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时刻惦念着五台山的研究和发展——追忆任继愈先生对五台山研究的关心与指导

　　我心里时刻惦念着五台山的研究和发展——追忆任继愈先生对五台山研究的关心与指导

　　崔玉卿

　　2010年7月11日，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任继愈先生仙逝一周年忌日。在先生驾鹤西行一周年之际，我作为曾有幸与任老相识相交过的一位五台山研究晚辈后学，日里夜间，常常情不自禁地忆念起先生的音容笑貌、学养品德，忆念起先生对五台山研究的满腔热情、悉心指导。而今，五台山已成功入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五台山学初具规模，实在是与先生对五台山研究的发起、推动、指导、关注密不可分的。完全可以说，先生是五台山研究和发展的有力推动者、指导者、引领者，起着灵魂和旗帜的作用。先生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功劳大德将永载史册。

　　一、“开发地区文化资源，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五台山佛教文化研究奠定基础并指明方向。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先生就卓有远见地指出：“五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唐代中叶以后，它就成了中国佛教中心，且名扬于国内国外。它至今保存着唐代以来的许多文物古迹和汉、蒙、藏、满、日等多种文字的藏经四万余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个文化宝库。因此，需要组织人力、物力加以鉴定整理，研究开发利用这块宝地造福于山西人民”。川正是由于任先生的这一倡导，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于1985年成立了五台山研究会，同时创办了《五台山研究》杂志。任继愈先生欣然命笔，为学会题写了会名，为《五台山研究》题写了刊名，并给杂志题词“开发地区文化资源，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增进国际文化交流”。这个题词，在为《五台山研究》指明办刊方向的同时，也为杂志确立了科学的定位。

　　1986年5月下旬，《五台山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赴北京访问了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哲学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同部分从事科研、教学、报刊编辑工作的专家、学者、教授座谈了研究、宣传、开发、利用五台山佛教文化资源的问题，并向大家征询办刊意见和建议。任先生在这次座谈会上对五台山研究的方向和如何办好《五台山研究》杂志，均作了具体地指导。

　　他说：“《五台山研究》杂志要办成一个既有学术性，又有知识性、趣味性的雅俗共赏的刊物。杂志可辟一个学术研究专栏，每期可发一至两篇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定要注意到广大游客的需求，通俗易懂，图文并茂。”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之乡，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保存的文物古迹甚多，居于全国首位。充分开发利用山西的地方资源，把山西建成一个煤炭重化工基地和旅游胜地，搞好有烟工业，再辅以无烟工业，大有利于山西经济飞腾。”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宗教信徒、专家、学者和游客至五台山参观游览。五台山研究会担负着对五台山的研究、宣传，任务很重，需要组织一支专业研究队伍，结合社会上愿意从事五台山研究的人员，共同协作，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研究，全面研究。特别要注意整理研究五台山的经卷和碑文，发掘一切人们所鲜知的东西，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五台山研究》杂志要反映我们的研究成果，宣传五台山的发展变化，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对外政策。五台山是一个汉、满、蒙，藏、土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又是一个外国友人常来常往的地方。做好五台山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不仅可以安定社会秩序，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而且对于增强国际往来，影响台湾回归祖国，都会起到重要作用。”〔1〕

　　“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要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

　　这些指导意见，足见任先生对五台山佛教文化认识的深刻，和对办好《五台山研究》的关心、支持，同时，这也是先生关注现实的宗教问题，促进宗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实写照。

　　先生忧国忧民，字里行间都体现了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勉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复兴添薪增力，通过开展两岸文化交流，促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五台山研究》在先生的关注、指导下茁壮成长。在2002年8月8日一11日召开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任先生指出：在经历了2l世纪前半叶的经济发展之后，必然要随之而出现文化发展的高潮。所以，他说：“有鉴于此，《五台山研究》的同仁们就一定要率先履行责任，将五台山文化发扬光大。”与此同时，任先生对《五台山研究》也给予了肯定，他说：“《五台山研究》杂志在国际、国内都已经引起关注，希望这个刊物，不仅要办下去，而且更要越办越好，”

　　我们遵照任先生的指示：“根据资料说话，崇尚实际，避免空谈”。从积累资料做起，为文化高潮的到来做着准备。岁月流逝，我们把一期期杂志或送或邮寄到先生手中，先生每期必渎，而且指出问题，提出建议，或写信或见面给予指导。25年来，已形成一种惯例，一种默契。令人扼腕的是，在《五台山研究》创刊25周年、刊满百期之际，先生却邃归道山，给我们留下了终生的缺憾和伤痛。

　　好在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五台山研究》一直遵循您的教导，坚持办出自己的特色；一直为宣传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服务，为国际文化交流做着自己的贡献。目前《五台山研究》已传播至27个国家和地区；一直坚持不懈地为构建“五台山学”而积累资料，搭建平台，发挥作用。

