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之师

　　国师之师

　　马宗洁

　　南林寺慧静是南朝宋代的涅槃名家之一、梁代国师慧约之恩师，以“律行总持”著称。一直以来，南林寺慧静少为学界所关注，有关其社会关系的诸多问题有待研究。本文结合史料，从师承、同门、弟子和外护等方面，对南林寺慧静的社会关系进行初步探讨，指出南林寺慧静是法业的高足、佛陀跋陀罗的再传弟子，可谓佛陀跋陀罗法系的律行传承者；慧静不像同门昙斌那样被统治者敕令回京弘法，而是游化于浙东的山寺；慧约早年跟随慧静的山居生活经历，对其一生有深远的影响，其成就与慧静律行精严、俭素苦行的身教是分不开的；颜延之、何尚之和颜竣等外护对慧静的弘法活动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慧静　南林寺　社会关系　南朝

　　作者：马宗洁，197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南朝宋代佛教兴盛，高僧辈出，南林寺慧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是中国佛教史上惟一享有“律行总持”美誉的高僧、南朝宋代的涅粲名家之一，而且是梁代国师慧约之恩师。学界对南林寺慧静的研究较少，有关其社会关系的诸多问题有待梳理。

　　在涉及南林寺慧静的研究成果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中国佛教》中林子青的文章均将慧静归入从学于北方的南方涅槃师一类，但未说明慧静的师承究竟为何。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虽然提及何尚之与慧静的关系，但只是在论述何尚之的时候顺带而提，并非专门论述慧静的外护问题。陈荣富《浙江佛教史》根据梁代慧皎《高僧传》的史料，简短介绍慧静的生平，未论及慧静的社会关系问题。

　　笔者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对南林寺慧静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其师承、同门、弟子、外护等)进行研究，得出初步的结论，以期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师承

　　南林寺慧静(以下简称慧静)，生年在411至414年之间，卒年在468至471年之间。从师承上来看，慧静是法业的弟子、佛陀跋陀罗的再传弟子，属于佛陀跋陀罗法系。慧静在涅槃学和律行两方面的杰出表现均有其师承渊源。

　　《高僧传》称慧静“始游学庐山，晚还上都进业”。慧静最初游学庐山的情况，史载不详。“上都进业”，应指其在建康师事南林寺法业一事。《善慧大士语录·智者大师传》云：“慧静，吴兴余杭人也，本姓邵氏，秣陵南林寺业法师弟子也。”在南朝宋代，名字中有“业”字而见诸史籍的南林寺僧人，仅法业一人。南林寺是晋陵公主专为法业兴建的寺院。《高僧传》云：“法业，本长安人，善大、小品及《杂心》，蔬食节己，故晋陵公主为起南林寺，后遂居焉。”法业史称“宋南林寺法业”。因此，“秣陵南林寺业法师”当指法业无疑。慧静在南林寺从学于法业，史称“南林寺沙门慧静”。

　　法业是长安人，“幼而有超方之韵，脱屣尘表。少年出家，风格秀整，学无常师，博洽覃思，时辈所推也。虽遍阅群部，每以为照极探微，快然未足。后遇天竺沙门佛度跋陀罗，乃请译Ⅸ华严》，亲从笔受，筹咨义理，无替晨夕。经数岁，廓焉有所悟，因顾其友人日：‘圣教司南于是乎在。’既躬受梵文，又陶冶精至，推宗扣问，日有其伦。遂敷弘幽旨，壄为宗匠。沙门昙斌等数百人伏膺北面，钦承雅训。大教滥觞，业之始也……撰《旨归》两卷，见行于世”。可见，在遇到佛陀跋陀罗(也称佛度跋陀罗、佛驮跋陀罗、佛大跋陀等，意为觉贤)之前，法业求学没有固定的老师，法业的华严义理学自于佛陀跋陀罗，并协助佛陀跋陀罗翻译《华严经》，后以华严义理为其义学主旨。在现存史籍中，除佛陀跋陀罗外，未见有关法业师承的其他记载。法业在遇到佛陀跋陀罗后，在庐山和建康协助佛陀跋陀罗翻译佛典。法业应是佛陀跋陀罗的弟子。

