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担当与心性修养——王船山与佛教之因缘的现代阐释

　　社会担当与心性修养——王船山与佛教之因缘的现代阐释

　　魏建中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佛学专业07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王船山是明清之际的一位著名思想家，一生与佛教有着特殊的因缘。一方面他根据当时的时代弊病，积极辟佛，批判逃避世事的士大夫佛教，维护儒家正统，强调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他又敬佛、传佛，注重心性修养，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将心性修养落到实处。这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具体表现，对当代促进心灵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现代人来说，应当学习王船山融通社会担当与心性修养的精神，达到担当与超越、入世与出世及理性与悟性之间的统一，实现生活的圆满与和谐。

　　关键词：王船山 社会担当 心性修养 融通

　　王船山（1619－1692），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衡阳县石船山，世人称船山先生。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教人文关怀的儒者，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挽救和复兴明王朝的斗争。在他的生命中，明王朝并非一姓一家之天下，而是象征汉民族的历史性精神的依托或承载。面对明王朝的覆灭，船山深深意识到，宋明理学与心学在传播发展之中变成了一种衰微的、缺乏生命力的哲学意识，成为束缚世人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精神必须为自己重新确立形态。

　　因此，经历过社会动荡的王船山很关注现实人生，强调形而下世界（气、器）的价值，立足社会担当，提倡忍辱负重，同时他并未忽视形而上的思索，对“道” 、对“理” 、对“心性”都有思考。他在“奉常以处变”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将古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他除了诠释儒家经典，也非常重视佛教经典。在船山的一生中，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敬佛、传佛又辟佛，融通儒佛，强调社会担当与心性修养的统一，为湖湘文化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王船山与佛教之因缘

　　王船山是一位儒家人士，早年积极参加科举，在崇祯十五年（1642）中举。然而，好景不长，明末农民起义及清兵入关，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明亡之际，船山投笔从戎，于衡山举兵狙击南下清军。面对山雨欲来大厦欲倾的危局，船山表现出救世与入世的热忱，由此而焕发出旺盛而炽热的生命力。在失败后，回家著书立说，一生中与佛教人士交往甚多，对佛教文献研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与佛教的因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辟佛。作为宋明理学的继承者，王船山固守儒家的“道统”，对佛教的出世主义持否定态度，多有微辞，甚至还有过激的言论，比如他斥责佛教立体废用，而体亦废。这些观点虽有其偏颇之处，但也反映出当时佛教界及整个社会在认识与修持上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另外结合船山的时代背景，也许不难发现，船山批判的重点并不在于佛教本身，而是当时逃避世事的士大夫佛教，是空谈心性的儒学末流。[1]在明代末期，士大夫沉溺在对心性的空谈之中，作为影响天下兴亡的主体，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对此，王船山有着亲身感受，因此他的批判是彻底的，把陆九渊和王阳明都连带痛骂，尽管过激，但也反映了王船山关注现实人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他要正人心，首先是正儒家人士的心，然后方可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带动天下。

　　（二）学佛、传佛。王船山平生多与僧人交游，游走于儒、佛、道之间，对佛学兼包并容，对法相宗尤为欣赏，所以他学佛、释佛是以法相宗为主。他对法相宗的研究非常精细，有着独到的阐述，撰写了《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赞》和《相宗络索》等书籍。在《相宗络索》一书中，他对法相宗提出的诸多概念及其范畴作了专门的阐释，对唯识法相宗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汲取各家之言，对法相宗第九识做出新解。法相宗把“识”即心的功能、作用分为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八种。船山则于八识之外，又吸收了印度僧人真谛及《楞伽经》中的“第九识”之说。他以“一刀斩断末那，顿悟真如佛性”为唯识之密法，抓住了法相宗的精髓，揭示了唯识论的真谛。这也是《相宗络索》最主要的思想。[2]

　　他还根据法相唯识学的三性三无性及佛家的缘起学说，论证了他的“气本论” 之“依有生常”的意义，[3]“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序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4]气变则理变，即秩序在变，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整个社会在变化中发展，因此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可拘泥于过去的条条框框。船山的这些哲学思想深受佛教的影响，可见他对佛法有着深刻的理解。

　　二、辟佛与强调社会担当

　　现代诠释学认为，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5]。当然，它并非鼓励胡思乱想，而是认为，极端的思想，往往也是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思想。船山对佛教的批判无疑体现了这种特色，其佛学观点虽有偏颇之嫌，但他能别树一帜，不轻易屈从古人，这是一种率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前面我们已谈到，船山辟佛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佛教本身，而是在家的士大夫佛教，或者说是阳儒阴释的心学末流。他之所以批判士大夫佛教，是他认识到社会担当的重要性，体现了他关注国家及社会的情怀。他研习佛学之深，与抨击佛教之厉，相反相成，彰显了他为学能入能出，能辟能传，为我所用的大家风范。

