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被信仰”的社会学问题

　　“信仰”与“被信仰”的社会学问题

　　作者:刘义

　　在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领域中，近年有不少专著问世。在这些论著之中，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教授的系列论著引人注目。他在继《信仰、权力与革命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和《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之后，今年又推出一部有关信仰与宗教关系的社会学重要著作——《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

　　该书的主要问题及其讨论，回应了欧洲宗教社会学家格瑞斯·戴维关于“信仰但不归属”（believing but without belonging）有关信仰与宗教问题的讨论。但是，该书提出的“信仰但不认同”，却正好反映了作者关于中国信仰与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的持续关注，以及从诠释宗教到诠释更宽泛的信仰现象的视角转移。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人的信仰是同权力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是经由权力而被建构出来的，所以，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信仰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如何去信仰；而信仰的社会化则是解决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关键所在。

　　国内外三位卓越的宗教研究学者相继为该书写了序言，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以及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魏乐博（Robert Weller）教授。另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许纪霖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杨美惠（May Fair Yang）教授对该书进行了点评。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信仰但不认同”的社会现象，该书以“中国信仰的时代变迁”、“信仰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信仰认同与信仰区隔”、“信仰社会学的基本建构”等四大部分进行讨论，总计39篇文章，近60万字。

　　在“中国信仰的时代变迁”中，作者点出了中国人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信仰但不认同”。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缺乏社会共享、普遍性认同的、社会化的信仰方式。而为了一时一地利益而功利化的、私人化的巫术型信仰，这才是中国当代信仰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中，《60年中国人信仰的变迁》一文，特别从中国信仰变迁的视角考察了1949年以来中国人信仰的变化。《当代中国人信仰的重建》一文则较注重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角度对目前中国人信仰状况进行考察。当中涉及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天命和神灵、信仰危机和宗教危机、“臣民宗教”与“公民宗教”、宗教与灾难、宗教与金融危机、宗教与身份认同等。

　　就“信仰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的问题而言，该书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论述了当代中国人林林总总的信仰现象。作者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在于信仰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大寨造大庙、国家祭圣祖、毛泽东信仰、贪官与信仰等重大问题的考察，特别引人注目。通过这些现象，作者希望论述公共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一种同构与共谋关系，讨论这种关系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是对传统的“迷信”现象的压制，另一方面却又形成了新时代的权力“迷信”。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和世俗化，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祭祀活动的回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信仰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悖论。

　　这就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认同与信仰区隔”的特别现象。作者借用了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的“区隔”概念，用来论述中国人的信仰和认同问题。这包括对儒教是否宗教问题的讨论、佛教和市场经济、基督教老板的信仰等问题。如果说，该书的前一部分是关于“政治信仰”的解读，这一部分则更接近宗教社会学的内容。同时，这也是当今中国宗教界及其有关信仰问题的一些热门话题。其中，信仰认同则是作者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在个体层面上体现为一种神秘的私人关系，在公共层面上则与权力交织在一起。因此，信仰必须被社会化、被社会共享，与社会交流，才能成为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

　　通过以上三个部分的论述与谈论，一个有关“信仰社会学的基本建构”的新论域就脱颖而出了。与一般熟悉的“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有所不同，“信仰社会学”或“灵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spirituality）已经逐渐成为目前信仰与宗教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这一方面是要淡化宗教概念的欧美基督教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把信仰作为一个透视中国社会问题的多棱镜、研究当代中国的新视角。在这方面，李向平可谓是一个先行者与开拓者。他之前出版的两本书已经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本书中，他则明确提出“信仰社会学”的命题。这既是他关于信仰和权力关系的一个深入讨论，从宗教诠释到理解信仰或更广泛的信仰研究的一个拓展。

　　该书一如既往地继续了作者在理论思维方面的敏锐和深刻。作者关注的核心，仍旧是信仰和权力的互动关系：信仰被建构，镶嵌于一种权力的机制中，从而不能找到合适的公共表达路径。具体到当前的中国社会生活，一方面是所谓的信仰危机，一方面则形成了“信仰走私”的现象。因此，当代中国人信仰的重建实际上面临双重任务：不但是要重新建构信仰，而且要建构信仰的表达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信仰的社会化主题，与此相应的则是公民文化、公民社会与公民信仰的建构问题。因此，在“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传统命题之外，李向平又提出了一个让信仰回归社会的命题。作者希望表达的，则是一种中国人的祛魅——不仅是对宗教，也是对权力，对一种信仰和权力的结合体所提出的时代要求。首先是政治回归到自己的世俗地位，开放信仰与宗教的神圣性资源；其次才是信仰与宗教在社会中的定位。这就要求现代政教关系的法制化建构。在中国，信仰与宗教的社会化则是实现这一双向分离的关键机制。宗教的合法性身份与信仰作为公民信仰，唯有处于公民社会中并以志愿组织的形式存在，方能实现。

　　在方法论层面，该书一个新的特点，则是作者对宗教社会学“大田野”方法的使用：走入田野，而不拘于田野，同时还是一种基于理论关怀的田野观察。关于大寨造寺庙、毛泽东信仰、国家祭圣祖等问题的考察即是例证。调查是宗教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当代宗教问题的研究者所具备的基本功夫。李向平的研究是从历史延续到当下，从文本走入田野。然而，他的田野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而是通过某个信仰事件对整体信仰及其社会问题的宏观透视。在这里，信仰不再只是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而且成为了认识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为此，幽默诙谐的语言技巧，夹杂在各种形象生动的描述之中，嬉笑调侃间反映出一种信仰的大智慧，呈现了信仰社会学问题意识在当下中国的张力。

　　最后，该书也体现了中国本土学者在与西方学者的交往中尝试提出一种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努力。“信仰社会学”是一个普遍的话题。信仰-权力关系则是解读中国宗教的特殊话语。作者对于两方面的创造性结合，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工具，如被信仰、信仰—权力关系、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公民信仰、信仰与宗教的社会化等。这将成为解释中国信仰与宗教关系的一套特殊符号和理论概念。　　 （本文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