　　回顾《五台山研究》成长的历程，翻开一本本杂志，我们不仅看到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学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同时也看到了任先生用心血浇灌的这块佛教文化园地繁华似锦，春光明媚，更增添了沿着先生的足迹奋然前行的信心与力量。

　　我们深知，秉承先生的遗愿，进一步办好《五台山研究》，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二、肇始之际，就确立了在五台山研究中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

　　1987年9月7日，任先生专程来山西，参加了9月10日－12日召开的五台山研究会首届学术思想讨沦会。他演讲的题目是《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五台山的研究》。他从两方面阐述了五台山研究应当遵循的宗旨：（一）、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为借鉴，看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在这里任先生提出了“文化势差”新概念，并用它来说明批判吸收外来文化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关于五台山研究的具体设想，先生说：“看了拟定的研究规划大纲，觉得很好，基本上是可行的，我表示同意。对五台山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必须密切地结合经济开发进行文化的开发，结合经济建设进行文化的建设。五台山研究不能只进行佛教的研究，最好就是结合五台山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不搞开发就没有出路。”

　　“五台山的研究和开发，是综合性的，对外开放的。这个总体设想是好的，可行的。”

　　“五台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文物也十分丰富。但五台山的研究，佛教方面是五台山研究的一部分。主要精力还得放在综合研究，结合开发上来。”，〔3〕

　　“随着对外开放，也要事先估计到开放以后必然带来的新问题。有些问题将随着经济的开发越来越突出，像环境保护、水源保护、社会治安保卫，都将提到日程上来。更具体些说，像垃圾的处理、三废处理、交通电汛的设备、业务行业人员素质的提高，都要做在前头，……”〔3〕

　　这些具体设想，表现丁先生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睿智继承和忠实践行，也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超前筹划。

　　任先生特别指出五台山研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他说：“佛教文化是全民族共同的财富，像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都是佛教的宣传品，而今天参观、研究敦煌壁画的人，每天成千上万各种信仰的人都有，并不限于佛教徒，实际上，佛教徒研究敦煌文物却很少。为了更好地开发这里的文化资源，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佛教信仰倒有一定的局限性。佛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有信有不信；文物保护，文化研究，是全民族的责任。”“五台山的研究搞好了，可以推动五台山的经济开发，可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不但对山西省有贡献，也对全困有贡献”。“对于开放后将要㈩现的困难和一些腐朽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以及开放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因素，都要有充分的估计。工作做在事情发生的前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有备方能无患”，在这里，任先生对山西省的各级领导以及五台山学人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今天再次重温任先生的教海，无不为先生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问题，且切中时弊、见解深刻所折服。

　　任先生不仅对山西的宗教学研究进行了方向性的指导，而且亲自发起、参与和推动了五台山研究，对五台山研究既有前瞻性的设想和建议，又有具体的构设和指导。先生无愧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宗教领域划时代的宗师、里程碑式的巨擘。立足国家需要，放眼学科发展，统筹考虑，走到哪里，就把宗教学科的布局思路带到哪里，就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带到哪里。

　　1990年7月24日至28日，任先生来山西参加了“首届中日五台山佛教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先生着重阐述了《唐代三教中的佛教》，［4］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态、思想格局等方面，综合考察了佛教、道教、儒教的发展变化过程。先生认为佛教在三教中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弱。尽管三教鼎立，但总体上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于政权高度集中的大国来说，三教分立的形势是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所以，如何将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这一矛盾协调好，就成为秦汉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政治、哲学、宗教关心的总课题。唐代的三教鼎立，只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一段历程。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会、儒教为主，宋代形成完善的儒教体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

　　先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儒教发展的总脉络。这是任先生“儒教是宗教”理论创造的一个篇章。学术界经过30年的讨论，终于使“儒教是教说”在宗教学范畴内的意义和价值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从而为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开拓出一条新路。

　　“首届中日五台山论坛”，开辟了中国五台山佛教学术交流的先河，以后又有第二届、第三届中日五台山论坛。任先生在中日五台山文化交流中起了导向与桥梁作用。

　　“文化的生命就在于交流，不交流就停滞了”；“下个世纪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中外文化健康地进行交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自我提高，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2］20世纪90年代初，任先生就为五台山的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五台山，做着铺路搭桥的工作。

　　三、全力推动五台山文化走向世界，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002年8月8日至11日，任先生参加了在五台山举行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五台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缩影》的演讲。

　　任先生指出：“以前，山西对全国贡献廉价的煤为全国提供了光和热，但以后，只靠这一项就远远不够了，要想办法发展我们的‘朝阳产业’，像初升太阳那样的产业。五台山佛教文化就是这一方面的重要发展方向。”〔3〕对旅游景点也要加入文化元素，不断充实，旅游景点要连成一片，既方便，又受益；既让旅游者感到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又使其在看到自然风光的同时，也领略·了中国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自然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文化旅游对山西经济的发展有着实际的意义”。