　　王船山强调社会担当，极力主张在社会担当中去获得道德认识，他说：“行而后知有道，道犹路也。”“盖尝论之。何以为之德?行焉而德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思问录·内篇》)“行”在船山这里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中心。他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卷三十一)，“行可兼知，不能离行以为知”(《尚书引义》卷三)，因此其道德修养论的落脚点是“行”，即道德实践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下学而上达。岂正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卷三)，王船山的这些思想是对宋明理学末流空谈心性忽略社会担当的一个重大突破，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船山关注社会现实，强调社会担当，因此他对忍辱负重、积极进取的人物非常佩服，他提出圣贤理想人格新的内涵——豪杰精神。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无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俟解》)王船山解释说：“能兴而谓之豪。兴者，性之生气者也。”(《俟解》)在王船山看来，豪杰是社会的栋梁，具有非凡的气质，有独立的人格，有远大四方之志，以天下为己任，“救人道于乱世”。(《读通鉴论》卷七)豪杰精神最显著的特点是义与勇。“义以生勇，勇以成义，无勇者不可与立业，犹无义者不可与语勇也。”(《读通鉴论》卷十七)豪杰是具有“生从道、死从义”(《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并“以身任天下”的独立人格的人。船山反复强调投身社会，勇于担当，这种豪杰思想对后世湖湘文化影响尤其深远，造就了魏源、曾国藩、毛泽东等一大批豪杰英雄人物。

　　三、传佛与重视心性修养

　　王船山反对空谈心性的心学末流，但是并不忽略心性修养。相反，他非常重视心性修养，尤其强调在社会实践中加强修养，将心性修养落到实处。他对佛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强调把顿悟与渐修结合起来，把佛家的“破执”、“转识成智”与儒家的立志结合起来，把修心养性与爱国、报国结合起来，并且加以融合与创新。

　　心性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中心词。围绕着如何回归心之本性这一主题，王船山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探索，而且，相对于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而言，无疑颇具深度。如何修养心性，作为一个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是一个永恒开放的问题。修养心性这一主题不仅要回答什么是心性，还要回答如何修养心性，即如何在实践中展现的问题。在佛教经典中，有着丰富的心性修养资源。王船山在他的《相宗络索》一书中，对佛教修行思想进行了诠释。他根据唯识证道论提出“转识成智”的思想，强调转去虚妄的诸识，证得真实的如来藏，通过显发阿赖耶识中善种子的作用，听闻正法，修行证悟，从而使染污的恶业种子转化为清净的种子，当证到真如的时候，诸识也被转成了没有无明的智慧。他说，“至等觉位，一刹那顷，七识转尽。从此尽未来际，不受一毫熏染，无始以来原不曾熏动丝毫，还与真如契合无二，名无垢识，一曰白净识，《解深密经》立为第九识，实为第八识转后之异名也”。[6]王船山通过诠释唯识思想，为心性修养提供了理性的保证。

　　在中国佛学史上，自从禅宗六祖惠能提出顿悟成佛以来，顿悟上升为修行学说的主流；但是唯识宗的修行却是以渐修为特色。王船山反对禅宗离开渐修、渐悟来谈所谓“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之顿悟，指出由渐悟到顿悟的过程是由行到知，由知到行的反复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心性修养通过量变到质变，逐渐净化，最终大彻大悟。所以船山的心性修养思想是既坚持法相唯识渐修之旨，又融人禅宗顿悟之趣，在认识论上把渐修与顿悟结合在了一起。

　　心性之学在古代一直是一个重点，它源于对存在的无穷追问。但是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发问的方式并不一样，存在的概念也往往获得不同的表达。从中国哲学的演变来看，从先秦汉唐的“道”，到宋明时代的“理”与“心”（良知），作为哲学中心词的存在，其表达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王夫之那里，新的哲学中心词出现了。王夫之说：“尽天地只是个诚，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7] “诚”在此不仅仅是心性意义上的真诚、诚实，更为主要的是心性论意义上的终极范畴。“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而是“实有”，[8]也即真实的存在。心性修养的具体工夫在王船山那里体现为克去私欲，存理遏欲。他提出了“正志”、“诚意”、“去不善之情”的系统理论。要达到正心的效果，应当在意念上面做工夫，尤其要在意念初发时，观察其是非，观察日久，心性变得光明，犹如乌云散去，朗日照亮整个世界。这些理念明显受到了佛教天台宗止观学说及禅宗观心思想的影响。

　　四、融通社会担当与心性修养之现代启示

　　综观王船山一生与佛教的因缘，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思想家，勇于担当，不畏艰难，精神高尚，志气豪迈。他用佛学去直接指导世俗人生，追求社会担当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力求以无为精神做有为的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作为一名品德高尚的学者，王船山永远是激励湖湘士人的伟大榜样。他既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儒家使命感，有拯救民族危亡的危机感和爱国济民的责任感，更有注重心性修养、体悟生命真理的哲学大家的风范，不愧为吐纳百家、集宋明理学和湖湘文化之大成的杰出思想家。在船山先生那里，融通了心性修养与社会担当，修身养生与报效祖国。这对当今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精神文明缺失，从而导致物欲横流、精神贫乏的时代，亦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方便。在生活的内容方面，受到科技文明的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社会虽然物质文明越来越发展，科技文明越来越进步，然而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人们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寄托，真正的安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没有协调好，没有两手抓，没有两手都硬。人们关注的东西，过多的局限于外在的世界、外在的客体，物质的东西，而忽略了我们内心的家园，而传统文化心性修养所提供的最核心部分就是寻找精神的家园，寻找生命的解脱，回归生命的源头。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物欲横流、社会道德风气日下的现状，我们应该重视王船山融通社会担当与心性修养的精神。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统一：