　　作为法业的弟子、佛陀跋陀罗的再传弟子，慧静在涅槃学和律行两方面的杰出表现均有其师承渊源：

　　(一)涅槃学

　　慧静在《高僧传》和元代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中，与其师法业一样被归入义解高僧一类。慧静“解兼内外，偏善《涅槃》”，“善《泥洹经》”，“著《命源》、《佛性》论，见重于世”。可惜的是，慧静的著作《佛性集》、《命源论》虽留名史籍，其文却未传诸后世。从义学主旨来看，慧静应属于涅槃学派。

　　慧静的师祖佛陀跋陀罗是《大般泥洹经》的主要译者，于义熙十四年(41 8)与法显等人共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梁代僧祜《出三藏记集》中的《六卷泥洹记·出经后记》称“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二日挤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于时坐有二百五十人”。《大般泥洹经》译出后，在建康广为流传。玄始十年(421)，昙无谶在北凉译出《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元嘉年间(424至453年)传到建康。佛陀跋陀罗的弟子慧观等都精研涅槃义理。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将“南方涅槃佛性诸家”分为三类：(1)其属于道生系统者；(2)其曾学于北方，不属生公者；(3)系统不明者(墨)。慧静被归入“曾学于北方，不属生公”一类⑨，说明汤先生认为慧静的涅槃义理学自于北方，不是竺道生的学生。对于该类中的绝大多数僧人，汤先生都说明其或曾在北方，或有北方的师承渊源，但对慧静只有“吴兴人，居剡”的简单介绍。林子青沿袭汤用彤的观点，也将慧静归入“直接受传北方之学的涅槃师”一类。

　　从慧静的生平行止来看，其一生只在庐山、建康和浙东活动，未去过北方。

　　现存史籍中未见有关慧静在庐山时期受业情况的详细记载。慧静在庐山时尚未成名，即使他在庐山时接触、研修过涅槃义理，其涅槃学说也应非其成熟完善的状态。

　　慧静后到建康，师事南林寺法业，这是现存史籍中有关其师承的惟一记载。法业是长安人，后到建康。汤先生可能因此将慧静归为“曾学于北方，不属生公”的南方涅槃师一类。“南方涅槃佛性诸家”应指专研大乘涅槃佛性义理的名家。慧静之师法业在长安时，成体系的大乘涅槃类经典尚未翻译，法业可能未接触过大乘涅槃义理。法业随佛陀跋陀罗到建康后，佛陀跋陀罗主译《大般泥洹经》，法业可能在此时才开始接触大乘涅槃义理，故法业来自北方的背景与慧静学习大乘涅槃义理可能无关。

　　(二)律行

　　《续高僧传》称其“于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总持，为特进颜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可见慧静在律行方面堪称典范，这可能是他受到颜延之、何尚之等人的敬重、成为南朝宋代名僧的主要原因。

　　慧静的师祖佛陀跋陀罗“少以禅律驰名”，“博览经律”且“得不还果”。佛陀跋陀罗来华后，仍尽可能恪守印度佛教的戒律。例如，佛陀跋陀罗在荆州时，“倾境士庶竞来礼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钵分卫，不问豪贱”。可见佛陀跋陀罗的律行堪称典范(其被摈离长安一事，慧远曾为其辩护，未必说明其律行问题)。佛陀跋陀罗和法显共译有《摩诃僧祗律》四十卷、《僧祗比丘戒本》一卷(《大正藏》中记为佛陀跋陀罗译《摩诃僧祗律大比丘戒本》)以及《摩诃僧祗比丘尼戒本》一卷等律典。

