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高行　护国抗暴——记抗战中的高僧圆瑛法师

　　大德高行　护国抗暴——记抗战中的高僧圆瑛法师

　　兰桂英

　　当国家遭受外侮侵凌，故园罹兵燹之灾，同胞遭残杀之祸，佛门弟子平素顶礼弥陀，遁身世外，如何面对这红尘浩劫？很显然，深闭寺门，苟话于青灯古佛之旁，无法扑灭侵略者点燃的熊熊战火；高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能阻挡侵略者的铁蹄在国土上肆意践踏。唯有奋起反抗，才能保国卫教，践佛旨大慈大悲之弘愿。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僧人参加保家卫国的壮举，明代僧兵随戚继光抗击倭寇，被传为佳话，载入史册。抗日战争时，当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之际，中国佛教界又出现了一位高僧，他秉扶弱惩恶，普渡众生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义，率领全国佛教界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表现出一个杰出佛教徒的大德高行。他就是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圆瑛法师。

　　出世犹垂忧国泪

　　圆瑛法师出生于福建古田县的一户吴姓的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生活的辛酸，世道的不平，纷纭的世变，使他很早就摒弃世俗之念，19岁时便到福州名刹鼓山涌泉寺剃度为僧，投身于著名诗僧寄禅门下学佛。有名师教诲，加上他一心向佛，几十年的晨钟暮鼓，潜心佛法，使他成为一位德高望重、遐迩闻名的法师，后移锡到上海著名的圆明讲堂任住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他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关外同胞，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为御侮救亡尽力，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

　　佛教在中国源远流长，寺庙遍及各地，信徒广布民间。国家积弱，强邻逞暴，民众一时遑恐无措，他意识到佛教所倡导的将会在民众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圆瑛法师便在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在圆瑛法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圆瑛法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莅沪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印光法师“每日说法2小时，万众围绕，盛极一时，圆满日归依者千余人。”

　　弘扬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之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同为崇尚佛教的国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在函中，圆瑛法师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从佛学的角度，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圆瑛法师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语重心长，富有说服力，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很大反响，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

　　组织佛教会灾区救护团

　　佛经说，菩萨云游四海，普渡众生于水火苦难之中。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置中国人民于巨大的战火苦难之中。对此，圆瑛法师对身边的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

　　芦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指僧侣救护队，笔者注)

　　坚持正义　威武不屈

　　圆瑛法师的正义行为，当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于圆瑛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要他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进而控制中国民众，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

　　软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狰狞面目，1939年农历9月初一，时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纪念之时，正当圆瑛法师在殿堂上供礼佛，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圆明讲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怀念部进行刑讯，企图威逼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圆瑛法师大义懔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声念佛。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这些专家被圆瑛法师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对圆瑛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图迫其就范。但圆瑛法师已进入无我境界，他心系民众，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的痛苦。最后，日寇无计可施，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最后，只好将他释放。脱离虎口的圆瑛法师，仍然不改初衷，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

　　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怀家国忧，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他不因自己无守土之责面超然物外，挺身团结佛门僧众，共赴国难。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行和无私无畏的事绩，将永载在中国现代佛教史的一页上。

　　《福建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