　　（一）担当与超越的统一。在社会担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与挫折，能不能正确地面对这些挫折，并超越这些挫折，是考验一个人心性修养境界的关键。心性修养，就是要超越私我，成就大我。其实，儒学与佛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概括为一个字就是——“心”。儒佛两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样为实现心灵超越与社会担当的统一提供了心理基础。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是在社会担当中，不忘心性修养。王船山曾大量抒写过安贫乐道带有禅味的诗歌，他并不否定现实人生的快乐，而是以智慧的愉悦取代痴迷的痛苦，以理性的控制取代激情的宣泄，从而实现超越与担当的统一。注重心性修养对以物质为中心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缓解压力、超越痛苦的一剂良药

　　（二）入世与出世的统一。对于占社会主体的在家人，积极入世，勇于担当，是第一要务。但是，不要在社会事务中迷失自己，而应当适当“出世”。其实，出世这个词的本义是出离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出离烦恼的束缚，它并不是不要生活，而是要求在生活中出世，在生活中加强心性修养。佛教特别强调“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9]“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10]这种佛教观能够为人们提供理论基础，他们可以修“凡夫菩萨”，就是成为带有烦恼、不故弄玄虚，却悲心广大、实行救度的一般凡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做到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崇尚气节，实现出世与入世的统一。

　　（三）理性与悟性的统一。在这个理性分析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世界里，人们对科学顶礼膜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和理性并不是万能的。熟悉科技史的人都知道，不少发明、创造的关键突破口，往往不是严密的逻辑思维打开的，而是得益于灵光一现的所谓“直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从科学直觉中，认识到了人类超理性的精神世界的神奇和重要。爱因斯坦是一个顶讲理性的人，可他的小提琴拉得同样精彩，在紧张的理性思考之余，沉浸于音乐之中，让自己处于和谐、轻松的心灵状态。此外，许多大画家、大音乐家、大诗人等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常常把舍弃有意识的造作放在重要位置上，尽量让自己沉浸在自由的原始生命冲动中，这样好的作品才能够产生。“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都是发挥悟性思维的典范。

　　对于现代人来说，逻辑思维占了主流地位，每天面对很多信息，思考很多的问题，头脑总是喋喋不休，这种散乱分别耗尽了人们生命的能量，制造了无穷的烦恼，使人们无法领略生命的快乐与轻松。人越是变得文明，他就越少与自己的身体有联结。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人们每天接触大量来自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信息，头脑在飞速地运转，人们简直生活在自己的头脑中，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体，人们的身心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意识是身体的阳光，身体渴望着意识的返照，当意识返观自身，身心合为一体，身体就会奇迹般地充满能量与活力。心性修养强调的就是意识的回归，返观内照自身，不要迷失在概念思考中。

　　心性修养注重的悟性思维与作为日常科学思维的对象性的理性思维不同。对象性的逻辑理性思维基于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它把对象当作一个外在的，同主体生命情感不发生关系的、没有生命的死物来解剖，其目的是获取知识，征服对象。与此相对，心性修养重视的悟性思维则基于主客体不分、主客体的圆融一体，强调主客体的当下性和无常性，它把对象当作同主体一样内具生命情感的活物来交流、对话，其目的是体悟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归宿,满足人的终极关怀。因此悟性思维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使人们免于浮躁或畸形。

　　东方心性修养的中道悟性思维兼容具体分析的西方经验可使人类思维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在超越性上，西方在二元的对立上，主体不断地战胜客体完成外在的超越。而东方的心性修养从人自身的统一中，从本心上获得智慧，又从智慧上完成内在超越性。二者的互补，可将使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走向圆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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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刘立夫：《王船山对佛教的态度》，《船山佛教论丛》，圣辉主编，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5页。

　　[2] 参见释明真：《〈相宗络索〉管窥》，《船山佛教论丛》，圣辉主编，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8页。

　　[3] 参见圣辉：《王船山与佛教的不浅因缘》，《船山佛教论丛》，圣辉主编，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页。

　　[4]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19页。

　　[5]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柯里尼编，王宇根译，香港：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6] 王夫之：《船山遗书》，北京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4108页。

　　[7]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96页。

　　[8]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53页。

　　[9] 圆悟克勤：《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大正藏》第五十八卷，第1003页。

　　[10] 契 嵩：《镡津文集》卷十六，《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1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