　　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列出佛陀跋陀罗所译全部经论的目录(包括《僧祗律》四十 卷和《僧祗大比丘戒本》一卷在内)，并称这些经论共“一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安帝世，北天竺国三藏禅师佛驮跋陀罗，晋言觉贤，于杨都及庐山二处译，沙门法业、慧义、慧严等详共笔受”。可见，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全部经论(包括《僧祗律》和《僧祗大比丘戒本》在内)，都由法业等人笔受完成。若此说属实，则在《僧祗律》和《僧祗大比丘戒本》的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受的法业，理应熟悉律教义理，从而能在律学上对慧静有所教益。即使法业未在《僧祗律》的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受，但法业在佛陀跋陀罗身边多年，耳濡目染佛陀跋陀罗的律行身教，或耳闻目睹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僧祗律》的过程，比他人更有条件熟悉律教义理。

　　法业“蔬食节己”，其所在的南林寺是当时的律教重镇。元嘉年间，译出《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优波离问佛经》、《沙弥威仪》、《佛说菩萨内戒经》、《菩萨善戒经》等多部律典的厨宾高僧求那跋摩在南林寺前园中建造戒坛。元嘉八年(431)求那跋摩去世，其遗体在南林寺戒坛前火化。元嘉十一年(434)，僧伽跋摩在南林寺戒坛为慧照等五十位中国比丘和慧果等三百二十三位中国比丘尼重授具足戒。这件律教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南林寺，足见当时南林寺在律教方面的权威地位，以及在僧尼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这样的师承在律学知识学习和律行修为实践方面对于慧静有莫大助益。在中国佛教史上惟一享有“律行总持”美誉的慧静，可谓佛陀跋陀罗法系的律行传承者。

　　综上所述，慧静能成为南朝宋代名僧，与其师承的涅槃渊源和律行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二、同门

　　慧静的同门有数百之多，其中以昙斌最为有名。据唐代法藏《华严经传记》记载：法业精研华严义理，“遂敷弘幽旨，欝为宗匠。沙门昙斌等数百人，伏膺北面，钦承雅训”，可见法业的弟子众多，其中以昙斌为代表。

　　昙斌，姓苏，南阳人，409年生，475年卒，比慧静年长数岁。元嘉二年(425)，昙斌到江陵参学，后到建康，师从法业。泰始元年(465)，宋明帝敕命昙斌和慧亮递次为庄严寺的法主。元徽三年(475)，昙斌逝于庄严寺，史称“宋庄严寺释昙斌”和“庄严大斌”。

　　与慧静相比，昙斌有以下特点：

　　(一)其貌不扬

　　昙斌在师事法业前，曾经“从静林法师于多宝寺诵决所疑”。多宝寺是北多宝寺的简称。颜延之在该寺讲座上与昙斌相遇，颜延之“谓多宝寺主宝誉曰：‘此伧道人当为往器’”。颜延之对昙斌的印象是“伧道人”。伧，意指粗俗，鄙贱，说明昙斌的风度、气质不佳。这与法业、慧静有很大差别。法业“风格秀整”，慧静“风姿秀整，容止可观”，两人的风度、气质俱佳。南朝有此类美誉的名僧不多，可见法业、慧静师徒的形象非常突出。

　　(二)弘法主旨与法业相同

　　《名僧传抄》称昙斌“从南林法业受《花严》、《杂心》”。据《高僧传》记载：昙斌在建康“讲小品、十地，并申顿悟、渐悟之旨”。“小品”即小品《般若经》，“十地”是《华严经》(也称《花严经》)的重要内容。法业除专弘华严外，还“善大、小品及《杂心》”，可见昙斌的义学主旨与其师法业基本一致。因此，昙斌可谓法业义学方面的传人。此外，昙斌也讲涅槃学之顿悟、渐悟义，他也是南朝宋代的涅槃名家之一。慧静的义学主旨则与其师法业不同。