　　任先生指出，五台山研究不仅要研究佛教文化、佛教艺术（壁画、彩塑、音乐、舞蹈等），而且要开展佛教的比较研究（比如四大名山的比较研究）、五台山的生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中在丝绸之路的开辟上，五台山文化所起的作用。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多方面都可以在五台山佛教的范围里体现出来。”〔3〕

　　在这次演讲中，任先生强调文化是沟通世界的桥梁纽带，文化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文化只要它是真实的、美的、有价值的，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不分性别，不分年龄，都会爱好它、喜欢它、接近它，而且，文化是与世界沟通的纽带，中国有13亿人，到过欧美的人没有多少，但对欧美的了解，对西方的音乐、美术、艺术、戏剧等都很欣赏，因为文化，美的欣赏不受地区，国别、民族差别限制”。他说“我参加过一次五台山南山寺的佛教音乐会，觉得很好，很吸引人，很感动人，佛教音乐作为一个文化分支，应对其加强研究，开发，利用和宣传，使其打出去，走出山西，走出国门”。［5］

　　“文化遗产，凡是有价值的，不论它出自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应当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保存在山西境内，它的价值和影响则远远超越了省界和国界，它应为全人类共享”。［6］

　　2009年6月26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的第3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五台山被作为文化景观遗产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台山这个山西人民的明珠、中华民族的瑰宝，成为全世界人类共有的财富。五台山文化正在加速走向世界。任老九泉有知，定会欣慰。

　　四、细心浇灌五台山文化研究园地，使之成为万紫千红的文化重镌。

　　任先生对五台山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学人的关怀和对人才的培养。

　　任先生开创了中国宗教学，在宗教学研究和佛学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到毛主席“凤毛麟角”的高度评介，1964年，任先生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宗教的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后，又培养了一批批宗教学研究人才。当今，中国大陆的宗教学研究中的中年学者，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自“任门”。任先生培养学生是立足国家需要，放眼学科全局，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宗教学统筹安排、结合地方实际的情况下，山西省社科院派出了专门研修佛学人员，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学习佛学，任先生亲自指导，毕业后回山西专门搞五台山研究。任先生为山西培养了专门研究佛学的人才，使五台山研究受益匪浅。

　　在任先生的参与、指导、关注下，1985年，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五台山研究会，同年创办了《五台山研究》杂志，编制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20多年来，五台山研究的学人遵照任先生“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立足五台山，放眼全世界，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五台山研究文化丛书。任先生先后为《五台山诗歌选注》、《五台山游记选注》、《山西寺庙大全》、《五台山文化丛书》等作序。他在《五台山文化丛书》序中写道：“《五台山文化丛书》的问世，就是三晋人杰地灵的明证。”在《山西寺庙大全》序中，他指出了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并写道：“负责编辑的崔正森同志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值得鼓励”。在2002年8月召开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他说：“五台山文化研究刚刚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前面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中国以前没有《五台山佛教史》，自从五台山研究会成立以来，崔正森写了一部《五台山佛教史》，这是前所未有的一项著作，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这并不是说这部书已十全十美，因为任何一部书，都不能说十全十美，还需要发展，还需要深入研究下去”。这部书现已成为大学、研究生涉足山西佛教的参考书。任先生在这里既肯定了取得的成绩，又提出了殷切地希望，“学也无涯，生无止境”，同时，他也对五台山研究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他说：“我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年了，有一种突出的印象、一种紧迫感，就是我国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发展较快。因为形势逼人，落后就要挨打，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这种体会。但对社会科学的重视，是不是像重视自然科学那样呢？我觉得显然不够。这一方面该大声呼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与此同时，也要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到了前面。工作做得深，做得透，才容易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支持。”五台山学人二十多年来始终遵循先生教导，孜孜以求，现已出版各类有关研究著作上百部、论文千数篇，其它宣传性图书不计其数，各类人才不计其出，这块文化园地繁花似锦，春色满园，任先生之功莫大焉！今天重温先生的教诲，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体会到先生殷殷垂教之意，而且也感知了先生那颗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跳动的心。

　　在这次会议上，任先生再次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中国既古老又年轻，这是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更是一个优势。我们山西的文化、五台山的文化与我们国家的文化一样，也有这个特点，既古老，又年轻。我们的前景无限光明。我有一个很迫切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年轻人要跟上来，要尽快培养接班人。有了人才，我们的种种设想和蓝图才能实现。人才接不上，再好的计划，实现不了，没有用。”任先生说：人才多了，形成了群星灿烂的局面，山西就会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任先生欣然给繁峙县农民书画家、五台山研究会理事侯吉才积16年之力苦心创作的《万寿图》长卷题签：“二干又二年夏参加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有缘得观侯吉才君万寿图，钦重其用力之勤，毅志之坚。昔日荀子有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世难遇其人，今于吉才君见之谨志数语，与侯君共勉。”寥寥数语，字字珠玑，真切情意，跃然纸上，再次体现了任先生的大家风范，为后代学人留下了永久的佳话。

