对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启示

　　综上所述，慈悲是利益他人，也是成就自己的美好事业。根据报导，我国每年有近8000万困难群众需要救济，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实施救助，还有多发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特别是世界上绝对贫困的评价标准逐步提高，我国贫困人口还有扩大的趋势。要解决好这些群体面临的困难，不仅需要政府财政加大投入力度，而且需要公益慈善机构积极参与、发挥作用。我国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在面对突出灾难时期，能够激发出高昂的扶危济困的民族热情，这项事业是大有用武之地；但是有平常时间以及在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中发出的许多不和谐之音，深感发展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分析了佛教慈悲观，我认为树立崇高的公益慈善观念，重视各种公益慈善群体不同作用，倡导人人均能够从事公益慈善的社会风尚，这对于我国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有如下的启示：

　　（一）大力宣扬最高境界的公益慈善观念

　　清醒认识发展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公益慈善事业任重而道远。我国目前已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转型关键时期。从国际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个关键时期通常有产业结构快速转变的特点，是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的时期，是一个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多种社会风险的时期，表现在：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目前全国农村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据此，全国总贫困人口达9787万人（不含港澳台地区）。此外，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如何扶持生活困难的人口，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保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大慈大悲”，“无缘寺慈，同体大悲。”这是最崇的公益慈善境界。这是要求我们社会大众能够无私、无偿和自愿地参加公益慈善事业，以利益他人为途径的实现自利的行为。这就要营造公益慈善的文化环境，树立高尚的公益慈善观念，扩大公益慈善活动的影响力，提高公益慈善的救助效率，从而改善社会文明礼貌、友爱和谐的生活环境。我国历史上其实不乏慈善思想，多少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的人生理想——“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就是慈善之心的高境界。

　　繁荣我国的公益慈善文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慈善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慈善行动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我国巨大的社会变革，民众信仰多样化，还存正确的信仰缺失问题，特别是普遍存在价值观导向的偏差，社会问题比较突出。为此，大办宣扬公益慈善文化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二）重视各种公益慈善群体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群体，从组织结构来分，我认为可以大致为分三个部分：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民间组织发挥主体作用，个人能够发牢固基础作用。

　　政府的主导作用就是科学合理地发挥公权力，确实保证公信力,发挥了决定作用。发挥公权力关键在于主导，而不是推动，还不是打造。一方面从繁荣公益慈文化出发，营造公益慈善环境；另一方面规范公益慈善行为，提高公益慈善效益。发挥公信力关键诚信，就是要公平、公正制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政策法规，科学有效地监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特别是要保证公益慈善捐赠款物使用的透明度，不仅仅在于使用财物的多少，而且还在于这些财物所发挥的效益如何？这两个方面突出体现就是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和公开，是否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民众实现真正的自由，最终目标就是社会民众之间的平等互利，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政府发挥作用的决定作用是完善体制，建设机制，保证社会最大限度的公平与正义，这是最根本的公益慈善事业。

　　政府政策是最大的公益慈善资源，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能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任志强专门做了这样一个统计：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慈善款，按人数统计80%来源于普通人、自然人;按数额统计80%来源于富人，其中的99%又来源于1%的富人。中国2008年慈善款超过2007年的3.5倍，也只有1070亿，全球贫富差距加大，企业责任并没有减轻财富差别。在中国，1980-1990年代，依靠乡镇企业，1.5亿人脱贫；1990-2000年代，依靠城市工业经济和国有企业，6千万人脱贫；2000-2009年，依靠国有企业、民退国进，只有3千万人脱贫。政府实行的政策发生根本变化，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增强了，贫富差距仍然扩大。政府要认清楚当今社会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并分析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

　　同时，政府能够发挥决定作用，但也不能指望政府是万能的。中共中央在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要求各级政府从“全能政府”和“无限政府”转向“责任政府”、“法制政府”和“有限政府”。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事务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群众性、社会性、公共性和服务性职能必将逐步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客观上讲，慈善事业是具有公众性、公益性、社会性和服务性职能的，因此政府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选择。亚当·斯密认为的“利己主义的利他功能”也在市场上发挥作用。

　　现在各地慈善机构官办色彩很浓，这与慈善的社会性距离很大，因而难以受到社会捐赠者的大规模拥戴，慈善活动比较被动。如是出现了这样的呼声，公益慈善事业不是靠政府的，它的力量和责任主要来自民间社会。国家倡导和支持慈善事业的强力措施，就是给予税收优惠等等政策。政府搞好社会保障就行了，其实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慈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这种完全依靠政府和反感政府过分参与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

　　民间组织的主体作用就在于能起到核心作用。民间组织的内涵，在进行公益慈善活动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这里我将外延进行扩展，认为是除政府之处组织，包括社会法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宗教团体等等。这些组织构成了社会的机体，能够形成合力，集中财力只大事情，特别是上能够影响政府，下能够广泛联系各阶层的民众。这是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主体，是增强公益慈善事业影响力的核心力量，是提高公益慈善效益的关键，是联系广大民众与政府的桥梁，是筹措社会资源的主体。