　　(三)发展道路深受统治者影响

　　昙斌学成后，并未留在建康弘法，而是回到距其故乡南阳和早年修学地江陵不远的樊邓弘法。后来，慧静也前往距其故乡余杭不远的山阴天柱山寺弘法。《高僧传》称昙斌“还止樊邓，开筵讲说，四远名宾负衰皆至”，说明昙斌在樊邓的弘法活动相当成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宋孝武帝即位，昙斌的弘法生涯出现转折点。据《高僧传》记载：孝建(454至456年)之初，孝武帝令王玄谟供送昙斌回到京都建康。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昙斌在樊邓“讲法有声”，引起孝武帝的关注。其二，静林的举荐。昙斌在师事法业之前曾从学于北多宝寺的静林，后者受到宋孝武帝的器重和尊敬。《高僧传》称静林“为宋孝武所器敬”。孝武帝敕令在樊邓弘法的昙斌回京，可能是由于静林的举荐。

　　宋明帝即位，昙斌的命运又一次发生改变。《高僧传》云：“太始之初，庄严寺大集简阅义士上首千人，敕亮与斌递为法主，当时宗匠无与竞焉。”南宋本觉《释氏通鉴》云：“乙巳(景和元)(十一月，大臣废君，乃奉太宗明帝或即位)(改泰始元)……于庄严寺学徒盛集，敕亮与斌递为法主(本传)。”泰始元年(465)，宋明帝敕命慧亮和昙斌递次为庄严寺的法主，在庄严寺里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有千人列席。当时建康的佛门巨匠中，无人能与昙斌、慧亮二人竞争该寺法主之位(当时慧静已前往浙东约八年)。庄严寺建于宋大明中，即457至464年间，当时宋孝武帝在位。唐代许嵩《建康实录》云：“宋大明中，路太后于宣阳门外大社西药园造庄严寺。”据梁代萧子显《南齐书》记载：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可见孝武帝时期所建的庄严寺有七层塔，是非常气派的皇家寺院。昙斌和慧亮被敕为这座皇家寺院的法主，可能意味着昙斌和慧亮在当时建康佛教界的代表性地位。

　　(四)擅长讲法、辩才过人

　　昙斌被孝武帝敕令回京后，曾住新安寺讲法，“时心竞之徒苦相雠校，斌既辞惬理诣，终莫能屈”。昙斌与慧亮齐名，两人均擅长讲法，这是他们能在众多义学高僧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高僧传》称慧亮“后过江，止何园寺。颜延之、张绪眷德留连，每叹曰：‘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声于后，清言妙绪将绝复兴”。上述赞美之辞若出于颜延之，则应不晚于456年(颜延之于456年去世)，当时慧静也在建康(慧静在457年六月后，随颜延之的儿子颜竣前往东扬州)，也受到过颜延之的赞誉。《高僧传》称“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荆山之玉，即楚人卞和所得之和氏璧。和氏璧初在石中，人们未认识到其价值。颜延之所说的“荆山之玉，唯静是焉”，既说明慧静不同凡响，又可能暗示着慧静的价值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慧静的辩才可能不像昙斌那么突出。

　　(五)弟子中多有学解、辩才过人之辈，而其行持并不见长

　　昙斌辩才过人，其弟子中也多有学解、辩才过人之辈，以僧宗和玄趣为代表。僧宗“善《大涅槃》及《胜鬘》、《维摩》等，每至讲说，听者将近千余；妙辩不穷，应变无尽，而任性放荡，亟越仪法，得意便行，不以为碍。守检专节者成有是非之论。文惠太子将欲以罪摈徒，遂通梦有感，于是改意归焉。魏主元宏遥挹风德，屡致书，并请开讲，齐太祖不许外出。宗讲《涅槃》、《维摩》、《胜鬘》等近盈百遍，以从来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玄趣“以学解见称”，“博通众经，并精内外，而尤善席上，风轨可欣”。然而，僧宗和玄趣在行持方面并不见长。梁代宝唱《比丘尼传》记载：“时庄严寺昙斌法师弟子僧宗、玄趣共直佛殿，慢藏致盗，乃失菩萨璎珞及七宝澡罐。斌衣钵之外，室如悬磬，无以为备。”这与慧静的弟子慧约形成鲜明对比。慧约以律行见称，并因此而被梁武帝选为授戒师。昙斌 的弟子僧宗、玄趣虽学解、辩才过人，但不重行持，这应是其成就不及慧静的弟子慧约的一个重要原因。慧静一系重学解，但更重行持，与昙斌一系不同。

