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是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入点
环境保护,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成为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人点。既契理,又契机。
所谓契理,指佛教的超越性格和批判精神,能对当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保护提供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佛教的超越性格,即它的宗教性和主体性。宗教比之于经济与政治,具有超越性与普适性。在苦、集、灭、道“四谛”中,苦谛是认识佛教的前提。所谓“知苦”,就是用一种批判而又冷静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审视社会中的种种缺陷,探索其背后的原因。佛陀的创教就建立在对社会批判的思想之上。如针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四种姓制,佛教提出众生平等——社会批判;针对婆罗门教的神创论及各种沙门思潮中“宿命论”、“怀疑论”等种种错误的思想谬见,提出缘起论——思想批判;然后把一切社会批判、思想批判,引向贪嗔痴三大根本烦恼——归结到人心的批判。
所谓契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从社会适应层面发展到社会关怀层面。我曾把人间佛教划分为三个层面和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适应,但只是强调适应,就无法彰显佛法的主体性,也无法彰显佛陀的创教本怀;其次是社会关怀,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更高的层面即社会批判,还有待时日。如何正确处理人间佛教的三个层面之关系,要靠佛教的“二谛”智慧,就是真谛与俗谛的相即不二。佛教在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既要出世,又要人世,出世是超越,人世是关怀,也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是佛教的中道智慧。
“七佛通诫偈”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基础:“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自净其意”,就是从“心”开始的个人修行和社会变革。佛教哲学的两大支柱为“缘起论”和“业力论”,二者都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及发展运动的解释。缘起论是佛教的哲学基础,业力论是佛教的道德支柱。缘起论是对业力轮转的哲学慧解,而业力论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这一套人生观准则,又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之上。换言之,这两者在理论上是“空有不二”,在实践上是“悲智双运”,在方法上则生发出佛教的中道智慧。牢牢地把握住这两点,基本上就不会偏离方向。
从缘起论推出普遍联系和性空无我两个基本原理。先说“普遍联系”。据说,马胜比丘在回答合利弗之间时,概说释迦牟尼的教导:“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比丘,常做如是说。”这被后人称为“法身舍利偈”,也是“缘起论”的经典表述。说明法不孤起,待缘而生,如因陀罗网中的珠子,千灯互照、光光交彻。1999年我们在发起召开中国佛教信息网会议时,与赵朴老汇报这个问题时,朴老问什么是因特网,我说就好比佛教所说因陀罗网。朴老当场就讲出了“千灯互照、光光交彻”这一个典故。唐代法藏大师对武则天讲《华严经》“法界缘起”这一原理,运用了多媒体教学,大殿中安放十面镜子,点起一千盏灯,这种交相映射的境界,像满天繁星一样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所以按照这个原理,世界上每一件事物都不是孤独的,在江河源头所投的污水,经过大自然的循环,迟早有一天又会回到我们身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南美洲热带雨林的消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非洲的饥饿同我们未来的和平也是息息相关。不要以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一个地球村的观念之下,再一次证明了佛教万法缘起的普遍性。
从缘起论必然推出“性空无我”的结论。“无我”就是否定有独立的精神主宰“我”的存在。在佛教看来,当今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自我中心所导致。在本来相互缘起的世界中,偏执于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家庭为中心、以我这个民族国家为中心,都是“我执”的表现。只有无我论,才能破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如实的心态对待自我和世界。
业力论以缘起论为哲学基础,并注入价值论的因素,偏重于生命主体的升进和精神生活的升华,由此构成佛教人生观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业,是有意志、有意识的行为,此行为能够带来相应的后果。也就是说,众生善恶染净的行为,按照因果律而产生相应的苦乐果报。由此引出两对范畴:“正报”和“依报”,“别业”和“共业”。从天堂到地狱的六道众生,是造了一定的业,而形成相应的生命主体,这是正报;每一层级生命的主体,形成相应的生存环境,即依报。依报由正报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生命主体,也就有相应的生存环境。每个生命个体所造的业是别业,共业是社会群体共同所造的业。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层层递进。
从缘起性空的终极层面来看,从业力论推出两个重要原理:即依正不二和自他同体。但从自净其意的实践层面来看,业以思(意志)为体,即在环境与生命主体的依正关系上,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在生命个体与群体的自他关系上,大乘的菩萨以他为自,故形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思想和行为。就个体而言,心的染净趋向决定了行为的善恶,从而产生相应的苦乐后果。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就众生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业力论既解释了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也为解脱痛苦提供了意志自由的依据。而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关系,则为佛教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提供了哲学依据。
从“心物一元”到“从心开始”
我们从佛教教义的两个基本点出发,推导出两组可以与环保思想相契的基本原理:普遍联系、性空无我和依正不二、自他同体。这两组基本原理,也就是智能与慈悲两轮。而连结悲智两轮的主轴,则是“心”。如《华严经》所说:“应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在本体意义上,心与物无所谓谁先谁后,佛法认为心物一元,心物不二。但是在我们实践的层面,则肯定心的能动作用。
在佛教哲学中,关于“心”,可以分析为四个层面的问题:
1、心—身关系、心—境关系。心的心理作用、认识能力和内在结构,引出境由心造的命题。
2、心的染净关系。心的污染与清净,善与恶,引入伦理价值的因素,解释了生命流转的原因与解脱实践的依据。
3、心与众生、社会、国土的关系。就是刚才所说的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不二关系。从这个关系中必然导致出菩萨拯救众生的精神,以及人间佛教的理论前提。菩萨——觉有情,使一切众生皆能得到解脱。慈者与乐,悲者拔苦,佛教的慈悲精神,不仅是情感的无限扩大,还是理性的自觉抉择。慈悲,台湾的慈济人把它概括为“大爱”,伟大的爱。在缘起论的基础上,慈悲展开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即无条件的慈悲,也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三轮体空”无相布施,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教的慈悲,一定是建立在毕竟空的基础上,无条件地爱。“同体”,就像《维摩经》所说,“以众生病,是故我病”。以同体大悲的精神,众生的苦我们感同身受,黄河在流血,长江要断流,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顾,因为我们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黄河长江水。宋代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到:“民吾同胞,物我与也。”老百姓是我的同胞,世界上的草木大地都是我的朋友。这个“民胞物与”与“同体大悲”意义相仿。总之,悲智不可分离,是谓悲智双运。没有智慧的慈悲、善是不可靠的。
4、心与佛,心与法界,心与终极存在的关系。这是处理世、出世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在最终极的层面,给每个人的自我解脱,给众生的解脱,给环境的清净,找到了最彻底的依据。通常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充满了黑暗与痛苦,故向往光明清净的彼岸佛土。舍离此世,追逐彼世,这是小乘的出离思想,是一种逃离。而大乘的出世间是“即世间而出世间”。换言之,世间与出世间好比“阴阳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是截然割裂,是“相即不二”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清净的国土,就是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发掘每个人心中所具的光明觉心,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心是实践的枢纽,纵向展开以成佛为中心的向上途径,横向展开为心与众生及环境的关系。“从心开始”这个命题,在哲学上的革命意义不言自喻,恰可对治当前人欲横流、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病,也是佛教教义对于环境问题最具可操作性的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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