　　2008年5月15日，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等46名名企业家联合出版《从贪婪到慈悲》。在书中，比尔·盖茨提出“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方法”，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藉此来改造资本主义中的缺陷。他的核心是贪婪=资本主义，慈悲=社会主义，科技进步加大了社会不均，当今的科技只给了有能力负担的人，市场只回应了“需求”，但没有回应需要（如笔记本电脑，全球人都有需要，而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能拥有）。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个人的基础作用就在于繁荣公益慈善文化。我们讲公益慈善，需要政府的关怀，企业和富裕人士的慷慨，还需要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支持与理解，特别需要受助群体的深切觉悟。受助者能够认识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慈善是平等主体间出于真诚友爱的情怀而作出的善举。有位浙江老板资助了百位贫困生，到了元旦没有收到一张贺年卡，这位老板很感慨：“现在学生的道德可能出问题了。”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要是追问一下根源，不难发现根源并不在孩子们身上。在这么一个“幼儿园读小学、小学读初中、初中读高中、高中读大学、大学再回过头去学习幼儿园基础文明”的应试教育环境中，不少受资助大学生没把“感恩”二字搁在心上，我以为太正常不过了。年轻学子，不仅没有“涌泉相报”，就是“滴水相报”也没有，这个能怪罪学子乎？主要关乎教育，关乎社会文化环境。为此，繁荣公益慈善文化是根基，这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的意识和行为上。

　　佛教告诉我们，慈悲不仅是利他的善行，更是一种使人格得到提升的自利行为。当我们对他人心怀慈悲时，内心是调柔而开放的。这种调柔能使我们感到安宁与祥和，而这种开放则能使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个人成就感和幸福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慈悲就会成为主动自觉的行为。因为我们在付出的同时就在收获，这种收获不在于他人的回报，而是自身心理的改善。

　　倡导和鼓励民间的“主动慈善”，最大程度提高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度。“被动慈善”与“主动慈善”两者间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以“发动募捐”为特点，多为政府行为；后者以“主动捐赠”为特色，多为个人行为。

　　（三）倡导人人均能够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作用

　　我们赞赏能够以最高境界从事情公益慈善事业，也应该认同还有不同层次的公益慈善意识的存在。不仅仅佛教如此，儒家也是这样的。儒家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汉章帝建初四年以后，被确定的整体德目，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子言：“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朱熹：“仁者，心这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这宜也。”《韩诗外传》：“爱由情出，谓之仁，节爱理宜，谓之义。”韩俞《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这样的核心价值不仅有种类，也是有层次，最高的就是“仁”，最基础就是“信”。

　　静水流深，大象无形。我崇尚这最高境界的公益慈善，有道是“天助人天下足，人助人一餐足”，我们希望普遍式的大恩大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人能够自立自强。尽管如此，还应该以佛教“心包太虚”的开阔心怀，容纳凡夫俗子的善心好念。

　　借鉴儒家的“忠、孝、节、义”四字，其中的“忠、孝”在中国社会是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是检验核心价值的实践活动。《说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孝，善事父母者。”忠指居职任事者，当心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孝是人可以从身之最近处做起的人间关系德目，为“百德之首，百善之先”。做公益慈善事业，大慈大悲除外，还能够兼顾中慈悲、小慈悲，这是值得称道的。就是一个人不作为，还是比不慈悲和假慈假悲好。这就是古人所倡导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公益慈善事业就是我们身边的事业，就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也是人人能够参与的事情。

　　如今施恩图报，是基本的价值诉求。“施恩图报”本来不算什么大事，这与“知恩图报”本质上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施恩者图什么“报”，是图受助者报以感谢之信函呢，还是图社会给予赞许之目光，是图自己得到助人之快乐呢，还是图合力促进慈善事业之进步，境界是不一样的。有一则来自河南的消息是，慈善总会拟要求受助学子签订一份“道德协议”，工作后以不同方式回报社会（2008年8月23日《河南商报》）。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受助无感恩”，被取消了继续受助资格（2008年8月23日《北京青年报》）。

　　对于一些有争议的人物，他们的公益慈善行为被人称道。山西繁峙原副检察长敛财过亿，国信佛热衷公益事业和爱心捐助，曾被称赞为侠客。这个真实的穆新成，通过“江湖规则”，从政商两界获得巨额收入，而后扶危济困，修庙种树，乐此不疲。根据记者采访，穆新成的钱确实不是来自“贪占”。“朋友给的，排难解纷得来的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使。穆新成的事发不是“露富”，而是“激起了官愤”。知情人说穆新成运用反贪局的特殊职能，查过“同样了不起的人物”，得罪了硬茬。一些人认为这是在不正常的社会中，出现正常的事情。在贪官屡见不鲜的时代，相比较之下，那些吃人了连骨头也不吐，穆还做了一点人事，其行为还被一些人力挺，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黑色幽默。同样，社会上有一些人格上有污点的人，他们的公益慈善行为应该值得肯定。

　　与此相反，我们反对的欺世盗名的假公益慈善行为。对于不慈善的人，他们的贪得无厌，大众早有众论。世间一贯反感就是假慈善，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脑子的男盗好娼”，欺骗行为是公益慈善的毒药。还有口惠而实不至，盗取社会赞誉的好名声。最令人不齿就是以行公益慈善之名，行中饱私囊这实。

　　总之，人之为善，大中小慈悲都是值得肯定的，最应该反对的就是不慈悲和假慈悲。发展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只处于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还需要十分清醒的认识，公益慈善只不过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的补充，在破解社会两极分化，克服疑富心理和仇富心理，还需要真正的公益慈善就是“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广大民众在平等的机会与环境下，能够共享温暖的阳光，这才是接近体温的温暖，这不只是公益慈善事业所能够完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砸碎了旧文化，新的文化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探索，这是可歌可泣的。在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死灰复燃的现象，我们仍然要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争取自由，实现公平与正义，没有剥削和压迫，人格平等的愿望可期，才是真正的公益慈善之光才能照耀人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