　　综上所述，其貌不扬、辩才过人的昙斌是法业义学的传人，其一生的发展受统治者的影响很大；而形象突出、与其师法业义学主旨不同的慧静则弘化一方，虽未得到统治者的关注和官方的认可，但在民间有一定影响，终成“一代僧望”。

　　三、弟子

　　慧静声望很高，且“处处般游，并以弘法为务”，受学于他的人应不在少数，其最杰出的弟子是慧约。

　　慧约，姓娄，也称惠约、娄约法师，东阳郡乌伤县竹山里人，生年在452年，卒年在535年，一生历经宋、齐、梁三朝。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初八日，67岁的慧约为梁武帝授菩萨戒，梁武帝称其为“智者”，史称“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和“梁建康草堂寺菩萨戒国师智者娄惠约”。大同元年(535)，梁武帝敕命将慧约故乡旧宅(慧约于中大通四年将其舍为寺，立名为本生寺)所在的竹山里，改名为智者里，以示对智者大师慧约的怀念。

　　慧约早年跟随慧静的山居生活经历，对其一生有着深远影响。慧约继承了慧静俭素苦行、文才出众、道德高尚、戒行过人等特点，这是其成为梁代国师的根本原因。

　　(一)俭素苦行

　　《续高僧传》称慧约“祖世蝉联东南冠族。有占其茔墓者云：‘后世当有苦行得道者，为帝王师焉’”。据《善慧大士语录·智者大师传》记载：慧约的族叔郡孝廉楼道一说，慧约的曾祖道盇曾感叹道：“昔有墓师指相吾家山，云：‘后代当有苦行达道，为王者师。’今吾子孙但好射猎，宁有此望哉?”楼道一说，道盇发此感叹约三十年后，慧约出生，后来果真成为“帝者师”，相墓师的话应验了。上述史料反映出：慧约成为梁代国师的原因之一是“苦行达道”。出身豪门世族的慧约能“苦行达道”，与其早年跟随慧静的山居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泰始四年(468)，慧约拜慧静为师。《善慧大士语录·智者大师传》称“慧静乃与法师(指慧约)还山阴天柱寺，后复同住梵居精舍，寻移西台寺，讲经看论，穷观山水。所至，辄采杂果，捣治服之”。慧静在山居生活中悉心培养弟子慧约。这种修行生活方式令慧约在义学和行持两方面都受益终身。

　　慧静逝世后，慧约仍继续保持着山居苦行的修行生活方式。《续高僧传》称慧约“及静之云亡，尽心丧之礼。服阕之后，却粒岩栖，饵以松术”。慧约的山居苦行，令一些名士、名臣对其敬重不已。《续高僧传》云：“齐中书郎汝南周颐为剡令，钦服道素，侧席加礼，干钟山雷次宗旧馆，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结宇山椒，疏壤幽岫，虽邑居非远，而萧条物外，既冥赏素诚，便有终焉之托。颐叹曰：‘山茨约主清虚满世。’”可见，慧约任钟山草堂寺的寺主时，该寺虽未远离乡邑，但慧约仍彰显出清净虚无的风格，这源于多年的山居生活经历对慧约气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时任齐太子少傅的沈约“至寺，与法师(指慧约)相识，屡相嗟叹，以为道安、慧远无以尚也”。隆昌元年(494)，沈约出任东阳郡太守，时年42岁的慧约同行前往。《续高僧传》称慧约“在郡惟以静漠自娱、禅诵为乐，异香入室，猛兽驯阶，常入金华山采桔，或停赤松涧游止”。《善慧大士语录·智者大师传》称慧约“遂游金华山，住赤松涧，采药服饵。时有道士丁德静隐居此山……后德静醉卧，忽有毒蛇啮足而死。观宇空废，纵有道士，辄为精蛇所娆，竟不能居也。□山县令徐伯超闻之，曰：‘山精为害，由道士皆不能精进所致耳。试推此观与约公，必能清卫。’于是乃共入涧请法师。法师不辞，直移入观，居住良久……自此后，观中无复妖怪也。法师在观逾年，饵药断毂，所进麻、枣而已。”慧约随沈约到东阳郡的经历，与其师慧静随颜竣到东扬州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慧约在东阳郡仍过着山居苦行的生活，与其师慧静当年的修行生活方式一样。