　　任先生的书法以颜柳为骨，端庄秀丽。由于任先生是我国哲学界、宗教学界、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所以许多学校、图书馆、文博机构以及一些个人多有请任先生题名题签的，先生几乎是有求必应。然而，先生也是有原则的。记得是在2000年的夏天，山西有一个民间的周易研究机构要成立，想请任先生题个名，他们打听到了任先生对五台山研究工作的倾力支持，便委托我们去出面向先生请题，不料先生却以他不是书法家而予以拒绝。后来他对我们说，实际上他是担心现在有些地方，打着研究周易的旗号，搞封建迷信、人体特异功能、算卦之类的活动。我们明白了任先生的忧虑所在，知道先生一生提倡科学无神论，致力于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和研究。从而，对先生更加钦敬。

　　由于我的父亲崔正森是任先生的学生，因此，我有幸有许多接近任先生的机会。2002年，我去北大学习佛学，期间去任先生家拜望他。任先生听说我开始学习佛学，高兴地说：“好！事业就得后继有人。”随即赠送了我几本他撰著或主编的书：《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竹影集》，以及冯钟芸先生的《芸叶集》。2006年夏，我去探望任先生，告诉他我已到《五台山研究》编辑部工作，先生跟我谈起了杂志，给予了肯定，又提出了建议。2007年，“首届五台山论坛”会议召开之前，我去邀请先生参会，这时的任先生已经91岁高龄了，他女儿任远告诉我，她的母亲冯钟芸先生去逝后，任先生就很少出远门了。这次让我想起了2002年夏天，我陪任先生、冯先生和任远教授参观常家大院、晋祠、登临五台山五座台顶等山西名胜古迹的情景，记得当时任先生对冯先生说，过十年我们再来。

　　2007年的“五台山首届论坛”，任先生没来参会，但他托我带回了热情洋溢、充满希望的贺信：“我虽然人在北京，可是心里时刻惦念五台山的研究和发展”、“我相信在大好形势下，沿着正确的道路，会把五台山文化搞上去。《五台山研究》杂志在国际、国内都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希望这个刊物，不仅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因为这是一个宣传五台山、研究五台山的园地”、“我人虽不在五台山，但心却经常惦记着五台山的发展前景”。我至今保存着这封珍贵的信件。它会激励着我们在研究五台山、宣传五台山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风物长宜放眼量”，“板凳要坐十年冷”，“为学须人地狱；”，我从事佛学研究工作时间短，心急得还要快出成果，但每当想起任先生常常教诲的这些做学问的铭言时，才觉气清神定，明白唯有脚踏实地工作，一切从积累和分析原始资料做起，学习任先生“沉潜笃实”的治学精神，才会出好成果。

　　任先生曾书赠我一幅字，是他书录杜甫的《赠花卿》诗：

　　崔玉卿学友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庚辰年秋　任继愈

　　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深刻体会任先生的用意，只是感到任先生称呼我为学友，实在惭愧，无论在哪方面，先生都是我仰望的太阳，我与先生不可同日而语。到今天，从中反复细细体味，才更感受到先生的殷切希望和平等待人的大家风范。

　　2009年7月11日，我们听到任先生去世的消息，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于是便电话询问先生的女儿任远，当确认这一噩耗时，我们五台山研究会、《五台山研究》编辑部当即发出了唁电：“用哲理阐释文化，以佛陀救赎人生；竭全力培养才俊，倾挚情报效祖国。”7月17日，我们前往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同仁们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下午，又去世界宗教研究所参加了“纪念任继愈先生追思会”。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的文化不但活着，还要发展，应对世界有所贡献”。

　　五台山研究的学人们，永远会记得任老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自己终生的使命。“二十一世纪，国际交往比过去更加频繁，中国要深入地了解全世界，全世界也要真实地了解全中国”。［6］五台山研究的同仁们愿遵循任老的教导，为此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高山仰止，仰之弥高，五台山这座世界文化重镌永奠中华！

　　山高水长，流誉千古，任继愈先生树立起的这座学术高峰与日月同辉！

　　参考文献：

　　［1］任继愈。在五台山研究、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J］。五台山研究，1986。4。

　　［2］任继愈。竹影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

　　［3］任继愈。在五台山研究会首届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J］．五台山研究，1988．1．

　　［4］任继愈．唐代三教中的佛教［J］．五台山研究，1990．3．

　　［5］任继愈．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J］．五台山研究，2002．3．

　　［6］任继愈山西寺庙大全·序［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