　　《续高僧传》称其“饭饵松术三十余年，布艾为衣过七十载，鸣谦立操，擅望当时”。慧约能终身保持俭素苦行的习惯，与慧静的身教有直接的关系。

　　(二)文才出众

　　《续高僧传》云：“及沈侯罢郡，相携出都，还住本寺，恭事勤肃，礼敬弥隆，文章往复，相继晷漏，以沈词藻之盛，秀出当时，临官莅职，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慧约能和“词藻之盛，秀出当时”的沈约“文章往复”、“同居府舍”、“率意往来”，与其文才出众有一定的关系。

　　《善慧大士语录·智者大师传》称慧约“才思清迥，至于制作文章亦皆臻妙，常与湘东王咨议范贲友善。及贲亡，法师乃临其丧，赋诗曰：‘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此诗传于天下，为世所重”。慧静“才识清远”、“解兼内外”，“有成仪、文学”，即有学问，不仅懂佛教义理，也懂外学，故后世吉藏以“昔山中学士”称之。慧约文才出众，可能与其早年受到慧静的启发有关。

　　(三)道德高尚

　　《善慧大士语录·智者大师传》云：“约寻为佐仆射、尚书令，法师并随在省中，常以说法为务。时有二白蝙蝠现草堂寺东门上，毛色美泽。众僧相谓曰：‘仙人合药，常用此物，求不可得，有缘至耳，必为法师瑞应也。’乃笼将入省，以与法师。法师熟视良久，曰：‘我服食数十年，常啖草木根叶，尚怀不必。今合药用众生皮骨者，岂人心哉?服汝，纵能使我长生久视、白日飞腾，义不忍害汝，以成己也。’于是送还草堂寺放之。少顷，又有二头现法师梁下。法师咒而遣之如初。”可见，俭素苦行的山居生活经历对慧约高尚人格的塑造大有益处。《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称慧静“志节高峻”，即志向和节操清高、超凡脱俗。《续高僧传》云：“以约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阁梨之尊，属当智者之号，逡巡退让，情在固执，殷勤劝请，辞不获命。”慧约获得沈约等士大夫的敬重，乃至得到梁武帝的尊崇的原因之一是其道德高尚，这应与其早年受到慧静高尚人格的熏陶和感染有关。

　　(四)戒行过人

　　《善慧大士语录·智者大师传》云：“上将受菩萨净戒，乃妙择法门，穷推戒行。时大德僧四方云集，师道所向，独归法师(指慧约)。”可见，梁武帝选择慧约为其授菩萨戒，主要因为慧约的戒行在当时佛教界非常突出。《重编憨山禅师八十八祖传赞序》云：“教主几十有六人：净土则远公、法照，合永明、中峰而四；台宗则灌顶、法智，合永嘉而三；贤首则法藏，合清凉、圭峰而三；密宗则不空，合一行而二；慈恩则玄奘、窥基而二；律师则钟山惠约，及南山道宣而二……噫!侨陈如暨二十七祖外，东土仅六十人耳，而十五人为浙产，若律宗之惠约……”慧约成为梁代国师，并被后世视为律师的代表、律宗的祖师，与在中国佛教史上惟一享有“律行总持”美誉的慧静之身教有直接的关系。

　　南宋怀悟云：“痛以内教自律其身，端以俭素诚德为宿归之地，而慕梁惠约之为人也。”慧静俭素苦行、文才出众、人格高尚、律行精严，为弟子慧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为其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外护

　　慧静的弘法生涯离不开外护的影响和帮助，其外护以颜延之、何尚之和颜竣为代表。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是弘扬佛教的著名居士，曾写文驳斥何承天所著《达 性论》，受到宋文帝刘义隆的肯定。梁代僧祐《弘明集》云：“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余言……帝善之，谓侍中何尚之曰：‘……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说明颜延之的撰文使宋文帝认可佛教对其统治的贡献，因而对佛教的发展抱支持的态度。

　　何尚之(382－460年)，字彦德，也是有名的佛教居士，曾向宋文帝力陈佛教的辅政之功，曰：“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世主若能剪其讹伪，奖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独可奇哉?”宋文帝赞叹他：“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季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听了何尚之的话后，宋文帝开始笃信佛教。《高僧传》云：“帝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经，及见严、观诸僧，辄论道义理。”可见，何尚之为南朝宋代佛教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高僧传》称慧静在建康时，“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续高僧传》称慧静“为特进颜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在介绍何尚之的事迹时，根据上述史料，称“何尚之与颜延之及慧静相交游。慧静当初曾游学庐山，后来归还京都修行。他住在治城寺时，颜延之与何尚之仰慕其风德，甚表尊敬于他。颜延之经常赞美他说：‘只有慧静，才是荆山之玉。’荆山之玉是譬喻贤良的意思，慧静正被以这样的人来尊崇”。

　　颜延之所说的“荆山之玉，唯静是焉”，意指当时像和氏璧般珍贵的高僧，只有慧静一人。南朝宋代义学高僧比比皆是，仅涅槃名家中，颜延之接触过的就有竺道生、昙无成、昙斌、慧亮等。颜延之的这句话是对慧静极高的评价。

　　颜延之对慧静的敬重和赞誉，影响到其子颜竣。颜竣为孝武帝登基立下过汗马功劳，曾经深得孝武帝的器重，但因对孝武帝“谏争恳切，无所回避”而逐渐为孝武帝所厌。孝武帝于大明元年(457)六月丁亥，“以丹阳尹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出任东扬州刺史时，带慧静同行，慧静因此而居于山阴天柱山寺。《高僧传》云：“及子竣出镇东州，携与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颜竣外任带慧静同行，说明两人的交情不浅。慧静与东扬州刺史颜竣同行来到浙东，应有利于其在浙东初期弘法事业的开展。

　　大明二年八月“丙戌，中书令王僧达有罪，下狱死”。王僧达认为自己是被颜竣谗害构陷，临死前述说颜竣常怨自己的谏言不被孝武帝采纳。王僧达所言有相当的证据，于是颜竣被免去官职。孝武帝于大明三年“二月乙卯，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徙为扬州刺史”。可见，大明三年(459)二月乙卯，孝武帝将扬州所统的六郡作为王畿，而将东扬州改称扬州，任命原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为扬州刺史。这说明颜竣被免去官职的时间不晚于459年二月乙卯。后孝武帝诏曰：“竣孤负恩养，乃可至此。於狱赐死，妻息宥之以远。”大明三年“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后赐死”。颜竣之子“辟强徙送交州，又于道杀之”。此事对随颜竣来到浙东的慧静可能有一些负面影响。《高僧传》称慧静“及大明之中，又迁居剡之法华台”。大明(457至464年)间，慧静迁居剡县法华台寺，不知是否与颜竣获罪一事有关。

　　颜竣死后，孝武帝对他的恶感仍未消除。《宋书·沈怀文传》云：“怀文与颜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见诛，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谓怀文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怀文默然。尝以岁夕与谢庄、王景文、颜师伯被敕入省，未及进，景文因言次称竣、朗人才之美，怀文与相酬和，师伯後因语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怀文屡经犯忤，至此，上倍不说……时游幸无度，太后及六宫常乘副车在后，怀文与王景文每陈不宜亟出。后同从坐松树下，风雨甚骤……俄而被召俱入雉场，怀文曰：‘风雨如此，非圣躬所宜冒。’……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颜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颜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可见孝武帝对颜竣厌恨之深，这对于和颜竣有交往的慧静可能不利，但终无碍“志节高峻”的慧静弘化一方。

　　颜延之、何尚之有很大的影响力。《出三藏记集》称求那跋陀罗(也称求那跋陀)到建康后，“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名僧传抄》也称其到建康后，“颜延之宕才硕学，束带诣门，于是京邑道俗车盖相望”。何尚之曾师事求那跋陀罗。可见颜延之、何尚之等对求那跋陀罗的恭敬礼遇，是求那跋陀罗受到京邑道俗争相拜访的原因之一。颜竣在获罪前是东扬州的主管官。颜延之、何尚之和颜竣对慧静的敬重，无疑有助于提高慧静的声望。

　　吉藏称慧静为“昔山中学士”，可见慧静留给后世的印象完全是其在浙东山寺生活的写照，这说明慧静真正成名应是在其弘化浙东时期。慧静在浙东弘法十余年，“处处般游，并以弘法为务，年过知命，志节弥坚”。这种做法在中国僧人中是较少见的。通过游化，慧静与当地僧众和信众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虽然有颜延之、何尚之和颜竣等人的影响，但是慧静的成就与声望应主要归因于其自身的德行与智慧，以及游化的弘法方式。

　　五、结语

　　“荆山之玉，唯静是焉”，是颜延之对南林寺慧静的赞誉，却也是慧静在后世影响的写照。慧静如荆山之玉一样，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未被学界所充分认识。对其的研究，就如同剖玉的过程。由于有关慧静的史料不多，对其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使我们可以通过相关人物的史料而更清晰地认识慧静，通过慧静与相关人物之间的联系而更准确地评价慧静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作为法业的高足、佛陀跋陀罗的再传弟子，慧静继承其师祖佛陀跋陀罗的律行传统，不但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惟一享有“律行总持”美誉的僧人，而且培养出梁代国师慧约这样的高徒，可谓佛陀跋陀罗法系中承上起下的关键人物，对于佛陀跋陀罗法系的延续、发展贡献很大。

　　慧静和同门昙斌在当时南方佛教文化中心建康完成学业，都回到离故乡较近的地区弘法。昙斌后被宋孝武帝敕令回京，又被宋明帝敕封为庄严寺法主，其弘法生涯受到统治者的影响。慧静则一直辗转于浙东的山寺，在民间弘法利生。与受到官方认可的同门昙斌相比，游化于民间的慧静毫不逊色。慧静和昙斌不同的发展道路，分别代表着南朝宋代佛教僧侣的两种不同的命运，或受统治者关注而在首都弘法，或未受统治者关注而弘化一方。

　　作为慧静的高徒、佛陀跋陀罗的三传弟子，梁代国师慧约是佛陀跋陀罗法系中政治地位最高者。慧约早年跟随慧静的山居生活经历，对其一生有深远的影响，其成就与慧静的身教是分不开的。

　　慧静的成就与颜延之、何尚之和颜竣等外护有一定的关系。颜延之、何尚之对慧静的敬重，有助于提高慧静的声望。颜竣对于慧静的影响则比较复杂。颜竣出任东扬州刺史，为慧静弘化浙东提供了契机，并有利于慧静在浙东初期弘法事业的开展。其后颜竣获罪被诛，又可能在政治上对慧静不利，但终无碍慧静弘化一方。

　　对于南林寺慧静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不但是全面研究慧静的前提，而且是研究其他相关历史人物的基础。本文对慧静之师承和弟子的研究，指出慧静、慧约均属于佛陀跋陀罗法系。这对于佛陀跋陀罗法系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黄夏年)